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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焦瑶光: 父母培养下, 我们七兄弟姐妹都考取大学
焦瑶光，1951年生，江苏徐州人。1968年赴甘肃康乐县插队。1971年兰州阿干煤矿工人。1978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1987年考取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题
作者：焦瑶光
我的父亲焦北辰，（1915——1987年）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焦营村人。
父亲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全国地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地理学会理事长、甘肃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副主任。《中国地名词典·甘肃卷》主编、获全国地图成果一等奖、翻译英文《西非地理》、俄文《地图学》。
父亲出生在地主家，自小丧母，是爷爷和大伯带大的。在焦营的小学和中学学习。
1936年父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师大被迫西迁到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父亲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抗日战争，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父亲带领一家人躲战争、防炮火。抗战胜利了，江苏省主席王茂功邀请父亲出任江苏省徐州中学校长。
1949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
1953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劲去东北师范大学做报告，号召有志青年支援大西北，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携家带小，放弃东北师范大学的暖气楼房和美丽的校园，举家九口人来到西北师范大学。
1960年父亲去桂林阳朔时的照片
我的母亲高英格，（1913——2001）江苏省徐州市双沟镇人。是一位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封建社会女孩子从小裹足，她晚年时，我给她洗脚，才仔细看到母亲脚后面的三个脚趾全部撅折踩在脚底下。真不敢想象，她一辈子怎么和我父亲走南闯北、相夫教子的。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出生在大家庭，她不仅聪明而且有智慧。我们孩子们经常惋惜地说：“如果妈妈要是上学读书，学问肯定也不会差的。”梁漱溟先生说：“什么是文化，生活方式才是文化，农民没有知识，你不能说没有文化。”母亲就是没有知识，不识字。但是母亲是一个有格局、有视野、有文化的大家闺秀。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大伯被日本人打死了，父亲把我伯伯的四个孩子接到我家，母亲知道我父亲上学是我伯伯供的，母亲知恩图报，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伯伯的四个孩子，并和我们兄弟姊妹一视同仁，按大小顺序排老大、老二。前四个是我大伯的孩子，从第五个才是她亲生的孩子。所以我们喊我大哥是五哥、二哥是六哥。
前左八姐、小姐姐、母亲。后排左六哥、大姐、五哥
母亲一辈子带了大伯的两男两女4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4男3女7个孩子，一共11个孩子。难能可贵的是在炮火连天、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11个孩子没有一个丢失，没有一个残疾。靠她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勤俭持家，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半使，把这一群孩子带大，培养成人、成才、成家，想想实在不容易！
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用朴素的语言教育我们孩子，耳濡目染影响我们孩子，以身作则地教育我们孩子。
中国人喜欢用“有无家教”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没有人把“是否有学校教育”作为评价一个人否有教养的标准。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工作以后，越来越感觉到原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远远地超过学校教育的作用。
父母给我们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感觉不是知识，而是思想品德和生活习惯。
这些思想品德教育是通过通俗的语言来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1.学会吃苦：“没有干活累死的，只有闲死的”，“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不要好吃懒做”。
2.学会让人：“吃亏是福”，“让人一步自为高”。
3.学会助人：“花猫黑猫都要养，不知道哪个猫有用”；“石头瓦渣都有用”；“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要无条件地帮助人”。
4.学会忍耐：“别人可以吃的苦，你就可以吃下来”；“没有过不去的坎”。
5.学会勤俭:“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到要受穷”；“有啥没啥，千万不要有病；没啥有啥千万不要没钱”。
6.学会孝敬：“屋前的水往屋后流，谁都有老的一天”；“没有天，哪里来的地？”
7.学会责任：“干什么像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做好”。
1.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身体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生活要有规律，“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2.好的学习习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天看报纸，天天听广播、作业写不完不能玩，“你们书读到哪里，我的钱就供到哪里”。
3.好的思维习惯：多替别人着想、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出了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任劳容易任怨难。
我的女儿是1990年出生的，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给孩子喝牛奶，宣传牛奶里面可以加钙等。因为我是家里老小，我就问母亲人奶好还是牛奶好？母亲说:“你想想，人每天吃的什么，牛每天吃什么，牛奶怎么能比人奶好呢？”母亲就是用朴素无华的语言告诉我吃母乳的道理。我感觉母亲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7个孩子都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而且身体都不错。
我的女儿长到3-4岁了，有一次给孩子吃爆米花，我把一盆爆米花放在孩子面前，孩子吃得不多，撒得多，气得我大声呵斥孩子，孩子吓哭了。母亲告诉我，千万不要大声呵斥孩子，把孩子的脾气搞坏了，将来你就没有办法教育她了，你说一句她有十句还口。于是母亲教我怎样喂孩子吃爆米花，她说你抓一把爆米花，撒在桌子边上，让孩子一个一个捡着吃，这个方法孩子吃爆米花既不浪费，又能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孩子从小不仅要注意身体健康，而且还要注意心理要阳光。母亲教育孩子的经验真是书本上没有的，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现在人们经常感叹“做事容易做人难”，回想自己几十年的历程，正是父母这些朴实的语言和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做人的准则。
02
有一次和一个领导吃饭，闲聊中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你姐姐的学生，上课前我们就听说了焦老师的名字是按北斗七星起的。你姐姐的课上得真好，没有一句废话，板书写得漂亮、整齐、条理清楚，学期末全班同学要给你姐姐送个纪念品，在写纪念品名字时，有一个同学说，你问一下焦老师，“你父母是先起好名字再生了七个孩子呢，还是生了七个孩子再起的名字？”八十年代师道尊严，没有人敢问私人问题，今天你给我们说说，你们七个孩子的名字到底是先起名字后生的七个孩子，还是先生了七个孩子后起的名字?
