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丨邓文定：我这50年，在母校西政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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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丨邓文定：我这50年，在母校西政的演讲

邓文定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邓文定，江西萍乡人，1947年出生，1967年12月入伍，次年入党，退伍后在南昌电子管厂先后任厂团总支书记、总装车间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西南政法学院78级，任年级总班长；毕业后先后在江西省政法委、省人民检察院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处副处长、经济检察处处长、首任反贪污贿赂局局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国家一级高级检察官，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等职。此外，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江西省委党校客座教授，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西南政法大学律师协会及江西省政协社法委法律专家等社会职务。

原题

嬗变：我这五十年

——在母校西政的演讲

作者：邓文定

各位小师弟、小师妹：

下午好。

“聚散皆有缘，离合总关情。”如果没有西政缘，我们不可能成为校友；如果“校友办”没有组织七八级“我这四十年”讲座，我们不可能相聚、相识。让我们感恩西政缘。

讲之前，我想说明三点：

一是你们不要寄希望太高。以为听了我的讲座对你们今后的人生能有什么大的启迪和帮助。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我是我，你是你。父子都有代沟，何况我们相差50多岁，都是爷孙辈份了！好在我只是讲讲自己的故事，不是布道说教，不负误人子弟之责。你们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不听。

二是你们绝对不会太失望。聪明人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超越前人的。唐太宗之所以能名垂千史，在于他知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入校前，你们可能听闻了“西政七八级现象”，说它是不可复制的神话。那么，我的故事可以告诉你，“神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自己吹出来的，而是七八级所有同学共同奋斗出来的。是群体现象，是历史必然。

但是，这个群体，缺少了我邓文定起码是不完整的。因为邓文定是法律系七八级全年级的总班长，即法律系七八级10个班的学生总头目。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在省委领导机关呆过，在政法实际部门干过，自有不同于其他同学的经历，自会让你们看到一些迥异于其他法律人的真相。

三是请各位理解，今天不得不涉及我所办的一些案件和人。然而，“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恶”。我虽从不自诩君子，但确从没做过小人。涉及的案件大都是生效判决，涉及的人大都是已公开或可公开报道的人。

人生像一条流淌的河。不同路段，有不同的风雨，更有不一样的风景。人们在不停地问、不停地想——“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只有经过了，才会懂得。我把《嬗变——我这五十年》献给你，领你去看看我不同阶段的风雨和风景，请听听我对“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思考。我是个行为完美主义者，平素不事张扬。可以说，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把赤裸裸的“我”陈放在你们面前，如包法利夫人，任由福楼拜的手术刀解剖到每一条神经……

人经嬗变，如化茧成蝶、凤凰涅槃，苦难而灿烂、浴火而重生。

河，不能断流。对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时段是不能割弃的。回忆我的过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形成在高中（及以前）阶段，信仰、意志焠炼在军营和工厂，实践检验在公权力使用期间。我1967年12月当兵入伍，196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又是七八级入学西政40周年之贺，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50周年之庆，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割弃。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的50年而不是40年的缘由。至于当兵以前的时光，离入学西政40周年太远，权当“引子”。

引子：快乐时光

50年前，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快乐的时光。妈妈说，这是我的生日带来的。我农历1947年元宵节出生。元宵节是农历一年中第一个团圆的日子。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记得我、关心我。在快乐时光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小学和中学。

我的快乐，一是没有现代家庭对“好孩子”的约束，没有沉重的书包。我像卢梭笔下的爱弥尔无拘无束，野菜一样生长，抓“特务”、打土战，挖猪草、拾稻穗，钻山跳崖，扮戏赶圩……二是家庭的和平环境。我的家境贫寒但充满快乐，父母从不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母亲宁愿自己吃糠喝稀饭，也要让孩子吃上一口只见红薯丝多难见米的“干饭”；从小到大，父亲没打过我一次，连大声责骂都没有；父母亲之间，从未为生活的困苦吵过架，只是默默地咬牙支撑。三是沉浸在书的海洋。也许是大哥小学没毕业就跟随父亲挑起全家生活重担、把他的上学梦寄托在我的身上之故，当我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时，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奖励一本连环画小人书——《哪吒闹海》！这真是奢侈的奖品！我欣喜若狂，一口气读完。没想到从此竟形成惯例，极大地刺激了我读书的欲望。

我的读书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初中阶段。阅读的的书杂而广，从小人书到大部头，从《三侠五义》到四大名著，从中国近现代小说到外国英雄传奇，如《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牛虻》等。第二阶段是高中阶段。阅读的书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名著。国内书籍偏向古诗词和徐志摩、艾青、何其芳等人的现代诗歌，外国名著如《复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神曲》《白痴》《忏悔录》《父与子》《红与黑》《当代英雄》《呼啸山庄》《简爱》《包法利夫人》《唐·吉柯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多夫》等，以及普希金、海涅、裴多菲等人的诗作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第三个阶段是大学阶段。是读书大转折时期，从文学艺术历史转为政治哲学法学。

