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梁沪生：我穿着破裤子参加中戏面试

新三届 2020-08-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SFU文学系 Author 梁沪生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梁沪生，国家一级编剧、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历任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作品》期刊主编、文学部副主任、峨影创作策划部副主任等职。获四川省“双十佳”评选十佳编剧、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7年始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导演系、戏文系任教。

原题

我的高考77、78

作者：梁沪生

儿子会说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几句话常挂嘴边：“姐姐是妈妈生的，我是爸爸生的。”问他为何这样说，爸爸怎么能生你？他的回答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一边考试一边生！”

1977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师兄弟方龙光经常密谋考大学的事情。自从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我们两颗梦想尚存的心就激动不已。

我们俩同龄，同年高中毕业，同年进纺织厂。分在相邻的两个车间，一个叫清花一个叫钢丝，是棉布生产的头两道程序，后来合并了就叫清钢车间。我们经常的碰头地点就在车间后面一块堆杂物的空地。

小方中学时的数理化很棒。在那时的中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1964年高考他偏偏没考上大学。原因不言而喻——家庭成分问题。具体是什么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资本家就是反动军官之类。我的情况与他相似，如果不是考得不好，就是父亲那似有又无的海外关系。那时我们俩都已经30出头了，是进厂时间跨入了第14个年头的“老工人”了。

我已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正准备迎接第二个娃娃，似乎应该安心在工厂待一辈子，不该再存什么念想了。小方虽未成家，扎根工厂干革命却是他曾经有过的誓言。当年分配到清花车间，他一度表现很不安心，当工人起码也得“车、钳、铣、铇”，不想在这个车间干的却是“揩、抹、扫、洗”。后“洗”非前“铣”，前“铣”是铣工，还挺有技术，后“洗”却不过是定期擦拭机器的油腻而已。

这思想是他在向党交心时自我揭露出来的。当然后面还有内容，他已经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教育下认真进行了改造，决心一辈子扎根工厂干革命。为此他很红了一阵子，作为青工自觉思想改造的典范到每个车间给青工们作报告。报告里面不乏闪光语言，堪比雷锋同志的语录。但他毕竟还是没能挡住高考的诱惑，报考的决心盖过了扎根的决心。（这里不是存心抽好朋友的底火，在那些年代，类似的豪言壮语我也说过写过，只是从未得到过领导亲睐而已。）

与我一起蠢蠢欲动商量着考大学的还有另外一拨人。那时候我还算得上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开始在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不时受到编辑老师的青睐去参加一些培训班创作会之类的活动。就在那年《四川文艺》（后来恢复叫《四川文学》）在温江召开的一次文学创作会上，高考也是我们一帮年轻业余作者的重要话题之一。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是省文联的老领导李累。他听闻之后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别去考什么大学，一上大学你们就脱离了火热的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了。”

尽管当时李老是我们尊重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的忠告依然没起什么作用。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想的还是首先摆脱各自并不满意的现状。回忆起来当时有这么几位：还是小学教师的很有才气的女作家龚巧明；来自街道工厂的女诗人徐慧；与我在同期《四川文艺》上发表作品的、来自雅安的戴善奎。这三位之后都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还有一个来自重庆钢铁公司的重庆崽儿鄢光宗，后来成了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

回到我和小方。两人密谋已久，思想准备就绪，就等着报名了。随着上面有文件下达，工厂里也设立了报名点。我俩相约一起兴冲冲前往报名，不想高兴而去，扫兴而归。有个规定，原则上是30岁以下，但老三届（66、67、68）的可超龄。我和小方都过了30，却都是64届的。管报名的那家伙很讲原则，一口咬定我俩不在报名范围之内，坚决不给我们报名。

这无疑对我俩是晴天霹雳。我当时看见小方脸色都变青了眼睛都绿了。我倒还能自我安慰：算逑了，不上就不上，听李老的话，留在火热的生活里吧。再说，已经成了家有了娃娃，真要考上，面临一大堆实际问题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