我肯定地告诉他们，父母是先生了七个孩子，后起的名字。
父亲一生爱祖国。1935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抗日战争北师大被迫西迁到陕西汉中，我的大哥是在汉中出生的，父亲给他起名爱华，二哥，三哥起名醒华、建华。意思是让孩子爱我中华，醒华意思要中华民族要觉醒、建华意思要建设中华民族。
1951年我出生了，一共七个孩子，我父母按照北斗七星的名字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父亲的名字由福星改成北极星的名字北辰，他们听完了我们孩子名字的由来，都说你父亲的文化底蕴深厚，给孩子起个名字都有这么多的讲究。
在父母辛勤培养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孩子全部考取大学，工作、家庭、孩子都不错！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发展总有一些不变的观念、方法，只有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上行下效、耳濡目染，才能成人、成才、成家。
父母生前教育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成为我们的家教和家风，我们一定要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化底蕴。
03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北师范学院的教师大部分都在十里店居住，每天步行去学校上课。在十里店和学校之间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狼沟”的排洪沟。据说，冬天狼沿着那条河去黄河边饮水，所以起名为“狼沟”。那个时期春天、夏天雷震雨特别多，一片乌云来，雷声大作，暴风骤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片刻，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推着“牛大”的石头，沿着“狼沟”一往无前地冲向黄河边。大雨过后，洪水要淌很长时间。
每次发洪水，母亲很不放心，常领着我，带着雨伞、雨鞋、衣服去“狼沟”边迎接父亲。当我隔着滔滔洪水的“狼沟”看见父亲熟悉的身影时，我总是忍不住放声大喊：“爸爸”。父亲隔着“狼沟”给我们挥挥手，让我们回去，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等父亲过来。洪水渐渐地小了，“狼沟”里留下大大小小的石头，父亲踩着石头小心翼翼地过来了。母亲让父亲换下潮湿的衣服，穿好雨鞋，打着雨伞一起回家。
以后，每次发洪水只要我在家，都要去“狼沟”边接父亲。直到1957年，我们家搬到学校里面，才结束了接父亲的历史。
上个世纪五十时代，学校没有自来水，喝的是黄河水。每天学校用马车给教职工送水。送水的马车上有一个很大的木桶，木桶的下面有一个出口，出口处捆着架子车的内胎，内胎的另一端上有一个铁钩子。首先，工友把水放到小木桶里，然后把水挑到每家，倒在水缸里。由于水是从黄河里直接打上来的，水是黄的，非常浑浊，所以要用明矾沉淀。我家人口多，用量大，水缸也多。母亲把用明矾沉淀黄水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我清楚记得，每次把明矾放在铁臼砸碎，然后撒在水缸里面用擀面杖使劲地搅动。最后，经过一天的沉淀，水变清了，就可以饮用了。经过几次的沉淀，水缸底部就会形成厚厚的一层黄泥。因为水缸很高，弯腰还是够不着底部，我哥哥发明了“倒挂金钟”式的挖泥法。“倒挂金钟”式的挖泥法就是把我的双腿提起来，头朝下，放进水缸里，我用小铲子挖泥，然后把泥放在篮子里，我哥哥再把篮子提上来。当时用水就是这样的困难。
当时，十里店教师的住房都是土房。房子的四面是用土打成的墙，到处透风，晚上通过墙缝可以看到屋里的灯光。房顶使用麦草和小木棍搭上，再放上灰色的瓦。为了便于雨水下流，土房的屋脊中间高、两边低。尽管这样，土房的房顶还是经常漏雨。每年春天学校都派工人给每家翻瓦、压顶。可是，每年夏天，特别是秋天，房子总是漏雨。每当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盆盆罐罐”成了接雨的工具。
有一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夜，凌晨才发现被子已经湿透了。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们把下湿的被子抱到院子里晾晒时，父亲指着被雨水湿透的一块块雨迹风趣地说：“大的一块像世界地图，小的一块像甘肃地图，不大不小的一块像中国地图”。大家都笑起来。虽然生活是那样的艰苦，但是苦中自有它的乐趣。
04
60年代，父亲不像以前有说有笑，总是沉默寡言，我们还以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说话。后来我姐姐入团，附中团委书记李xx说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不能入团。后来我三哥考大学政审又说我父亲历史有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就是他在徐州中学当校长期间和政界、军界的孩子上学有一些来往，甚至怀疑我父亲是特务、有枪支、勾结国民党镇压学生等，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在徐州中学办学非常严格，考试成绩不够入学分数即使是我二哥也不录取。他不允许国民党在学校活动，坚决要求国民党、三青团退出学校。国民党的宪兵打了徐州中学的学生，我父亲到徐州宪兵总部要人。在我父亲办徐州中学期间教学质量非常高。
