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崔清明：生产队的梨，不吃白不吃

作者简历

崔清明，1959年生人，1976年石家庄市第25中学毕业，同年到河北省深县石像大队插队，1978年3月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2年毕业后在杂志社做编辑，编审。

原题

广阔天地里的苦与乐

作者：崔清明

1976年我高中毕业，按当时的知青政策，我是可以留城的。那时大姐在外地工作，二姐在农村下乡，妹妹还小，所以我符合身边留一个的条件。

那年月你就是符合条件，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办成的事，开各种证明，办一堆手续，没个一俩月的工夫也办不下来。也正是在我办留城手续的时侯，我二姐被招工回城，到工厂当了工人，一下把我留城的路给堵死了。

没别的办法，只有下乡这一条路了。

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随父母的单位去石家庄地区赵县下乡，可赵县是个知青大县，父母跟那里也没有任何关系和熟人，当年知青要想招工回城或被推荐上大学，没点关系、走个后门什么的，是没多大希望的。

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懂得了些人情世故。我发现我们老家的地区和县里的一些干部来市里办事，常来家里看望我爸，因为父亲以前在县里和地委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领导不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就是以前的属下。如此这般，我就动了心眼，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心想，在哪都是下乡，不如来个曲线救国，回老家去，朝里有人好回城，在乡下好歹混上几年，好尽快地抽调回来。

我没敢把这个想法和父亲说，就编了个理由说自己费了半天劲，留城手续也没办下来，再随父母单位下乡，怕让一个院长大的知青们笑话，所以想回老家下乡。父亲听后也没说什么，就同意了。但由于我们老家的村子非常贫穷落后，一个工分只有八九分钱。我父亲就给我联系县知青办，找了一个离县城最近，条件较好的知青点。

我是1976年12月到衡水地区深县石像大队下乡的。这时的知青政策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多块钱的安家费。村里用这些钱，在村南专门盖了个知青大院，大院由土坯墙围着，前后三排的砖瓦平房。前边两排各是男女生宿舍，第三排是食堂和礼堂，宿舍前面是一片知青自己的菜地。

由于我们知青点大部分是本县的知青，父母多是县里各机关企业的干部职工，村里办一些事情常找知青的父母帮忙，所以村里对我们知青比较宽容和大度，关爱有加，像出民工挖海河这样的苦活累活，从来没让知青干过，还专门安排一个姓吴的老农给我们种菜，工分由大队出，我们一年四季总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加之我们村是冀中平原的水果之乡，平均一个工分在五六毛钱左右。所以在我下乡的一年多里，并没有感觉像文学或影视作品里的知青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磨难，和当年那些老三届的知青相比，感觉就要滋润多了。

1976年在县文化馆参加美术学习班时，学员与文化馆馆长合影。右3作者

我们村一共十个生产队，我被分到了五队，我们队还有早我一年下乡的马世斌和刘赵兰(女生)，我第一天上队里干活，就是他俩领着我去的。

我们队的队长叫“忙活”，个子不高，黑巴巴的挺健壮，平时话也不多，每天到队上敲了钟就往地里走，从不等人，能跟上的就下地干活，跟不上的就别去了。因为我们队的工分高(八毛钱左右)，社员们一般不敢耽误，每天出工前早早地就在钟底下等着了。

忙活队长对我们知青还是很照顾的，常把队上的一些好话、轻活派给我们。比如在队里的菜园子干活、在车把式后边当“跟车”、上大队的果林队帮忙，等等一些轻活我都过。

我上学时一直喜欢画画，已经有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刚下乡没干几天的活，村支书见我会画画，就让我在村里临街的墙壁上画批判“四人帮”的漫画。于是我叫上青年点也喜欢些绘画的时金鼎，上大队预支了点钱，去县城买回笔和颜料，第二天就在村里画上了。

我们每天也不用早早地出工了，等九点多钟太阳升高，有些暖和了(那时己是冬天的数九季节)，我们才不慌不忙地摆开画具，像模像样的画了起来。正好我下乡时带了一本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册，也不用构思和创作，照着临摹就行。