小方却从此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多日。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躲到家里舔伤口养伤去了，直到1977年底的那次高考结束，我才知道他比我有决心有恒心有耐心，执拗地找了相关什么领导，终于拿到了准考证如期参加了考试，不久便收到了成都工学院（后为成都科技大学，再后又并入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有当作家不一定非要上大学这样自我安慰的说辞，但听说后我还是难免沮丧了几天。

承蒙老天爷的青睐，也印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说法，很快又开始了78级的招生。没过两三月，我的另一位同厂师兄刘正成从报上得知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招生的消息，与我商量一起报考的事宜。招生简章上好像对年龄没有明确的规定，我的期望又死灰复燃。

正成兄出身寒门，自学成才，专攻书法，古典文学的底子很厚，在厂里人称“老曰”。又同我一样喜爱文学，一起熬更守夜写过话剧剧本，还被市话剧团选用过。他这时正在厂党委宣传部的干活，于是领取招生简章寄报名表等一并替我代劳。艺术院校是单独提前招生的，而且那时候还不用参加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直接邮寄报名，因此没通过厂里的报名点，很快准考证就到手了。

初试在市中心原新华书店大楼背后的成都十中，颇有名气。名气源自10年前（1968年）文革武斗时期枪林弹雨的十中保卫战。走进学校，“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痕迹还依稀可见。昔日战场成了我们的考场，当时却无暇感慨。面对文艺概论、文艺常识和命题写作的考题，匆匆落笔。

中途要求方便，举手要求的一伙人被监考老师押着进厕所。在厕所里遇见老相识重庆崽儿鄢光宗，互相挤眉弄眼，记不得是他还是我轻轻挤出三个字：“莫里哀”？是我还是他轻轻回了三个字“悭吝人”。那天考的是文艺常识，有好多道关于作者作品的填空题。

初试过关参加复试者的名单公布在省文化厅的大门外。我和正成兄双双榜上有名，但他只能放弃了。因为他同时考了川大一位老教授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初试也获通过。偏偏两边的复试都在同一天，只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取学历高的那一边了。

正成兄考研究生最终落榜，但还是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多久他就因几篇很见功力的写吴道子写怀素和尚等古代书画家的小说，被从厂里调到《四川文学》当编辑，后又当了新创的大刊物的副主编。几年后又调北京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书法》，当至协会秘书长，成了享誉国际的大书法家，俨然便成全国中青年书法家的领军人物。

复试地点设在四川大学。除了政治，还有文艺理论和记叙文写作。记叙文的写作两题选一。只记得我写的那篇题为《相遇》，把我写过的一篇短篇小说改动调整一下也还能扣题。小说当时准备发表，所以讲质量也就差不到哪儿去。印象深的是有个考生每次考完他周围总围着一堆人，听他口若悬河的冲壳子（吹牛）。这天他说把两个题目都写了，两篇文章写完，还没打下课铃，真是下笔如有神。我忍不住插嘴说人家只要求二选一的呀。他得意回答：显示才华嘛。可惜中戏的老师没能看上他的才华，我也就无缘跟他同窗了。

之后通知参加口试。口试地点在省文化厅院内的一个大厅里。印象中这是第一次认识中戏的老师。主考的女老师是邓世环老师，后来教过我们“文艺概论”。另两位男的不苟言笑，都穿当时时髦的草绿色军装，虽然没有红领章红帽徽，看起来还是挺威严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文革遗风吧，来自首都文艺界的嘛，印象中江青样板团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穿军装的。

较斯文的那位是麻国君老师，后来教过我们“古典戏曲”。敦实的那位是赵伯华，举手投足都象个赳赳武夫。进校后才知他是我们之前小班的师兄，班长。不光是像，人家本来就是武林高手。进他寝室，墙上挂满三节棍之类的冷兵器，极容易让人误会进的是武术学校。伯华兄文武全才，后来据说写了几本有影响的小说——武侠小说，可惜我一直无缘拜读。

