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田平疆：父亲是傅作义旧部，我随父母被"遣返"原籍
作者简介
田平疆，1977年毕业于原河北师范学院化学系，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就职于河北邯郸师范学校、河北邯郸滑翔学校、河北鸡泽第一中学、河北邯郸地区教研室、河北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及教育教学研究四十余年。2014年退休。
原题
一个回乡知青的求学工作经历
无高中学历的高中教学研究者
作者：田平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父亲是部队干部。抗美援朝后，转业到太原工作。由此，我在那里度过了十数年的童年时光。
1966年，在文革的阴风浊浪里，由于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因是由于他为傅作义部下，系1949年起义人员。尽管曾经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诺：既往不咎），我们全家被迫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那个时候，我才十来岁，也被迫和大人一起参加农田重体力劳动。
由于从小在城市长大，根本没有这样的繁重劳作经历。所以才刚刚几个月，就大病两场。在几经无奈之后，父亲求爷爷、告奶奶，这才被允许在邻村的高小旁听。暂时脱离繁重的体力劳作。
1966年末，文革运动在城市已经黑云压城，但对于处于偏僻乡村的学校来说，似乎还没有感受到那种歇斯底里的狂热。自己在大城市已经就学几年，所以，农村小学的那些所授知识，对于我来讲，似乎极轻松的就领悟了。因此，也得到班级老师的青睐。
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文革狂涛浊浪也席卷至这偏僻之地。校长、老师有一大部分被带上“黑帮”该接受的学习课程，基本停滞。在这样的环境里，走过了小学的路程。
同样的原因，小学结束，就被迫辍学。又开始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在本村的正式初中没有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但几经周折，在好心的乡亲的帮助下，在邻村的带帽初中（村办小学，附带一个班的初中），给安排了一个座位，这样，又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涯。
就近上学，对我来说已经无望，只好每天步行、穿梭于乡间的求学之路。当时，城市学校基本都已停课“闹革命”去了，但在偏僻乡村，除了上面下达开批判会、游行等任务外，还能够凑合着维持基本的教学秩序。乡村学校，极其简陋，连桌椅板凳，都需要学生从自己家里抬(扛)去。
由于学校和家还有一段距离，为了不影响学习，一般中午不回家，就带一些高粱、红薯面窝头和咸菜，解决午饭问题。教授我们课业的几位老师，基本都比较朴实。虽然其中有几位也遭受文革冲击，批判，但在授课方面，依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样跌跌撞撞，二年里将初中的数学、物理、语文等课程，不完整的浏览了一下。（外语课，在当时“不学A、B、C, 照样干革命”的极端口号煽动下，已经被取消，数学课学习，基本是最初级的几何、代数。物理课，被“工业基础”课代替，学‘三机一泵’。化学课被“农业基础”课取代，由于条件不具备，基本没有开课、语文课以背诵“老三篇”、写大批判稿为主）这段时光里，凭借着在城市小学打下的学习基础和文体优势，受到多数同学和老师的“高看”。除担任班里的学委外，还被老师选中，去教授学校几个班的音乐课（在太原上学时，被入选校少儿合唱团，经常参加省、市各项文艺演出和活动）。
一转眼间，二年的初中时光就匆匆失去。在‘复课闹革命’的大前提下，象征性的的举行了毕业考试。拿到试卷，浏览一下，看到基本都是老师讲授、点拨过的。对我来说，难度不大。几门科目，各一个小时的考试时间，基本都在40分钟左右把题做完，检查交卷的。自我感觉，不考100分，90分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焦急的等待之中，陆续听到同班同学，被县一中和镇高中录取的消息。通过托人打听，得知，虽然考试成绩在班里名列前几名，学校把升高中名单（包括我）已经报到公社革委会教育口办公室，但被教革办的头头赵XX 给删除了。为此，父亲曾经去找赵XX理论，但最终无果（当然是那个所谓“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致）。还被传为田老先生大闹公社革委会！至此，与高中学历无缘，我的求学梦只能暂告一个段落。成为返乡知青。又回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中。
两年后（1972年），父亲在数百封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只身返回太原，找到驻晋军代表（转业前所在部队）办事处，将自己的起义经历和工作经历详细阐述，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终于将压在头上数年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摘除，恢复工作。至此，我也从当农民的状态下解脱。改回为城镇户口。
身份的更改，也带来新的问题：不再是农村户口，再去从事农业生产，与农民群众争分那点可怜的口粮，就不合适了（那些年，土地贫瘠，生产资料亟缺，亩产仅一两百斤，年终人均不到一斤粮食，最歉收的那一年，人均只有四两粮）。经过多次找寻，协商。最后，通过县劳动局，按回乡知青安排，到县医院做了卫生学员（护士的前身）。
