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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张亚平：雷暴风雨中的父亲张迅如
张亚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1950年12月出生于北京。1968年8月至1978年流离关外十年。1978年9月至2005年12月供职于北京经济学院（后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
原题
父亲张迅如
——雷暴风雨中
作者：张亚平
北京市《东城建设史》中提到父亲——
“1958年10月，整风运动结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东单、东四两区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对右派分子攻击党，抵毁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整风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两区先后共有779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整风反右以后经东城区委批准的漏划右派）。他们中有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如：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张迅如等。”
母亲回忆道：
1957年，全党全国发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大运动——反右斗争。
当时张迅如是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个系统的工作并兼六十五中校长和支部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干劲十足的年华，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辉煌年代，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运动将他打倒了。
反右开始时张迅如还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文教口的讲座学习。提高认识、民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进入揭发批讲阶段。根据上级的批示，要他定时、定量（按5%的比例）打出党内外的右派来。在他所管的这几个系统里成千上万人中打出5%的右派，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张迅如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在汇报运动情况会议上，他提出个人意见：“反右斗争是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团结革命队伍，统一人民意志。这是好事。但这又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打对了对革命有利；打错了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得实事求是，不能乱来。”
经过一段时间揭批仍没进展，上级领导很快就撤销了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组织群众揭发批评他对反右斗争的态度。说：“你张迅如反对反右斗争，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进而撤销了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斗。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么多右派，尤其是那些成了右派的老党员，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了，获这么大罪过，又是批斗辱骂又是开除党籍，又是降职降薪又是劳改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已步入熟透的晚年。经过50次的花开花落化作泥土。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的祖父祖母。无数人的青春、血泪或生命换得人们的思考，在艰难地推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如今，许多当年的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在网上。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父亲，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区教育部长，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切了然。
三件事情，简短捷说。
第一宗，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如是。北京市要提拔一个1936年的党员作教育局副局长。提名者是北京地下党老领导，将要提拔的是解放前就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做中小学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都熟，有感情。可是解放区、国统区的工作性质、工作作风都有区别，刚开始合作互相不习惯。我的父亲等多数不同意要提拔的人。又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查了一下，父亲提的人选是毕业于山东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解放区学校工作的的老党员。开会让大家提意见后，很快命令就下来，既定的副局长走马上任。那主张提拔的在心里就结了疙瘩——不同意者不是自己人，为几年后党中央让打右派埋下了种子。