1965年在南昌五中读高二时

为了读更多的书，也为给家里省点钱，我勤工俭学，到建筑工地运砖、替学校菜地守夜。用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本小说是《草原烽火》，还有《苦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我还与好朋友一起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图书室。为了取得家里的支持，我更主动自觉地帮家里种地干活。

我痴迷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睡猪圈（有通宵电灯）的地步。多年以后，竟得意外收获。一是记忆力特别是强记能力增强。二是文学美学修养水平不断提高，编过诗集，写了中篇小说《中学时代》。三是无意中成了“学霸”，从萍乡湘东中学径直冲杀到省城重点高中——南昌五中，原江西省第一高级中学。该校曾创造了一届毕业生中26人考入清华北大名校的历史。四是陶冶了情操：知道感恩，懂得理解他人，爱党爱国爱集体，崇拜英雄，主张正义。在学校守夜，后半夜饿得吐酸水，也决不会去菜地偷摘一条黄瓜；为了使父母和家人周六晚上能有顿净米饭吃，平时几匙几匙把饭借给同学，周六中午可收回一小脸盆饭带回家。所以，我初中毕业时个子还不高，高一时坐第一排。由于能吃上饱饭，高三时调坐到了最后一排。

到南昌五中读书，最快乐的是有全省一流老师的教育，有南昌市中学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我再也不用哥哥为我买书、自己打工买书了。正当我们1966年毕业考试刚过，填完高考志愿，全力以赴冲刺高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停止高考。我的高考志愿是当时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及与“哈军工”并驾齐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480万老三届中最痛苦的是130万66届高中毕业生，三年高中在学校呆了五年，绝大部分同学从此与大学绝缘！我最难过的是学校图书馆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我失去了读书的乐园，而且一失去就是12年！

无悔军营

从我的高考志愿你们就应猜到，停止高考，入伍当兵是我当时的不二选择。在我心中，军人是阳刚的象征，牺牲是铁血男儿的渴望。我幻想着自己已成为职业军人。

然而，我差点与军营擦肩而过！是我的小说《中学时代》让我有惊无险：我报名参军时，其他同学都开始体检了。因《中学时代》主人公的某些情节与负责报名的同学相似，他惊诧不已，破例让我补报。这真是机缘！我暗喜：实现职业军人梦想的伟大时机来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晚上，我睡在新兵连的硬板床上暗暗发誓，做好了迎接一切考验与挑战的准备。

新兵连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步兵第31军91师273团二营八二炮连。91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7师。在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1949年7月进军福建，长期驻防厦门、漳州，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全军战略值班部队。我为能在这样的部队当兵感到自豪。

战略师就是战略师，随时有军情。

围海造田 （1967年12月1968年12月）

因战备需要，部队平时在营房一边训练一边生产。后来，围海造田建农场。我经受住了扛条石筑海堤的重体力劳动考验，领略过了长时间海水浸泡的意志磨砺。

闽西“剿匪”

1968年底，部队突然从海边紧急奔袭到闽西，执行剿匪任务，连回营房取冬服的时间都没有。所谓“匪”，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一小部分“造反派”，窜入闽西，炸桥梁、抢银行，骚扰山民、袭击部队。战前紧急动员后，我们漏夜上山潜伏。时值隆冬，天亮时，腿脚关节都快冻僵了。

开始时，由于没有群众基础，收效甚微。后来，部队驻扎下来，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土匪失去生存环境，缺衣少食，纷纷缴械。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部队终于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战斗，流血是难免的。在一次追剿行动中，我营五连的程金禄班长不幸牺牲。我深深感到当兵之所以光荣，就在于他随时面临死亡；我真正懂得了“军民鱼水情”的沉重含义；我更深切体会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前一天设为“烈士纪念日”之庄严而英明的国家意义！

紧急战备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关系骤冷，全国进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战备状态。战略师自然丝毫不敢懈怠。紧急集合、夜行军、强行军成为常态。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拉练，部队从闽南漳州经闽西至赣南瑞金，几百公里没有停歇，战士们睡着觉走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部队真刀真枪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师长亲临视察，我竟然创下了“首发命中”的优异成绩。

政治宣传

政治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灵魂。当时，部队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我们团和营还特别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兵演兵，部队走到哪宣传到哪：宣传部队英雄人物、宣传军营难忘生活、宣传地方支军事迹。我创作并亲自演出了小喜剧《红军鞋》，竞争创作了《最后一班岗》的插曲，尤其是倾心创作的歌舞剧《程金禄之歌》随部队拉练，传遍闽西南。