我那时的造型能力已经比较强了，用铅笔在画面上固定几个关键的位置，就直接用笔勾起了墨线，疏密有致、行云流水的好不潇洒。一旁观看的老乡不免惊讶和赞叹，有位老乡说神笔马良也不过如此，直夸的我感觉良好，有点飘飘然了，用笔也就更加流畅自如。也正是在这得意忘形之时，潇洒挥舞的胳膊碰翻了装墨汁的瓶子，撒了我一裤子，弄得我好不狼狈，尴尬的冲老乡笑了笑。那是条没穿几回的新裤子，生怕等墨色干了洗不掉，赶紧跑回青年点洗裤子去了。

我们每天画完画，绘画工具都放在大队部里。有一天我们去队部拿画具，远远看见从大队广播室走出一个漂亮的女青年，看穿衣打扮也像是知青，我不由得眼睛一亮，小声地问早我半年下乡的金鼎：咱们知青点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呀！我怎么没见过呢？金鼎看着我那一脸痴呆的表情，笑了笑说：人家不是知青，就是咱们村的姑娘，小名叫坤，是村里的广播员。听了金鼎的话，让我有些惊讶，不免感慨，草窝里也能飞出这么漂亮的金凤凰，就是放到城市，也得算是一流的美女了。

多年后有一首歌曲很流行，每当歌中唱到：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我总会想到我下乡的村庄，想到那个叫坤的姑娘。

仗着画画的手艺，也是借了批判“四人帮"运动的光，我和金鼎从村里画到乡里，最后画到县里，断断续续的画了好一阵子。为了逃避艰苦的田间劳动，我们动了鬼心眼，不管在哪画，都有意的放慢速度，能多耗几天算几天，反正是在大队记工分，何乐而不为呢。

尤其是给县粮食局画漫画的那些天，日子就更舒服了。这里的伙食比我们知青点要好多了，时不时的就是炖肉、大饼，包子、饺子的。光吃得好还不算，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每天晚上都有电视看(当时县里也就是几个单位有电视)，而且能早早的占地儿，等外面的人陆续到来，把个小黑白电视围的水泄不通时，我们坐在最佳位置上，不免得意的生出一种优越感来。

县里电影院放映新片，我们也每场不落。那时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很多文革时被禁锢的影片都逐渐解封，我记得当时看了《苦菜花》，还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看完后还不过瘾，兴奋地把电影的内容和细节议论半个晚上。原本五六天就能画完的漫画，让我们磨磨蹭蹭地画了小半个月，那日子才叫一个滋润。

1978年我上大学离开农村的时候，粗略的算了一下，在下乡的一年多里，我共挣了二百来个工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靠画画挣的。

干完画漫画的美差，就得上地里干活了。

我们队的菜园子常年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负责，这老农姓甚名谁我已经记不清了，《水浒》里有位“菜园子张青”，借用一下，索性叫他“菜园子老农”吧。

在当年知青点宿舍前合影。左为作者，时金鼎（中），连文生（右）

春夏季节，菜园子忙的时候，忙活队长就派我们知青去帮忙，这是我们最愿意干的活了。跟着菜园子老农，或施肥，或除草，或浇地，都是些零零碎碎的轻闲活。菜园子老农言语不多，人也实诚，来早来晚、干多干少的从不说你。他爱抽早烟，干活累了想“打尖”的时候，就招呼大家：抽会烟、抽会烟。我们一听这话，就知道要休息会了。

我们慢慢就摸着了他干活“打尖”的规律，等我感觉累了的时候，朝向马世斌递个眼色，马世斌心领神会，冲着菜园子老农喊道：抽会烟，抽会烟，我这有好烟。马世斌抽的是精装盒烟，对抽旱烟的菜园子老农很有诱惑力，于是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坐在树荫下抽烟休息了起来。