扯远了，回到口试。只有邓老师一个人提问，很和蔼，问了问业余写作的情况，又问看过什么话剧有什么看法之类的问题。幸好不久前刚在厂工会的电视里看过中央戏剧学院老师演的《杨开慧》，演毛润之的是已作古多年的金乃千老师，演杨开慧的是当今影视一线大腕儿陈宝国的太太赵奎娥。我有些局促，就此胡乱说了些什么现在都记不得了。偷看邓老师的表情，好在没有皱眉，不时还点了点头。

令我局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从未向人透露过。我是骑自行车来口试的。当天穿的那条旧裤子太紧，上车时一绷，居然在后面裂开一道口。此时已进文化厅大院，根本没有回家去换的可能。只能尽量掩饰着，在考场上不敢以背面示人。待邓老师含笑示意回去等通知吧，这才如释重负，匆匆溜之乎也。

在大门口又碰见熟人重庆崽儿鄢光宗。他也口试过了，推自行车准备离开。重庆人居然也会骑自行车，说是在成都亲戚那儿借的。我俩推车走出文化厅那条巷子，在大街上分道扬镳。他上车很潇洒地挥了挥手：“北京见！”听那口气，好像胸有成竹，十拿十稳。

我没他那么自信。为了双保险，我又报了统考。厂里管报名的换了人，这回毫无障碍就报上了。接着就得复习。说老实话，考中戏没怎么复习，因为不知复习什么无从下手。统考可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得背，还有那扔了十几年的数学（幸亏那年不考外语），重拾起来谈何容易。东借西借勉强凑够了课本。豁出去被扣工资，在车间请了一个礼拜的假专门用来复习。数学花的时间最多，给自己定了个指标，考上40分就算不错（结果考了42，还有点自鸣得意）。

７月份统考的考期到了。妻子的分娩期也快到了（她对我参加高考一直无条件的支持）。现在想想也不知那时候哪来这么坚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当时幸亏车间一个女同事的帮忙，在二医院妇产科开了个后门，于考试的头一天就把妻子送进了住院病房（那时候一般人是只能到临产医院才收你进去的），这才回过头来收拾心绪准备应考。还算不错，考点在成都二中，离住处和医院都不算远。考完上医院看看，无事又回家复习第二天要考的科目。医生受了同事的委托，表示理解和支持，让我尽管放心安心。

7月22日这天永远难忘，是我儿子的生日。这天正好也是考试的最后一天，考语文。考完试骑车急急赶到医院，未到病房就被告知，妻子半夜里已经分娩，是儿子，母子平安。匆匆到病房看了一眼产妇和初生的婴儿，没能多停留片刻，便骑车出医院，大街小巷地疯跑去为产妇采购鸡蛋。因为之前产妇所需的一应物品食品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准备。

几年后儿子刚能说话时，就爱时常对人说：“姐姐是妈妈生的，我是爸爸生的。”问他为何这样说，爸爸怎么能生你？他的回答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一边考试一边生！”原来他常听我们和熟人朋友聊天，谈及生他时正在高考的情况，便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统考的成绩不算好，但也过录取的分数线，被通知去体检。体检在成都第一工人医院，离工厂不远的沙河边。我和厂子弟小学的赵国华老师一起去的。厂里考生有十多人，过了分数线的就我们两个。那时好像有规定，教师只能报考师范学院。他就是是冲着小教升中教去的，后来果然上了四川师范学院。

体检排了好长的队，都是上了录取分数线的，年纪虽有参差，但明显都大于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我听见有几个路过的中年妇女在议论：“哼，都是年龄这么大的，怪不得我们娃儿考不赢！”

接到中戏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月以后，也正是儿子满月之时。那几天我正被抽出来做车间的宣传板报。车间主任朝宣传室奔过来报喜：“考上了！你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

