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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卢治安：塞北初恋，此情绵绵五十秋
作者档案
卢治安，生于1947年12月，天津第九十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河北省围场县大唤起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11月选调回津，做中学教师。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分配至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2008年春退休。
原题
塞北有个姑娘叫小杨
作者：卢治安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大唤起川，川口
塞北，我上山下乡的地方。上世纪的1968年年底至1972年年底，我在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大唤起公社23号大队18号生产队插队落户，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四个年头。
小杨，我的家属，出生在木兰围场美丽的山川、草原，由金莲花、白桦树陪伴着长大的蒙古族的女儿。
认识她，是在1970年的2月。
左：杨16岁的照片，右：杨20岁的照片
第一眼就击中了我
当时，围场农村开始了所谓的“斗批改”运动，各公社、大队都派出了由干部、贫下中农组成的“斗批改宣传队”，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查“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的动向，批资本主义道路。2月24日，我由津返回生产队，三天后，2月28日，即被调到大队帮助整理材料。
那天，我正在大队部，趴在一张陈旧的桌子上抄写材料，棉门帘一掀，她进来了。
年轻，热情，质朴，大方。我喜欢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记得很清楚，她穿着碎花布的棉袄，外面套着紫色的条绒外衣，洗的已经有些发白，蓝色的布裤子，膝盖处有两块整齐的补丁，一双黑色的布棉鞋。洁净，朴素，整齐，明朗。
闪亮的眸子，动人的笑容，甜甜的嗓音，迎面扑来青春的气息。“你就是天津的那个知青吧？呀！你的字写得真好！”这是她说给我的第一句话。我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热情、爽朗、单纯、明快，我对她印象很好。
她是谁呢？宣传队的隋指导员告诉我，她叫杨玉琴，街里（县城）的家，“文革”中家庭受冲击下放到四道川广发永公社落户，表现很好，选派到大唤起公社“斗批改宣传队”，年轻，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那就还是个小孩子啊。但我觉得，并且也确实是，她无论从容貌上还是从处事上，都比实际的年龄要成熟得多。
4月初，公社调我到社办企业“满汉土氟石矿”（氟化钙，俗称萤石，炼钢材料）做会计，矿山规模颇大，所产氟石，经承德运至天津塘沽口岸，出口日本。而矿山位于离23号大队数十公里远的满汉土沟的最深处（称作“沟垴”）。
奇异的是，几乎每次上矿、下矿途经公社或者大队，总是能见到她，并且慢慢地，我也总是期望能见到她。
大队召开全体团员会，我匆匆赶来，拉开门，她迎出来了。热情亲切的目光热腾腾的扑向我，“哎呀，小卢，你来啦？”
“一棵松”沟沟门的石径上，她正迎面走过来，笑眯眯地，健康的身材，花样的笑脸映着初春的阳光。
大队部门前的土路上，她正在练习骑自行车，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小卢，快躲开！我不会骑！”那么天真，直爽地对我大喊大叫着。
基干民兵兴修水利的挖渠工地上，她带着一帮姑娘小伙慰问演出，清亮的嗓音唱着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一片叫好的掌声中，她竟是羞得满脸通红，急匆匆钻进人群，再也不肯出来。
公社的大会上，她站在戏台上指挥社员唱《东方红》，秀颀的身材，修长的手臂，饱满的胸，来回晃动的两只小辫子，她的脸上洋溢着青春和热情，像盛开的金莲花；她的身姿挺直健美，像挺拔的白桦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扑扑的跳，竟微微低下了头。
我觉得她好可爱，喜欢。
15岁的娇嗔
初夏，一个中午，我正在我们知青点，门外人影一闪，她和大队的妇女队长马玉梅进了屋子。马玉梅说：“今天在你们队吃派饭，听说你从矿上回来了，小杨说来看看你们知青的家。”
我记得，她坐在炕沿上，脸有些红，不大自然。我忙拿出一把小水萝卜，舀了瓢水，洗后，递给了她，说：“我从林场买回来的，挺脆的呢。”
她的神情很动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掐着一个萝卜，右手用指甲轻轻地扣着萝卜皮，嫩红的皮一片片的掉下来，接在左手手心里。然后，用牙齿轻轻地咬，慢慢地嚼，这个动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以后，我注意到，她吃水果，都是这样，很可爱的样子。
她看到屋角堆放着许多书，就拿起几本翻看。“这么多的书，真有学问，都是你的？”我说：“是啊。你看看喜欢哪本就拿去看吧！”她抬起头，有些娇嗔地说：“不行不行 ，我哪看得懂，我才小学四年级，文盲啊。”说着，还对我有些调皮的一笑。这一刻，倒真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我记得，以后在交往中，她经常会有这种娇嗔调皮的神情。很动人，很可爱。
一个夏夜，雨后，天有些凉，风清清，月明明，山形巍巍，树影婆娑。在我们生产队开完会后，她要到河对面的七队去，我送她。出了营子口（村口），走过小桥，穿过密密的一片白杨林，月光下，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都没有说话。她的身影清秀，颀长。夜风中，她额角的秀发微微的飘。就这样，默默地走着，很静，很静。两个人簌簌的脚步声，还有，我自己的心跳声。
终于，走出了白杨林，已经可以依稀看到七队营子（村子）社员窗口微弱的煤油灯光。她一下子回过头，眼睛闪着熠熠动人的目光，“别送了，到了，我自己能走。”“不，送你进营子（村子）。”“你回去，你不回去，我不走了。”她挺直的站着，脸上一副坚定不移的样子，很可爱。“那好吧。”她对我笑了一下，很甜美的那种。然后，挥挥手，转身，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我还站在原地，又使劲的挥挥手，转身，走去。刷刷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远。
我轻轻地跟在她的身后，看着她的身影进入了七队的营子（村子），听到了一阵阵的犬吠声。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那样的清新。
18号生产队村外的小河及白杨林
“别送了”
8月，“斗批改”运动告一段落，她们要撤离大唤起公社，回到县城，集中学习、总结。
闻讯后，我特意从矿山赶了回来，怀着跳动的心，过了公社，过了大队，都没能见到她。到了七队，上了一个坝沿，远远地看见了她，真的是她。她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营子（村子）口出来，。我的心突突地跳，迎了过去。她过来了，气喘吁吁，丰满的胸起伏着，额头也有汗水，车架子上捆绑着方方正正的背包，车把上挂着装着脸盆等物的网兜。
“小卢，真巧啊，还以为来不及见到你呢？”她的眼睛中，流露的是惊喜快乐的的目光。“怎么，你骑车到街里（县城）？”“不是，到公社集合，街里（县城）来车接。”
不由自主的，很自然的，我接过了车把，推着自行车，她走在我的身边，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很亲切美好的感觉。
那一刻，我们之间竟突然都没有了话，只是默默地走着。乡间的土路上，是我们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远远的分开，一会儿又深深地重叠在一起。
快到二十三号大队了，远处看得到了行人。她说：“给我吧，别送了。人多，不好。”
