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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伟杰，1954年生于北京，1970年初中毕业到北京地质仪器厂做电子工，期间自学绘画。1980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毕业后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1996年起供职北京理想设计艺术公司，从事平面设计、广告策划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等工作。参与设计《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等。作者：唐伟杰
那时我刚刚到北京的一家工厂里当工人， 当时是“文革”后期。因为“文革”中遗留的问题， 工厂已经基本停工，军宣队成了过街老鼠，每天躲在办公室不敢出来。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们每天堵着他们的门叫骂不止， 工人们虽然每天仍然按时上下班，但去了以后大多是在打扑克、下棋或是打毛衣。我算比较另类吧，每天就是看看书，或者画画，也就是临摹。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想找到一些可供临摹的图片很困难，哪像现在，在网上一搜，要什么有什么！唯有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杂志，在封面和封底上经常会刊登一些绘画作品，可当时的旧杂志经过破“四旧”已经难觅踪影，能够找到旧杂志的只有一个所在——那就是肉铺！有一段时间肉铺卖肉都是用旧杂志做包装纸，于是去找肉铺要，可人家不给，就帮人家干活，把杂志裁开，然后把彩页带回来用做临摹之用。
从肉铺里淘换出来的“文革”前老杂志封面上的美术作品
一天， 厂里的一位姓刘的同事挺神秘的告诉我，可以去北京火车站画画， 原来他最近找了位老师，老师让他不要总是临摹，一定要多画写生。可到哪去画呢？那时可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美术培训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有人在北京站里画速写， 于是他约我一起去。北京火车站建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号称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中西结合的造型，黄琉璃瓦的屋顶，在当时看起来很是气派。
这是我1982年在大学上摄影课时拍的照片，和1970年代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进入宽阔的车站大厅，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背着五颜六色的包裹，扶老携幼的排着长队。迎面是两部当时还很少见的滚梯，沿着滚梯上到二楼，两面是几个很大的候车室。候车室里放着许多木制的长椅，坐满了南来北往的旅客，各式各样的行李、包裹码放的随处都是，大喇叭里不时播出广播员播告的列车信息，虽然服务员不停地进行着清扫，但卫生状况依然糟糕，整个候车室里充斥着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
正在玩翻绳游戏的一对母女
第一次面对活生生的人物，第一次面对这样真实的生活，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从何下手，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偷偷地画几笔，又觉得四周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对着自己指指点点，感觉浑身上下不得劲。偷着画别人，你就管不了别人活动，刚画几笔，对方动了，或者走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首先要了解人物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深入观察、加强记忆、掌握大局、果断下笔。这些方面的锻炼对于绘画技艺的提高实在是至关重要。
从楼上看一楼车站大厅里，车站工作人员正在做地面的清洁卫生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逐渐地找到点感觉，慢慢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不满足总是躲在一边偷画。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和一个看起来很面善的大爷商量：“大爷，给您画张像好吗？”当最终得到对方的允许，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下来画张头像时，真的是心花怒放了。有了第一次，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自此开始，每天下了班，就急急忙忙地赶到北京站，开始一天里的第二次上班。后来不知怎么的还去车站的职工食堂换了饭票，饿了就堂而皇之地去职工食堂吃饭。那些被画的旅客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有的愣愣磕磕的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有那表现欲强的，洋洋得意的搔首弄姿。还有的不知怎的认为画画会夺去人的魂魄而对画家怒目相向，最夸张的是有一次一位旅客认为被人冒犯了，欲对画他的人大打出手，那小子被追得在候车室里四处逃窜。