1968年在部队时

军营是我向往的地方，军人是我崇拜的职业，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不怕。我是一个好士兵，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是全团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标兵……1970年下半年传出消息，师里、团里、营里、连里都想留我在部队，我还进行了提干体检。如果说营教导员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一句问话——“小邓，部队好不好哇”是暗示的话，那么，教导员违反常规，让当时还只是一名班长的我代他执勤指挥全团的部队集合，那简直就是再明白不过的明示了。当我竭尽全力喊出第一声口令：“全团——注意了——，立正——”，听到2000余人整齐划一的动作，我全身热血沸腾……

正当我踌躇满志等待任命宣布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退伍！

我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不愿意离开部队。我不是为没有当上将军而难过，而是四年的军旅生涯，我已深深爱上了军人这个职业。我向往着血与火的考验，我舍不得生死与共的战友，我离不开焠火成钢的军营！军旅生涯我还没有过够，我还没有赢得血洒疆场的荣光。然而，军令如山倒……

记得退伍前，连队为我一个人开了一个欢送会，全连战士列队为我送行。卡车尚未开动，我已泣不成声，长啸作别，泪洒军营！

后来听说，是军长下了命令，造反派、城市兵尤其是学生兵，一律退伍，即使是提干任命书到了连队还没有公开宣布的，也按退伍办理。我就是属于最后的那种情况。真是绕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学校给我写了“邓文定同学是我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的坚强战士”的评语。

这还了得！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赫赫有名的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因与周恩来总理辩论而声噪全国，因武斗不怕死而令人生畏！传说小孩子哭闹，听到五中“一小撮”来了，马上止哭。然而，入伍前我并没有参加学校的“一小撮战斗兵团”，“坚强战士”更是受之有愧。我是典型的“逍遥派”：老师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我连批斗会场都不去；我天生本份，没有参加过任何打、砸、抢活动；我家传善良，没有介入任何派别武斗。我只是希冀高考突然恢复，我在家帮助干活，我出家外地打工……

命运是公平的：“关你一扇门，为你开页窗”。我的军营情未了，却在退伍后得到了延续！

我被安排到国营南昌电子管厂工作，它是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后为电子工业部）下辖的军工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就用的是这个厂生产的数码管、符号管。这个厂有着近似部队一样的严格纪律，神秘而保密。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这无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在别的工厂生产还不正常的时候，看到电子管厂严守纪律的工人身着洁白的工服准时上班，我仿佛回到了军营。

我高兴的是电子管厂的党委书记邹东清同志竟然是一位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革命老干部！他身材魁伟、声若洪钟；豪爽霸气、胆大心细；忧国忧民、视厂如命。我们一见如故，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贵人。我一到厂，他强行把我从金工车间抽到厂部任团总支书记。当时，工人以学技术为荣，何况我学的是模具钳工。

我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我喜欢他的军人气质。厂里年轻人居多，我任职后不久，厂里的文体活动风生水起，宣传队，男女篮球队在湾里地区声名鹊起。我没上大学、根本不懂电子技术，他又强行要我去电子管总装车间任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一肩挑”，硬赶鸭子上架。面对电子管产品质量不高的难题，我虚心向电子专业大学生、技术员学习，与他们谈心，鼓励大家团结一心，攻克技术难关，并动员各道工序的工人技术骨干一起参与，硬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把产品质量提高到近80%。

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相互信任。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吹向全国，厂里有的人也蠢蠢欲动。决不能让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决不能让从战争死亡堆中爬过来的老革命受冲击！我一反文化大革命前期“逍遥派”姿态，主动组织工人成立“上访团”，用一块约四五米高的槽钢做了块大牌子竖在厂部办公室楼前，一探到情报对方欲开会批判书记，我们就借“批判”为名，抢先把他保护起来。也许是对方畏惧我是“五中一小撮”的缘故，他们倒也没敢太难为书记，但却给我封了一个雅号——“钢槽老保”。

最让我感动的是电子管厂的工人，我有一批肝胆相照的工人朋友。他们爱憎分明：1976年，中国“三巨人”去世，工人们哭声一片；“四人帮”倒台，工人们燃炮相庆。他们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完成国家计划，通宵加班，大战四季度；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克难攻坚，夜以继日。他们渴望法治：我考上“西政”，他们难舍难分，夜送车站，嘱我做人民的包公！此情此景，一辈子难忘，我把它写进了入学西政的第一篇作文——《太阳照着西去的列车》，老师把它作为范文点评。

