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程雯洲：父亲的“右派”冤屈，竟然是莫须有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程雯洲，1950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中66届初中毕业。1968年11月去甘肃康乐插队。1971年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工作。1986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护理专业学习。2006年从兰大一院退休。

原题

我的父亲母亲，

俯仰无愧的家风

作者：程雯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批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奔向大西北，奔赴兰州。

他们满腔热情投身于大西北和兰州的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一生献给了建设兰州的事业。

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奉献，奠定了兰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坚实基础，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使兰州的科教文卫得以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他们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

正如浩瀚星海中的两颗星星一样，我的父母亲就是他们中的普通两员。

求学

我们的父亲程乔、母亲杨立，分别于1946年、1949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之一)，1949年两人同时参加了西安“青训班”受训，毕业后随解放大军挺进兰州，投身于兰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直到离休，为兰州的教育事业和轻工业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

父亲程乔，曾用名程其昌。农历1921年6月初7日出生于老家安徽滁州。原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后来分家单过。而祖父是私塾教书先生，父亲年幼，两个姑姑一个患病不能自理，家中生活来源全靠祖父教书所得，生活很窘迫。后来祖父在战乱中病逝，生活就更加困难了。父亲从小随祖父读书，虽然生活艰辛，但他十分刻苦用功，以后考入六安省立第三高中读书，194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保送到西北工学院免试入校。

在西工，父亲因朋友代为办理手续，稀里糊涂地于1942年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但这段历史还是给父亲带来了不少麻烦。

内战爆发后，由于对国民党的腐败，独裁不满，父亲思想上越来越倾向共产党，1948年在西安加入了地下共青团组织并积极参加组织活动。

母亲杨立，农历1923年6月26日出生于祖籍地河南省洛阳市水泉村。小学、初中时名秀花，上了高中后改名杨秀华，因参加反内战宣传被国民党追捕，改名杨立，并一直沿用。幼年时因家中地少，人口众多而生活贫困。我们的外公聪明好学又刻苦勤勉，从私塾到外出求学，凭借帮工及奖学金读到矿物大学毕业。

外公工作后，母亲一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转。由于外公踏实能干，得到爱国将领张钫（当时的河南省民政厅长）的欣赏和重用，被派往河南省观音堂民生煤矿工作，观音堂民生煤矿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民族煤矿。在那里外公一直做到观音堂煤矿总工程师，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担任了多年的观音堂煤矿总工程师。

随着外公薪资的增加，母亲一家也逐渐得以摆脱生活上的困顿，母亲她们兄弟姐妹也有了条件完成各自的学业，我的外婆持家严历、节俭，思想传统。但在女儿读书上却异常开明，主张无论家道如何，女孩子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母亲姐妹四人都上了学。母亲于1930年开始上学，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女子中学。

抗战开始后，开封、观音堂先后沦陷，随着家庭的搬迁，母亲多次变更就读学校，先是借读于洛阳女三中，后考入西安励行中学（以后并入甘肃清水国立十中）尽管是战乱年代，颠沛流离，但不管在哪所学校，母亲始终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期间还多次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活动。

1940年母亲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并以高分考入省立洛阳中学高中，1943年母亲高中毕业，同年母亲以河南省女子理科第一名的突出成绩考入西北工学院化工专业。在西工读书期间，因外婆病危去世和母亲因抗日活动躲避国民党追捕而休学两次。1949年，顺利完成学业，毕业于西工。

在西工读书期间，父母相识，相恋，虽经历一些波折，但缘分和爱情最终战胜一切，父母于1948年9月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父母在大学期间，曾多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参加内战期间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反独裁等活动。

工作

西安解放后，父母二人由团组织介绍参加“青训班”受训，在青训班，母亲作为刚从大学毕业的进步青年学生，很快融入其中，几天后便加入共青团，并且没有候补期。青训班毕业后，父母毅然抛弃安稳、舒适的生活，随解放大军挺进兰州，投身于大西北建设，投身于兰州的文化、教育事业。

1949年8月，父母到甘肃省团工委工作，1951年3月父母调到兰州工业学校（后升级为甘肃工业大学）工作。

此时一直到1958年8月，对父亲而言，那是一段充满着激情的高光时期，他干劲十足地为国家建设学校培养人才。作为教师，他身兼数科，既有基础，又有专业，作为教导处第一副主任，他既要抓管理又要跑协调。为工校升级工大，他多次赴京，有时候一次外出就是好几个月。他热情洋溢地忙碌着，不知疲倦。

