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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崔清明:考上大学,上天给了我太多惠顾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崔清明,1959年生人,1976年石家庄市第25中学毕业,同年到河北省深县石像大队插队,1978年3月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2年毕业后在杂志社做编辑,编审。


原题
我的1977




作者:崔清明



1977年我18岁,还是个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一天傍晚收工后回到青年点,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谈到了大学招生的情况,大概意思是1977年的招生与往年有所不同,可能要有大的变化,肯定要有文化课考试,叮嘱我如有上大学的打算,要早做准备。

从现在的资料看,那时正是“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时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所调整和变化。在大学做过领导的父亲,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预感到招生政策可能要有所改变,所以给我写了这封信。

父亲来信的时间应是八九月份,比当年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恢复高考时间要早一个多月。

那时我下乡快一年了,虽然每天下地出工,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一直没有放弃绘画练习,大多是晚上的时间找个知青或是老乡画张素描或水粉什么的。

劳累一天的我忙里偷闲坚持画画,并不是因为对美术有多么强列的追求和热爱,不过是想能多学一门技术,作为将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跳板而已。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被招工回城,去电影院或剧团当个美工,要是能当兵在部队放个电影、画个幻灯就更好了。

之前听县文化馆的美术老师说地区京剧团要招美工,我还找了本样板戏的舞美剧照临摹了几张,准备去碰碰运气。

看了父亲的来信,对我触动很大,如能考上大学,无疑是我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机会了。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一青年点的时金鼎,他也很兴奋,我们就一起偷偷复习起文化课。其实,我把这事告诉他,并不完全因为我俩是最要好的哥们,说起来我还是有点小私心的:一是想复习时有个伴,可以互相督促和鼓励;再就是他学习基础好,知识面广,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请教他。最主要的是他还保留着一套高中的课本,这样复习起来就方便多了。

那时我对高考一无所知,还是金鼎知道的多。他说“文革”前美术考生一般归到文科里,除了考美术专业外,还要考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照金鼎的说法,我先把画画放到一边,专注起文化课的复习。

文科的这几门功课中,我最怵头的就是数学了,因为高中这两年我主要参加学校美术组的活动,大部分时间都画画了,文化课基本就没学,尤其是数学。我记得当时一学期下来,我的数学本就写了两三页的作业。

我当时总是不明白,美术考生为什么非要考数学。每当我数学看得云山雾罩、头疼难忍的时候,就会气急败坏的问金鼎:你没弄错吧,考文科真的有数学吗?每到这时候,金鼎都肯定地回答:肯定有的。

现在看,金鼎说的是对的,只是1977年刚恢复高考,河北的美术考生文化课只要求考语文和政治两科(我不知道别的省当年是怎么规定的)。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我知道了美术考生文化课的考试内容后,后悔不已,对着金鼎大呼: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了。虽然听金鼎的话,让我复习上走了一些弯路,但后来一想,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白搭呀,索性一股道走到黑,就按文科复习,万一美术考不上,也许还能考上个什么文科学校呢。

当青年点的知青都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一个个急赤白咧地找书找资料时,我和金鼎偷着乐了,我们已经提前复习一个多月了。说起来,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太短了,可在当年,77级的考生大都是靠着这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拼搏过来的。而我和金鼎则比别人多出近一倍的复习时间,庆幸呀。

我们青年点的大部分知青都报名参加高考,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起来。为了争取宝贵的复习时间,每天点灯熬油复习到深夜。有个别胆大的人干脆请了病假,回家复习去了。

我那时最盼的就有个刮风下雨天或是得个头疼脑热的小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出工在宿舍好好复习了。那时我们青年点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黑了别明,阴了别晴,多少闹点小病,千万别要了命。

时金鼎的老家就是我们青年点这个村的,他父母在广东梅县的部队工作,老家还有爷爷和叔叔。为了挤出时间复习,我们有时假装生病请个假,躲到他叔叔家复习几天。

那时让我们着急的不只是复习时间的不足,最主要的是缺少复习资料。我们青年点有个女知青,父亲是小学老师,给她寄来了一些复习资料,听说还有几篇他父亲猜测的作文题目写成的范文。这女知青把别的复习资料让我们传抄了一遍,唯独不让大家看她父亲写的范文,真让我眼馋的不行。

一次金鼎悄悄地和我说,那女知青和他交换复习资料,作为回报让他看了一篇范文。我急忙问:怎么写的,快和我说说。金鼎笑了笑说:没什么可说的,像小学四五年级写的作文。我听后也笑了。

那年月流行一句大庆工人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学习铁人精神,没有范文我们自己写范文。我和金鼎也琢磨了几篇作文的题目分头去写,再相互交流。

我们青年点有个天津知青,叫张雨生,也是我一个不错的哥们,看着大家认真刻苦的复习劲头,也来了情绪,跑来问我复习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我说我要考美术,所以复习的是文科,他听后不假思索地说:那我也复习文科。