正当我在工厂热火朝天如鱼得水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入学西政：离高考不到一个月，南昌五中何克兴副校长在公交车上偶然见到我，支持我参加高考并送了一套数学书给我。没有这次偶遇，我将与西政无缘。但是，如果没有南昌五中的功底，学习间断了12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忙完车间工作，只有四五个小时复习，数学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拿到70分以上的高分！（不少考生数学不及格）这次返校得知，我是以江西考分第二名入学西政的，与第一名只差一分。也就是说，我进西政，并非偶然，而是今生有缘！

嬗变西政

也许是因为上西政前的经历，我人还没到学校，就已经被钦定为法律系七八级10个班364名学生的总头目——年级总班长。

我是如何既做好一名学生，又当好总班长的呢？

潜下心读书

前面提到，我的读书分为三个阶段，第三阶段是大学转折阶段。这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西政的办学方向决定的。我记得1978年10月12号在游泳池召开的七八级开学典礼大会上，有位学生提问“学校会不会教摩托车”，朱守贞教务长风趣地反问：“我们是西南政法学院，不是警察学校，还需要你自己开摩托车吗？”引爆了学生热烈持久的掌声。

我至今仍不知道教务长当时讲话的真实意思，我猜想大多数少不更事的学生想的可能是今后不用自己开车，而是“当官坐小车”。我却感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司法者！操人生死的法律人！想起了初中毕业时语文老师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40年后，有的同学回忆当年，说学校当时“无法可学、无书可读”。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当时，学习法律，老师已经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关键看你是学什么法，怎么学。学法不是光学成文法，不是对法律条文的死记硬背，而是要学精神、学理念、学方法，要弄懂法律的起源、权力的本质、法治的真谛。学校更不是“无书可读”。最让同学感动的就是西政老师拼命保护下来的图书馆！

时隔12年，我又有书可读了：我浏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黑格尔的《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对国内庄子的“三无”哲学、王阳明的“四句教”心学、韩非子的“五蠹”思想也有涉猎。

为了挤出时间看书，又不影响同学休息，“大三”时我离群索居，住到大教室边上的工棚，因为那里电灯可以到天明。那时，不少同学都在疯狂地读书。最感动也最惋惜的是我们班的天才少年胡俊芳同学，嗜书如命，因年少情智未熟，在读了苏联的《司法精神病学》后，竟致精神异常！

1978年上西政时已是儿女绕膝

融入大时代

虽然在疯狂读书，但我们绝不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绝不会“躲进阁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们入校之时，正值改革开放元年、西政复校本年。七八级开学典礼后不久，学校就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

我的第一篇政论文《任人唯贤与群众监督》在《重庆日报》发表，78级轰动，引起了同学们的讨论热、投稿热、创作热；各班班刊破土而出，本班班刊《雾》登出了我的短篇法理小说《第一次审判》。随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展开，我校梁廷婷、李力、吴南伟、杨忠民、何挺等同学参演的小话剧《春天的故事》获“重庆市大学生文艺汇演”一等奖，我饰演被评反的老教授；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律动，小话剧《车过盘云岭》得到好评，孙红等同学参演，我又变成了某农工商新型企业的总经理；特别是对张志新烈士的学习，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左”的危害，燃起了参与建立、健全法治中国的强烈渴望；《蒋爱珍为什么被杀》案件的全校性讨论，反映了同学们对法律适应的理性思考。此外，文化领域的“邓丽君”热、生活领域盛行一时的“交谊舞”，无疑为西政七八级学生的思想解放不断加热、升温。（花絮：《春天的故事》小话剧，巧如剧名，成就了七八级学生的两对姻缘）

我是老大哥

总班委是西政的一个创造。总班长的主要职责是贯彻学院党委、年级总支意图，实现学生民主自治。实际上，总班委是一座桥梁，我就是老大哥，带好、管好小弟弟、小妹妹。实事求是说，总班委在大一、大二时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如：听取学生意见，改善食堂伙食；培养、发展学生党、团员；举办年级歌咏比赛；组织与七九级、八零级的对口班活动等。随着各个小班活动的自发开展（各类学习兴趣小组、法律研究沙龙）和全校学生会的成立，总班委的活动日渐减少，大三、大四时我的一些行为更多的是显示老大哥对小弟弟小妹妹的亲情而非总班委的意志，如看望生病的同学、消除同学间的误会、联络沟通感情、反映毕业意向等。

随着1982年毕业帷幕徐徐落下，钦定的总班长自然卸任。现在，七八级同学还记得我是总班长，但喊我大哥、老大哥的更多，我觉得分外亲切。虽然总班长没当好，学校还是给了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的鼓励。