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现在两校合一，磨合20年还没习惯呢。建国才一两年，两支队伍合并要同舟共济、水乳交融需要时间啊。
第二宗。转眼到了1954年，北京市委出了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我手头有全文），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决定不错：在说了教育界整体形势后提出了存在问题。许多学校教育质量很差，学生成绩不好。1953年高考平均成绩不及格人数占投考学生总数的70%。44个高中只有7个平均分在60分以上，其余37个学校平均分不到60分。其中7个学校总平均成绩不到40分。还有思想混乱等问题。《决定》找问题的缘由：解放时间不长，旧社会的影响尚未去除；师资力量不足；制度不完备；现有基础很差等等。《决定》提出要实施的措施：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目标；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加强管理、考核制度的建立；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市、区教育主管应钻研教育业务，深入基层积累经验……
决定也有不周之处，于是在征求意见的“九位中学党员校长座谈会”上，不管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地下党，还是解放区边区中学来的老教育工作者，都提意见。（我现在只知道当年九位名声显赫的北京市中学校长中的六位：郝仁初、杨滨、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和张迅如）依我现在看，不过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世方式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罢了。
父亲为人处世一目了然、一眼见底。天真地认为“入党多年了，既然是在党的会议讲话，讲对了领导上作参考，讲错了就批评。党的会议嘛，说完了就完了嘛，又是专门征求意见，那么我就发表意见吧。”在会上咚咚咚，说了一大堆。“教育局依靠两种武器推动教师，一个是授课计划纲要，像一根绳子拴着教师前进，另一个是统一考试，像条鞭子赶着教师前进。许多措施都是从分数出发，好多教师成了‘分迷’。流传的口头禅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成绩排队、分数挂帅，一切决定于高考成绩。使中学校长的唯一任务教学，学生负担很重。学生说：‘现在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造成学生忙乱负担很重。”“教育是缺乏方向，小孩看马戏，哪打锣就往哪跑！”
父亲一直在成绩比较优秀的学校工作，教师抓得紧是可能的。说“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学生忙乱负担很重”，就跟当下会议上讲过的似的，闻者准能叫好。没错，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学生负担重。可那时普遍教学质量也真低，上级要提高教学质量，您这么说，提出“五四年决定”的领导当然不爱听。
第三宗，到了反右末期。打不出右派，又说：“右派，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打。打右派打对了，为人民立一功，打错了你就是害了一个好同志！……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行了，右派就是你啦。就这样，父亲，一个抛弃个人一切，站到左派共产党的队伍里的老党员，一张纸条通知他“开除20年的党籍。”
沉重的打击使父亲潜在的青光眼爆发，眼压高到视神经坏死，双目失明。就是老戏文中说的“一夜之间急瞎了眼”。
从我所能见到的原始文件看，真是，父亲喜爱的郝仁初、杨滨、晁涌光……无一不是从抗大从解放区进京的。和父亲合不来直到最后用一张纸条通知父亲“开除党籍“的，无一不是原城工部的地下党员。
到文革时期，又无一不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批判！
这是干什么？都是共产党员，都在为人民谋解放图幸福，为什么打下江山后要这么煮豆燃豆萁？
再往根儿上捯。我们可以看到，从苏区时期中央就在搞宗派、搞窝里斗：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土生土长的和出国留过洋的合不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知识分子和没上过大学的小知识分子互相较劲，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建政，枪杆子打天下的就把城市里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抓了起来，从延安出来的周扬就把同在上海左联工作的胡风整到牢里去了。斗来斗去，“反右”反被“文革”、四清的办法反让四清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请君入瓮”……最终，反右、文革，挑得从上到下自己人斗自己人，搞得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不是吗？
高压下的生存
母亲回忆反右之后：
从五七年七月到五八年初，经过半年的批斗，张迅如因激烈的刺激突发青光眼并发白内障，几乎成了失明的瞎子。
斗张迅如的同时，我也因他的所谓“问题”被卷进了被斗争的行列。他们要我揭发张迅如的反党言行。我说张迅如是爱国华侨，从小参加革命，他是抗日英雄，是教育战线的先锋。就这样引来了群起而攻之，说我为“右派唱赞歌，包庇右派”。结果是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
