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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丨方方：提起笔我就是悲观主义者
1982年作者大学毕业后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方方：提起笔
我就是悲观主义者
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说，优秀的小说告诉人们，生活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看起来蛮快活，为什么作品写得悲凉压抑？”武大文学院教授樊星问过方方。
“一坐在电脑前，我就会想人都会没有的。写这些有什么用？”她回答道。
“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这就有用。”
方方沉思不语。
（2011年）6月，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出版了。小说描述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上篇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写北洋军的死守。小说的结构颇有来历。2006年，方方先写下篇“守城”，“那里面，我写过陈定一（当时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的人头被挂在司门口。”
时隔4年，她才写起“攻城”。思来想去，她要以这颗人头开场，“它牵扯到一些人的命运。罗以南是目睹这位好友被杀后的惨状，才想去当和尚。”罗以南，是“攻城”的男主人公。
“如果硬要说，或许写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吧。”方方说，“战场上的敌我双方，你死我活，那是战争的需要。抛开这些，他们原是同胞，哪里真有深仇大恨？”攻守双方，她比喻为，就像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也许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可是一时之间谁看得清楚？
1926年的夏夜。失魂落魄的罗以南枯坐在宝通寺的七层佛塔上，冥冥中他决定——离开！校园、武昌城、连同噬人怪兽般的万丈红尘。
瞬间，他想起了儿时，一老僧凝视他的眼睛预言，你是有缘人。
2011年8月中旬的某个夏日，黄昏已过。湖北省博物馆旁一间咖啡屋里，灯光昏黄。
方方说，若干年前，汉阳归元寺的昌明大和尚曾对她说，你是有缘人。
“他还说，我的眼睛蛮厉害。”这一刻，她的眼里是坦率。
“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
出于对诗人艾略特的情有独钟，2000年，方方在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开篇，引用了《四个四重奏》里的诗句。
那年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乌泥湖”，即位于汉口江岸的黑泥湖，那里林立的宿舍群，是方方的“开始”，有她无须识途的“精神家园”。
“写《乌泥湖年谱》，我把我家都贡献出来了。”
方方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1950年代中期，他们一家人从南京迁徙武汉。
她的父亲，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他满腹才华，精通五国外语，只因出身问题不受重用。郁郁寡欢的父亲每天回家便伏案抄写唐诗宋词，缄默的背影，在儿女们眼中异常厚重。慢慢地，她跟3个哥哥都捧起书来。
1973年9月2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单位给了父亲一张票。父亲不爱看电影，但以为是政治任务，不敢不去。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杀人的——当年祖父就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电影放映完，父亲剧烈摇晃着走向楼梯口。刚踏下一级阶梯，双腿一软，从楼上一直滚了下去。
邻居赶来报信时，方方正躺在竹床上，读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就像是一个预言，第二年她就去了一个民办企业“运输合作社”当装卸工，诗人做不成了。当时领导对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她却清楚地知道，男女生理条件不一样，承受的压力也是根本不同的。4年下来，她越来越觉得体力吃不消，情绪也很差。有一天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幸运的是，1978年，她考上了大学。
方方的准考证
她在武大时的同窗好友、现任《读书文摘》主编童志刚逗过她：“那时候你到底扛过大麻包没有？”
“当然扛过！”她硬呛呛顶回去，“还是一百多斤一包！为此我扭伤过腰。在家休息两个月后，我就改拉板车去了。”
“这点我相信。”童志刚说。当年他和方方等数名同学结成诗社。1982年毕业前，方方在《诗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当我拉起板车》，荣获一等奖。
“那首诗感受独特，真情溢露，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肯定写不出来。”他说方方彼时的诗风大气、写实，“这与她的个性不无关系。甚至她的小说，也很少描写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题材。”