我不是英雄

在西政的小师弟、小师妹眼中，当年参加“护校运动”的师兄、师姐个个是英雄。我遗憾地告诉你们，我不是英雄。我没有参加这次“护校运动”。不但没有参加，我还试图劝阻。这是因为目睹过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我唯恐同学们犯错误。但在一群鼓噪呐喊的热血青年面前，我的劝阻只是火上浇油。我的喊话刚出，进攻阵地上安静了几秒钟，突然半空中飞来几块石头，穿过树林呼啸而至……后来，不仅“失地”没有收回，“冤家”反倒“聚头”：西政汉子和川外妹子的接触与日俱增，有的竟成眷属，自是佳话！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由衷感谢使我嬗变的西南政法学院。我已由“老三届”嬗变为“新三届”，我将由集“工农商学兵政党”于一体的“自然人”嬗变为“法律人”，我将由“自在”嬗变为“自由”。小河一路奔腾，将汇入海洋。我终于知道“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今天，我想对你们说，大学是人生由青涩聚变为成熟的单程路，请师弟师妹们倍加珍惜。

家乡在召唤、老父亲在盼望、妻儿在跷首，我挥手西政、挥手师长、挥手同学、挥手歌乐山，回生我养我的地方——江西。

1979年在西政演出获重庆市大学生汇演一等奖

透明法律人

有了军营的焠炼，经过西政的嬗变，我自信满满回到江西。

回到江西，我先后在两个单位工作：中共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1982年7月至1988年10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1988年10月至2007年10月）。

无独有偶。中共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同志也是军人出身，南下干部，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在他领导下，我学习到了站在党委高度分析问题、放眼改革开放全局处理问题的眼光和能力。他高瞻远瞩，率先垂范；他崇法重才，用人不疑。吴官正同志主政江西时曾多次感慨：南下干部是江西之福、江西人民之福！

在政法委员会的七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围歼“二王”，一件是率先“综治”。

我回江西后不久，全国第一次“严打”开始。其间，“二王”事件震惊全国。1983年2月12日，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二人窜入沈阳某解放军医院行窃被抓，当场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后，欲亡命香港。前后五次逃脱围捕，一路打死民众九人、打伤九人。为抓捕“二王”，公安部发出了建国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二王”从沈阳逃脱，经北京、衡阳、武汉、淮阴等地，9月13日逃至江西广昌县境内，被民众发现，王昭荣书记当即指挥迅即布置了方圆30公里的三层包围圈。

当天子夜，他亲临一线，动员了军队、武警、公安、民兵共3万余人，布下了方圆170多公里的第四道包围圈。经过几天几夜拉网式的搜捕，终于在9月18日下午将拒捕的“二王”击毙。后来，老百姓对“出生入死”作了新的注释：红军将士冲出江西则生，犯罪分子窜入江西必死。

昭荣书记高瞻远瞩，“严打”刚开始就要求我们加强调查研究，防止冤假错案发生。为此，我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撰写了《论对犯罪团伙的惩处》和《做转化工作应掌握违法犯罪青少年的特殊心理》等文章，后文还在《中国法学》核心刊物发表。

随着“严打”的不断深入，昭荣书记敏锐地发现，打击犯罪不能光靠严打，要求我们深入分析犯罪原因，探索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的路子，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他对我非常信任，1986年就启用我担任社会综合治理处副处长，放手让我主持全面工作。全处连我总共才三个人，却在一年内组织了五次全省性的专题调研，收集了一千多份调研文章，召开了五次全省性的综合治理专题经验交流会，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及各地市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参加，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

三十多年来，江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直处于全国先进行列。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把成功的做法上升为理论，在《江西法制报》先后发表了“十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些观点为中央政法委员会所肯定，如“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谁主管谁负责”“群防群治，未雨绸缪”“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综合治理措施”等。我执笔的“十论”，昭荣书记一字未改，批示刊登。昭荣书记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表扬说：“如果省委各部委办的干部都像政法委员会的干部一样工作，就不用整党了”。

如果不是因为全国党委政法委“压缩”，我也许会在省委政法委员会一直工作下去。1988年9月，书记亲自找我谈话，为了发挥我和沈德咏（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两人所学法律专业之长，让沈德咏同志去省法院任刑庭庭长，让我到省人民检察院任“经济犯罪检察处”处长，（后改为“贪污贿赂检察处”、“反贪污贿赂局”）开始了我在江西省人民检察院长达20多年的征程。去之前，省检察院有位领导说按规定副处转正处要考察一年，昭荣书记严肃批评他：“这是省委下派干部！我考察了6年，还要你们考察？”

回顾检察机关的20多年，感慨良多。一句话，做个透明法律人。

做个透明法律人，谈何容易？“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韩非子）权力是一柄双刃剑，而诱惑无处不在，陷阱四处密布。检察官是监督法律实施的官，是官上官，更是众矢之的。检察之路在中国一路蹒跚，即是明证。没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定见、没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定力，是难以做到的。本世纪初，全国第一例省级院检察长丁鑫发的下马，就在于他的未自胜。他有不同于常人的管理能力，可以在两三年内奇迹般地改变一个单位的落后面貌。可是，他却没能管好自己的儿子，“后院起火”、悔不当初。