我停下来，把自行车把交给她。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推着车子走了几步，停下来，像是想要和我说些什么，但终于没回头，飞快地骑上车，远去。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这才想到，书包里还有想送给她的几本书，还有几组样板戏剧照的精美画片。
返回矿区的路上，我突然觉得心中空落落的，两条腿格外沉重，心情也说不出的郁闷。
怎么能够想象，从此再也见不到她？
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
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
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
觉得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和她说，但什么都没来得及说。觉得还有好多好多美丽的友情刚刚开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心一下子成了空白。遗憾。不甘。好痛。
趟过一条小溪，我捧起几把水洗了洗脸，躺在溪流边的草丛中，嘴里嚼着一根青草，微闭着眼，努力地想着她，想着她的一切的动人，想着她的一切的美丽，让她的动人和美丽，填充我的心。
当晚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 * *同志是个好同志。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自己感到，在思想感情上，自己的确发生了、产生了某些不一般的感情。在生活的道路上，又一次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时心情上有些苦恼和烦闷。现在，她们就要走了，心情上或是更苦闷些。* * *是好同志。她对我也是很好的。
这是我在日记中第一次写下她。很奇怪，怎么竟是如此平实、寡淡、简素的语言，见不到一丝情感的涟漪？后来明白了，就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水总是平静无痕，流淌下去，定会是水流滚滚，波浪滔天。
这一天，是1970年8月5日。
第一次握手
她走了，再也没有消息。是又到别的公社搞“斗批改”运动去了？还是工作结束回四道川乡下了？还是……每次到县城开会、办事，在街头，在商店，在人流聚集处，都会留意寻觅，祈盼能看到她的身影。然而没有。怅然，失落。转眼间，1970年过去了。
1971年初春，应该是3月的一天，我到县土矿产公司核对账目。傍晚，县电影院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很像她。她和一位女伴有说有笑的，秀颀的身影，动人的笑容，甜美的声音，是她，真的是她，就是她。她就在我身前，她就在我身边。
我激动得心突突的跳，一时竟不知所措，慌忙低下了头，更是慌乱急迫地躲开了。砰砰跳动的心刚刚平静下来，我就极其后悔，马上返身去找她，街前街后，里里外外，没有。只有，空旷清冷的街巷，和零零落落的行人。
微弱的路灯光下，我久久地伫立。“她仍在县城，她就在县城”，我心中顿时满满的都是希望。
5月，桃花盛开的季节。我和矿长兼书记的张永春到县城参加一个社办企业工作会议。沿着二道街向南，快到县革委会大院，蓦地，竟看到她从迎面走过来了。是她？她也是很惊喜的样子，满面微笑地走过来，我也不由自主的快步迎上去，我和她，双目对视，没有任何迟疑，竟都很自然的伸出手，握住了对方。
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握手。1971年，桃花盛开的时候。
她与张景春握手后，很嗔怪的口气说：“张书记，你们都忘了我了吧？也不给我写信，一点也不想我。”说完，眼睛还瞟了我一眼。
我说：“怎么会呢？也不知道你到哪了，每回我们来街里（县城），都打听你呢？你也没告诉我们啊！”
她一下子很惊讶的样子：“这个坏朱江，他没告诉你们吗（朱江是当时“斗批改宣传队”的一名男队员）？他回大唤起补个外调材料，我让他给你带信的。这个坏家伙！我就说呢，你怎么会不理我了呢？还难过了好多天呢！”
张景春打趣说：“看来小杨不是惦记张书记呀。”
“不是不是，都惦记，好想大唤起呢。”她忙不迭地摆着手，脸涨得通红。很可爱的样子。
张景春笑着说：“那你猫(（藏，躲）哪去了呢？”
她回答：“在街里（县城）集中总结后，我们又去半截塔公社了。回来就调到县‘文宣队’了，大半年了，就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那好啊，你有这特长的。”我说。
“不行不行，有好多承德下放的专业演员，还有好多知青，都特别棒，我不行，连乐谱都不认得，就是跑个龙套的。”很认真的样子。
“你演过啥？”张景春问。
“这……”她迟疑了一下，然后，使劲甩了下两根小辫子，像是下了个什么决心：“告诉你们跑龙套了，还非要问不可。看过《沙家浜》吗？第四场《智斗》，刁小三抢包袱的那个少女，一句台词‘你干嘛抢东西？’还有，《红灯记》里的卖粥大嫂……”
说着，她自己先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张景春和我也都笑了。
“你们别笑，我也是《沙家浜》沙奶奶的B角呢，可惜还没正式演过，可我演过新四军卫生员小凌。还有，演大合唱时导演让我领唱，我还有独唱节目呢！”
“《我爱北京天安门》吧？”我开着玩笑。
“不，蒙古族民歌，我会好多呢。”她极其认真地回答。
这我相信，她的嗓音天赋确实很好，1973年还曾有机会进入专业团体。当兵后，1976年，也进入过铁道兵12师后勤部的文工团，独唱演员，那也是她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就是到现在，她最喜欢的是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和德德玛。只要电视里听到他们的歌声，哪怕是正在厨房做饭，也会立刻关掉煤气，跑到电视机前听歌，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而我，最喜欢的蒙古族歌手是斯琴格日勒，野性，奔放，浪漫。为此，我们经常争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临别，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真高兴，幸亏我今天出来早点，幸亏我又正好走二道街，幸亏我又走在路这面，这才看见了你们。要不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呢？下次来，一定到‘文宣队’来玩儿啊。”
桃花绚烂，春风荡漾，我的心。
我很想她
但是，以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我经常到县城，却始终没能与她再见面。
她绝大部分时间要随“文宣队”到基层公社去演出，还要经常到外地如多伦、赤峰、丰宁、隆化等地演出，很少在县城里。再有，我觉得，每次找她，也必须要有个什么理由（就是借口）才好。我希冀能再有与她“路遇”的机会，但一次也没有。
树叶黄了，秋天了。大雁南飞。
我很想她。
10月16日，我以托她为我在新华书店买一本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为借口，给她写了第一封信。那本画报里有江青为林彪拍摄的一幅光着头学毛著的照片。9.13林彪外逃了，这个理由很充分。
1971年《人民画报》7—8期合刊
信中，我把所有的想念思恋之情都埋在心底，没有任何情感的流露，只是询问她的工作情况，身体情况，托她看看书店有没有这本画报，并祝她都好，并说我们大家都很想她，有时间回大唤起公社玩儿，等等。
我希望她能读懂这封信。
我希望她能感受到我内心的情思。
我希望这封信是一滴春雨，能滋润她年轻的心田。
我希望这封信是一缕春风，她能回应我春水的涟漪。
我确信，她一定会回信的。
95万字的情书
11月2日，在23号大队队部，我收到了来自围场县服务公司的一封信。我的心猛地跳起来，慌忙把信塞进衣袋。在大队外的小河边，我打开了信，果然是她的。是一页普通的白纸，字体圆润，很稚拙，但字迹很工整。
信中说，县“文宣队”与县“三线宣传队”合并，调整人员，已经分配到服务公司群众饭店。等等。说的也都是工作，没有一丝情感的表露。
而我，能知道她的心。
我想，她和我一样，所有外在的拘谨、严肃、矜持，实际上都是在掩盖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我们其实很像，外表是平静的水，内心是激荡的旋流。