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孩子从上学、入团、入党、工作、婚姻都受到影响。特别“文革”我们全家都受到了株连。五哥从科学院下放到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劳动，六哥从上海研究所下放到上海奉贤县劳动，八姐从兰州大学下放到甘肃泾川县劳动，十姐1969年大学毕业参加农宣队去甘肃民乐县，小姐姐和我去甘肃康乐县插队。
从1966年到1974年红卫兵数次抄家、父亲游街、批斗、写交代材料、挨打挨骂、受尽侮辱。特别送到“兵管排”失去了自由。
1974年春节前，父亲已经在“兵管排”被关了近四年，也不让家里人见面，我就去找军宣队曹队长，问我父亲问题查得怎么样？还让不让回家？
曹队长说要研究一下，让我过几天再去政治部问问。春节前我去政治部，政治部的部长说，你父亲有问题还不能解放，但是春节可以回家过年，你写个借条吧，我真不知道怎么写，政治部的领导就给我说，“今借到兵管人员xxx回家过春节，保证春节后按时归还。”
这是从1968年到1973年我和父母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团圆年。
春节过后，“三支两军”的解放军部队撤离学校了，兵管排也没有人了。兰炼工宣队进校，学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地理系和生物系合并成立了农基系。学校开始搞教育改革，提出“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宣队让我父亲送教上门，就是到学生宿舍辅导教学内容，父亲非常高兴，总算有事情做了。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父亲就因材施教，废寝忘食，有时我就说他，现在又不考试，谁知道你教得这样辛苦？父亲说：“教师不仅是个职业，而且是个事业，是良心活，不能误人子弟啊。”
05
1976年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科学的春天来了，父亲真感觉解放了，一心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兴奋地给我们说，他又可以回到教室，站讲台上课了。
1982年，教育部和中国地名委员会聘请父亲为《中国地名词典》总编委会委员兼甘肃分卷主编，于是爸爸不遗余力地开展地名普查工作。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含糊的地方，总是告诫其他工作人员：“做学问写文章，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谨慎再谨慎，马虎不得。”据说渭源县有个风景区“鸟鼠山”，因“鸟鼠同穴止宿”而得名。他觉得不大可能，不顾70岁高龄，亲自跑去渭源考察，不厌其烦地请教老百姓，又充分调动中文、历史、生物各系的教师，再寻找理论上的根据，后来写成了发微探幽的美文《鸟鼠山》。
在编写定西地名时，有个方言“屲”，词典中没有，请教别人也无结果，当时他带着多病身躯，非要到定西跑一趟才行。当得知这个字读“wà”，是“山坡”之意时，他如获至宝，喜不自禁。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卷》的编排，父亲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多次累倒在书桌旁，在得了脑血栓卧床后仍旧坚持工作。
为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父亲联合了中国地图出版社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地理系的教授、老师，多次开会精心设计方案。对编委的要求也相当严格。有时间还半夜打电话催人家要好好干，不可马虎。因为要求严格，大家又有凝聚力，科研工作卓有成效。
父亲工作照
父亲对教学非常重视，认认真真的上好每一节课，读懂一本书。
父亲常给学生介绍“读好一本书”的方法，他认为：在大学学好一门课先要谨慎地选好一本教材，然后仔细阅读，要精要通，再拓展其他方面的知识。进行创新要有自己的见解，只有读通一本书，才能一通百通。并且常常帮学生推荐好书。可是，它的这种读书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 在“文革”时，曾因为“一本书主义”的主张而受到批判。其实，父亲虽然强调要读好一本书，但它并不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过窄。他自己就有广博的知识面，在西北师院地理系，他除了教《自然地理》《外国地理》《测量与地图学》等课程外，又自学《高等数学》《英语》和《俄语》，还翻译了《西非地理》、苏联《地图学》等书。
父亲视教学为艺术，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摆在首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祁连山考察
早在50年代，父亲就两度带领学生参加兰州市城市规划工作，去祁连山考察，进行边界勘探。在教《测量与地图学》课时，经常带学生在狼沟等地进行测量实习，带《自然地理》课时，在西北师院旧文科楼前面建立了气象观测场，并经常带领学生到气象部门参观天气预报的发布情况。
父亲一生是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热爱教育、热爱家庭、品德高尚的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看到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特别日本人侵略中国，杀害他的哥哥，更加增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徐州中学共产党员可以公开活动，宣传进步思想，许多学生积极参加共产党、解放军，为全国解放输送许多人才。