1998年与夫人在珠海

认真履职

检察机关是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机关。控告犯罪，保护无辜，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是其根本任务，查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是其法定职责。改革开放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调整部署，确定把打击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作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于是，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江西也不例外，共查处此类犯罪人员近万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100余人、地厅级干部20余人、省部级干部1人。尤其是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案”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县委书记明码实价“卖官鬻爵”（广丰郑元盛），第一个县委书记为官位两次“买杀同僚”（安义陈锦云），第一个厅级干部夫妇“双簧”受贿双双入狱（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及妻侯水娥），第一个省部级高官“如鱼贪食”终获死刑，成为建国以来因职务犯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一人（副省长胡长清）。

办案无小事，深感肩上“压力山大”！从第一个县委书记（泰和县）陈作善的案件开始，凡是“一把手”要案，我都亲临指挥；从江西第一个厅级干部（魏时中）“要案”“零”的突破，凡是“厅官”，我都坐镇一线，不敢懈怠。办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曾新民的案件，我妻子两个多月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为了更有效地查处职务犯罪，我同办案人员一起加强调研、发现规律。有五种现象：一是“情人现象”。有近百分之八十的“要案”都因情人事发。原赣州行署专员韩景昌恋财，把非法敛得的財物为自己、妻子和情人进行“三等分”设计；原萍乡市市长陈为民恋财，精心筹划为情人养情人。二是“干政现象”。魏时中本想做个清官，奈何不了妻子侯水娥的贪婪，上演了一幕丈夫台上签字、妻子台下收钱的丑剧。三是“争权夺利”。安义县委书记陈锦云当了县长想当书记、当书记又想保位子，居然两次雇凶挤走原书记、刺杀副书记。广丰县委书记郑元盛以“优秀公仆”欺世，当上县委书记后“洗牌”换官。他家开东南西三门，唯预约入“西门”者遂愿，岂料“西门事发”？！四是“系统串案”，“上樑不正下樑歪”。（如吉安粮食系统、广昌水利系统）五是“单位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如江西铜矿业公司）。

只要掌握了规律，制订出可行的侦查方案，辅以恰当的措施，选派得力的案件主办人，没有攻不下来的案件！我真心感谢与我共同战斗的战友和协助办案的公安武警战士：他们有的是“拼命三郎”，听到案情变化拔下吊针亲自突审；有的是“智多星”，先闭门研究嫌疑人背景，一上阵即令其土崩瓦解；有的心细如发，把嫌疑人原省劳动厅副厅长张年胜秘藏在天花板灯管中的存单起获；有的彻夜尽职看守，有效防止了嫌疑人曾新民妻子的自杀。

确保质量

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有罪的人罚当其罪，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是确保案件质量追求的目标。我始终要求所办的每一个案件都要经得起检验，要“对案件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历史负责”。提出了“一个保障”（人权）、“两个关口”（事实关、证据关）和“三个落实”（办案责任、办案纪律、办案安全）的严格要求。

在保障人权方面，要求不侮辱当事人的人格，不搞刑讯逼供，率先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陈家友是曾新民案件的关键行贿人，社会传说他是“流氓中的流氓”。我们从未嘲侮他，用他的妻子感化他，终于全线突破。

在“两个关口”方面，“事实关”一定要查清“利用职务便利”要件。魏时中案由于是江西省建国以来查处的第一件厅级干部的受贿要案，省委格外重视，我们向省委作了三次汇报后才正式立案。

“事实关”还要求一定要查清赃款去向。张年胜案是江西省查处的厅级干部中第一个受贿上百万元人民币的案件。开始，他仗着弟弟张年宪已外逃柬埔寨、办案人一时未起获到赃款而坚不吐供。于是，我们一方面派员跨国追逃，一方面组织细致搜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年胜不得不如实供述。他日思夜想成为百万富翁，把外币每月底一换算，什么时候能到一百万。没想到，刚满一百万，换算来了一个“无期徒刑”。

“证据关”一定要把住证据链的完整，重视并依法认定嫌疑人的口供。曾新民、韩景昌二人开始都以被人打击报复为由不认罪，我亲自到无锡、乐安关押地点看望他们，与他们平等交谈，终于打开了他们的心结。在“三个落实”方面，我们采取了建立办案责任制、院纪检部门派员随案监督、强调落实“嫌疑人、办案干警”两个方面的安全等措施，取得了好的效果。