杨1971年10月30日的信
这封信，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写于1971年10月30日，距今已经整整45年了。
从这封信开始，我和她开始了八年多的通信历程，到1979年3月她由部队复员到天津， 她的信共计197封，计15余万字，我都精心的保存下来了。
自1971年10月—1979年3月杨的全部信函
而我八年中写给她的信至少应在300封以上。我写信比她勤，几乎每星期一封，且字数多，每封信都有数千字。字数最多的一封信，写在一个32开的笔记本上，4万多字；还有一封记述两人情感经历，写在一个24 开的笔记本上，10万多字。算来至少应有80多万字。
可惜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她所在的部队医院一级战备，待命赴唐山抢险救灾，命令限时清理完毕一切个人物品，撤离宿舍，入住帐篷，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区。无奈之下，她只能把我1971年10月6日始至1976年8月的全部信件都投在医院锅炉里烧掉了，满满的一大包。现在保留下来的信，是1976年10月份以后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了，
如果不是这样，那现在将两人的通信按年月日编辑成书，该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个人情感史、成长史，一本名副其实的《两地书》。
遗憾。很是遗憾。
把她收藏在日记中
所幸的是，从孩童时代起，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于是，从1970年至1979年的这数本日记，记录并保留下我们最真实美好的情感记忆。
1970年—1979年的日记
这以后的几个月，我几次到县城办事，多次在她那个饭店吃饭，也几次见到她。没见她之前，相见的渴望是那样强烈；而见到她后，是出于自身的矜持，还是爱恋的慌乱，我都很紧张，却又努力做出很平静的样子。她却总是热情扑面，微微仰起头，专注地看着我，灼热的目光，甜甜的声音：“小卢，来了？”自然，大方，真诚。我则很拘谨地回答一句：”来了。”然后无语。
记得很清楚，一次与县土矿产公司的业务员在饭店吃饭，她正在班上。见到我们进来，有个服务员不知对她说了句什么，她立时微低下头，脸红红的，眼中波光一闪，静静地，像水中安然的睡莲，她的这种神情，以后我曾看到过多次，记在心里，再也忘不了。
1972年1月16日，回津探亲，住在贸易货站旅店，那里离客运站最近。晚上在群众饭店吃饭，她刚下班，和她说了不少话。是关于知青选调的事。当时的传闻很多，坝上的军马场、兴隆的煤矿、承德的服务系统、承德的钢厂和矿山机械厂等等。
她坐在我对面，两手托着脸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一动不动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听着我说话。“菜凉了吧？要不我去给你热热？”她说。“不用。”我说。
良久的沉默。
好一会儿，她说：“我们这也早就有这消息了。公司里的知青都在议论，后悔选调到街里（县城）,有的还想辞职回生产队再选调到承德呢。”
“是吗？”我说。
“你说要是选调有我该怎么好？”我问。
她的脸突然有些红，目光离开了我，低了下头，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似乎考虑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有条不紊地说：“你当然应该重视这次机会。至于去哪，兴隆煤矿不去，你现在不就在矿山吗？还当会计，在那说不定就下井挖煤了。军马场不好，我们到那演出过，虽说是军队编制，可太偏远，也太冷了。承德服务公司也不理想，虽说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你这么大学问总不能跟我一样做个服务员吧？还是钢厂和矿山机械厂最理想。你说呢？”
她在说这些话时，目光很深沉，表情很稳重，语气很平稳，思索着，表述着，很理性，很成熟，哪里还是那个近乎天真、单纯的小姑娘？完全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妇女干部。
我不禁有些调侃地赞叹道：“小杨啊小杨，让我刮目相看啊！你多大？才16岁吧？怎么这么像妇女主任马玉梅了呢？”
她嘟起嘴，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小卢，你就是看不起人，我早就是大人了。告诉你，我是我们服务公司的团支委呢，管着上百号人呢。”
说着，自己咯咯地笑了。
“你先别打断我，我还没说完呢。要我说呢，选调到承德的工厂是最好，真正的国营大企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但也不是最适合你，你还是再等等，看以后有没有选调做老师啊、机关干部呀什么的，这最适合你的。选调既然开始了，就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再说你现在在矿上，也不算累，领导也信任，再等等看也可以的。你说呢？”
她专注地看着我，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很认真的说着这些话。我也第一次这样专注地看着她的脸，很自然的听着她说着这些话。
她的神态，像是一个给我讲道理的小姐姐，又像是一个关爱着我的小妹妹。非常熟悉，非常亲切，非常温暖。
我突然热血一涌，说出一句：“小杨，你，你愿意让我走吗？”我感觉到了我的话有些颤抖。
她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两手不停地摸着衣扣。突然站起身，转身就走，走出几步，扭过头，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你问你自己吧！”然后，冲着我“哼”了一声，很解气的样子。
走出十几步后，又转回身来，故作嗔怒地说：“不理你了。明天也不送你了！”然后，一扭头，跑出了门外。
我心中漾起一片柔情，满满的，鼓荡着。
她穿着一件紧身素花棉袄，很健康，很丰满。
紧紧握手
以后，我深刻地了解到，她虽然年龄比我小八岁，但她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她的性格，固然很热情、单纯、天真、明朗，但骨子里，她很理性，很成熟，很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这让我感到欣然。我喜欢她的热情和天真，也喜欢她的理性和成熟，并且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在重要的人生、社会等问题上，我总会征询她的看法，她也极其愿意充当一回导师，尽管我很少能真正听取她的意见。
第二天，1月17号，清晨，很冷，风也大。直到车开，也没见到她的身影，不会真的不来吧？我的心中突然很不安，心情也一下子很乱。汽车开出客运站大门，向南转弯上路，我一回头，看到门外北侧的墙角下，她站在那里，两只脚来回跺着，不停地搓着手，寒风吹乱了头发，脸冻得通红，巴巴的望着汽车，还挥了挥手。我的心突然有些痛，怜惜？心疼？不知道，有种想哭的感觉。
1月17日午后到承德，1月18日晨到北京，1月19日晚回到天津。
1月23日，我给她写了我们之间的第二封信，还有一张载有正在火热流行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北民歌的报纸及年历。
17日到23日，7天，我必须将这几天的行程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就是在这7天中，在塞北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在京都巍峨的红墙黄瓦下，在天津的都市繁华中，我已经做出了自己一生的情感抉择。日记的文字极少，而我的心里路程很长，我深刻的知道自己。
2月2日，收到她1月30日写来的回信。这是她给我的第二封信。一遍遍的读，一遍遍的回味：
在谈了很多工作、学习、思想的情况后，信末，是“点睛”之笔：“在信中得知你处准备把知识青年全部调回的消息，心里很难过，说实在的，我是非常不愿意让你们走的。 紧紧握手。”
杨1972年1月30日的信