那时车站的站前广场上是一个很大的存车处，存车费白天两分，晚上12点以后就变成1毛，所以，每天的11点50分就是我们下班的时间。走出车站，交两分钱取出自行车，悠哉游哉的骑着车，耳边听着车站大钟整点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逐渐远去，成了每天固定的程序。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说实在的，当时没有任何功利方面的目的，没有人指望用画画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人指望用画画去挣钱，更没有家长在后面威逼利诱，完全就是出于喜欢， 凭着这单纯的情感，肮脏、混乱、臭气哄哄的候车室成了我们乐而忘返的乐园。每天我们在这里随心所欲的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绘画的技艺在这日复一日的磨练中渐趋成熟，观察力、表现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环境中锻炼过的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捕捉到对象最生动的神情、最典型的姿态，笔触简洁、流畅、概括，难于复制，完全沉迷于一种艺术表现的愉悦之中。
有那么两年，北京城里到处都是上访的人，许多人把车站的候车室当成了落脚的地方，携家带口地安顿下来过起了日子，白天把铺盖卷一卷，堆在墙角，趴在长椅上写材料，到了晚上，被子一铺，蒙头大睡。甚至还有那耐不住寂寞的男女，竟全然不顾众目睽睽之下，蒙着被子就行开了苟且之事，俨然把候车室当成了自家炕头。而警察对此也无可奈何，只是走过去，踢上一脚，再吼上两声：“起来！怎这么不要脸？” 然后走开。您要把他抓走，那可谢谢您啦，这下他找着饭门啦！
生活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候车室里的绘画群落也在磕磕绊绊中一直存在着，有时兴旺，有时衰落，一批人走了，另一批人又来了。记得当年就曾经和朋友们调侃，将来别人要问，我们就说是北京站毕业的，虽是调侃，却也是实话，在这里得到的，够让我们终身受用的了。这里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站，是我们真正的大学。终于，在我踏进工厂整整十年的这一天，我接到了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像是做梦，一个初中都没有上完，已经有了十年工龄的老工人，竟然又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学校寄来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那几年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接触并认识了许多人，这些人当年都是20多岁，大都在工厂工作，很少有人是真正从事美术工作的，许多人后来凭借着这份技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专业的艺术工作者。一些当今的名家大腕，当年也曾混迹其中，因恐怕人家对此等经历有所忌讳，所以不提也罢。其中有几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回想起来，恍如昨日，写在下面，算是对那段岁月的纪念。第一位不能不提的是我当年的同事刘先生。他和我同一年进入工厂，他是铣工，我是电子工。刘先生身材很高大，但有些单薄，手大而有力，我们是因为喜欢画画而熟识的。是他最早约我一起去北京站，开始这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的。刘先生当时进步非常快，他的速写造型准确，神态生动，挥洒自如，显得非常老到。我们在到北京站画速写的同时，有时也会在家里进行一些石膏、静物、人物等长期作业的练习。而刘先生也许是由于过分迷恋那种龙飞凤舞、天马行空的画风，对于画长期作业嗤之以鼻。当我们最终有机会参加高考的时候，素描考试规定是两个小时，可刘先生十分钟就没事干了。结果是最终名落孙山。后来他调到一家电影院当了美工，再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许多旅客在候车室里席地而卧
我和他的再次见面挺有戏剧性的，那是许多年以后，为了装修房子，我去逛居然之家，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小小的门脸，招牌挺有趣，写的是“铁匠铜铺”，及至看到里面的几件金属装饰品，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造型大气，极富想象力和现代感，而且制作十分精美，灵动飘逸的造型透着狂放和不羁。不禁心中暗叹：此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向店员询问作者来历，真是巧之又巧，作者就是这个店的老板，竟然是久违了的刘先生！立刻联系见面，畅叙别情，自是一番感慨。老友自离开电影院，自己开了一个金属装饰工作室，敏锐的艺术感觉，极强的造型能力，专业的金属加工技能，再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各种因素完美的集于一身，在这个行当之内，一时竟无人能出其右，锻铜、铸造、雕塑、甚至景泰蓝， 无所不做，无所不能。如今，他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如鱼得水，尽情驰骋，当年他虽然没能进入正规大学的校门，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景泰蓝小猪