为了确保案件质量，我特别注意以政策为指导。一是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人性化办案，争取嫌疑人走自首之路。原省国税局局长腾国荣的案件，我们请国家税务总局来人找他先行谈话；张年胜案，我们甚至请时任省长黄智权同志亲自做工作。二是正确区分开放中的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改革中的错误挫折与经济犯罪的界限。特别是在查处系统串案、单位窝案时注意实事求是、依法区别对待。三是在办案中，注意既要严肃查处犯罪，又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和正常的生产秩序，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采取了一些如去企业办案不开警车、不封账号、不影响外商正常业务洽谈等措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江西铜业公司的一批经济犯罪案件，未经法院审判，几家中央媒体要求采访报导，当时正值该公司B股上市之际，我依法断然拒绝了媒体的要求。

淡泊坚守

古人云：“事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慈悲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西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这对于今天我们所有的法律人仍有警示意义。做一个透明的法律人，非淡泊不可，非坚守不可。

诗人汪国真写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梦想和现实永远都是一步之差，一念之间。”真可惜，七八级同学黄松有德不配位，一念葬送前程！

做一个透明法律人，唯淡泊得以坚守。查办案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验证法律人在权力行使中的职业操守、人性良心和党性信仰的过程。曾新民并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最不该的是被陈家友的几件电器所绑架，严重亵渎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的权力，变“保一方平安”为“保一人平安”，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于不顾，明知陈家友两次帮助陈锦云雇凶翦除同僚而不追究，徇私枉法！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渐深入，中央对党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但是，有的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懒政、不作为；有的甚至把党政机关、政法部门自嘲为“高风险行业”。我认为，说是“高风险行业”，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风险确实存在：权力“既像时间一样抽象，又像行刑队一样真实。人们看不到它的形状、模样，但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时不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领略着它的神奇魅力乃至于把权力作为自己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有人统计，十八大以来，仅狭义“法律人”（公安检察法院）即被查处322人，其中公安101人、检察40人、法院81人；副国级1人、副省级10人、厅级16人。说它不对，是因为风险真可避免，关键全在个人！只要认识到权力是人民的授权，是公权力，“公权不可私用”是铁的法则，心存敬畏，无欲则刚，自然风止险去。

法律人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金钱、女色的诱惑，人身安全的威胁，亲朋好友的不理解。20多年，我从从容容走过来了，没有邪念、没有畏惧、没有愧疚。我安于清贫，当副检察长时还与妻子争吃一碗馊饭；我不恋虚名，从反贪局第一次评功起，我就宣布作为局长不参与评比，否则，我的胸前早挂满勋章；我不贪女色，在工厂宣传队时有人妒忌我身边美女如云、上大学时有人羡慕我可以随意接触女同学，我坦然。儿子大学毕业，我送他三句话：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功；女儿大学毕业，我送她六个字：自尊自立自强。我之所以能从容走过来，还由于我有一个贤内助。我们青梅竹马，不离不弃。她以丈夫为中心，持家教子，理解我、支持我、鼓励我；她自己也低调做人、尽职做事，年年先进，连续两届被评为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十佳”员工。我们共同一次次抵御了金钱的诱惑，正气越来越盛，邪气自然难侵！至于人身安全，早置之度外：威胁电话接过，被人跟踪遇过，遭人诬告尝过，能奈我何？至于亲戚、朋友、校友、同事当时的不理解，能解释的解释，不能解释的相信他们最终会理解。你们将走向社会，真心希望你们把握好自己，真心希望你们有一个好妻子。魏时中没做成“清官”，“夫人干政”之殷鉴，相信你们会懂得。

做一个透明法律人，最重要的是坚守，即永葆初心，终生不变。这就要求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行为，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改。要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敢于坚持。我经历了一般法律人难以遇到的三次“惊天”（即惊动中央），而且是为亲人、为他人、为自己“全方位”的“惊天”，也算是创下了西政78级甚至是全国法律人的一个“第一”！

这三次“惊天”，我在《刻骨铭心的选择》一文中有较为具体的回忆。现在，简单向你们介绍：一是为兄洗冤。我的大哥邓文辉，萍乡市乡下的一位农民。他小学没毕业就跟随父亲学木工，共同挑起生活重担。但他聪颖过人，自学成才取得了土木建筑工程设计师资格，成了改革开放后当地走出农村进城承揽建筑工程设计的第一人。没想到祸从天降。1983年12月27日，被南昌铁路公安分处“收容审查”，1984年5月1日病死在收容审查站。可怜死时上有86岁的老父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子女。

我坚信大哥不会犯罪，尤其坚信他不可能犯受贿罪。在对案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惊动了当时中央政法委员会的罗干书记，前后经过了张思卿、韩杼滨、贾春旺、曹建明四任检察长和铁路运输检查厅、反贪污贿赂总局、申诉检察厅三大部门三次复查，历时25年零8个月，跨越两个世纪，覆盖了我的整个检察生涯。2008年8月28日，高检院的《刑事复查决定书》认定邓文辉在被南昌铁路向塘地区借用设计礼堂改造方案等工作期间，以介绍工程为名分别收取江西省临川县某建筑工程队等单位业务费人民币530元、1200元、500元、1000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认定邓文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错误，应予纠正。”