她含蓄有致地回答了我离开围场时的问话，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快乐和憧憬。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下午接杨信，谈目前工作很忙等。似乎又看到她健康的身体，妩媚的面容，明亮的眸子，天真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同志啊！让友谊的长河流不尽，永远绵长清澈。让友谊的鲜花开不败，永远芬芳吐艳吧！”
立刻又给她写了封长信，期望春节前她能收到。
2月14日，除夕。好想念她。当晚的日记：
今日除夕。天津之夜，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充满着幸福的欢笑。窗口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阵阵清脆的鞭炮声。月色很好，深蓝的夜幕上挂着一弯（？）月，眨眼的金色小星星。海河之滨，静谧，温馨。此时，我是多么的想念、多么的热恋我的同志们啊！* * *的影子清晰地、生动的（浮）现在我面前。
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该是多么需要友谊，需要爱情啊！人隔千里心相印，步步紧跟毛主席。这应是（我们）共同的心里吧？
为什么Ta还没来信？我盼着，像盼着一颗火一样热的心！那似乎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罢？让皎洁的月光，柔和的清风，明媚的夜色把我的心意记录下来，传播开去，带给那塞罕坝下的小山城中的同志、战友吧！
情书开头是毛主席语录
2月18日，大年初四，接到她2月12日写的回信，信中，她毫不掩饰的表达了自己的情思：“我觉得在革命队伍中，有这样一个同志来经常鼓励自己，经常帮助自己，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觉得交这样一个好同志，而感到万分高兴。这就更希望你以后要更多的帮助我，使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更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一生交给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我们的一切。”
杨1972年2月12日的信
改变了称呼
我很开心，很快乐，我觉得，虽然她的信满纸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概念表述，但实际上她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和我做朋友。从今以后，我有女友了，是她，多美好！多快乐！多幸福！
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她对我的称呼不再是“小卢”，而是“治安”，一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
她确实是很聪明的，既明确地表达情感，又巧妙地和学习、工作等时代话语结和起来，这是她的成熟。要知道，这时，她还不到17岁，高中生的年龄啊。
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对她提及这几封信，称她懂得中国传统美学“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她的回答是：“什么美不美的，和你一样，装呗。你更会装，装得更像，超级大尾巴狼！”
我还问过她，在收到我托她买《人民画报》的第一封信后，知道不知道我的用心。她回答道：“狼子野心呗！”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回信呢？”她回答：“谁让我属羊呢？”我又问她：“那你在信中怎么没流露出一点情感呢？”她回答：“狼要吃羊，羊还含情脉脉地送上前啊？”她其实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这也都是后话了。
接到她这封信后，2月18日的日记中，我写下了自己春天般的心情：
下午，接杨来信。信中言辞娓娓，就像那面对面的动人述说。信中说，愿同自己交很好的同志朋友，并万分高兴。我深为在革命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个热情、活泼、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高兴。深为在生活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志同道合、朴素、健美的朋友而幸福。也许，这是自己爱情大海中第一个岛屿吧？但我愿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岛屿。未来，我还不敢设想，但现实是我爱上了她，并深深地、倾心地爱她。她的体态，她的灵魂，她的一切。而她是不是这样呢？我朦胧地感到，她也是这样的。那就让在和暖的春风下，这友谊之花含苞而怒放吧！
天津，都市。灯火楼台，繁花似锦。而我的心，却一直在思念着远在塞北的她。在商场，在书店，在公园，在闹市，总是幻想着她在自己的身边。夜晚，清冷的月光，思恋，难眠……
祖父祖母点了头
3月7日晨，我动身回围场。9点53分，列车到京。晚9点09分，列车北去。3月8日凌晨4点20分，承德到了。3月9日晨6点，乘班车，继续翻山越岭，跨河穿谷，北上，北上。
到生产队后，我补写了3月7日至15日的日记。 之所以又一次详尽地记录自己的行程，是因为3月7日，在北京，第一次有勇气向祖父诉说了自己全部的情感，并得到了祖父、祖母的理解、关爱、鼓励和支持，于是，在北京的这一天，于我的人生，于我们共同的人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是从这次返回塞北的行程起，我完成了自己爱的心路历程。塞北，已经不仅仅是我插队落户的地方，那里有她，我所挚爱的人。她在那里，那里有我的爱，有我的亲人，那里是我的家。
塞北有个姑娘叫小杨。
于是，塞北，不再遥远。
于是，塞北，不再严寒。
于是，塞北之于我——
山峦，河流，草原，
都有了血肉的亲情。
也是在这篇日记中，我记述了自己回到围场县后的心情：“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开始（还）很平静，后为不安的激动。当汽车喘着粗气到围场后，我反而对围场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热爱起来。以致要大声说出：围场，终于到了。我终于明白了，那是在当天晚上，当我躺在三分店的炕上的时候。
夜色很好，天气不算太冷，躺在温热的炕上，想着到围场后所做的一切（经历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啊！我是倾心地热爱围场的，原因在我倾心地热爱着围场的她！
她，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健康，端庄，美丽。我喜欢她的笑，天真，像春风下的桃花。我喜欢她的沉静，颦眉，凝目，像水中安然的睡莲。
我发觉我是这样的爱她呀！我还发觉，早在两年前，在她在我们大队中工作时，我的心野里，就早已深深地埋下了她的爱情的种子。
我几次在街头徘徊，几次到单位询（寻）找，几次打电话问询，都没见到她。我的心啊！我明白了，她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我重复了在津初恋（按：实际是单恋）情感，幸福和烦闷的交织，渴望见到她又惧怕见到她！满腔的话又沉默的无语！
我奇怪，我不是曾发誓要永远不忘记初恋（按：实际是单恋）的她吗？为什么见到她后就忘记了当初的誓言？
人啊！感情啊！爱啊！也许，在她身上，显现着她的影像吧？或者说，她就是她，一个更丰满的她吧？
……
3月20日，接到了她3月18日的一封信：
杨1972年3月18日的信
不再是“同志”
这是她给我的第五封信（离津前曾还有一封）。这封信的意义有二：这封信不是她对我信的回复，而是主动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从这封信开始，她在信后的署名不再冠以“同志”二字，而是直接写上自己的名字。
很多年后，我将这两点说给了她，她把信仔细地看了看，说：“你的心可真细。”又说：“署名时我真的是想了好久，去掉这两个字，你是不是特有感觉？”
是的，当时，我觉得春天来了。