我那时还不会抽烟，也跟着他们瞎叭咂，还跟着菜园子老农学会了卷旱烟。那旱烟卷起来一头粗一头细，烟草味极浓，抽一口能呛你俩跟头。

赵兰不抽烟，上地里摘几个西红柿、黄瓜吃。她见我抽完烟，递给我个西红柿，我没要，自己上地里摘了两个小茄包吃。我爱吃生茄子，喜欢那青涩中略带苦头的味道。我没有理会别人那疑惑和嘲笑的目光，管那些呢，自己吃舒服了就行。

半天的活，中间抽上两三回烟，轻轻闲闲地就混过去了。

“跟车”也是比较轻松自在的活，忙活队长也派我干了一段时间。

那年代能在队里赶大车，是很受人尊重和羡慕的，当年有部叫《青松岭》的电影，讲的就是贫下中农和阶级敌人争夺鞭杆子的故事。能干上跟车这活，我也是很自豪的。我们队有两架马车，一个车把式叫小建，另一个叫大贺，我都跟过他俩的车。

所谓“跟车”，说白了就是车把式的帮手。每天上工的时间，到队部的大炕上一躺，等着车把式驾招呼。车把式套好车，在院里响两声鞭子，你就得赶紧跟着上车，拉粮装草、运土施肥的，有嘛活干嘛活。

大贺的年龄比我大不了两三岁，所以我们说话就随便一些，有时他让我坐在驾车的位置上，闹着玩的学点驾车技术，扬鞭在空中“啪、啪”的打两个脆响，“嘚、驾、喔、吁”的也能招呼两下子。

跟车就愿意去远处干活，时间都耗在路上了，半天也就拉个两三趟。坐在大车上，看着田野的风光，好不惬意。有情绪了和车把式聊会闲篇，来上几个荤段子，张媳妇李家寡妇的，乐乐呵呵的就把活干了。

2015年重回我下乡的村庄，当年我们的知青点如今已经成了村党支部

也不是所有的远活都轻闲，有一次去县里送公粮，就把我给累趴下了。

那天下午在队上装完公粮，已经三四点钟了，紧赶慢赶地到了县粮库，人家已经快下班了。车把式小建急急忙忙地办完交粮手续，就开始往粮库里卸粮了。

我是第一次交公粮，还不知道这活怎么干。就见仓库的粮囤有两米来高，用一块四五十公分宽的板子斜着从地面架了上去。我看了会旁边干活的老乡，大概明白了意思，于是学着人家的样子，提前把装满粮食的麻袋解开，右手抓紧袋口，深弯下腰，小建帮我把麻袋横放到腰上，我双臂背过去紧紧地把麻袋揽在腰间，沿着木板一步步稳健地走到顶，敏捷地一侧身，顺势把粮食倒进了粮囤里。

这些都是我这“跟车"人干的活，小建只是给搭把手，也算是帮了你了。一麻袋一百多斤，一大车的公粮，全靠我这十八岁的腰杆硬挺着干了下来。当我弯腰驮着沉重的麻袋，走在那一步一颤的木板上时，眼前浮现出了当年码头工人艰辛的劳动场面，仿佛听到他们那“嘿呦、嘿呦"的呻吟声。

干完活，我把麻袋铺垫在车厢里，躺上去就再也不想动了，一路颠簸地回到村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还有一些苦和累的活，我也都经历过。象麦收时割麦打场，三九天拉土平地之类的，人们都熟悉和了解，我这就不再细讲了。三伏天去玉米地里除草，对我印象很深，这活倒可以简单的说说。   

这季节玉米已经长的比人都高了，绿油油的青纱帐一望无际，煞是壮观。可这时候钻到玉米地里除草，却是个遭罪的活了。玉米叶子上有细细的小刺，划到胳膊上、手上，就是一道道红印子，汗水再一浸过，沙疼沙疼的。所以大热天的还得穿上长袖褂子，再把袖口扎上。这还不算，前几天下了雨，潮湿的地面经太阳一晒，热气就往上蒸，这玉米地里一点风也不透，热气散不出去，像蒸笼一样闷的人喘不过气来，头晕眼花的都快缺氧了。