听他这话,我赶紧和他解释说,复习文科还是理科,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是文科强还是理科强,这样高考才能有希望。他听后赶紧说:我就是文科强、文科强。我一听这,正好还有一篇我们拟好的作文题目《考场路上》,就给了他,让他写好后我们再相互交流。

转天雨生兴冲冲地找到我,说作文已经开始写了,让我看看怎么样。我看了一下他写的作文:清晨,我走在考场路上,太阳冉冉升起。我看了这只写了一句的作文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了句:写得不错呀,有点诗意。听了这话,他拿着作文得意的走了。

过了几天我问他写的怎么样了,他说正写着呢。又过了几天去他宿舍,看还是这一句,我急了,说你就这一句冉冉升起啊,还会别的吗?雨生一听笑了,撇着天津腔和我说:我你妈哪会写作文呀,就这一句还是抄来的,我不过是看你们天天复习,看着眼热,和你们凑个热闹罢了。

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了高考,而当年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录取人数是27.3万人。我们青年点当时有四十多名知青,有三十多人报名参加了高考,算上我,共有三人考上了大学,按百分比来算,我们青年点的录取比例算是高的了。如果说十年“文革”耽误了几代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是受影响最深的(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现在有一些77级的同学常把当年的报考人数和录取的比例拿出来炫耀,但有谁能说清,这570万的考生中有多少是像张雨生这样只是来凑热闹的呢。

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临近高考的前两天,金鼎的爷爷突然去世 ,他父亲所在的部队有任务不能赶回来奔丧,而高考这天正是他爷爷出殡的日子,作为长孙的他,只能放弃高考,替他父亲打幡摔盆。金鼎是当时青年点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他没能参加高考,我真替他惋惜。

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来我们村征兵,他和雨生都报名参军。他俩当兵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要好的知青为他们送行,大家喝了不少酒,金鼎喝醉了,用粤语唱起了广东民歌,哇啦哇啦的我一句也没听懂。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1977年河北省的高考时间是12月15、16日两天。

记得那天下着小雪,路很泥泞。我是在县城的城镇中学参加考试的,到考场的时候,我那只破了个小口的翻毛皮鞋,早就让雪水浸透了。

雨生也报的文科,我俩在一个考场。

头进考场的时候,雨生偷偷和我说:哥们,要是咱俩挨着,得让我抄你点呀。可惜我和他的座位差了一排,如果当时我俩的座位分到一起,我肯定会让他抄的。

当年的考场,座位的安排还是平时上课时的样子,两个人一桌。我旁边的是个女生,看装束也像个知青,但两天考下来,没和我说一句话,做完了题赶紧用胳膊挡上,生怕我抄她的。我当时心想:就你这样,也未必能考上。

雨生的同桌也是个女考生,但和我的同桌截然相反。听雨生说,这女生做完了题就把卷子放到他这边来,主动让他抄。雨生也礼尚往来、互助合作,也把卷子放过去让她抄。只是考完后雨生和我感叹:还不如我会的多呢,净让她抄我的了。

下乡分别时的合影,左时金鼎、右张雨生,后为作者

两天的高考还算顺利,只是语文考试时出了问题。在分析句子这道题上,我很轻松地就判断出了几个句子中,哪些用的是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可在写答案时,夸张的“夸”字不会写了,越着急越想不起来,心想不行写个同音的错别字代替一下吧。可这一慌,连个同音字也不会写了。

时间不能等呀,放弃这题赶紧往下做吧,可明明会的题白丢分又不甘心,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写个近音的字吧,“瓜”字我会写,干脆来个“瓜张”。心想,反正我“张”字写对了,说不定评卷老师开恩,4分的小题会给个1分2分的呢。

前两年和几个发小一起喝酒,为了找乐和他们说起了我的这个段子,一个发小说:你真笨,你不会写个“跨”字呀。我一听急了:你大爷,我他妈要是会写“跨”,我还不会写“夸”吗?

那天回家后查了《新华字典》,夸的同音字有侉、垮、挎、胯、跨,可我当时一个也不会写。

再就是在写作文时遇到了大麻烦。记得当年的作文题目好像是园丁赞(我一直在网上查找河北省1977年高考的语文试卷,但没有查到,不知我的记忆是否准确)。因为这类文章上学时写的不少,所以心里有底,也轻松了许多,可谁知乐极生悲,原打算在草稿纸上起草,但一时写顺了手,小词一个劲的往上拱,写着写着就忘了是在草稿纸上写了,等到醒过劲来,再往卷面上抄的时候,时间来不急了。

我看了一下教室前边挂着的钟表,离交卷时间也就十几分钟了。情急之下,我赶紧向监考老师举手示意,说明情况,请老师给我找把剪刀和胶水。监考老师犹豫了片刻,还是去教研室找来了这些东西,我赶紧把草稿纸上没抄完的部分剪了下来,粘到了卷面上,又草草地写了几句结尾的话。

现在想起来,当年是多么幸运呀,好在是第一年恢复高考,考试制度还不完善,估计对考试的卷面也没有什么明确要求吧。要放现在,我那打了“补丁”的试卷,百分之百是张废卷。大学毕业后做了杂志社的编辑,每当对稿子做些修修补补、剪剪贴贴的工作时,我总会想到高考时的情景,心里话:这活咱会干,有经验。