樊星则说，“方方有部爱情小说名为《桃花灿烂》，就包含了她在拉板车时的一段真实情感体验。同在社会底层挣扎，相恋的男女，女方考上大学，而男方没考上，就闪电般和另一个底层妇女结合了。”
“但我不认为方方早将写作视为志业。至少开始她有点心虚，生怕‘言而无信’。”童志刚想起，一次，方方无意中向同学透露她写小说的意向，“这位‘好事之徒’在诗社的油印刊物上宣称，诗人汪芳已改行写小说，我们不日将能看到云云。”
方方见后，又急又怒，当众撕掉诗刊，“啪”地摔门而去。
终未获奖的小说处女作
方方投给《长江文艺》的第一篇稿，涩涩地碰了壁。
《长江文艺》原资深编辑吴芸真回想起，那小说是写方方的叔叔，早年满怀信仰，加入黄埔军校，解放后饱受冲击。“她在替她叔叔发出感慨，当年以为自己也是为拯救老百姓干了一辈子，没成想到老却成了反革命。”
审稿的编辑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当着吴芸真的面，对方方直言，稿子情绪不对，调子黯淡。
方方一言不发。最后，“她说不想改，也不好改”。吴芸真笑道，“她那时头脑里缺少政治框框。”
1982年，方方又投了一篇《“大篷车”上》。这次稿子基调明快、人物透明。
她写了“文革”过后，3个精神空虚的城市青年，自嘲“误增国人”，只因看到一个女孩每天坐在大篷车上认真读书，渐渐唤醒了内心对美好事物的真切向往。
“老太太”粗略看过，顺手扔在吴芸真桌上：“我看写得不怎么样。”
吴芸真看得真切，这篇小说初显方方的独特视角，“当年，武汉市有一大批待业青年，无所事事，到处晃荡。她在稿中呼吁人们要改变观念，不要浮于表面裁断他们，要尝试理解他们，挖掘他们身上潜在的光芒。”
她当即把稿件交给主任审阅。“我们有项规定，政治思想突出、主题鲜明的稿件放头条，艺术性强的放二条。主任问我，你看这稿放几条？我说按规定放二条。他说，岂有此理，放头条！”
同年的全国小说评奖中，《“大篷车”上》得票名列第6，最终却名落孙山。评奖会上，一位资深女评委否决了它：小说虽好，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流里流气的”。
“人物语言不切合实际身份，还谈什么个性？” 吴芸真替方方不平。
“方方很是苦想了一阵，她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按这位评委教导，以后让作品中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童志刚揶揄。
现实主义有“风景”可看
鉴于方方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武大破格同意她以小说《啊，朋友》作为毕业论文。但后来她常常对人说，直到4年后发表小说《白梦》时，她才知道怎样写小说。那时她已在湖北电视台担任编导。
《白梦》《白雾》《白驹》合称“三白系列”，在樊星看来，“好似受了现代派思潮的影响，用调侃的笔触写人生的荒诞，实则包含个人因素。”
方方和她的朋友们毫不讳言，“个人因素”是指朋友的背叛。
一个比方方低两届的学妹也从事文学创作。《“大篷车”上》发表时，学妹的一篇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两人同赴九寨沟笔会。结果，学妹后来发表小说，把笔会写了进去。她自己化名“天使”，包括方方在内的其他人，“对号入座”，被“露骨粗俗地描绘，辅以虚构情节”。
“‘你的东西……太浅。’文友们吞吞吐吐。‘你怎么总是那么直露！’倒是同学（也就是学妹）来得痛快。”
樊星说，学妹“痛快”的做法促使方方反思、追问：好朋友怎能说伤害就伤害？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瞧不起省里的一些男作家，也从那事起。”方方明言过。
当初，她向“这帮知识分子”倾吐苦水时，有些人空洞地劝她，“这不算什么事，你不要计较。”
她反问其中一位，“那我也对你如法炮制？”
他马上说，千万不要。
“就算是文学创作，也存有做人的是非观。我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声援。但他们好像事不关己，就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
她认为真假知识分子的分别就在于，假知识分子以事情对自己有无利益为标准，真知识分子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无利益为标准。
在《白梦》里，方方除了表达对人性的极度困惑、绝望之外，又怎样对“天使”以牙还牙呢？
她借在电视台工作的“家伙”之口肆意嘲讽，“最佩服苇儿在名流作家面前能像熊猫一样单纯、天真且憨态可掬，……家伙觉得这样干挺要勇气，有几回想学学，终是拿不出手。……不过凭着苇儿这副纯洁可爱的天使模样，国家级评奖若不给苇儿一个，简直可以说有人昧了良心。”
方方坦言，那次创作中的宣泄倒是奠定了她以后的创作心态，“不再执著于什么凝重、飘逸、柔美的风格，而是写自己心中所想，怎么舒服怎么写。”
“梦”过后，“我突然清醒了，你已不再是大学生了，不再天真烂漫了。我知道自己作品的弱项和位置了。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就好像一下子隔着的一层纸给捅破了。”
1987年，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誉为拉开“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作家徐迟曾赞叹：“方方从《“大篷车”上》到《风景》是一次质的飞跃。意味她已经跳下大篷车，跃上了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里，方方化作“我”——“我”生下不到16天便夭折，被父亲葬于窗下，在老武汉的贫民区，铁路外的河南棚子，一间11平米的板壁房里，与粗暴蛮横的码头工父亲、风骚无知的搬运工母亲朝夕相处，“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
“我料准她是一块写小说的料子。”吴芸真很得意。