既然是学员，就要学习。那个年代，只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所以两年时间里，基本经历过这个县级医院的各个科室：内科、外科、药房病房、手术室……由于正处于年轻、精力旺盛时期，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值夜班，几个月下来，熟悉了基本的药性和行规。同时在工作和学习中，也真正感觉到学问的缺乏！医药工作，最需要的是化学，但在以前的学校生涯里，基本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听医师讲解病理药性，也是半懂不懂的！自己心里也很清楚，非科班出身，医道难精通！无奈，迫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求学极难。
正在这时，同宿舍的同事前来告知：省里给县直部门分配四个大学指标，他已经占据某大学名额，听说还有一个师范名额，没有人报。听到这个消息，令我心动。马上四处打听，果然如此。
由于文革作祟，知识分子在当时依然被看做“臭老九”。谁家的大人都不愿意子女去从事这个行当。虽然师范在当时不被人所喜欢，但自己求学心盛，不管什么学校，先去长了见识再说！决心下定，马上行动。找到县革委会文教组，通过填表、面试，考核（写一篇批判稿）。政审方面，由于我父亲已经恢复工作，他们也不敢在明面拿此大做文章。值此，通过数十天的等待，终于被省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省师范学院原本校址在北京和平里。由于当年反帝防修、整个华夏大地处于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紧张状态，在“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下，迁址于张、宣之间的黄羊山麓、洋河南岸的野陌荒滩上。秋冬寒风刺骨，春夏沙尘弥漫。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在这所省级大学的三年中，每次进城，都是启动“11”号，来回步行数十里。生活艰苦就不必说了，学习条件相对也比较简陋。校舍都是搬迁时临时盖的，除了一个体育场馆外，基本都是小瓦房。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我们也只能够随波逐流，一边搞运动，一边进行军训和业务学习。
由于文革缘故，高考招生被停止，一律采取“推荐”上学模式。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年龄相差悬殊。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能够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尽管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所授课程被限制不少），并且通过下乡、下厂，（如进行土壤普查、进工厂实习锻炼）将学到的知识和工、农业生产实际结合、拓宽眼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在这所院校学习、生活期间， 经历了动荡的风风雨雨：三位伟人的相继逝世，给大家心头蒙上阴影，“四五”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大地震’更使处于“风雨如磐”中的芸芸众生震惊、沉思。十月惊雷，将文革阴霾荡除，终于使国人看到了希望所在！
毕业分配，基本上是本着“哪来哪去”。由于是师范学院，理论上应该被分配到学校工作，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招生、毕业、分配的复杂环境中，还是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脱离教育领域，另谋高就了。毕竟当时的教师属于“臭老九”，不令人待见的！
回到本地区，任职于师范学校，不到半年，国家格局调整，在本区所属县域建立了一所“滑翔学校”。学校属于军体性质，实际是为国家培养初级飞行员的前期训练而设置的。该校初设，急缺教学、管理人员。但由于地处偏僻乡村，交通不便，没有人愿意前往。在学校动员下，感到自己刚刚从教，需要锻炼，并且年轻，只身一人，便毅然同意，前往工作。
滑翔学校分两部分，一是教学、生活部，由教育局派遣相关人员担负。还有另一处，属于飞行训练部，由省体委委派人员负责。学员则由全省各地人武部，从地方学校选拔初、高中学生，集中到这里学习、训练。经过一年的训练、学习，掌握必须的文化课基础、航空飞行的基本理论及飞行航空器的驾驭（就是在飞行教练的带领下，学习驾驶滑翔机，掌握航空器的起飞、滑翔、降落等初步要领）三年中，从我们这里走进空军航空学院的合格的“预备役飞行员”将近百名，入选率近30%。也算我们为国家空军部队建设作出的一点努力吧。
198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调整，这所学校宣布解散。工作人员也分散四方。由于个人原因。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县一中担任老师。在这所高中，任教八年。从一线教师到教学干事、教务主任。基本掌握了高中教学及管理的方方面面。
1980年代末，父亲被单位异地离休安置，需要身边有人照顾，同时所在地区教育委员会下属教研室，本学科教研员缺岗。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经过多次协商，由教学一线调入地区，开始教育教研工作。由普通教研员干起，先后历任地区教研室教研员、室副主任、直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高中室主任。兢兢业业26年，为本区域基础教育发展，作出应尽的努力。
拂今忆昔，从一个被荒唐岁月无情剥夺高中学习的懵懂少年，到站在高中讲台授业、解惑的教师。直至进入教育教学领域、研究、指导数千高中教师教学，数万高中学生学习的教育教学研究者，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此中的酸甜苦辣，令人唏嘘！
2018.12.3 于古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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