坦白地说,1977年高考我是作了弊的。好在40多年过去,现在说说也不妨,算是给这篇文章添点佐料吧。

第一天考完,我发现每场考完后监考老师只收试卷,不收草稿纸。心眼一动,就把草稿纸偷偷带了出来,正好下一场考史地,我就把一些自己认为可能要考,但还没有背过的题,用几个关键字写到草稿纸上,写的时候不敢太整齐,在纸上东一行西一句的,还故意把字写的很潦草,生怕监考老师看出破绽。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草稿纸是浅灰色的,质地有点像当年商店包点心用的草纸,写字时不小心就会划破。但那带进考场的草稿纸是否派上了用场,我记不太清了。如果我现在说一点也没用上,就又显得自己不够诚实。既然是自己主动坦白的,那就彻底一点,算是抄上了一两道题吧。

当年美术专业考试是在各地区集中进行的。我是从石家庄到老家衡水深县下乡的,所以得去衡水考试。考试前一天,我到了衡水,住在亲戚家,第二天早早赶到考场。

考场设在衡水师专,我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围了不少考生。其中有几个人比较显眼,有的穿着米黄色的风衣,留着小背头,还有的提着油画箱,感觉很牛很有派的样子。他们正和报名登记处的老师交谈着什么,仿佛很熟悉,还时不时的帮助老师维持一下秩序。听旁边的考生说,那几个是剧团和影院的美工,画的都很好。

第一场考试是初选,画的是篮球和手榴弹的静物素描。一个剧团的美工和我一个考场,画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看了一眼他的画,感觉也就是一般水平。等到画完交卷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全场,心里大概有了点底,心里想:衡水和石家庄的水平还是有点差距的。那个剧团的美工主动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哪的考生,在哪学的画,当我和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后,他马上和我客气了许多,还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让我有空去看看他的画。

因为初试感觉比较好,下午公布复试名单的时候,我没有着急地挤在人群中看榜,等大家渐渐散去后,我才慢慢地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复试要考三场,内容是素描头像、静物色彩、命题创作。

素描和色彩都没多大问题,我最怵头的就是命题创作了,因为那几年学画画主要是素描和色彩基础练习,很少接触美术创作。好在衡水的美术考试比石家庄晚了十几天,石家庄的画友提前给我写信,告诉了美术考试的大体内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命题创作这一信息。临阵磨枪,针对自己的弱项,我提前做了准备,选内容、找资料,画了几张创作的草图。

命题创作的考场不同于前两场,一人一张桌子,基本看不到别人是怎么画的。因为创作题目和石家庄相同,我又提前有了准备,所以这一场我也算顺当地考了下来。交卷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别人的画,还真有画的不错的。后来听人说,有的考生很有创作经验,作品不光参加过省市美展,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呢。

录取前的体检是在县医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正规的全面检查,不免有些紧张,生怕身体哪有点毛病被刷下来。每检查完一科,看到大夫写上“正常”二字,才能轻松的喘口气。

五官科的体检大夫是个中年女性,个子不高,很严肃的样子。我前面检查的是个农村的小伙子,体育考生,和我一样,也是诚惶诚恐的样子。其中眼科检查时,女大夫拿了几张卡片,问他卡片上是什么,体育考生看着卡片上很多小方格中乱七八糟的颜色,有些慌张,根本不懂女大夫问什么,就疑惑地摇了摇头。女大夫也不做说明和提示,拿过他的体检表就写了个“色盲”,体育考生也没什么反应,拿着体检表急忙到别的科检查去了。

幸亏我和雨生聊天时听他说过,他们当兵体检有这项检查。当女大夫问我的时候,我仔细辨认了一下,马上说出了卡片上的图案。女大夫可能是写顺手了吧,在我的体检表上也写了个“色盲”。我一看急了,忙说:大夫,我不是色盲吧。女大夫仿佛醒悟过来,脸上有了点歉意的表情,赶紧把“色盲”划掉,改成“正常”,又领我到医院办公室,在修改处盖了个公章。我拿着体检表疑惑地问女大夫:这样行吗?女大夫不耐烦地来了句:没事,赶紧去做别的检查吧。

我不知道那不负责任的女大夫的检查结果是否会影响那位体育考生的录取,但我的体检表上要是“色盲”的话,肯定就上不了美术院校了。

1977年我能考上大学,无疑是上天给了我太多的惠顾。我常想,如果没有父亲的来信让我提前复习,没有监考老师给我找来的剪刀和胶水,没有石家庄的画友提前告诉我命题创作的题目,没有雨生无意间和我提到的那检查色盲的小卡片,乃至我那打了“补丁”的试卷被当成废卷,我的作弊行为被发现,等等这些,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都有可能与大学无缘了。

现在有句流行的活:学会感恩。可我这人天生嘴笨笔拙,还从来没用语言或文字对那些恩惠和帮助过我的人有所表达,好在我的心还不是太笨,我所要感激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记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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