一次，在回汉口的轮渡上，方方和她聊起，她原本还有一个哥哥，一两岁时夭折，令父母十分伤心。“我说这样也好，他在天上俯瞰人间万物。一切悲欢离合，他都知道。但他不会动心了，他已经置身世外了。”方方当时怔了一下。这话对别人也许是白说，她却装进了心里，融入了构思。
她当年的装卸工经历派上了用场。“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劳动方式有关。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地想问题。工人与不同他们，工人的劳动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仗义、粗犷的一面。”“正是基于四年的装卸工生涯，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七个儿女这样一群与我全然不同的人。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如何处事，怎样为人。其实在‘河南棚子’，‘父亲’一家实在是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庭。”
“《风景》里，方方强调社会底层表现出的不道德，恰恰源于社会没有创造道德的环境。”樊星剖析道。方方一语中的，该谴责的是生长不道德的土壤。
采访13个杀人犯
1980年代的某次诗会上，方方即席发言：一些老诗人写诗已经丧失激情，不要再占着宝座不放，让青年诗人写吧，青年人难有一席之地。
一位老诗人心生不悦，“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不久另一位老作家特意把方方找去谈话。“他们发现方方确实能写，性格坦率，都挺喜欢她。就想让她进作协。”但方方反而因为这件事变得更谨慎。1989年她才正式调入省作协，专事写作。
“作家不是白天写多少万字，晚上去打麻将。反复推敲，反复琢磨，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作协的人都知道，整个院子里，我家的灯是最后熄的。”方方列举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的辛勤结晶：《行云流水》《行为艺术》《水随天去》《奔跑的火花》《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
后面3部涉猎案件，她尤其喜爱。
“《风景》之后，如果非要对我的创作予以划分，那就是2000年左右我做过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它拓展了我关于人身上很多微妙东西的了解。”
她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刻画的黄苏子，让擅长犯罪题材的导演高群书兴趣十足。他正要以写实手法拍摄电视连续剧《命案十三宗》，于是便在电话中竭力游说方方：“你过来吧。别看这13个人是杀人犯。其实本性善良，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一样。他们犯罪，有的是性格导致，有的是一时冲动。你能采访他们，一定会对你积累素材、挖掘人性有帮助。”
第二天她就到了石家庄。以前她多写社会底层或知识分子，从未长时间接触犯人。看守所里，白炽灯高照，气场滞重得连说话都要喘口气。
她对面的犯人戴着手镣，体格高大，从东北逃到石家庄，相隔10年杀了两户人家，“都是冲突下，冲动杀人”。耐心听着犯人的讲述，她忽然讶异地发现其他人全走开了，只剩下他们共处一室。
“我最初与他们对面而坐时，心里充满了恐惧。采访结束后，没了恐惧，但却心情复杂。这十三人当然是在一大堆的案卷里挑出来的。之所以挑出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出事前，完全跟我们一样，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极其普通的人。他们中的好几个甚至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极其懦弱无能的人。但在一念之间，他们失去理智，成了杀人犯。他们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水随天去》后记中，方方陷入对“宿命”的沉思。
“水下”是那次采访中她印象最深的一个。这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他很坦诚地向她讲述他的爱情故事。采访结束时狱警把他送回看守所。他走到门口，突然停下来，转过身问：你见过她是不是？她好不好？她是瘦了还是胖了？她有没有哭？我日里夜里都好想她。我想她想得难过死了。他带着稚气的面孔充满着关切，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话令方方心里堵得慌。写小说时，他的面孔总会蓦然出现在眼前。
在《水在时间之下》中，她感悟道：“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女人的宿命，女人的史诗
“老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已至午夜，方方追索起她1986年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反映着强烈的宿命感”。
“那会儿我才30岁，宿命感却好像与生俱来，总觉得人是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的。”
她的《行为艺术》着力强调一条哲理：眼见未必为实；《断琴口》里，两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导致其中一人误打误撞死去，徒留一对相爱的无辜男女心灵上留下剪不断理还乱的自责；《过程》里，兢兢业业做刑警、勇于奉献的人，终究没能擒住歹毒的要犯。一心离开警界、另谋生计的人，鬼使神差立下头功；《树树皆秋色》里，中年独身的成功女性，只因一个错打进来的电话，浮想联翩暗自相思。又是同一电话，令她幻灭；《蓝色爱情》里，凶手对为父报仇的警察，有精彩的洞见：对于所有人，你父亲是个好人，对于我他却不是。对于所有人，我也是个好人，但对于你，我也不是。