母亲自1951年3月调到兰州工校。先后担任团委书记、班主任，教授《化学》和《物理》，并兼任初中部主任，后调至工业学校办公室，先任秘书后任主任。于195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父亲经常出差，而母亲工作很忙，又要照顾我们姐弟三人（我和雯霖，还有妹妹，那时我最小的弟弟学维还没出生），常常到下班时父母还回不了家，于是我一手拉着弟弟，一手牵着妹妹，脖子上挂着房门钥匙，拿着锅碗去食堂打饭。食堂大师傅认识我们，知道父母忙于工作回不来，每次都会给我们留些好菜，印象中最深的是师傅给我们留的“黄焖鸡”。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常常出差时带着我，而弟弟、妹妹还小，只能麻烦隔壁的刘姥姥帮忙照看。到了北京就把我放到大舅舅家，后来索性在1956年将我的户口转到北京，由大舅舅、大舅妈代为抚养，直到1958年我才回到兰州。

因为过于劳累，父亲瘦弱的身体终究没能支撑住，患上了肺结核，还吐了血。

1958年8月，兰州工校成功升级为甘肃工业大学。此时母亲己担任多年的校办公室主任，而父亲也担任了多年的教务处第一副主任，并实际主持教务工作。父母亲作为学校两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对兰州工校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多年来，他们既亲自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又负责各自相应的行政工作，工作中严谨认真，勤恳忘我，母亲连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们和众人的辛勤努力，获得了丰硕成果，在工校升级为工大的各项条件与考核中，均顺利达标。在学校专升本的具体申办中，我们的父母亲，立下了汗马功劳，父亲实际上是主要的操盘手。

蒙冤

父亲虽然工作中兢兢业业，成绩斐然，但因为性格直爽、急躁，为了工作也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在升级后的甘肃工业大学的归属问题上（一是部属，一是省属）父亲一直坚持部属，因而得罪了主张省属的一派。父亲在1958年受到了批判，并于当年9月被调离了兰州工校，赴甘肃省轻工业学校任教务处负责人。

在别有用心的小人操纵下，工校一些人瞒天过海，在市委明确批复“程乔同志不是右派”的情况下，竟然只手遮天，1958年11月兰州工校通知轻工业学校，父亲被划为右派，行政降二级，那一年父亲37岁，其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也是在那一年，妹妹因中毒性菌痢而夭折，父亲既失去了政治前途，又痛失爱女；而母亲痛失爱女，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既是右派分子的妻子，自己也被降职使用，三重打击下，母亲内心之苦痛，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实在是无法想像他们是如何挺过那段日子的。

然而我们看似柔弱的母亲，却坚强地挺过来了，她矢志不渝，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依旧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

在父亲蒙冤的那些年月，母亲对于父亲，对于家庭的爱没有过丝毫的彷徨。母亲的坚强，家庭的温暖，使父亲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59年9月，在兰州轻工业学校工作的父亲，由其主管单位甘肃省轻工业厅摘去父亲的右派帽子，但未恢复行政级别。父母二人的工作环境，也渐见宽松，母亲也先后担任甘肃工业大学普化教研组副组长，甘肃工业大学基础课委员会主任兼支部书记。

1962年9月至1968年9月，母亲调到甘肃师范大学函授部，任书记兼授课教师，我们全家也搬到了师大。

父亲1962年10月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调往甘肃省轻工业厅工作，父亲在轻工业厅及其下属的多个企业都工作过，直至80年代离休，期间在“文革”中曾于甘肃省五七干校劳动两年。

平反

1979年国家拨乱反正，父亲的右派问题终获平反，此时的他已58岁临近退休了。

然而，极为荒谬的是，随着复查的深入，发现当时握有右派审批权的兰州市常委会驳回了兰州工校关于定程乔为右派的报告，市常委会出于对我父亲的了解及惜才等考虑认定程乔不够右派。

天啊！我父亲从热血青年到近耳顺之年所受的二十多年的冤屈，毁了他后半生的这顶帽子，竟然是基层（兰州工校）的几个小人一手操控的骗局，而且玩弄了众多的厅局与企业，实在是涛涛冤屈，天理难容！

事实上，当年这起骗局的制造者中，有的人也很后悔，或许是觉得太缺德良心难安，又或许是“文革”中自己也挨了整，体会到受迫害的苦痛了吧。

曾有一个父亲所办培训班的学员，很少说话，但经常到我们师大的家中帮忙，那时父亲尚未平反，四人帮还没有倒台呢，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就是当年制造冤案者之一，他隐瞒家世来帮助我们，其实是想替父赎罪，看来其父一定对所作之恶深感煎熬。下面是组织上给父亲落实政策的文件：

甘肃工业大学（原兰州工校）甘工党发字【79】第18号文称:

程乔同志被诬为右派现给予彻底平反。

复查结论:

1、兰州市委未批准程乔同志是右派，程乔同志不是右派;

2. 对程乔同志错误的按右派对待，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应予彻底平反;