父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哪里需要哪里去。解放初期政府号召支援东北解放，父亲舍家一个人去东北师范大学工作。1953年祖国号召支援大西北，父亲毫不犹豫抛弃刚安定的新家，携家带口来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一生服从祖国需要。
父亲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无论做教师、校长、副系主任始终没有脱离讲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爱生如子，桃李满天下。我们七个孩子五个学师范，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
父亲一生爱母亲、爱孩子。解放初期，许多教授、专家嫌弃农村的妻子，换成城里的老婆。父亲从来没有嫌弃母亲是农村小脚老太婆，总是在我们面前夸母亲会过日子，任劳任怨，勤俭持家，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母亲也非常疼爱父亲，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给父亲吃。父亲一生没有为生活、孩子操心，他一生取得的荣誉、成果、孩子与母亲的支持、关爱是分不开的。父母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学习好，更要求我们思想好、品德好、身体健康、全面发展。
十年文革，我插队三年、七年煤矿工人，父亲经常给我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无用论”肯定是错误的。所以，恢复高考我和小姐姐都考取大学，我们7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1982年我大学毕业准备考研究生。西北师大研究生科袁兴仁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想让父亲“走后门” 。父亲一口拒绝，他告诉我靠自己的本事考取研究生。我从1982—1984年考了三年才考取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洋洋得意地拿去让父亲看，他严肃地给我说，学习社会科学到五十岁左右才能有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的文章才有价值。
父亲从政治上关心我们孩子。我五哥高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因为父亲的问题连团员都不是，上大学以后父亲鼓励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父亲在“三反”“五反”“反右”“拔白旗”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立场坚定，没有政治污点、经济污点、生活污点。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数次，两次被关进“兵管排”，受到非人的迫害，在专案人员逼供、诱供下，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实事求是地保护他的同事、朋友、学生。父亲坚信组织，相信党不会冤枉他。
我插队前去“兵管排” 看望父亲，隔着桌子，旁边站着红卫兵看管，他谆谆嘱咐我，别人能吃下苦，你一定也要吃下去。我含着泪水给父亲说：“你一定好好的活着！”父亲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一定等你们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中有个别的人为了和我父亲划清界限，揭发、诬告、栽赃、陷害他，无限上纲上线。有一个农村的学生上学期间，我爸爸经常把他带回家吃饭，接济他。没有想到“文革”期间他写大字报揭发我父亲拉拢贫下中农子弟、腐蚀贫下中农子弟，带领人抄我家。
文革结束，他到我家来痛哭流涕，让我父亲原谅他，父亲说你也是受害者，让别人把你当枪使了。以后这个人到我家来，我都不愿意给他开门，父亲给我说，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父亲主编地图集还让他参加编辑工作，他晋升教授的时候，父亲还帮助他整理资料，一点没有打击、报复整过他的人。
父亲的胸怀、格局、视野、人品真是不一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7年6月10日，父亲因病去世。他积劳成疾，特别“文化大革命”长期“兵管”对他老人家身体和心理的摧残，打倒“四人帮”以后又拼命地工作，72岁就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的确是地图界、地名界的重大损失。西北师范大学为我的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教育部、地图出版社、甘肃省有关部门、父亲的老朋友、同事、学生数百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追悼会，缅怀父亲的一生。
在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校史馆，为我父亲等名教授塑像，纪念他为学校的贡献。
特别是，父母教给我们的“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精神，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202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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