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石焕南：父亲退了包办婚姻，与母亲恋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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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石焕南，1948年出生，湖南祁东人。北京57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延安插队，后任延川县县革委会通讯干事。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0年考入北师大数学系高校师资班，结业后调入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期间在北师大数学系助教进修班学习。三级教授，2008年退休。

原题

回忆父亲

——为纪念父亲诞辰

壹百周年而作

（外一篇）

作者：石焕南

父亲大学毕业照

我的父亲石承忠，1919年3月2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卯时)，出生于湖南原祁阳县西区的深塘冲村（现属祁东县）。卒于2016年6月23日，终年97岁。明天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写就此文，以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的怀念。

1946年9月，父亲广西大学矿业系毕业后，就职于广西平桂矿务局。1953年1月，调到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工作。担任多项有色金属矿的设计总负责人，负责全国的铜、镍的规划。1987年，被评为教授，研究员级的高级工程师，受聘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采矿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小组成员。1989年，年满70岁退休。

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八二，英俊魁梧，喜欢体育，高中时曾获湖南岳云中学铁饼冠军，高中、大学及广西工作期间均为篮、排球队员。父亲之所以高寿与其年轻时打下的健壮体魄不无关系。父亲就读的岳云中学当年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有“北有南开，南有岳云”之说，该校尤以数学见长，我自小喜欢数学，今以数学为业不知是否与遗传有关？

父母结婚照

父亲1946年广西大学毕业，一年后与湖南祁阳著名教师桂秋芳之长女桂挹芬结婚，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父母一辈子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男二女六个孩子。七十六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父亲端屎端尿，亲自服侍，直到两年后母亲去世。

父亲威严，不苟言笑，我们兄妹六人都非常敬畏父亲。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骂训斥孩子，顶多瞪一下眼睛。父亲虽然从不打骂训斥子女，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对子女，尤其对老大和老二做一番教导，教诲做人的礼义廉耻。比如，常教导我们要刻苦学习，将来要凭本事立足社会；以一捆筷子和一根筷子比喻兄弟姐妹要团结互助，我们自然洗耳恭听。

小时候若随母亲上街，或许能吃得一根三分或五分的冰棍，但随父亲上街，休想得到一分收获。父亲也从不夸赞孩子，倒是到了迟暮老年，我才听到父亲当面夸我的字好，文笔好。

文革前父亲虽然工资一百多元，但养活六个孩子，还要赡养和接济在农村的祖母和两位叔叔，一家八口人生活也十分拮据。记得母亲月底经常要向好友借钱，然后下月发工资后偿还。印象中，小时候我家从来没下过馆子吃过一顿饭，极少买得现成的衣服穿，常常是父亲像看工程图纸那样，照着纸样儿裁剪，母亲踏着缝纫机缝制。做成的衣裤常常不合体。小弟回忆，他上初中前就没穿过新衣服，只穿过新补的旧衣服，全是捡的三位哥哥剩下的，裤腿接了三节还继续穿。

为了省钱，父亲买了把理发推子给我们四个小子理发。常常理得参差不齐。待大一点，父亲就让我们兄弟互相理发。上中学后，我在学校给同学理发还受到校方表扬，据说此事还记载在我的档案里。到延川插队后，我带去了一把理发推子，常常给老乡理发。老乡常年不洗头，那把推子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父亲虽然是个工程师，但家务活几乎样样都做。我们爱吃父亲做的菜。父亲手把手地教我们洗衣、补裤、钉鞋。插队时，我带去一个钉鞋掌和碎皮子，在延川县革委会工作时，有的同事见我自己补衣修鞋，以为我是老工人子弟。

可能是工科出身的缘故，父亲喜欢利用废旧料自己动手做一些小物件，比如痒痒挠、健身锤。他自己钉了个小木箱，里面装有他在旧货摊上淘来的锤子、钳子、锯子、锉刀、改锥等各种工具。每做出一个物件，父亲都十分享受，他自夸可做八级钳工。但做过钳工的二弟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父亲做的那些小玩意儿是小儿科。父亲鼓弄小玩意儿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卧床不起为止。我想这也是父亲长寿的原因之一。

父亲非常厌恶懒惰之人，他认为懒惰的人一定是自私的人，不能成事的人，不可交往的人。父亲身先士卒，勤劳俭朴，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子女。插队后，我们兄弟姊妹都能够较快地适应农村的艰难困苦的环境，这得益于从小养成的劳动习惯。由于吃苦耐劳，插队第二年，我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知识青年，不久又被抽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