干完一趟活出了玉米地，坐在地边，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半天才能缓过来。抬头看看太阳，离收工的时间早着呢，还得再钻进地里，接着干。

田野里没有厕所，要想方便就在玉米地里解决了。我那天有点闹肚子，突然内急，赶紧钻进了一片没人干活的玉米地，正准备方便时，突然不远处有女社员在大声说话，想必是她们看见了我，故意喧哗以示警告。吓得我赶紧提上裤子，向深处钻去，感觉到了安全地带后，才算平静下来，坦然的解决了问题。

当年我们知青点的男生宿舍，现在已经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室

劳动再辛苦，我也没有放弃绘画的练习，除了有时在田间、村边画点速写外，晚上就在宿舍里画些素描头像或色彩静物。我那时自我感觉良好，还不知深浅的搞起了美术创作。我以知青为体裁，画了幅一开纸大的水粉画，作品还参加了县里的美术展览。

我当时的绘画水平，在县里的业余美术作者中是比较好的，经常参加文化馆组织的美术活动，和馆里的几位美术老师也就慢慢地熟了。看到他们每人一个房间，连住宿带画画都在一起，没有严格的工作时间，自由自在，清清闲闲地干着自己喜爱的工作，真让我羡慕不已。

有一次去文化馆找崔爱民老师，看到他在展厅里正给县剧团画布景，我没敢打扰，就在一旁静静地的看了起来。他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大画笔，在盛着颜色的脸盆里蘸了蘸，冲着画布刷刷的就是几大笔，很是熟练。画完后还倒退五六米，眯起眼看看整体关系，那潇洒的派头，让我很有感触也深受启发。我当时就想，将来招工回城，能到电影院或剧团当个美工该多美呀，也像他们那样，穿上米黄色的风衣，戴个鸭舌帽，那叫一个有派儿。

说起来，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也和画画有关。

我们村有个从县里退休的干部，平时没事总是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在村里转悠，很有一种自视清高的优越感。有一天转到我们知青点，看我在画画，来了情绪，和我聊了一会美术方面的闲话，头走时让我有时间给他画一幅画。

那是我学画以来第一次有人找我要画，不免有些激动，很有一种成就感，所以满口答应了。我记得当时是照着牙膏盒上的松鹤图案，给他画了两幅松鹤延年的条幅。还学着装裱画的样子，给画的边框涂上了淡淡的浅灰色，又找来两根木棍像模像样的做了画轴。把画挂在墙上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

画完画，我叫上知青点认识这个退休干部家的张奎胜，一起给他送了去。这退休干部看了画，非常兴奋，赞不绝口，聊了会儿闲话后，非得留我俩吃晚饭。我们象征性地推辞了两句，也就装作盛情难却的客随主便了。

这时已临近春节，家里有现成的酒菜，他叫媳妇给我们切的猪耳朵、猪口条，还炒了鸡蛋、花生米，在炕上的小方桌边，我们盘腿而坐，寒暄了几句后就喝了起来。

我们那一带有这么一种喝法，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大点的酒杯，一个人喝完一口就推给下家，逆时针地依次推下去，这样一来，谁喝多喝少的也看不出来。估计主家是怕我们知青不会喝酒，给我们留点面子吧。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不懂酒场的规矩，也不知道谦让。无知者无畏，等酒杯转到我这，主家客气地让了让：多喝点、多喝点。一听这话，我便端起酒杯，上来就是一大口，只感觉有些辛辣，还没有仔细品味就咽了下去。我的举动让主家和奎胜不免有些惊讶，以为我是能喝的主，所以每次转到我这都主动让让，我也就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推杯换盏之间，不觉就喝多了。

那天我喝醉了，怎么回的青年点也记不太清了。事后奎胜告诉我，说我回来后吐了好几回，折腾了半夜才算安生。到第二天中午我醒来时，还感觉有些头晕，说话时舌头还捋不太直。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馋酒了，时不时地就想喝两口。我们村离县城也就四公里，实在馋得不行了，就约上个不错的哥们儿，骑车去县城十字街口的回民饭店，每人要上五毛钱一碗的炖牛肉，再来俩五分钱一个的火烧，散酒一毛一两，打上三四两，每人块儿八毛地就能招呼一顿。   