那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矿山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我几乎每隔几天都要到县城土矿产公司及银行办理业务，矿山还在县城旅馆第五分店长期租房成立了办事处。我和她见面说话交流的机会很多。但只要有些时日没能见面，就迫不及待的要写信。很多时侯，互相的信对方还没收到，我就又到了县城。
那一段时日，我真切的体验到恋情的美好，更是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纯挚的感情。
有一次，我去承德，来回路经县城都未及去见她，3月26日，她来信：“那为什么不上我们这来呢？我听了很生气。”
杨1972年3月26日的信
我仿佛看到她故作娇嗔、噘着嘴赌气的样子。可爱。
还有一次，我到县城后去找她，她没能如约来见我，我在信中提及了这件事，4月19日，她回信中说：“信中听说你生气了，是吗？这个事确实是愿（怨）我……请不要生气。”
杨1972年4月19日的信
是个乖巧伶俐的小姑娘。可爱。
在更多的通信中，是我详尽细致地回答她提出的各种问题，学习的、工作的、同志关系的，等等。很多次，我都是在围场的旅馆中，在微弱的油灯下，写个通宵，十页、二十页，第二天一早，在离开县城回大唤起矿山前，托付旅馆的服务员转交给她。而她在回信中，则总是很诚恳地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并明确表示自己的心情。
1972年5月10日的信：“另外我感到在社会上交个知心朋友，能从政治上帮助你进步，也是不容易的。我多么希望在工作中有你这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进步呀。”
杨1972年5月10日的信
1972年7月3日的信：“我觉得从我们的接触中，我看到了许多你对事情的看法，和对工作当中的经验，对一些事情，你不是单纯去看，而是按照主席教导，全面考虑问题。在这方面，我一定虚心的向你学习，并希望你以后多帮助我，使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胜利，你说好吗？”
杨1972年7月3日的信
1972年9月26日的信：“信中你对我的帮助和启发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看书学习方面。的确，以前自己不爱学习，有时间就想玩一会儿，对一些书，根本学不进去，也不想看。通过你的启发和近几天的学习，认识到，这不是什么爱学不爱学的问题，而是对认真看书学习的态度问题。今后自己一定要刻苦的学习，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杨1972年5月16日的信
从那个时候起，我似乎真的成为了她的精神导师，我也极其愿意扮演这个导师的角色，享受着她的依赖和崇拜，沉湎于她的钟情与依恋。
就是1974年她到北京当兵后，她的入党申请书，她的每月一次向党组织的思想汇报，等等，都是我写给她的；复员到天津后，单位每次会议的发言、讲话，工作总结，也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她读大学档案专业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更是我忙了半个月的“杰作”。
于是，似乎已经形成了习惯，她大事小情都依赖于我，而我似乎永远是她的老师。以至于四十年后，2012年春我患直肠肿瘤，在被医生推进手术室大门前的一刻，她急匆匆地跟了过来，伏在我的耳边，动情地说：“治安，你别怕，你不会有事。我是你看着长大的，从十五岁看到现在，现在，我们都老了，可，我还要你看着我，变得更老。”说着，一颗颗泪珠滴在我的脸上。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从3月初回到围场，到10月底选调回津，将近8个多月的时间，共200多天，我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县城，在大唤起矿山的时间不到60天，但就在这60天里，她写给我的信有14封，几乎是三天一封。很多封信是托人捎到矿山或直接放在县城旅店的矿山办事处。
在这200多天里，我共写下了121篇的日记，日记中写到她的有46处。回津后，曾将这一期间日记中有关我和她情感的部分文字摘录出来，编入自己在塞北生活的所谓诗集《锥峰诗抄》：
《锥峰诗抄》摘录的部分日记
滋润一生的时光
回想起来，1972年的这八个月，是我和她情感历程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在我们近十年情感史中，互相接触的时间最长。以后，就是她在北京当兵，我在天津，相距只有120公里，但一年中也就只能见四五次面，而每次见面最多也只能有几个小时。
这段时光，我和她有了更多的情感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互信，为今后的情感发展、生命归宿奠定了最美丽的基础，足以应对人生路上的任何风雨和考验。
这段时光，我和她都铭心刻骨的经历了爱的情感体验，尽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政治语境下，这种情感不可能像大自然中花儿，在春风下尽情绽放。这是我和她共同的情感、精神财富，足以滋润我们的一生。很美好。很珍贵。
我很怀念这八个月。
现在，我的身心都已苍老，但只要想起这八个月的时光，内心仍会涌动起春潮，甜蜜、温馨、美好。
那时，尽管在通信中我和她都已经明确的表达了情感，似乎已经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但见面后，却是非常拘谨。她自己在信中说：“我可以说是非常爱说、爱唱，很活泼，可也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非常拘束。”
我亦是如此，每次到县城后，都迫切地想立刻见到她，但一拿起电话，心就跳得厉害，一旦见面，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有一次，在五分店矿山办事处，是个早晨，刚下过小雨，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地面。她来了，迎着明丽的霞光。我把她让进屋子里。她轻轻地坐在炕沿上，我坐在地上的一把椅子上。她的脸红红的，一闪一闪的目光，话很少，我也说不出什么话。就这样坐着，默默地。
以后很多很多次，我和她相见后，都是这样坐着。她低着头，不说话，脸很红，胸脯一起一伏，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我也是不敢抬头，心在怦怦地跳。天天盼着她来，天天想见她，但见面后就是这样默默地坐着，很幸福的感觉。
有一次，她来了。用一块素花手绢包着十几个红红的小沙果，放在桌子上，说：“给你，挺甜的呢。”我说：“你也吃。”她笑了一下，拿起了一个，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沙果，右手的食指轻轻地扣着果皮，还是在大唤起我们知青点吃水萝卜的样子。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雨，雨水浇在玻璃窗上，啪啪的响。我们就这样听着窗外的雨声。许久，雨停了。我打开房门，一阵清凉的风，我说：“停了。”她说：“真不愿意让它停，好在这多呆一会儿。”说完，瞥了我一眼。那目光，是雨后美丽的彩虹。
有一次，晚上，她来了。我坐在炕头，她坐在炕梢。我清楚地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睑低低的垂着，手摆弄着洗得发白的军上衣。我倒了杯水，递给了她。她低着头，接过了水杯，轻轻地用唇抿了一下。坐了一会，她说：“晚了，我走了。”我说：“不晚吧，再坐会儿。”她看了我一眼，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很坚定地说：“走吧！”然后，转身推开房门。送走她后，我拿起水杯，深深地吻，一口气将水喝了下去，很甜，很美，那是她的芬香。
有一次，夏天，她来了。穿着粉色的上衣，浅黑色的裤子，白色的凉鞋。含着动人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我看到她是那么丰满、丰腴，健美的双腿，紧紧地裹在合体的裤子里，浑圆的肩膀，白皙的脖颈，修长的手臂，饱满的胸高高的隆起，我的心中强烈地鼓荡起春潮。
有一次，她答应我说转天休息，可以到大唤起公社我们知青点来看看。我盼了一整天。在供销社买了鸡蛋、罐头、糖果等，洗好了水杯，刷净了锅、碗、瓢、盆，站在营子口（村口）的大道边上，遥望着路上经过的一辆又一辆的马车、牛车，期望能看到她美丽的身影，直到日落。她没能来。那天，我懂得了一个词：望眼欲穿。