1958年初，张迅如20年的党籍被开除，行政降两级，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郊区农场劳3年。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一只手终生残疾，眼睛又被整瞎（半盲）了，在劳改农场喂猪放羊，困难可想而知。张迅如被定为右派去农场之前，儿童医院党支部找我谈话，令我与张迅如划清界限和他离婚。白家这个几代革命家庭也容不得反党的“右派”。我的已在北京各大部作高官的叔叔姑姑也逼我离婚。为了不连累4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我只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违心地和张迅如办了离婚手续。
这时孩子们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3岁。从此我自己带着4个孩子，忍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与生活上的煎熬，特别是政治上的虐待过活。党内斗争不断，同志们的冷漠，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的不敢来往，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从此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世态炎凉。就连我们这个白姓大家族也容不下我这小小的白清延。那才真叫孤身无助。那时只有我的三叔三婶敢理我，我有苦闷委屈就在他们面前倾诉，有时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只知道拼命地工作。在1959年提升主治医时，在卫生局没有通过。
其实那时的事我都知道。生活让我懂事早。晚上睡得少。大人以为我睡了，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
京郊，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是右派劳改之处，父亲的活儿是养猪。眼疾使父亲几乎成为瞎子，光线暗的地方看不见，残废的左手也不行。猪圈门上下，3道用牛皮绳捆住，一只手解不开，只得用牙咬帮忙，一手加一口开猪圈门。天天如此，一天6次。一次让管理人员看见了，说你拿牙咬那多么脏呀！父亲只能苦笑一声说：我只能拿牙咬！这位名叫肖业勤的同志忽然发现：噢！你是个残废！他向上级建议给父亲“摘帽子”。他说“他可不像右派呀！第一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一个残废军人，一个瞎子，他的劳动就是好。第二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思想要求是严格的。”
家里，父亲不见了。
原本在北京65中当校长和校医的父母，每天下班后到附近的东华门幼儿园接孩子回家。忽然间就需要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替父母到幼儿园接弟弟妹妹回家、参加家长会了。
因为同在东城区教育界，如同一个村庄里互相熟悉的村民。一家有事，全村知道。幼儿园老师常常探问我家里情况：“你爸你妈还打架吗……”
她们以为我小、我傻，不知道那种羞惭让一个小女孩怎样地无地自容，那黑厚的乌云给这单薄无助的女子心上留下了怎样可怖的终生的阴影。
同学们到9岁时都入队了，我不能。自己都觉得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卑贱。离群索居，孤独无语，出来进去像个小人影。
我的智力尚未发育完全时就开始做饭。蒸的那小馒头，跟石头蛋似的又黑又硬。
从1959年到1961年，3年间父亲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正是大饥荒时，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烤得金黄的窝头片！那是父亲在劳改时从发给自己的每个窝头上切下一小片，放在火炉上烤干，一片片攒下来，有机会回家时带给自己的一群孩子。
那时，10岁的亚平已经活够了，只是不知道怎样结束这一切；只是还有念想，期待着爸爸回来的日子。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想：爸爸在炉边翻烤这些“点心”时，一定惦念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和曾饿得昏倒、浑身浮肿的妈妈。
1959年，麻疹、中毒性痢疾在北京大流行，弟弟妹妹3人同时患麻疹。母亲每天上班前熬一锅稀饭让我们自己热着吃。
偶尔，父亲会回来，带我和弟弟到饭馆吃顿饭，多是炒饼，面条。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气氛很闷，饭很香。
身后常常有要饭的围着，等着我们剩下一点，给他们。那时整个中国城乡都是这样，乞丐成堆，中原乡村更是饿殍遍地。
我常接送母亲上下班，雨天给她送伞和雨鞋。每次临别必踮起脚，亲亲她。晚上11点在电车站接下夜班的母亲，几趟车过去，没有妈妈到来，心就往下沉。我总是揪着心，不往好处想，时刻准备灭顶之灾降临。
从我识字起，父亲每个月给我5块钱，让我自己到书店挑书买来看。母亲常常连续24小时值班，弟弟妹妹由我管。我？没人管。半夜醒了就开灯，看小说，困了接着睡。女孩心理早熟。读书起步早的女孩有了些凄苦经历，和同龄孩子比，不在一个层次。
即将走进青少年时代的童年末期，追求进步的亚平要求入团。重要条件是，要和右派爸爸划清界限，写批判父亲的入团申请书，讲清入团的动机。父亲流着眼泪给我讲了反右的过程，给我讲应当怎样写批判他的文章。
……朋友，你有女儿么？你知道看着自己父亲流泪自我批判时，一个14岁小女孩是怎样地恓惶、惊恐？那心都要碎了的父亲，一个中学校长，如此面对女儿、一个女学生，会怎样忍辱负重、毫无自尊么？
1961年12月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这期间父亲一直在上诉请求甄别，同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老同志也觉得确实整错了！
“别看我带着个右派帽子，可是我在北京市不臭！”他自信地说。
父亲在慢慢地“缓”。
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期间，父亲自己自制梅花针治疗眼疾；广东人，总是要尽力吃好，用两根筷子做了个丁字形工具自己摊煎饼。买来北方人不吃的鸡肠子清洗干净，切碎，打上鸡蛋清蒸，做成一道美味好菜。父亲烧菜手艺很好，咖喱牛肉、香酥鸡，在平锅上用很少的油煎带鱼。
——好好活着！