酒饱饭足后骑车回村，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兴奋地哼上两首小曲，快哉乐哉。心想，神仙也不过如此吧。

我们村有个拐子，是个三十来岁的光棍，据说年轻时因为出民工挖海河，让冰水激破了一条腿的血管，锯掉了少半截。因为是工伤，所以村里出钱给他安了假腿，每天也不用下地，由大队记着工分。也许是光棍的原因吧，晚上闲着没事常来知青点闲聊，和我们混的很熟。知青们也不称呼他姓名，都叫他“儿子”。每次来知青点，大家的头一句准是：儿子，又来看爹了。这儿子也不恼，随口回骂几句也就过去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儿子又来我们宿舍闲聊，正当我们山南海北的神吹胡侃时，就听到村边传来隐约的叫卖声：烧鸡、卤煮鸡。

那年月在我们那一带冬闲的时候，常有一些卖肉食的小贩来村里叫卖，不定就碰见几个有闲钱又嘴馋的主，就能卖出一些去。

这叫卖声越来越近，大家听得直咽口水，可我们几个穷知青，谁舍得花钱去买烧鸡吃啊。这时不知哪个知青突然来了一句：儿子，请爹们吃只烧鸡吧！这句话一下提醒了大家，矛头一致指向儿子，嚷嚷着让他去买烧鸡。儿子不肯，一个劲往后退，于是大家先礼后兵，不由分说地把他摁到床上，掐胳膊按腿地从他身上搜出来了两三块钱。一个知青拿上这钱赶紧就往外跑，不一会就买了只大个烧鸡回来。

我现在己记不清当时有那几个知青了，但我和贾十军、连文生在一个宿舍，至少他俩应该在吧。一只烧鸡，哪经得住几只“饿狼”的瓜分，每个人还没吃上几口呢，就给报销了。儿子手脚不利索，没抢上什么好肉，急得跺脚骂街的。

那是我至今难忘的一个夜晚，烧鸡那香酥的味道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回城后，各种名牌烧鸡吃了个遍，却再也找不回那当年的味道了。

棃花盛开的季节，我(右1)和知青同伴相约来到当年劳动过的棃园故地重游

国庆节一过，就到了收梨的季节了。我们村盛产鸭梨，是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这时候村里的果林队就开始从各小队抽人了，我有幸被抽了上来，分到了出口组干活。

在出口组的一个来月，应该说是我知青生涯中最美好和幸福的时光了。

出口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社员们摘下来的优质鸭棃，再一次精心挑选，装到印有出口标志的箱子里。多大的棃，多少个一箱，重量的上下误差等等，都有着严格的标准，有专门的质检员检查，然后有专人专车送外贸局出口。

选棃装箱的活都由女社员来干，我和另外两个男社员只负责封箱和过称。女社员的活耽误功夫，我们这边三两下就干完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棃树底下，吃鸭梨聊闲篇了。在果林队干活，吃梨属“正当防卫”，能吃多少吃多少，就看你肚子大小了。记得我当时的最高记录，是一天吃了十六个大鸭棃。现在说来可能有人不信，不过等你听我把话说完，就知道这是实话了。

一开始，我也是正经八本地吃梨的，一天敞开吃也吃不了几个，后来我发现很多社员吃棃，只是把梨在嘴里嚼碎，咽了梨汁，吐出棃渣，口腔只相当于榨汁机的功能。我也学会了这本事，屡试不爽，从而成就了我那吃梨的最高纪录。正所谓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多吃。

和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男社员，一个姓宫的和我同龄，外号“三呼噜”，另一个比我小一岁，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我们三人除了白天在出口组干活，晚上就往在地里看梨，以防有人偷盗。对我来说，在哪睡不是睡呀，这样还能多挣两分工，也算是不错的美差吧。