半年多的时光里，她从我这借阅了很多的图书，《艳阳天》《红岩》《欧阳海之歌》《红旗谱》，等等，她最有兴趣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她看不明白保尔为什么会喜欢上冬妮娅，又觉得冬妮娅也并不可恨。说这些话时，她皱着眉头挺疑虑的样子很让我喜欢。
半年多的时光里，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真了不起，读过这么多书，知道的真多。”说这些话时，她微微仰着脸，很专注的看着我，很崇拜的样子。这让我的感觉很美好。
半年多的时光里，她几次说到她的家。父亲是个孤儿，从小失去父母，受尽了苦。1945日寇投降后，参了军。打过平津战役，参加过抗美援朝，受了伤，是二级甲等残疾，一到阴雨天就疼痛。父亲是个耿直的人，“文革”中造反派批斗回族领袖阿訇，父亲上台，说绳子困绑得太紧了，要造反派为阿訇松松绑，结果也被批斗。全家还被遣返到农村。
她多次讲到她的几个弟弟有多么苦，还都那么小，就到乡下受罪。上学就是带块硬干粮，桦树皮蒌子里有几块咸菜。她说，自己出来工作早，一定好好干，存钱孝敬父母，帮着弟弟们到县城读书。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表情很凝重，眼里总会有一闪一闪的泪花。
我感受到了她的善良，她的真诚，她的朴实。这是她的本色，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人的善良、真实、质朴的本色。
“我愿意！”
我们两人面对面独处的时候，相互的话真的不多，享受的是一种无言的脉脉的情怀。一个关爱的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一声轻轻的叹息，一阵急促的呼吸，都在互相诉述着我们的心。很陶醉，很幸福的感觉。
然而，在公共场合，她却会很主动、很热情，甚至很大胆。
每次到群众饭店，无论她正在作什么，只要一抬头看见我。都会是惊喜的神情，满脸的笑容。“啊！治安，你来了？”在很多人的目光中，她转身走出了服务台，热烈地、大方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的心突突地跳，脸也发烧了，眼睛几乎不敢直视她，却能感觉到她热切的目光久久地停在我的脸上。还是那种神态，我最喜欢的那种神态：微微仰着头，亲切地看着我。
有一次，我作为县知青演讲团的成员到坝上宣讲，她送我到客运站。那么多领导，知青，众目睽睽之下，她就紧紧地站在我身边，把我肩膀上的挎包拎在自己手上。似乎是我有一个领扣没扣好，她踮起脚尖，举起手，为我系纽扣。她的脸就在我的眼前，我感受到了她的呼吸，我闭上了双眼，我的心跳得厉害。系好扣子后，还用手拽了拽我的衣襟。
她微微地仰着脸，看着我，说着注意身体的一类嘱咐的话。她从我的挎包里拿出水杯，接了半杯水，自己先慢慢地喝了一小口，对着杯子吹了一会儿，又轻轻晃了晃，递给我，说：“不烫，多喝点水，免得出门上火。”进站时，她并排和我走到检票口，把挎包给了我，说：“注意身体，来信！”那种神态举止，完全是我的恋人。许多人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我有一种全新的心理感受，很得意，很美好。
以后，我曾经几次的问询过她，为什么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那样拘束，她立刻反问我：“你不也拘束吗？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也拘束。”有一次，竟然还引用了《琵琶行》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句。言毕，很开心、得意地一笑。
我又问她为什么在公众场合却不拘束，那么热情、大方，主动，自在。她歪着头，似乎是在认真地思索，良久，微微仰起头，专注地盯着我的脸，说：“我愿意！”
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坎坷、困境、磨难，我觉得为难了她、委屈了她、拖累了她，向她说声“对不起”时，她都是说：“我愿意。”而当她对我为她所做的一切由衷感激时，我内心的独白也是：“我愿意。”
春天过去了。
塞北的春天。新鲜的春天。
我们的春天。
夏天过去了。
塞北的夏天。浓绿的夏天。
我们的夏天。
树叶黄了。草黄了。雁南飞了。
九月，塞北的秋天，来了。
十月，塞北已经飘雪花了。
十月，塞北的十月。
离别的十月。
内心翻腾的选择
天津市要从围场县下乡知青中，选调部分66届老高三学生回津补充师资队伍。这是自知青选调以来第一次有回到家乡天津的机会。秋风劲烈，人心动荡。这个信息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回津突然成为现实。我迫不急待的托人将信息告诉了她。
她即给了我回信，托人送到旅店的矿山办事处。“那件事我早已听说。先我还想打电话告诉你呢。后又一想，你一定知道了。因这件事在县里议论的很普遍。我看这个消息可不错，这也是个机会，我看你就去吧。说实在的，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再说，往后知识青年还不知选调不选调，如果往后真不选调的话，我想你会后悔的。你也有这个条件，搞教育工作也不错嘛。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你自己还要拿定主意，从自己的前途方面想一想。你说对吗？”
我想，哪怕她说一声不愿意让我走，哪怕她做出一个不愿意让我走的表情，哪怕她微微的皱一下眉 ，叹一口气，我也会绝对的留下。我立刻找到了她，她似乎早就有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轻轻地微笑着，慢条斯理的对我说着话，劝解着我。她说道：“治安，你就听我的吧！我的内心真愿意你回到大都市，你在天津，我也会觉得很光彩的。是真的！”
是啊，应该回去。父亲在河北省宁晋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姊远在遥远的新疆支边，两个弟弟都已经下乡务农，家中只有孤独的母亲和年幼的小妹妹相依为命。我是长子，应该回去！但是，我的内心，确实又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不管社会对当年的上山下乡做出怎样的评价，于我而言，艰辛、艰难、艰苦，真的都不算什么，我在这里得到了信任。公社领导曾多次对我说过，氟石矿是全公社唯一的经济命脉，八个大队，一百多个生产队的全年的化肥，所有烈军属、五保户的补贴，全公社的兴修水利、梯田的劳工费，科技站、畜牧站、气象站的研究经费，拖拉机站的维修保养费，等等，全都靠矿山的经营收入。把这样的财务大权交给我，我真的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且公社党委已经培养我入党，并已经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将我作为省、地、县三级后备干部人选上报。县、公社领导也明确表示，希望我留下来，会有大的作为。我真的很犹豫，也真的不好向领导开口。
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武装部长周永安对我极好，他对我说，这里是需要你，并且文件也规定，凡是已经在农村担任重要工作或作为青年干部培养对象的知识青年不在此次选调范围内，但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要为难，如果你提出要走，我们会百分之百开绿灯。
我打电报给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他们的观点出奇的一致。父亲说，还是回津吧，你妹妹还小，家里没人，有你在，自己在干校就彻底放心了。祖父说，卢家世代诗书，志在耕读。吾及你父亲参加革命，也是日寇入侵，民族大义，时代使然。你的性格外向，感情冲动，言语无忌，不适合做干部；还是认真读书，切磋学问为宜。望勿贪慕仕途，浪迹官场，此非吾愿也。尊师重教，教学相长，是吾至盼。
当我把祖父、父亲意见汇报给周部长后，他略作思考，然后，一挥手，果断地说：“小卢，就这样决定了，全公社两个指标，定下来，你是一个！”
傍晚，他打电话到矿山上，告诉我，党委已开完会，名额给了我和大八号大队的知青吴法伦。并要矿长兼书记的张景春接电话，告诉他让我马上着手封存账目，待公社决定新任会计后，即刻移交。
这一天，是10月27号。
在知道公社党委的决定后，第二天，10月28日，我骑自行车赶到了县城，一方面是到土矿产公司核账，更重要的，是要急切地见到她。
