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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黄永红：我报考北广播音系，却被漏掉面试机会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老杭大 Author 黄永红 77历史
作者档案
大学期间的黄永红
黄永红，1960年出生，1977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嘉兴市档案局（馆），从事档案监督指导和宣传教育工作，现为副研究馆员。
原题
可贵的一九七七
——我的高考之路
作者：黄永红
1977年金秋，由于“文革”而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重新得以恢复。
作为1977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十分幸运，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与同班的老三届、新三届的师兄师姐们丰富的阅历相比，我的经历简直是一张白纸，简单又单纯，似乎没有什么可写，但回想起40年前参加高考的往事，还是想写些东西，也算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回顾。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解放前的初中生，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在部队的重点培养下，成为一名军事教员，从事了一辈子的军事教育工作，除因“文革”影响了六年外，先后历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南京军事学院、浙江省军区教导大队军事教员。我从小与全家随着父亲从这个学校迁至那个学院，一直在部队院校生活，也算是与“学校”有着深深的缘分。
1967年9月年满七岁的我进入南京市宇花小学上学，当时正值“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年龄大点的学生出去“串联”，我们小的则跟着看热闹。学校经常停课，教师被打成“臭老九”，我们的学习变得十分不正常，像“汉语拼音”这种基础课也被取消。
1969年，南京军事学院被撤销，我随着父亲调动，转到浙江嘉兴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子弟小学继续上学，后进入嘉兴第三中学，各读了一年半的初中和高中（当时学制是初中、高中各二年）。
1977年1 月，因父亲再次调动工作到宁波镇海，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镇海中学完成的。像我这样从小学、初中、高中转学三地四校的学生估计也是少数吧！
我基本上是在“文革”的十年间读完了小学、中学，虽然学习很轻松，但文化课基础十分薄弱，中学期间不学物理，教“机电”（即农业机械等），当物理老师讲到“黄、绿、红”三种电源导线时，全班哄堂大笑，好似在叫我的名字。历史、地理课也少有涉及，世界历史干脆就没学过。
印象深刻的是初中毕业考试简化为，语文、政治各交一篇文章了事，英语则是到任课老师面前通读一段课文。每年还要参加“学农”“学工”活动。“学农”一般时间为两周，或者是带着铺盖吃住在农民家里，帮助干农活，与农民打成一片。或者去嘉兴三中的学农基地“余新农场”，帮助收割晚稻。
记得有一年深秋，强冷空气来袭，我们男、女生分别居住在一个大房间，全体同学打地铺，在水泥地上铺些稻草，盖上自己的被子就这样入睡，冻得大家够呛，这样的条件是现在的学生想像不到的。“学工”是去嘉兴冶金机械厂，我跟着一位长辨子姐姐学开“车床”，由于“车床”转速很快，师傅怕出事，轻易不让我上机操作。
得益于“学工”活动，我学会了如何看“图纸”，以至于工作后到工厂企业去检查科技档案，对其中的蓝图、底图也能看懂个大概，企业技术人员对我这个“文科生”也感到十分好奇。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除四旧”的年代，古今中外的名著和优秀文学作品大都被作为“毒草”付之一炬而与我无缘。因为年龄小，我也找不到什么好书，只能反复翻看《欧阳海之歌》《红旗谱》《毛主席语录》等红色书籍。小学高年级与初中阶段，经历了“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老师们又被学生写“大字报”批判，学好文化知识成了一句空话，真是如同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
直至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在镇海中学高二（3）班，由于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许克用先生、语文老师张素娟先生等任课老师的认真负责，才算是正经地上课学习。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读书就算结束了。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是进工厂，时值镇海大搞建设，炼油厂、发电厂等企业都需要大量工人；第二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小五岁的弟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我家要有一个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也就在这个决定我命运的时候，1977年的10月21日，却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恢复高考了”。“文革”期间上大学，都是从工厂、农村、部队中选拔推荐的，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对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讲，上大学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与同学在杭州大学校园
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应该紧紧抓住。我与已经毕业两年的哥哥，报名参加高考。