1973年，经推荐选拔，我有幸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那天，我本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报到，但父亲却不声响地亲自送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使我感受到了父亲对子女的期望。前来迎接的辅导员张老师见家长送护，还以为我是个大男孩呢！

父亲勤俭的作风是受到祖父的影响。祖父九岁丧父，为生活所逼，母亲改嫁，从此他寄居叔父家中，从事农业劳动。他十三岁时，叔父病逝，失去了依靠，从此，他不但要独立谋生，而且还要赡养年事已高的祖母。当时他虽然只有十三岁，但身材高大。由于从小就经常劳动，所以力气也较大，能独立从事各种农业劳动。当时靠打零工谋生。

十六岁那年，祖父开始为一家布店老板打工，从文明铺挑布至广西兴安界首镇唐的布店，路程约四百里，往返一次历时半月。初次长途挑重担，不会转换肩力，致使两肩磨破溃烂，但为生活所迫，再苦也要咬牙坚持。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折磨，他终于适应了长途挑重担的生涯，但身上留下了两个碗口大的伤疤。他常常指着伤疤，教育后代人要吃苦耐劳。

作为传家之物，祖父当年使用的担子至今还保存在老家。祖父没有上过学，他深受文盲之苦，待有了一些积蓄，便供父亲上学。父亲学习勤奋，成为祖上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并成长为有色金属方面的国家级专家。

父亲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宽厚。改革开放以后，家里各路亲戚朋友纷纷来京旅游，应接不暇。尽管家里住宿拥挤，父亲总是让他们住宿在家，并且拿出家里能有的最好东西招待客人。

为了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家里请了几任保姆，父亲对每一位保姆都以礼相待，积极配合，保姆们都说，老爷子，脾气好，心眼好，几任保姆离别时都眼含热泪，依依不舍。一位来自甘肃的保姆要回老家成婚，父亲送礼一千元，并写下如下字句：“李小*：你为我服务六年多，工作认真负责，我很感谢你。你要结婚了，我祝你婚姻美好。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这一千元，作为我送给你的结婚礼金，请你笑纳。九十老人。”

父亲为人正直，厌恶溜须拍马之人。在单位，父亲对上不卑不亢，对下平等相待，不摆架子，不倚老卖老。记得有一年，他的办公室的同事们买了蛋糕到家里来给父亲过生日。对于个人住房、子女工作等问题，父亲从来不去托关系找后门，任凭子女个人奋斗。我插队走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想政府总归要管的，过个一两年可能会安置你们。”父亲一辈子工作勤勤恳恳，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父亲光明磊落，忠厚老实，清白一生，虽是老知识分子，但历次运动未受到冲击。我们兄弟四人现在用的名字是外祖父起的字。论辈分，我们属“远”字辈，父亲为我们起的名分别是远光、远明、远正和远大。“光明正大”，这是父亲给予我们的期望，期望我们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行事。

父亲心态平和，不急不躁，生活规律，早睡早起，吃穿从不挑剔，从不怨天尤人。知足常乐，这恐怕也是父亲长寿的原因之一。

父亲老年照

2001年，父亲因深静脉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经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福先的救治脱离危险。为了防止血栓再脱落堵塞心肺，医生在父亲体内安置了过滤网。深静脉血栓使得父亲血脉不畅，下肢肿胀，小腿肿得跟大腿一般粗，心肺功能也越来越下降。从此父亲与世纪坛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差不多每年都要出进医院多次。

这场大病使我看到了一个刚强的父亲，一个铮铮的男子汉。不论是住院期间，还是在家养病期间，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父亲都尽量自己做，尽量不拖累他人。由于腿部大血管大面积堵塞，只能依赖侧循环。父亲的阴囊肿得像个气球，不得不用袋子拖着，再用绳子挂着。

一次因阴囊破裂，血流一地，赶去病房看他时，我忍不住掉泪，但父亲却安慰我说：“没事，没事，我心里有数。”这场病直到他去世，父亲整整扛过了十五年，张福先主任感叹父亲的坚强，说，这要搁在一般老人身上，早完了。父亲九十六岁那一年，我给张主任去信拜年，并告知父亲的近况，想不到张主任竟回信说：“您父亲太伟大了！”

父亲已去世三年，我年已古稀。我想生活的最后一段里程不会一帆风顺，要像父亲那样，勇敢地面对可能的困难和痛苦，坚强地，积极乐观地度好余生。

祝父母在天之灵安详！

2019年3月24日

1973年全家照

回忆母亲

——为纪念母亲诞辰

壹百周年而作

作者：石焕南

我的母亲桂挹芬，1920年2月2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辰时)，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1998年4月19日卒于北京，终年78岁。明年，就是母亲诞辰100周年，写就此文，以表达对母亲的深切的怀念。