3、撤销中共兰州工校总支委员会给程乔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并给其恢复政治名誉;

4、恢复原工资级别中专教师五级，基本工资132.50（不包括地区津贴）。并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执行。

平反后没几年父亲就以副处级待遇离休了。

1962年9月到1968年9月，母亲一直在甘肃师大函授部任教师兼党支部书记，期间，1966年文革初期，函授部也与其他高校一样，停止了招生。而在这之前的数年里，函授部为各地培养了数千名中学教师，作为函授部领导的母亲，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在这些学生里，有很多人来自各地县，有的人生活很贫苦，母亲既向他们传授知识，生活上也尽量给予帮助。记得到了70年代，此时函授部已停办了多年，但仍然会有母亲的学生，到我们家寻求母亲的帮助，母亲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文革时期，母亲因是函授部领导以及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直到1980年8月，才落实政策予以平反），甘肃师大函授部也被裁撤了。

1969年9月至1971年5月，母亲到甘肃省靖远县的师大分校（农场）劳动。这期间，由于疏散人口的原因，10岁的学维也来到了靖远县，独自住在县城的房东家里，每个星期的周末，才能见到母亲一面。

那时我们家五口人，分别在五个地方——父亲在轻工业厅农场劳动，母亲在师大分校，我插队在康乐县，雯霖在庆阳林建二师，学维则在靖远县城上小学，我们在师大南苑区的邻居王妈妈（王小玲的母亲），当时也疏散在靖远县乡下，因为担心学维年纪太小，还专程来县城陪他住过几个星期。1970年，学维先于母亲回到兰州，住在甘肃师大我们家的至交林叔叔家中。

1971年6月，母亲回到了师大，到化学系当老师并任教研组组长。母亲在化学系工作了多年，1977年被派往甘肃省武都地区搞路线教育数月，1978年6月至1979年7月参与师大清查运动办公室工作。

1980年8月4日，母亲的问题予以平反。之后，受学校委派，母亲主持重建师大函授部，并担任函授部主任兼书记。函授部于1982年恢复招生，并迅速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部里也是人才济济，风清气正。这些都与母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惜人才，处事公正，勤恳敬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晚年

1985年母亲离休了。母亲工作的这几十年，时刻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却从没为自己去谋取任何利益。直至离休，母亲也只有副教授职称，师大盖了新楼，分给她一套三居室新房，母亲却拒绝了。理由是父亲单位已给父亲在城关区周家庄分了房，离休后，母亲甚至把我们住了多年的教眷二楼309室也退还给了师大。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当时还在工大，她和父亲都主动申请下调自己的工资级别，为国家分担困难。

母亲是个有60余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信仰共产主义是真的最从骨子里信仰的人，即便是在蒙受冤屈，身处逆境甚至被批、被整的时候，也丝毫未曾动摇过。她坚守共产党员的情操，严格履行党章的各项条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老人家的信仰依然如一。

记得我们家搬到周家庄以后，母亲不顾自己已过七十的高龄，依然坚持每周回师大过组织生活，坚持每月亲自到师大交党费，而那时我们师大的住房己被母亲主动交回，那时的交通不象现在这么方便，城里到十里店只有一趟3路车，因路途遥远，她老人家每次回师大，都得上午出发，到师大后就近吃顿午饭，然后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下午按时过组织生活。

母亲不愧是位真正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优秀共产党员，而这样的党员在动乱年代照样被批、被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对于父亲前半生的冤屈，我们愤慨之外，都还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父亲到轻工业厅及下属工厂工作的那些年中，不仅没有人把他当异己分子对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上上下下，处处都很尊重他，大家都把他当做专家、老师，各单位对他的业务水平与业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父亲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对工作的态度始终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在他负责的纺织机械和锅炉技安方面都作出了靓丽的成绩。他主办了多期技术培训班，为轻工业厅和其他单位培训了数百名技术骨干。

假如没有遭此磨难，他还像1958年前的干法，他的身体早垮了。我们庆幸的是，父亲若一直挺顺，以他嫉恶如仇、正直直率的性格，如果他还是当权者，那么他一定挺不过“动乱”初期的那阵癫狂。事实上父亲在轻工业厅受到了无形的保护，并没有因为他的“摘帽右派”而受到大的冲击。这正是“焉知非福啊！”

父亲、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认认真真”她们是这么教育儿女的，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父母俯仰无愧的大节是我们必须传承的家风。

在学维去插队前，父亲与他谈做人，告诚他说，做人办事凭良心就行，万不可有害人之心，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如若遇事尴尬，切不可违背良心做事。

动乱初期，有工厂来学校招工，我很想报名去工厂，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一定要读书，多读书才能懂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在儿女眼中，母亲是一个品行高洁，有信仰，且终身都在践行自己理想的，几近完美的人。她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于家庭，忠于友谊。