二是解人倒悬。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共江西省纪委向省检察院移送一件正厅级干部D的案件。这是纪检机关当时在查的全国第一例在职正厅级女领导干部，事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三项罪名。此案乔石委员长有过签字，中纪委十分关注。尤其棘手的是，省纪委已就此案在新闻媒体上做了报道，并对办案人员给予了表彰，D经省委同意已被停职。省纪委名曰“移送”，实为“交办”。我和专案组的同志对所有证据材料进行认真分析，仔细甄别，提出了“贪污、挪用公款不构成犯罪；受贿情节显著轻微，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处理意见。

没想到，专案组向省纪委汇报后，先是中纪委负责指导江西反腐败工作的某室主任两次约我汇报；接着，中央又在北京组织中纪委、高检院、公安部分管领导听取汇报；后来，省里还征求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D案的定性意见。这接二连三的汇报和征求意见，意味着什么？谁都明白。但是，我心依然。最终，D案以不构成犯罪落下帷幕，D免受牢狱之灾，其政治生命得以延续。

三是忠诚被诬。2000年3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胡长清被执行死刑。但是，向胡长清行贿最多的周雪华却于3月25日凌晨脱逃。第二天，“新华社内参”就刊登了“检察机关私放罪犯”的“爆炸新闻”。中央震怒。据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江泽民总书记外，其他六名常委都签了字。朱镕基总理批示最为严厉——“这是典型的司法腐败！”因此，调查清楚周雪华是否系“检察机关私放”就是必然的、必须的。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通讯被领导同意批准监听！

经过公安干警74个日日夜夜的辛劳，6月17日周雪华被追捕归案，他供述是自己趁三位看守的武警战士熟睡，临时起意、坠窗脱逃。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厅给予我“警告”检察纪律处分，我成了新中国检察外史上因“惊天”而“无过受罚”的第一人！忠诚被他人所诬我无所畏惧，但忠诚被领导不信任却令我当时悲愤难平……经过三次“惊天”，我衷心感谢“绿色军营”冶炼了我的信仰与意志，衷心感谢“西政嬗变”培植了我的民主与民权，衷心感谢“透明法律人”拷问了我的良心与忠诚。

2004年随团出访美国

与时俱进

透明法律人应该是清醒的，必须与时代同频共振。工作再忙，办案再累，我也不忘调查研究，撰写了一些文章：《贪污犯罪行为方式的趋势与对策》（《现代法学》1996年4月）《对刑诉法修改后反贪工作的思考》（《人民检察》1996年7月）《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五个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2月）《司法改革从何处着手》（《检察日报》2000年7月24日）。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同时代的法律人，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查办了一批贪污受贿犯罪官员，没有一件关系案、人情案，没有一件冤假错案；纠正错误案件，保护了几位无辜的人；维护企业权益，几个公司顺利上市……

然而，中国的法治，还有艰辛的路要走。孟德斯鸠论证了“法律必须与每一种政体的性质及其原则相结合”，中国的法治只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抄照搬；“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分权制衡、平等自由”。“实行宪法框架下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已是文明社会的共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就是遵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探索立宪、分权、法治的40年。你们是幸运的，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2035年，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维框架基本建成！良法善治，祝福你们享受其间的奋斗过程——无畏担当，忠诚前行！

“透明法律人”随着我的退休而淡出历史舞台，我现在过着心安无忧的生活，寄情山水，看云卷云舒。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没有因工作退休而退休。2007年10月办了退休手续后，我还在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几年，关注“环境污染”“土地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卸任后，至今还被该委员会聘为法律专家，应省直有关部门邀请义务宣讲“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虽然江西的老百姓曾呼我为“包公”、“猫爷”，江西政法界称我为“老大”，江西校友尊我为“旗帜”……但那已是“过去时”。我知道我自己！河汇入大海，是河更是海！既然已“担当生前事”，又“何计身后评”？！

做个透明法律人，身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人像一片树叶，诗人海涅却以叶寓人。他写的诗是那么自然、那么优美，他歌颂的树叶是那么高尚、那么有情：陪花护花而不妒花，把自己变成泥土为了感谢树的恩情！我把海涅的这首小诗作为见面礼送给你们，愿你们未来的奋斗“付出甘之如饴，所得归于欢喜”，也愿你们用一生的透明去品尝、去啜饮——

叶子落了

才想起枝头上的花

可是明年春天

你却不在了

本文为2018年10月13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术报告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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