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方方：两个老三届哥哥的知青情怀

 作家简历

1982年的作者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家有知青

作者：方方

方方数年前接受央视专题采访

　　因为家里有两个老三届哥哥当过知青下了乡，因此，对于老三届知青我总是有一份亲近的感情。所有关于老三届知青的事情，我都格外留意。那些一部又一部关于老三届知青的小说和电视剧，我也如同他们一样，以非常关注的目光一点一点地看下去。
　　

家里下乡的是我的二哥和我的小哥。二哥是武汉二中的高中生，小哥是武汉十三中的初中生。他们都是第一批下乡的。二哥去了随县，小哥去了监利。

二哥走时，我没有去送，因为二哥在家里一直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一向显得成熟、持重而且能干。对于他所有的一切，父母都十分放心。

而小哥却不同了。小哥才14岁多，在家里除了淘气，什么事也做不来，更谈不上什么生活自理能力。在父母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顽劣的小孩。对于他只身下乡，父母都担心得要命，不知道他到了乡下会怎么生活。而小哥却一腔豪情，全然不理解父母的心态，成天在日记本里以高昂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情描绘着他的未来，把他将要下去的乡下称为他的“第二故乡”，并且号称要在那里扎根一辈子。

小哥走的那天，天很冷。我和母亲一直把他送到船码头。当他洋溢着兴奋同他的同学汇在一起，然后又淹没在人群中时，母亲像别的一些不太坚强的母亲一样哭了起来。
　　

下了乡的哥哥们很快就一封封给家里来信了。作为高中生的二哥很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他对下乡绝没有小哥那样的热情，所有的豪言壮语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他的情绪从一开始就很低落。下乡使他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而二哥却很想像大哥一样，能够到一所如清华那样的好大学去读书。

二哥在乡下待了近7年。其间有一次，他几乎已经得到通知，被抽到汉阳钢厂，并且用他仅有的一点钱请了客，喝了告别酒。但是，他却被后门挤了下来。二哥一方面很愤怒，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调整了自己。他在乡下自学《高等数学》，自学英语和日语，并且还精读了一些人文方面的书籍。他就农村存在的问题写专题论文，同时他还进行文学创作。一度时间，他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重点培养的文学青年。

农村的生活使他变得十分成熟和坚强。他在乡下待了几近7年后，被抽到襄樊铁路上，做了一名钳工。但很快，他就以当地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东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继而大学毕业又到华中工业大学读了研究生。他现在已经是东北工业大学的一名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了。

他对自己生活过将近7年的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在读大学期间还回到乡下一次。但是他对当年下乡的做法却是持以平静而理性的态度。除了为他的几个同时下乡但早于他抽上来、极有才华而后却并没有去考大学的同学惋惜外，他很少很少谈到那里的事情。他从不认为那是“青春无悔”的岁月。

与我二哥理性的作风不同的是，我的小哥却总是一副浪漫的情怀。初到农村他以他的革命激情，逢信便抒发他对农村的感慨和自己的决心。但很快，江汉平原上一场汹涌的大洪水冲掉了他所有的热情和幻想。小哥和他的同伴几乎是逃难般地回到武汉。

到家后两三天，几个同学都说不能让行李被水冲掉，应该把行李拖回来。于是小哥亦不顾母亲再三阻止，和同学一起冒着大雨和生命危险，扒车转船，几经艰难地返回乡下，把那一点可怜的行李又肩挑人扛地弄了回家。然后，他得了疟疾，打摆子打得一家人都目瞪口呆。一忽儿见他高烧不退，一忽儿又见他冷得无处躲藏，令母亲急得六神无主。

这个病折磨了小哥很多年头。要命的是小哥下乡的监利县突然间开始了大招工，同小哥一组下乡的同学全都招了回来，却只单单剩下成分不好的小哥一人。而那时的小哥才16岁出头，听到招工被刷下来的消息时，他曾经放声地大哭了一场。然则命运如此，哭也无法。当他的疟疾一次次发作，小小的年纪却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房东家里养病时，那种感觉的确让人想象着都难受。

小哥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便在那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完全破灭了，来信便不再有激情。后来的日子，小哥每年都要面临招工的折磨，一次又一次，几乎全公社的知青都走完了，只剩下了小哥和其他大队几个成分不好的知青。迫于生存，小哥也懂得了要和干部搞好关系，所以，我印象中总记得母亲帮小哥买东西送给一些要害人物。

坏事有时也能变成好事。监利的知青走得太多，几乎都走空了，以致后来大学招生时，名额居然也派到了小哥他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身上了。终于，在小哥下乡5年后的某天，他有幸被录取到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上学。

小哥在填表时根本就没有报这所大学，但据说是录到那里的一个干部子弟见到“西北”二字以为那里苦得不得了，非要换所学校，于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者只有重新挑人，他们在许多表格中挑选了我的小哥。令小哥走运的原因乃是小哥小时候曾经在西安上过小学和中学，他上的学校都是那里第一流的学校。一个害怕大西北的干部子弟的退却，从而结束了我的小哥的知青生涯，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小哥在西安生活过多年，十分清楚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拿到通知书后，他如同范进中举，整个人都乱了套。写给家里报喜的信封上，也到处写满了“毛主席万岁”字样！他的浪漫主义随着境况的改变一下子就死灰复燃。

小哥在乡下经历的坎坷和磨难要比二哥多得多，此后，他的命运也曾一波三折。及至近年，小哥才相对安定了下来，并做了武汉市一家大公司国际合作部的部长。

小哥喜欢谈当年下乡的事，他似有一种“无悔”的情结。他觉得这段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性格和意志，也使他懂得了很多东西。有了这一段生活垫底，也才能使他在后来的种种挫折中不致气馁和倒下。相反，如果不下乡，他再在城里游游荡荡、衣食无忧地生活下去，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纨绔子弟。而一个纨绔子弟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可就真难说了。

为此，我在小哥的言谈中常听得出小哥对他的知青生活是大有感激之意的，甚至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着重返监利看看的计划。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将我的两个哥哥下乡的经历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可以写成文章让大家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很赞同我二哥对知青下乡问题的那种理性的认识，但我也相当欣赏我小哥怀念知青岁月并将那段磨难作为生命财富的心态。为此，我一方面庆幸自己没有下过乡，另一方面也深为自己没有机会做知青而遗憾。

（本文摘自董宏猷主编《我们曾经年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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