1941年，母亲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高师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祁东归阳曹氏族校，湖南文明市小学和广西平桂矿务局子弟小学教书。1953年1月，父亲由广西平桂矿务局调到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工作。1955年举家迁到北京。

自1958年起，母亲先后在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编汇科，托儿所和北京海淀区中国人民银行有色院储蓄所工作。在家搞了一年多家务后，于1970年5月始在北京有色院五星公社中药加工厂（后改为有色服装厂）工作，先后任出纳和会计，1979年退休。

母亲和孙女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桂秋芳是湖南祁阳著名教师，据湖南祁阳县志和祁阳教育县志记载：

“桂秋芳(1896-1974)，以字行，生于祁阳县文明铺一个寒士家，家住祁阳文明铺。幼聪颖。8岁启蒙入私塾，13岁入官立文明初等实业学堂，18岁入永州中学（萍州中学）。家寒，因学习成绩优异，得免费读完中小学。

20岁在萍州中学毕业，无力升学。21岁任县立西区文明高等小学教员。民国8年，县里派他为祁北鼎新小学校长，因当地有派系斗争，不就。民国10年，县立高等小学聘为教员。

民国12年，被选为县议员，因议长萧翠楼有贿选行为，且为恶霸，愤而辞职。

民国12年秋，任武昌祁阳旅鄂会馆附喁小学教员。民国15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前锋已达武昌，由友人介绍他去罗田县任科长。其年冬，加入国民党，并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文书股长。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的革命军东下反蒋。他随“总政”进抵九江，以军事失利，折回武汉。

民国17年春回长沙，任湖南省民政厅秘书摩科员。秋，被派代理华容县长。“马日事变"后，湖南政治环境险恶，他到职不及一月，毅然借病辞职。

民国18年秋，衡阳船山中学聘请他担任国文教员，并兼任成章中学国文教员。嗣后历任衡阳、祁阳、东安各中等学校教员，至68岁退休。他任教40余年，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人才。

1949年祁阳解放，解放军一到文明铺，他即发动群众举行庆祝大会，并登台演说，欢迎解放。解放军嘱他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信给旧乡镇人员，晓以大义，携械投诚维持社会秩序；二是发动知识青年参军。他有子侄2人，带头报名，随即入伍。

1967年元旦，“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造反派"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他一向患咳疾，病因之加剧，终于不治，1974年8月8日与世长辞。

桂秋芳为人正直豪爽，是非分明。他曾对人说：“教书虽清苦，比做官、当议员却清高多了。"他出身贫寒，而终生以助人为乐，不置私产。当任省民政厅科员时，兼任省党部训练部干事，兼职兼薪，每月收入140元，只寄一小部分养家，大半资助别人解决困难。教书时对家境清寒的同学，未有不加帮助的。船山中学英语教师张心梨死后，其子张声溢即由他送读，一直至华中工学院毕业。”

外公教书四十三载，桃李满天下。母亲说，外公对学生非常好，尤其关照穷学生。那时外公的薪水是300块大洋，但每月所剩无几，大多资助了一些穷困的学生，有些学生吃住都是在外公家，分文不取；外公还要送些衣物给其中最贫困的学生，其师生感情如同父子一般。

1966年外公外婆来京与全家人合影

1966年，外公外婆来京住在我家，不时有学生来家看望外公。印象中有一位学生拿着几本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给外公看，并在家小宿几日。还有一位来看望的学生于1978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同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师进修班，一次在食堂吃饭，我们不期而遇。

三弟图南回忆，那年外公在北京，他陪外公到医院看病，有一个人跟在他们身后很久，然后走到外公面前仔细打量后连叫老师，原来是他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几十年未见，居然认了出来。以后这个学生就经常来看望外公。

外公一个最著名的学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1951年4月，陶铸回老家祁阳省亲，到祁阳一中看望师生。陶铸说, 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来看我的老师桂秋芳的。其实外公只是在陶铸考黄埔军校时辅导过他一年, 而陶铸却念念不忘, 由此可见陶铸的为人。自打陶铸回祁阳省亲后，经常给外公寄一些马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三弟下乡时，外公还将一些书寄给他，嘱咐他好好学习。大妹敏琪记得外婆说过，在三年困难时期，陶铸还给外公寄来腊肉和香烟。

