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西政风骨杨景凡
杨景凡铜像
时近立夏,山城重庆,闷热天气已然露头。（2016年）5月1日上午,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杨景凡学术思想座谈会”拉开帷幕。
被誉为“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先生在年轻学子的搀扶下走进会场。不久前的一场手术,往老人腰椎里钉了三根钢针。但“这个会,我一定要来”,他说。
座谈会虽题点“学术思想”,但更多时候,是在追忆一位西政老人的风骨与精神。
除李步云外,与会者中不乏当今法学界和法史学界知名学者：种明钊、高绍先、杨和钰、李贵连、段秋关、俞荣根、叶峰、魏敦友、江山、赵明、龙大轩……
他们，都是为杨景凡而来。
1981年4月,杨景凡与法史界同仁摄于重庆。左起:杨联华、冯开熙、林向荣、胡星桥、李光灿、孙守煌、李步云、杨景凡、杨和钰
“不事张扬”的法学界前辈
2016年，正值杨景凡诞辰一百周年。在法学界，这位老前辈的声名不是十分显赫,他也并非著作等身的学者——生前仅留下合著的《论孔子》《孔子的法律思想》以及主编的《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上、下)》。
“艰苦思索,述而不著,不事张扬。”杨景凡的夫人周宇琳曾如是评价。一些旧照也透露出这样的细节:开会合影留念时,杨景凡总是坐在边上。
然而,在西政的历史中,杨景凡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西政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素有“法学界黄埔军校”之称。尽管偏居西南,这里却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一批毕业生陆续登上政界、法律实务界高位,或成为法学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翘楚,其中尤以78、79、80级学生最为亮眼。
西政也是一所命途多舛的学校。“文革”时期被宣布撤销。当时,几位已经被戴上“政治高帽”的教师置个人安危不顾,积极开展护校斗争,最终在席卷全国的恶浪中保住了西政。他们中,杨景凡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于是,才有1977年的西政复办并被确定为重点院校。
1978年,西政恢复招生,早于其他政法院校。杨景凡又一次成为力主提前一年招生的“主心骨”。正是这个78级,奠定了“西政现象”的基石。接着,他请回已退休回浙江的张警,诚邀林向荣、孙守煌、杨和钰等人一同创建了法律史学科,并出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
杨和钰是当年创建学科教师中唯一健在者。谈及对杨景凡的印象,她说,杨景凡爱读书,曾写了张条子告诉她《约翰·克里斯朵夫》第几页到第几页写得最好,建议她细读。
在杨和钰看来,杨景凡是个坦诚的人,“有革命者的胸怀”。这样的性格与品行,使他总能凝聚一批同道中人并肩奋斗。
在法制史研究领域,杨景凡的影响力远超出了西政的范围。在他的带动下,西政一度成为全国法制史学科“活动中心”。彼时,“学术会议像过节一样热闹”,西政78级学生叶峰回忆。
但也由于从不敷衍,杨景凡常被误以为是刻薄、骄傲之人。
一次,杨景凡乘坐电梯,门开了,有人走进来笑着打招呼:“怎么样啊?”他回答:“你这话,既没有主语,又没有宾语,什么意思嘛?”对方讪讪然。
在学生们眼中,杨景凡则是“能把人批评得直掉眼泪”的严师。
1962年,为扩大学生的思想范围,西政开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杨景凡亲自点了四人担纲,包括现在的西政教授高绍先。
座谈会上,高绍先坦言,当时年轻,不知深浅,直到接受任务后方觉厉害。由于资料匮乏、手段落后,写教学大纲主要依靠翻阅参考书,杨景凡则负责观点把关。“天天熬夜,隔三岔五开会。”
“工作上不掺假水。”高绍先至今仍记得杨景凡的告诫,“就是扫厕所,也要比别人扫得干净。”
在一同撰写教学大纲的过程中,杨景凡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也给高绍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迷信权威、因循守旧、人云亦云,他告诉我们:对前人,不是要一味打倒他们,是要发现他们的闪光点。”
“不近人情”严师的另一面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顾培东是西政“黄埔一期”、第三届研究生。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学习气氛可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杨老先生也常常冷不丁地出现在我们的住处,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偶遇一两个‘赖床者’,老先生什么话也不说,默视片刻后弃之而去,但从他如炬的目光中,你能读懂他要表达的一切……”
在顾培东读研前后,寥寥二三十个学生中,就有几位学生尽管学习努力,但因水平不够,还是被推迟毕业或论文不被通过,甚至个别到最后也没拿到学位。“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杨老当时却认为很正常。”