母亲学识渊博，业务精湛，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勤勤恳恳地工作，正正派派地做人，不管是作为人民教师，还是领导干部，都曾获得众多荣誉，她倾其毕生的年华，育得桃李满天下，为我们国家的高校建设和人才培养，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的为人，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我们的邻居，曾和母亲共事多年的王士吉伯伯（王小玲的父亲），曾和他的儿女们谈论我们的母亲时说，我们的母亲特别有人格，在文革中绝对不整人，也从来不害人。

母亲对儿女的教育，是宽和仁慈而又有原则性的，对儿女所犯原则性错误，母亲绝不会姑息。童年时的学维有一次去师大校医院打针，因为好奇，偷拿了一支泡在水盆里的旧针管，母亲知道后当即指出，这是“偷窃”行为，并责令他马上自己还回校医院。并说自己的错自己改。从这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了。

母亲曾对我们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负天下人。看似这样做很吃亏，但实际上却能活得更加地坦然和无愧!

母亲离休后，有了较多的时间用于生活，家庭和亲友。她时常会走亲访友，结伴旅游。年青时很少做饭的母亲，这时开始学习做饭、炒菜、做家务。后来母亲的厨艺还很不错呢。1990年，母亲最小的孙子出生，因孩子母亲体弱无法哺育，年近七旬的母亲接过了带孙子的重任，一如母亲一贯认真严谨的风格，她买了很多的育儿书籍，开始了她的“科学育儿”，经过母亲精心、高端的抚育，终于将一个未满月的婴儿养大成健康，聪明的孩子。

父亲常和我们谈他的人生之路，他似乎是想让我们吸取他的人生教训，免走弯路，但我们体会更多的却是俯仰无愧的正能量。

父亲出生于延续数代的书香门第之家，而江淮之地又是传统氛围浓厚的区域，这一点堪比湖南，也许有这种社会基因的影响，父亲始终无法掩饰的是他骨子里所透露出的那种传统读书人的气质，具有的强烈家国情怀的传统士大夫情结。父亲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却更坚定了他发奋读书力求上进的信念，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入名校读大学；中年失女、失势、身患重疾，仍不自暴自弃，不改做人的曲直。即便是自己被划入另类的人生低谷，家中仍然没有停止订阅《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那时中国尚无电视，信息来源基本靠报纸，他会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津津乐道，家里有了电视机后，父亲每晚必看的是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非常关心国内、国际大事。

父亲半生坎坷，仍热爱生活，且爱好广泛，喜欢听音乐，戏曲，还爱看体育节目，他最喜欢听的是黄梅戏和江南小调。

父亲博古通今，熟读大量名著名篇，古今中外知之甚广。父亲才华超群，他不仅专业精专，还爱好文学，出口成章，唐诗宋词随口背出，年轻时父亲手不抖，还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

父亲离休后，因为他爱好众多，所以每天看书、锻炼、听音乐、做家务，散步等，身体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两个（外）孙女回家来时，父亲更是乐不可支，将孩子们的朗诵及歌声录了音，闲时放出来听听就成了父亲的爱好之一。

父母离休后的生活，充实而惬意。她们在兰州的日子我和学维每天轮流去看望她们。2010年雯霖夫妇将二老接到了宝鸡，那里有我们的三姨及众多亲友，雯霖夫妇每天都会陪陪她们，我和学维也常常去宝鸡照顾她们，二老在宝鸡生活得很愉快。我们姐弟都很孝顺，父母的晚年是幸福和满足的。

2015年10月，父亲因病住院，在医院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姐弟一直陪伴着他。2015年11月28日，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走时面容安祥，甚至嘴角还带着笑意，父亲应该是无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2016年4月底，距父亲离开我们仅仅五个月，母亲突患严重的肠穿孔，手术后又并发感染引起多器官衰竭，在与死神抗争了近1个月后，我们坚强的母亲，终致不治，于2016年5月23日中午离开了我们。

父母就如我们身后的泰山，正是因为她们的不易和大爱，正是因为有了父母的庇佑和保护，我们姐弟才拥有了幸福、阳光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父母的一生，虽然充满了风风雨雨，历经坎坷曲折但她们无愧于信仰，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家人！

敬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活在儿女心中！

后记

此文由我们姐弟合力完成。学维、雯霖收集资料照片，学维撰写完成初稿，我在初稿基础上整合成篇。

程雯霖：1951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1968年到庆阳林建二师，1973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1979年到宝鸡电视台工作，2011年退休于宝鸡电视台。

杨学维：1959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75届高中毕业，1976年到定西县内官公社乌龙大队插队，197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学习，2019年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退休。

2023年9月7日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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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