我心中狂跳，却故作镇静，听他把话说完。原来学院的录取通知是先发到厂里，要征求厂里的意见，然后写政治鉴定反馈回去。看他那替我高兴的神态，我知道在厂方这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我这人不习惯在人前喜怒形于色，待确认宣传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才大叫一声蹦起老高，不想用力过猛踢倒了一旁的板凳，小腿的骨头疼痛难忍。

过了一天，顶头上司值班长李师兄把我拉到一边：“要我给你写鉴定呢，我已经写好了，要不要看看？”

此事于我关系重大，我当然不至因清高而拒绝，接过来看了，开头就把我吓了一跳：“该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洋洋洒洒两大篇，用语全然是当时传统的官方套话，照此评语足够让我达到参加党代会的标准了。

李师兄很得意地看着我：“如何？”

这个李师兄也是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不整人的大好人一个，小学毕业文化，因能吃苦耐劳并听领导的话，是个基层干部里的培养对象。原来跟我不在一个车间，车间合并后才成了我的领导。跟我没什么私交，却能保持不错的关系。

在他看来，这鉴定充满溢美之词。在我，却像喉咙里卡了鱼刺。看了这样的鉴定，我担心中戏院方会把我认作文革中的“革命闯将”，那可就冤哉枉哉了。

于是我说：“改改吧？”

他极爽快：“好，你说怎么改？”

我说：“很简单，就写两点足够了：该同志当工人是个好工人。我们相信同样会是好的文艺工作者。”

他说：“好！我这就给你改！”

第二天他就对我说：“改好了！我把你说的都加进去了！不过……”

“不过什么？”

“我原来写的还是保留着，还是写得不错的嘛！”他依然对自己的文采充满欣赏，不忍割舍。

“别呀，还是删了吧。”

“删不了了，我已经寄出去了。”

“啊？哦……”我无语了，但还是很衷心地对他表示感谢。

接到中央戏剧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后，我仍坚持到车间去上班直到报到前的一周。这一周安排家事：妻子仍需上班，女儿仍送厂里的幼儿园。儿子请厂里一对退休的老师傅夫妇带，每月15元，由我父亲赞助支付。那时我们两口子都是二级工，每月加起来不到70元。虽说规定有8年工龄上学就可带薪，经济上依然捉襟见肘，不得已只能争取一点外援。

一切安排妥当，我才揣着30元一张的硬座车票，登上成都-北京的普快列车。妻子在车站相送，火车送我北去，把此后4年沉重的家庭负担留给了她一个人承受。她勇敢而艰苦地承受下来了，因为心中埋藏着我们共同的希望。

我们戏文系78班的哥们儿，右一是我，摄于1980年

写完以上文字，头脑里搜索一下当年与我一起谈及或谋划过参加高考的人们：

方龙光，1977年考入成都工学院（现并入川大）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助教、讲师、副教授而后教授，现已退休。（补：不幸2017年病故）

龚巧明，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妇联，是当时川内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后来在一次赴西藏采访中遭遇车祸，可惜英年早逝。

徐慧，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成都的文学刊物《青年作家》，后来当至主编，川内著名的女诗人。听说前些年举家移民新西兰。

戴善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四川日报》负责文艺副刊，是川内著名作家，也退休了。今年春节前我的一位朋友栈桥邀我携妻同往海南三亚度假一到两月，说是白天海滩晒太阳，晚上聚众打麻将，要凑够一桌。其中便有这位戴兄。我因退休后在大学任教走不开，只得婉言谢绝，无缘享受那份悠闲自在。

鄢光宗，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与我同窗四年。毕业分配到重庆电视台电视剧部，在重庆是大名鼎鼎的电视剧导演，官至该电视剧部主任。有一年我受邀为重庆电视台拍一部系列剧，他代表电视台官方在开机仪式上讲话，并曾亲临拍摄现场以示关怀。退休后听说也在重庆某高校任教。

戏文系78班合影于校庆30周年，居中有老院长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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