“方方的作品蕴含了哲思的底蕴。她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樊星特别提及她的《水在时间之下》，“可谓是写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部长篇小说中，跳跃的文字，像是裹胁了女主角汉剧艺人水上灯天生的恨——一出生就被命运诅咒，顽强地诅咒、还击命运，终是孑然一身地死去。
又是宿命。
“方方主张女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水上灯为了摆脱贫贱的身世，必须要成为名角。成角后，她在社会上又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一个女人成名不易。再怎么奋斗，你也不能说她成功了，却也不能说她失败了，就处于中间状态。”樊星说。
相比水上灯，方方倍加怜惜李宝莉——2007年，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中的女主角，“如果她住我家隔壁，我一定天然地会喜欢上她。”
李宝莉就是典型的湖北女人，生性泼辣，勤扒苦做，经营小家庭。她报复出轨的丈夫，以致他自杀。儿子、翁姑对她恨入骨髓，她却依然自赎般供养他们，哪怕卖血也要供儿子上大学。等到儿子毕业，她却被无情地赶出家门。
“一个朋友对我说起，她知道一个卖菜的女人，不知为什么，被儿子从小仇视。每次她都害怕触及儿子那双眼睛，痛苦万分。”方方若有所思，“湖北女人的感情表达大多是比较粗的。泼悍的外表下，却怀有大恨大爱。”
说到女人，又有一个在湖北作家圈盛传的故事。
1990年代初湖北省作协邀请省里和北京的一批作家开讨论会。会上方方与另一知名女作家池莉并排而坐。一位评论家说，“池莉先是女人，后是作家；方方却先是作家，后是女人。”正在做笔记的方方把笔一搁，沉下脸来问，“这话谁说的？”评论家立刻打住，“好好，这话我们以后不提了。”
“作为女人，方方是易动感情的。”吴芸真谈起方方的婚姻。前夫与她结婚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男孩。方方第一次去他家时问那孩子，你怎么这么乖？孩子说，奶奶说了，我一定要乖，不然你就不喜欢我爸了，我也就没有妈妈了。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方方，自此对那孩子视如己出。即使和他父亲离婚后，也还在照顾他。”
在医院生下女儿后，“早上没人给我送吃的，我只能每天早上用开水冲一杯牛奶，然后泡上一个冷馒头。……我在如此特别的情况下，我丈夫也要坚守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些对我都是一种伤害，我与他离婚的伏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深深地埋下。”
十多年的婚姻终告破裂。
“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
其后，又是另一个领域的不顺意。
1990年代中期，“为联手老同学，一起干点实事”，方方与童志刚、吴芸真等人，对《长江》丛刊进行彻底改革，创办月刊《今日名流》。创刊过程中，因为理念不合，童志刚中途退出，一度与方方断了往来。
2001年，他听说《今日名流》因发表某篇文章“惹恼上层人物”，犯下“严重政治错误”，被出版管理部门勒令停刊。以他对方方个性的了解，当时，“她的愤怒一定会大于伤心，好像被人欺负了一样”。
老作家汪洋说，2003年作家们就力推方方任作协主席，可是意见达不成统一。下一届又没能轮上她。2007年，方方当选，却是不驻会主席。“这相当于她虽干主席的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待遇。因为是不驻会主席，她的工作意见便难被上面采纳。有时她想开展一些文学活动都会很难。我曾找党支部聊过，让她随便交一份申请书，以便参加党组活动。她却因为不喜欢里面有些人不愿写。这样党组会也就理直气壮地不让她参加。”
但她还是率性直言，“记者问我上任时，最想做什么。我临时抱佛脚，就说应该帮助青年作家，帮助基层作家，帮助女作家。”
“我本来就不愿当这个主席。作家们说，你千万要当，不然来个坏蛋当，我们可受不了。我想，要是那样我也受不了。好！我当！”
“坐上这个位置，就要凭良心说话。万一这样，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作家首先是看其作品好不好，而不是看他当不当主席。”
率真、知识分子气、超越——末了，樊星这样总结方方和她的小说。
“她是一个思考型的作家，即使写最平实的故事，也希望让人从中悟到一些生活的哲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当她的创作越想向生活的纵深发展时，她的哲理升腾力就渐显不足。”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美兰这样认为。
“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两年前的访谈中，方方自述。那一刻，她的眼里透射出的却是湖北女人的慧黠、干练，风风火火。
方方作品
方方：张之洞如何成就了大武汉？
方方日记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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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评论
张志鸿：“方方日记”说明了什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