傍晚，在二道街北头的小桥下，正遇到她。我想，一定是她从别人那知道我到了县城，特意到北头土矿产公司这里迎我的。夕阳下，她是那么端庄，又是那么安详，一点儿孩子气也没有。望着她很关切并有些探索的眼神，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自私，很卑劣，竟不敢抬头正视她。
在旅馆矿山办事处的房间里，她显得出奇的冷静。她轻声地问：“公社决定了吧？”我点了点头。她似乎一下子松了口气，说：“我知道公社一定会同意你走的。”我把祖父、父亲的意见告诉她后，她轻轻地点着头，说：“老人们分析得很对呀。”
我问：“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爷爷说我不适合。”她想了想，说：“那倒也不见得，你现在不是干的挺好吗？当然我也觉得你做教师更好。读了那么多书，那么大的学问。”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语气很诚肯。
我说：“其实最打动我回去的原因是我惦念着我妹妹。”我对她第一次讲了妹妹的故事。
我讲到：1966年“文革”中，有一天我和妹妹在路上，我在看路边样板戏的海报，路边有个卖西瓜的摊位，妹妹拉住我的手，央求我买角西瓜，我没理她。等我回过头，看到她正在从瓜摊边装西瓜皮的筐里检别人扔掉的西瓜皮吃，我过去就给了她一个嘴巴。妹妹哭了。“对不起，哥哥，我给你丢脸了！”我很后悔很难过，就花三分钱给妹妹买了一小块。妹妹用小手捂着脸，笑了。高高举起那角西瓜，说：“哥哥，给，你也吃一口！”从此，我再也不吃西瓜！
我讲到：1967年夏天，妹妹突然得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就是两腿突然不能走路。我背着她从医院看病回家。天太热，妹妹趴在我的背上，用手不停地为我擦脸上的汗。“哥哥，你歇会吧！”我说：“不沉，没事，这就到了。”妹妹说：“哥哥，你别着急，我要是真的走不了路了，就趴在床上，帮着妈再看一个孩子，挣钱。”那时父亲扣发工资，母亲给别人看孩子，每月能有10元的收入。我说：“别瞎想，你准会好的。大夫今天不是说你就是情绪影响的吗？还有咱们以后多加强营养------”我还没说完，就觉得脖子上一滴一滴的，湿湿的，妹妹的泪水。
我讲到：1966年，家里受到冲击，一夜之间，妹妹由少先队中队长成了“狗崽子”，任人歧视、侮辱、打骂。为了表示站稳立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妹妹天天一大早就拿着脸盆、抹布到学校，提早为全班打扫卫生。终于加入了“红小兵”。妹妹给我的来信中说：“哥哥，通过我的努力，我终于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了，我朝妈要了钱，照了张相片，寄给你，让你高兴高兴。”
我还想说，她已经是泣不成声。
“治安，你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光是我们家运动中受冲击下放到农村受苦受累。妹妹太可怜了。治安，你原谅我，以前我心里还挺自私的，表面上说让你回去，心里其实还不愿意你走。我太自私了。治安，公社既然都决定了，你就回去吧！”
“你有妹妹的照片吗？我好想看看。”她说。我打开钱夹，妹妹的照片就在里面，我随身带着。她把照片举在眼前，仔细地看着，流泪了。面对着我，诚恳地说：“治安，你真的应该回去。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的。你要是为了我不回去，我会后悔死的，这辈子心也不会安宁。”又说：“把妹妹的照片留给我，行吗？”我点了点头。我流下了泪水。
妹妹丫丫
以后，她和妹妹成为了最好的姐妹，最亲的亲人。当我想到我苦命的妹妹生前曾经与她的琴姐有过真正的开心、快乐，有过真正发自内心的女孩子的朗朗笑声，有过真正的人性美丽、生活美好的体验和享受时，我会潸然泪下，我会有些许的安慰，我会从心底为我苦难的妹妹祝福，更从心底感谢塞北的她。
痛彻的别离
1972年11月1日，一大早，我乘公社的拖拉机来到县城。还是为了离客运站近些，我又住在了贸易货站旅店。但整整一天，我却不能见到她。心急如焚。中午，与土矿产公司及县银行的几位同志吃饭。下午，与已经选调到县城工作的几位知青话别。晚上，县安置办公室举行座谈会，我抢先说了几句后就借故离开了会场。急匆匆地跑到旅店，她正在账房里与服务员说着话。见我来了，就对着服务员笑着说：“人总算来了。”很自然的样子。
于是，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跟着我，默默地走进房间。她坐在炕头。我坐在炕梢。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明天走？”我说：“嗯。早晨。”我默默地打开手提包，把准备好的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一个笔记本、一支英雄牌金笔送给她。她也默默地打开挎包，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了我。她又拿出几本书，说：“有的还没看完，还给你。”我说：“不了，留给你弟弟们看吧。”她默默地收回去了，放在挎包里。
沉默，依然是沉默。
我翻开了她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有两行字。我刚要看，她急着夺过去，“不许看，我走了你再看！”
像是想起了什么，她抬起头，微微仰着，我情不自禁地盯了她一眼，她的脸立刻红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我看到，她的脸火烧一样的红，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声。我的心一阵阵紧张，突突地跳，一股热血往头上冲。我想说：“我爱你！”但我没有说，有点怕。为什么怕，怕什么，我也不知道。
她似乎感觉到了我内心的激动，她也那样深情地看着我。
她的呼吸声，我的呼吸声。
她的心跳声，我的心跳声。
她似乎在渴望着什么，我也似乎在渴望着什么。
她在期待，我也在期待。
但，我们依然是默默地坐着。
似乎我们也都期望就这样默默地坐着。永远。永远。
门口有脚步声，她站起身，没有看我，径自说：“我走了，明早送你。”
我慌乱地站起身，拉开了房门，掀起了门外的棉门帘，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当她低头从我掀门帘的胳膊下走过时，她的头发拂到了我的面颊，她的肩头依到了我的前胸，我闻到了她的发香，我感受到了她的身体，我周身的热血在沸腾，我控制不住地想把举着的手臂放下，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但，门外一阵料峭的寒风吹过，我的心一哆嗦，她出了房门。手一松，棉门帘“啪”的一声，落了下去。
似乎下雪了，旅店空旷的院子里，铺着一层薄薄的白。或者不是雪？是清寒的月光？
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跟着她，默默地走到旅店的大门口。她停住了脚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我很想跟着她出去，送她到服务公司的宿舍。但，看到账房里的那位服务员，她们同属一个公司，都认识，怕有什么不好，犹豫了一下，走到门口，还是停住了脚步。
回到房间里，我怅然若失。我急切地打开她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的是：
昔日友谊情谊深，革命友谊万年长。
留念 杨玉琴 72年10月31日
杨1972年10月31日给我的笔记本
是那个时代语境下的语言，但，我深深地读懂了她的心情。我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甚至穿上了衣服，想立刻到服务公司她的宿舍去找她。我的心强烈地告诉我，她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从见到她的第一刻起，她就激起了我情感的涟漪，我和她能够有心灵的对话，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期待。我坚信。
窗外，静静地一片洁白，不是月光，下雪了。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离开旅店后，并没有走远，一直站在门外的一棵大树下。风很大，雪花透过大树的枯枝落在她的头上、身上、脚下。她觉得我会出来，她等着我出来。但是，我没有出来。一直到深夜。她的话，让我泪流不止。