第二位姓张，身材不高，带副眼镜，很精干的样子， 眼睛总是向上瞅，显得很高傲。那时候他身边总是跟着一群人，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显得很威风。对他的画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应该还是不错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捧着他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画画时候的派头，他画画时橡皮用得很勤，但他自己从来不带着，要用的时候就向后边一伸手：“橡皮！” 也不管后边是谁，反正一般人都会递给他用。更绝的是橡皮用过后就像肉包子打狗，不见回来了。呆会再用时还是向后边一伸手：“橡皮！”有两次赶巧我坐在他后边，他伸手要橡皮我就递给他，用完了也不还， 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个派头，还是为了收集橡皮！一次在同事处看到一本画集， 大八开的开本，装帧极其奢华， 拿过来一看，封面赫然写着这位仁兄的名字，而装帧设计就是我的这位同事，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装帧设计家。我向同事提起此人，同事还有印象，说他现在开着很大的公司，老婆家很有钱。我问同事：“你觉得画得怎么样？” 答曰：“装帧材料用的不错。”第三位也是姓张， 看起来像个学生，白白净净的很讨人喜欢。当年画画时经常碰到，也混得很熟了，但一直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和他的再次见面是在我考进美术学院的第二年，而地点却是在绝没有想到的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我们在教学楼顶层的素描教室画色彩静物，我的两张作业已经接近完成，还在画板上裱着。这天早上，我 来到教室后，一下子傻了眼，画板还在架子上，可上面的画却被人开了天窗，不翼而飞了。一查，全班一共丢了三张画，其中两张都是我的，毫无疑问是被准备考学的考生拿走了。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人还顺手牵羊地拿走了我挂在旁边的一个绿色书包。书包已经极破旧，扔在街上都不会有人检的那种，可里面放着我的一套绘图工具。这套工具还是我在工厂工作时车间发给我使用的，走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要，我也就没还。如果真的丢了，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我是绝无能力再买这么一盒的。这让我非常生气，得想办法找回来！我于是分析了一下情况，当年美术院校在北京就那么几家，他在我们这里偷了画，一定不会到我们学校来报考。中央美院的报名已经结束，电影学院今年不招生，剩下的只有中央戏剧学院。说去就去，我立刻赶到戏剧学院，向负责招生的老师说明了情况，还把几张画的构图给他们画出了草图。负责招生的老师挺和气，他让我留下联系方式，答应帮我注意一下。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传来消息，说是已经有人拿着画去报名了，他们已经把画留下了，让这个人第二天再去看结果。我一听这个得意劲就别提了，简直是神机妙算，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吧！第二天一早我就兴冲冲的赶到了戏剧学院的报名处。时候不大，就看到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仔细一看，不觉心下一沉——熟人，在北京站画画的时候经常见面，也算是比较熟悉的，只是从来没问过姓名，难道会是他吗？他看到我也是一怔，看得出有些慌乱，问我：“你也来报名呀 ？” “啊，哦，我办点事。” “最近挺好啊？” “还行。” 我嘴上和他有一搭无一搭地寒暄着，心里却在紧张盘算，万一要是他我该怎么办？这时，负责招生的老师见我和他聊得挺热乎，大概有点不太高兴，把我叫出去问我：“就是这个人，你认识他呀？” “啊……，也不太熟。”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当时十分的慌乱，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我语无伦次地说：“画我拿回去，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说完，我拿着画像逃跑一样的逃离了戏剧学院。回来以后，我才发现，小伙子去报名时还把画放在我那个破书包里，里面的绘图工具原封未动，看来他根本就没注意里面还有东西， 只是为了拿东西方便而把我的书包也顺手带走了。展开画作，正是我丢的，没经任何的修饰与装裱，纸边歪斜不直，一看而知是在情急之中随手裁下来的，只是在画的背面用铅笔写下了“张某某”三个字，到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要说起来这件事我做得可说是很漂亮，从发现事情、分析判断到最后采取行动，思路清晰、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然而，每当想起此事，在沾沾自喜之余，总觉内心隐隐不安， 此事固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总感觉我的做法不够厚道。当年借画报名的事并不少见，如果他来找我借画，碍于情面，我大概不会不借，他出此下策恐怕也是出于无奈。不知我的做法对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真是因此影响了他的前程，则我一辈子也难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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