由于高考中断了11年，报名人数众多，我们先参加宁波地区的初试，初试只考试语文和数学，我和哥哥顺利过关，接下去进入紧张的复习迎接全省统考阶段。
当时镇海中学只举办理科复习班，我只能自己在家复习，因为是应届生，语文、政治还算马马虎虎，但历史、地理课在中学几乎没学，是个空白。于是，我就找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材，从头学起，时间紧，内容多，看多少算多少。
值得一提的两件事：一是我的地理知识在学校虽然学的少，但因为父亲是部队“军事地形学”教员，无论我们搬到那里，家里墙上一直张贴着大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是从小趴在墙上看着地图长大的，所以地理的基础知识还不错。当年高考时，历史、地理一张试卷，相比历史题，我的地理题目做得更好，全部填满。
二是因为我的数学比较薄弱，父亲想方设法从部队找到一位老乡，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每逢星期日，把他请到我家，给我和哥哥辅导数学。哈军工的高材生，来给我们辅导数学，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能考上大学，离不开这位叔叔的精心辅导，让我终身难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位老乡叔叔被落实政策，重新归队搞专业，调到“远望一号测量船”上工作）。
1977年12月15–16日，我在镇海中学参加了浙江省高考复试，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印象深刻的有二：一是语文的作文题《路》，自己写的是议论文，提出要走革命之路的论点，再进行剖析论述，最后验证得出：走革命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之路。二是史地试卷地理题中，有一张中东地区的地图，看到后心中窃喜，因为在复习过程中父亲提醒过，中东问题是当时国际上的热点与焦点，因此留心看了，所以答起题来十分顺畅。
接下来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小插曲。因为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普通话说得还比较标准，自己又喜欢朗诵，音质也较好，所以最早填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但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是需要面试的，当时宁波地区的考点在舟山，不知是那个环节出了差错，或是工作人员的失误，没有通知到我，面试竟然把我给漏掉了，结果与播音行业失之交臂。
之后填报志愿，感谢我的父亲，到底是教育工作者，见多识广，建议我将大学以梯队形式排列填报（那时还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分校。并且写上服从分配。
之后顺利通过体检与政审。考完以后，放松了，我就撒着欢儿地去找同学玩，毕竟年龄小，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没有过多的考虑。体会不到那些回乡务农的“老三届”和下乡知识青年要借机“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心情。
大约是1978年春节期间吧，传来好消息，我已被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大红榜张贴在镇海县政府大门口。那年，我们镇海中学高二（3）班有两人考上大学本科，一个是我，另一是个班长邵国丰，他考进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加上后来扩招，我班又有两位同学考上大学专科，班主任许克用先生十分欣慰，说我们为班级和学校都争光了。
值得高兴的是，我不仅在镇海中学榜上有名，还为曾经就读的嘉兴三中高二（2 ）班也添了彩，我与同班的马培民同学同时考入杭州大学，他进数学系，我进历史系，我们会合在杭州大学，又成为同校不同系的同学。
说到这里，还要再提一下镇海中学，记得1977年镇海县参加高考复试的约有400人，镇海中学被录取的有45人左右，仅杭州大学就有15人。镇海中学确实是一所教学质量优异，师资队伍雄厚的好学校。现在的教学佳绩更是有目共睹。
1978年3月8日，我按期赴杭州大学报到，上大学时，我还不满18周岁，结识了一批年龄大、经历丰富的同学们，最大的金儒宗大哥已经31岁了。我有唯一的一个师妹徐水（比我小2个月），我俩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刘森林，也只比我们大几个月。
那时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老师们尽心教，学生们专心学，我们读书都非常用功，晚自习都要超过11时以后，身处杭州，就是星期天也很少去逛美丽的西湖，因为大家都深知学习的来之不易。
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现如今，当年的那批大学生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精英与骨干。我的同学中也是名人众多，人才济济，有叱咤房地产界的老总们，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一批在高校从事历史学、博物馆学、法学的博导、教授，以及档案系统的专家和政府部门的领导等等。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嘉兴市档案局（馆），从事档案监督指导和宣传教育工作，现为副研究馆员。
1977年恢复高考，使无数知识青年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对我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个巨大的变化，从小家看大家，牵涉到千千万万户人家。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为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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