在一次与舅舅等家人的闲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有个理想，将来能挣一辆自己家的小汽车！”——其实父亲和所有男人一样，爱小汽车，梦想着能有自己开的小汽车。可是父亲没活到这样的时代。看看如今满大街跑着私人小车，父亲会怎样想呢！
1962年12月分配他到北京27中当副校长。回到市里，回到教育工作队伍，父亲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即刻抓紧了对一群儿女的素质教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说，有个领头羊，后面一群羊都好好的了——我的老大学习不用人操心，弟弟妹妹个个学习成绩好。
只记得父亲用桌子一角和另三个同样的角给我们讲过“举一反三”，和当我们得到一些成绩后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对我写日记、练大字的赞许。
父亲送弟弟和小妹上体校学游泳——那时很少有人送孩子上业余游泳班的；给眼睛不好的大妹妹置琴，四处奔走求师。请老师，不光交学费还给老师买乘车的月票。那时一般人用胡琴，都买几元一把的。我妹妹的二胡是78元的。有人算过那时的10元相当于现在百元的价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常响着《光明行》《二泉映月》《良宵》或《赛马》，那是妹妹在练琴。
一天，父亲从委托商行买回一架手风琴！这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一环美丽动人的涟漪。不日，来了一位懂音乐的大哥哥邹晓勋，是65中学生，就是前面所述病中投书校长的学生。我们开始跟他学琴。
——这就回到开篇所说：手风琴陪伴我一生要感谢父亲，要感谢顶着自己多舛命运而特别关注子女全面发展整体素质的父亲。
后来我们姐妹仨都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宫艺术组。大妹妹成了民乐队唯一的女生，小妹妹在舞蹈组。那就是现在的艺术特长班，但不要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
记得小时候，一天晚饭后，父母携我上王府井遛弯。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面对繁华街市熙熙攘攘的人流，只听爸对妈说：“再不能让孩子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了。”父亲多才多艺，写得一笔好字、一副做报告不用打书面稿子的好口才。他那么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在最悲愤的时候也会引吭高歌的。
父亲，抛下自己的痛苦，奋力为儿女创造不再有痛苦的人生。
上世纪70年代后，大妹妹完全看不见了。在她自己开的满墙字画的按摩诊所里，不光有诊疗床，还有电视、收音机、二胡和手风琴——一个精神高贵的盲女中医。我呢，不论到内蒙古插队务农还是从军服役，手风琴伴我在农村水利工地、在军队粮库、机场、坦克修理营，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奏响着乐观美好的背景音乐。至今，我们有聚会，伙伴们还会加上一句：亚平，带上手风琴！
1966年天下大乱
母亲回忆：
1966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张迅如始终不服，上诉过数次没有解决，1962年纠偏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改，分配到市二十七中当副校长。虽然摘了右派帽，仍被称为“摘帽右派”，也没有完全恢复原来的职务和党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将老账翻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右派”。
老右派翻案，更加残酷地斗争。在二十七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三进三出，关押在学校不让回家，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挂上“右派”牌子不让坐车回家。批斗时脖子被打出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一脖子不给包扎。因自己抓把土按住伤口止血，被剃了阴阳头。批斗时专打他残废的手，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
一天我一进门看见小女儿毛毛正在哭，我吓得赶快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不见了，他留下纸条走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张迅如是不想活了，寻死了。我看到抽屉里的药瓶子全空了，他把所有的药都吃下，走了。我带着毛毛跑到楼下，遍野地找，没有找到。
天黑了。二十七中来电话说张迅如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现在北大三院抢救，叫我马上去医院。我把毛毛留在家里去了医院，看到他还昏迷不醒。
张迅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牵连到我，我也在劫难逃了。医院的红卫兵联合二十七中的学生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也升级了。“为右派翻案喊冤”的罪状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弯腰低头、下跪磕响头。一折磨就是四五个小时。开完批斗会就去劳动，在洗衣房用手一件件搓洗衣服、被套、床单。一天要洗几十件。手腕磨破了，不住地渗血。这还不算，还让我和一个所谓的“牛鬼蛇神”一起摇煤球。摇了三个月的煤球心脏病复发，血压也高了。
从1966年到1972年，在这六年苦难的日子里我的家几乎是家破人散。张迅如被关，我被批斗，老大老二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去了。家里只留下儿子和小女儿。儿子13岁，小女儿才12岁。我把家就交给他俩了。毛毛做饭管家。
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张迅如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一切政治待遇，安排了工作。我的党内警告处分也随之取消了。