第二天，1972年11月2日，第一次在县城听到了鸡鸣。
推开房门，天晴了。清冷的天。天际上缀着几颗寒冷的星。地上一层薄薄的白雪。天色微微有些亮色，隐隐的锥子山顶峰的轮廓。冷彻的风。旅店的大门还关闭着。我感觉，她一定早已经来了，就在门外。是的，走出大门，右侧，北头，她就站在那里。薄薄一层白雪的路上，一行清晰地脚印，由远及近，一直到她的脚下。
“这么早？多冷啊！”我心头一阵热浪。她笑了一下，因为冷，笑容有些僵硬，说：“走，吃饭去吧。”“不了，到张三营（围场县一小镇）打尖时再吃吧。”我说。“你听我的吧，走，到饭店去。”她说。并不远，我们来到群众饭店。还没有客人。两个大炉子火烧得通红。好暖。
她把我引到离炉火不远的一张桌子边，接过我的手提包，说：“你坐着，等着。”她先是在桌子上铺上一块浅白色的桌布，接着，转瞬间，端来一个大托盘，托盘上有几个精致的小瓷碟。她熟练地把小瓷碟一一摆在我面前，分别是：咸鸭蛋，切成了四角，青白色的蛋清，深红的渗油的蛋黄；油炸花生米，紫红紫红的，闪着亮光；家常熟咸菜，酱紫色，伴着金黄的芝麻，撒着些许香油；酥鲫鱼，外焦里嫩，黄黄的、酥酥的。转身又用托盘端来两个花卷，冒着热气，还有一碗热腾腾的玉米渣粥。“治安，慢慢吃。都是你喜欢的吧？”她笑吟吟地对我说。
我指着玉米渣粥说：“我记得饭店早晨都是西红柿蛋汤和肉片粉丝汤，没有粥啊。”她没说话。服务台后的一位女服务员接茬说：“我们小杨后半宿没睡，半夜就用钢精锅给你熬上了。多大的情分！”
她的脸红了，轻轻地对我说：“你说过早晨吃不惯蛋汤、肉汤的。”我心中一热，说：“你看你啊！你也吃吧！”她说：“我不吃，你吃。”说着，就坐在了我的对面，还是以前那样，双手肘支在桌子上，托着两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很感动（不是激动）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呢？”她笑了，很得意的样子：“你自己说过的。你忘了，可我记得。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我又问：“这些碟子、碗可真精美，怎么平时吃饭都是粗瓷笨碗的呢？”她又笑了，“这是饭店招待贵宾时专用的。我求了经理多半天的呢！”
是啊，群众饭店是当时围场县最“豪华“的饭店。知青们戏称相当于北京的北京饭店、天津的河北宾馆。省、地、军区要员到围场县，都是在这里设宴招待的。
好像知道了我内心的活动，她说：“你就是我心中的大领导。”说完，咯咯地笑了。我有些激动（不是感动），很动情地说：“小杨，我不会忘了的！”她的脸一红。
吃完饭，她端来一杯水，是个白色的搪瓷缸，“喝点水吧，我的杯子。”她一笑。接着，又拿过来一条散发着热气的粉色的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吧。”毛巾很热，有一股香皂的香气。“也是我的。”她又是一笑。我把脸深深地埋在毛巾中。她注意到了，脸更红了，没说话。
多少年以后，说起这次早饭，她说：“我想了好几天的。真的，你这一走，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啊，也许真的就一辈子见不到了。我就是想好好伺候你一回，以后就是见不到你了，我也不会后悔。这辈子我伺候过你，我不冤！”她很动情。
还是多少年以后，还是说起这次早饭，她说：“没想到这一伺候，就是几十年，看把你惯的，菜不买，饭不做，盘不端，碗不刷，横草不动，竖草不拿，油瓶子倒了不带扶。伺候你几十年了，我好冤！”她作出很委屈的样子。但转而自己就咯咯地笑起来，说：“唉，冤什么冤，不冤，能伺候你，伺候卢桢（按，我们的儿子），我开心，我快乐！”
天已大亮了。我们去客运站。她执意要为我提手提包，我说：“不用，不沉。”于是她用左手提起了手提包的一个提带，我用右手提着另一个提带。 我们并行在路上。有风，风吹过，路上的雪被风卷起，纷纷扬扬。我们走得很慢。
“我昨夜一夜没睡，”我说。“我也是，”她低着头，用脚蹚着薄薄的积雪，说。“小杨，放假到天津吧，真的。”我说。“不，不去。”她的脸红了，两只眼睛闪着光。“我本来想给你买条围巾，没来得及。”我说。“不，不要，我有。”她连连地摆手，小孩子似的。
候车厅里，已经有不少乘客。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大厅最里侧，没人。她倚在门边，亭亭玉立，胸脯起伏着，热烈的眼光盯着我。
“到天津来封信。”她轻轻地说。“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快，快别说了！”她的脸腾地红了，连连摆着手。但我能看出，她对我的这句话很满意，有一种感情上得到满足、安慰的欣喜和羞涩。我心中一热，看了看周围，想拥抱她，拥抱我倾心爱着的、就在我眼前的、充满着少女青春气息的、而马上就要千里分别的她。但看着她，还是那样纯真的眼神，微微抬着头，很专注地看着我。一个才17岁的小姑娘啊，不能亵渎了她的感情。我克制住了这一霎那的冲动。
这一克制，就又是四个年头。直到1976年4月11日，晚上，在北京，在北京东四14条西口、北新桥北口、13路汽车站旁，在一棵茂密的大槐树下，我们才有了各自人生都是第一次的拥抱。我们的第一次，都属于对方。
认识她时，1970年，我23岁，她15岁。
离别她时，1972年，我25岁，她17岁。
拥抱她时，1976年，我29岁，她21岁。
那天，她哭了。在1976年4月11日北京的街头。
那天，她哭了。在1976年4月11日北京街头的晚上。
那天，她哭了。在1976年4月11日北京街头晚上的月光下。
那天的北京很美。
那天北京的夜色很美。
那天北京的月亮很美。
那天她的泪花很美。
是北京春天里最美的花。
绽放在我的心里。
整整40年过去，我的心已经有太多的苍老，但1976年4月11日她的泪花，永远鲜活在我心中。永恒。
“走吧，快到点了。”我看了看表说。她执意地帮我提着手提包。
检票口，我和她面对面站着。这时过来一位她熟识的女同志，她和那人走到售票口前说起了什么。我等了会儿，匆匆走到她们面前，说：“小杨，我要走了。”
“是吗？”她转过身子，仰起了脸，眼里突然有了泪光。我伸出了手，她也急忙摘下手套，把手伸给我。她的手很凉。
“给我寄张照片，行吗？”我说。“嗯。”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我转身要进检票口。她突然说：“再待会儿。”我回过头，我和她面对面的站着。我们没有说话。她向我走近了几步，她紧紧地站在我面前。她低着头。她用手摸着我棉衣的纽扣。解开，系上。再解开，再系上。她停住了手。她仰起了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满脸的泪水。我心中充满了怜爱，很痛很痛。我又一次觉得自己好自私、好卑劣。
我心中突然决定不走了，起码是今天不走，好好的陪着她，哪怕只有一天。但她已经平静下来，用手绢擦着泪水，说：“好了，走吧！”说着，用手推了我一下。我迟疑了一下。她又推了我一下，努力地笑了一下，说：“走吧！”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头，说：“好好的啊，走了。”
坐在车上，等待发车。突然，我看到她走进了停车场。我看到她来到我乘坐的车前。我看到她站在了我座位的车窗下。车窗冻结着，打不开。我摆手示意天太冷，要她走。她执意站在车窗下，仰着头，专注地看着我。车上的乘客都在注意地看她，她全然不顾，踮起脚跟，用手拍着车窗，嘴里说着什么。我听到了，或者说是我感觉到了，她说的是：“来信，别忘了我！”寒风瑟瑟，她的脸上，满是泪水。
车启动了，她一直跟在汽车边。她用棉袄的袖子抹着眼泪。汽车出了车场大门，上了二道街马路，向南转去，她紧跟在车旁，使劲地挥着手。车加速，驰离车站，车后卷扬起一片雪尘，她跟着车跑，挥着手。车越开越快，她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但透过车后纷纷扬扬的雪幕，我看到她还在跑着，追赶着汽车，挥着手。渐渐地，看不见她了，只看到车后卷起的雪花，还有那远远的隐隐约约的锥子山的山影。
我热泪盈眶，泪流满面，热泪滚滚。我想，我的一生，不会忘记。我的一生，不能辜负。再见，我的锥子山。再见，我的伊逊河。再见，我的大唤起。再见，我的氟石矿。再见，我的乡亲们。再见，我的塞北。我的一生，不会忘记。我的一生，不能辜负——塞北有个姑娘叫小杨。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锥子山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锥子山峰顶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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