我们把装好梨的箱子垒成个簸萁型，一米多的高度，上面用帆布蒙上，下面用空纸箱子垫上两层打底，再铺上褥子就能睡了。

这季节，地里的花生也熟了。

梨吃够了，花生还没吃过呢。想吃花生，可不是“正当防卫”了，这事得动点鬼心眼了。离我们出口组不远，就是一大片花生地，也不知哪个队的。三呼噜白天已经踩好了点，摸清了成熟花生的地块，就等天黑行动了。

三呼噜说我刨花生没经验，让我看家，他俩找了个装棃用的草编袋子，不动声响地消失在夜色中。不到半个点的时间，两人就浑身是土、满脸喜地回来了，看着他们拿回来的大半袋花生，我掂了掂还挺沉，足够吃好几天的。

烧花生这活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三呼噜找了块有点台阶形状地面，在台阶处挖了个一面有开口的坑，在上面放个梨篓的篓盖，篓盖上放一层花生，再这样放上两层，然后从底下生火，等火把篓盖都烧秃噜了，花生也就熟了。

在村口，遇到了当年一起在出口组劳动的“三呼噜"。如果不是时金鼎介绍，我们已经彼此互不相识了

我们三人围着火坑，一人拿个小棍，从炭灰中往外拨啦花生，边拨边吃，都顾不上说话了。新鲜的花生还有股潮劲，经火一烧，有一股别样的清香。那味道之美，是我以前没有吃过的，以后也再没吃到过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彼此一看，每个人嘴边都是一个黑圈，全是那碳灰惹的祸。

在出口组干活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往家里“顺棃”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成“顺棃”，而不用那个更准确的词，不过是觉得当时的行为不够光彩，玩个文字游戏，有意地回避罢了。

想想自己天天吃梨，都快吃腻了，可家里的父母姐妹还都没吃上呢，得想法给他们送点去呀。这样做不仅表达了惦念之情，还能显显自己的能耐。于是我托人找了个大梨筐，放到自己的宿舍里，开始了我的“顺棃计划"。

因为有看棃的任务，所以我们三个人每天是轮流回家吃饭的。我把正常的吃饭时间让给他俩，生怕下工时人多眼杂的被人发现。等他俩吃完饭回来，路上和村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趁这时机，我赶紧背上那早已装满鸭梨的绿书包，裤兜里再装上两个，紧张匆忙地溜回了知青点。“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因为是在出口组干活，顺回来的棃都是品质最好的，不仅个大，还很匀称，没几天就装满了一大筐。

当年我们点上的男知青，基本上都干过顺棃这活(女知青我就不清楚了)。现在想想，当时我们明目张胆的这么干，村里干部社员肯定是知道的，谁也不比谁傻不是，想必是乡亲们心地善良，同情和爱护我们知青，不把这事戳穿罢了。

本县的知青好说，顺来的梨怎么也有办法送回家，可我们这外地的就犯难了。我和霍英欣都是石家庄的家，二百多里呢，怎么往回运那呀。

一天我下工回知青点，路上看见一户农家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走近一看是石家庄牌照，我向旁边的老乡打听，原来卡车司机和这家人是亲戚，到这边来办事，顺路来看看，一会就回石家了。一听这话我有些激动，赶紧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了两包好烟，到老乡家说明来意，把好烟给司机呈上，请他帮忙把棃运回石家庄。司机听说我家也在桥东，而且离他们单位不远，也就满口答应了。

我赶紧跑回青年点，叫上英欣，把我俩的棃运到了老乡家。这司机一看多了一份，又一听英欣家还在桥西，就不太愿意拉了。一看这样，英欣赶紧说：把棃都放到他家就行，回头我家人再去取。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梨运回了家。

再往后，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复习和考场上的各种经历了，关于这些，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1977》中有着详细的描写，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978年3月我离开农村上大学的时候，是英欣和赵兰送我去的火车站。英欣用自行车驮着我，赵兰帮我驮着行李，一路上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也没怎么说话。在站台上，我们相互握手道别后，在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本日夜期盼离开的农村，忽然有了种不舍和留恋的情怀。文章写到这，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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