外公思想开明，对其四个子女，不论男女，一视同仁，均供其读书。外婆是贤妻良母，家务事一人包揽，不让子女插手，以便子女专心读书。故母亲不擅长家务活，但学习出类拔萃，且能歌善舞。作为女子，能读到高师毕业，这在当年祁阳县城怕是屈指可数。母亲文笔不错，写着一笔狂放不羁的草书，父亲与母亲不同，遵规循矩，一笔眉清目秀的楷书。由于外公在祁阳县城德高望重，他的两个女儿备受瞩目，加之二女有文化，颜值高，人称金宝、银宝。

关于父母的婚姻，父亲从未跟我们谈及，母亲也只是只言片语。前年回老家，从堂弟那里得知一二。大约在1945年前后，由爷爷奶奶包办，我父亲与当地一位拥田千亩的大地主之外甥女陈氏开庚联姻(封建时期的联姻方式)。由于包办婚姻，婚前双方不谋面，二叔就陪父亲去当地暗访，了解到陈氏没有读什么书，相貌平平，且患有哮喘病，所以父亲不同意此桩婚事，二叔也支持父亲退婚。

但爷爷奶奶坚决不答应。其原因想是有二，一是怕得罪这位大户人家；二是在那个时代毁约不仅被谴责而且受重罚，要罚六十担谷，当时那可是全家人两年的生活呀。父亲毕竟是大学生，受到新文化思想之影响，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他对爷爷奶奶摊牌：“如果要儿子，就退了这门婚事，否则您们就要媳妇算了。”无奈，爷爷奶奶只好同意退婚。

后来，经一位大学同学的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父母第一次相亲，是在母亲家里，二叔陪同去的。据二叔讲，那时母亲的奶奶还健在，视力差，但听力好。听了父亲与外公外婆的交谈后，坐在旁边就表态了：“我虽然看不见，但从这后生(指父亲)的言谈话语来看，我认为这后生不错，有文化，懂礼貌。”老人家点头认可，父母得以喜结良缘。

母亲累计教过五年书，1955年到京后，曾参加了有色院的扫盲工作，故设计院的职工、家属一般都尊称母亲桂老师。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和气，教育子女要与人为善，懂得分享，常对我们说：“大家吃了满口香，一人吃了烂肚肠。”

文革前父亲虽然工资一百多元，但养活六个孩子，还要每月往老家寄10元以赡养和接济在农村的祖母和两位叔叔，一家八口人生活也十分拮据。记得母亲月底经常要向好友借钱，然后下月发工资后偿还。堂弟远华讲，六七十年代，老家生活极端困苦，多亏伯父每月十元如期而至，得以维持生计。只要收到15或者20元的汇款单，就知道伯父一定在外出差，因为伯母总会多寄一点给奶奶。远华初中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家里无力支付学费，无奈之下修书一封向我父母求助，很快母亲就给远华汇去二十元钱。

母亲去世后，父亲曾对我说：“你母亲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 记得母亲在有色服装厂当出纳和会计时，工作一丝不苟。严格按出纳和会计的工作规章办事，不能入账的坚决不入账，不能报销的坚决不报销，为此可能得罪了领导。

1979年从有色服装厂退休后不久，母亲就在有色院西区家委会工作。印象中，家委会的文字工作，例如年终工作总结或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汇报，往往是母亲执笔，常常写到半夜。母亲的文笔定是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据母亲讲，当年祁阳县城曾有“某某某的嘴皮子，桂秋芳的笔杆子”之说。由于工作勤恳，母亲多次受到有色院或街道办事处的表彰。

我们这辈人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养一个孩子已觉不易，想想父辈养四五个，七八个孩子实属不易，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不让孩子挨饿，父母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两腿浮肿，一按一个坑。文革时期，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下乡、支边，父母承受着一次又一次骨肉离别的精神折磨。

记得我插队后，虽远离父母，从未掉过泪，但有一次接到还在北京的二弟的来信，信中写到，有一天母亲哭了，说是梦见我得病了，看到此处，我再也抑制不止自己，躲到僻静处，大哭了一场。

我们小时候，父亲经常到外地出差，一年差不多有半年不在家，孩子基本上是母亲在管教。我记得小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母亲训斥我，我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结果把脚歪了，小脚趾落下了残疾。

二弟屏南记得小时候淘气，一次在院子里打嘎，不小心打在旁边的一位阿姨的头上，阿姨晕倒在地。为了赔不是，近一个月的时间，母亲差不多天天到这位阿姨的家里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