如此“不近人情”,非但是对学生,对自身亦然。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就研究孔子,被视为儒家法思想研究的权威,但杨景凡认为自己“水平只够得上副教授”,坚持不申请当教授。直到他离休后,还是同事秉承众意替其填表,评委会给他“按”了个教授头衔。
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甘为人梯,这是“严师”杨景凡的另一面。尤其对于那些好读书的弟子,他总是煞费苦心为其创造读书的条件。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山是杨景凡的得意弟子。新落成学生宿舍的顶层供不了水,江山撬开厕所门“占”为“书房”。也是在这里,江山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有关部门提出要处分江山,杨景凡挡了,说对好学的学生应当宽容。
身着黑色中式对襟上衣的江山,在座谈会上也提及这段往事。他还坦言,当时杨景凡已逾花甲之年,尽管有人提醒自己,太晚了别去打扰老人休息,但自己还是常常“敲门就进去了,进去就开始聊”。针对一些学术问题,师生二人有不同意见,争论起来也针锋相对,甚是激烈。
江山说,杨景凡和自己,是师生关系,更像是父子关系。杨景凡言传身教,无形中为不羁的年轻人设立了边界、篱笆,从而传递出“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
毕业离校时,江山为了买书已是“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杨景凡得知后,便从自己的津贴中拿了三十元钱托人送去。叶峰家缺了把椅子,也从杨景凡家中借。他不准研究生在宿舍里结婚同房,但帮他们借来学校新落成的公寓房,用作结婚的新居。
杨景凡先生文存
法学家们倡导“西政精神”
一位“80后”西政年轻教师说,在老师家吃饭喝茶、谈天说地，成为杨景凡等老教授们遗留下的传统,如今，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
在杨景凡的儿女们看来，父亲对于学生的关怀，要胜于对他们。但也是“从父亲的学生们这里，我们才真正了解了父亲……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杨景凡的三女儿杨甸匀发言时,几度哽咽落泪。
带研究生，杨景凡一如著书立说时谨慎。1979年至1986年的8年中，他只带了三名研究生：俞荣根、胡泽君、唐忠民。
后来担任过西政副校长的俞荣根说，只要是公家的东西，杨景凡哪怕是一张纸也绝不挪为己用。请专家来讲学，他以家宴招待，不花学校的经费。
有一回，杨景凡请来访的教授外出吃饭，陪同的校领导抢先把账结了。事后，他不只一次对俞荣根说：“我好几天都不安啊。”
1981年,杨景凡兼任学校科研处长，邀请李光灿、李步云来校讲学。在西政学术史上,这是第一次。如今，讲座成为西政第二课堂。李步云几乎每年都来这里讲学。
站到西政讲台上的李步云，为这所学校学生的求知若渴所感动:“两三个钟头,窗户上、走廊上、地上，坐着或站着，满满的人。”
更让李步云印象深刻的是西政的自由、批判精神。“在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把椅子,讲究对立面。我来西政讲学，对面竟有六把椅子。而且规定,不能说好话,要批评、提问题。”
杨景凡长李步云17岁,但因思想相通,两人成为挚交。李步云也“把自己看作半个西政人”。
李步云说,由于历史、人文环境等原因,西政得以聚集一批优秀教师,如杨景凡、孙孝实、张警、邓又天、王洪俊、林向荣、王锡三、卢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国、敬业、对学业有强烈的追求,是“西政精神”的代表。因此,这里能培养出诸多人才,也出了一些敢说真心话的人,进而形成业界所称的“西政现象”。
“‘西政精神’也是法学界应该倡导的精神。”李步云认为,“真话可以少说,但绝不说假话。”
段秋关认为,西政精神中,亦有尊师重道的内涵。就这场座谈会而言,“在国内是很少见的”。
解放前,杨景凡在川东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西政筹建时,他弃官从教。因为这一背景,加之平日严肃寡言,在西政学生的眼中,他是位很有些“神秘感”的老师。
晚年的杨景凡,则常给人以茕茕孑立之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明曾随导师俞荣根“拜见师爷”,从此与杨景凡相识。
在名为《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一书中,赵明记录下了自己眼中的杨景凡:“……他时常独自一人站在桥头,凭栏凝望远方。记得有一次我从他身边经过,特意问过他:您在想什么?他似乎答非所问:晒晒太阳。”
耄耋之年,杨景凡在自述中如是写道:“……六十有惑。七十始有志于学,晚矣。八十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终悟七十九之非。”
这段文字,被俞荣根比喻为了解老人的“一把钥匙”。
座谈会接近尾声时,俞荣根背诵了这段自述后,声音渐高:“我们不缺风行一时的观点,也不缺论文和著作。缺的是君子儒的风骨和品格,缺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与担当！”
会场上闪过短暂的寂静。讲台一侧,俞荣根自掏腰包制作的杨景凡铜像安放在那里,依旧是孤单地伫立着。
原载《法制日报》2016-05-09，记者尹丽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师道专题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少达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