22年的冤案平反了。然而，22年的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
结束语
一切都过去了，反右、文革，所有折腾，都过去了。
1978年，北京市为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刊登于《北京日报》。
在父亲启发下一直学而不辍的弟弟，在革文化命的时代，用尽了可以论公斤计算的纸张和墨汁，练得一手好书法、刻得无数枚篆书钤印，写得洋洋洒洒好文章，以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我经历关外10年的流离回到了北京。目盲的大妹妹出嫁生下了儿子。三代人，终于团圆在了北京。
父亲喟叹：咱家很幸运啊，完整地从一场浩劫中熬出来了。没死人、没伤残、没疯了的。
文革过后，一次谈话中，父亲对我说，不要遗憾你插队当农民的经历。如果我没有坎坷，高官厚禄，你们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那样残暴的小衙内，那才会不堪回首。
父亲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副主席。我想，其实是个闲差，是一种对过去经历的抚慰和对父亲人品的敬重。父亲何等聪明，怎不明白？他领了这份情，坦坦荡荡与东城区的新人、老人和睦相处，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工作，也本性不改地观察着、批评着世间公平与不平。
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父亲仍未动摇信仰，对祖国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改革开放后，始终在为了教育事业的纯洁奔走呼号。有人想以他的名望打开学校做买卖之路，他不同意：“学校就是学校，学校赚钱有辱斯文。”
伯父从遥远的越南西贡来信说，家产有你一份，都给你留着呢。父亲回信：我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怎么能接受房地遗产？
有人说，假如您当年听了家里的话，不参加革命而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回来至少也该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听了，一笑了之。
父亲从未给家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
病危临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来看望。父亲向他介绍我：“这是我的大女儿，在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那位老人说“噢，听说经院图书馆有个女孩子为了上北大学习，连刚怀了的孩子都不要了。”“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啊！”父亲说。其实，为了念书牺牲自己萌芽中的孩子，是在父亲的支持鼓舞下做到的。
直到这时，我才知父亲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有这么位过心的战友。他从未想过让学过图书馆学专业的女儿从市属高校调到中央级大学，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句话，一个暗示。
幼时并不懂得父亲家有土地而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什么；年轻时并不懂得，什么力量支持着从小衣食无忧的父亲抛弃温暖富足鱼米之乡的安逸，到苦寒北地吃小米黑豆，图的是什么。长大成人才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尊严拼死奋争的信念，在一个有理想有胸怀的灵魂中，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已作古人。
1989年春，一向食欲很好的父亲，突然拒绝进食。
住院。肾动脉硬化，肾衰。在医院挣扎了8个月，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想拖得太久，最后不用抢救。”11月13日，父亲走了，刚过七十大寿。
20年来，写过几十万字文章的亚平，却从未写过最爱我的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若写就要想。而，不敢想。伤口上结的痂，一碰则彻骨地痛。
做饭时看到西红柿，会想到收入很低的年代，父亲在隆冬为生病的我买来3元钱一个的西红柿，用糖拌着给我吃；我的儿子生病时，会想到自己幼时发烧，母亲在儿童医院看护别人的孩子，是父亲，用酒精浸湿毛巾给我擦身做物理降温……
1987年在青岛
直到今夏，同龄挚友田小野提醒我，写你的父亲吧。你不写，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父母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世人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一步步争取走入民主社会，是千万人在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去换取啊。
但愿，一切昏庸愚昧的噩梦不要重来。
最后回到开篇的话题：退休之后我参加了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艺术团。立刻，老教协副会长臧吉昌教授建议秘书长俞坤一教授带着我到乐器行，买了一架96贝司手风琴。我从来没拉过这么大的“鹦鹉”琴。1800元，自己买是不可能的。俞老师说，你若能拉更大的，咱们就买120贝司的。
在和臧吉昌教授交谈中我惊喜地得知，他建国之初是著名的25中乐队指挥和演奏员。当时我的父亲正在25中做校长！谈起张迅如，臧校长也是充满了崇敬。这，是缘么？父亲没了，父亲的学生们和我在一起，相携而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最悲凉的年代为创造子女一生高尚、多彩的精神生活打下了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为我晚年生活的美丽作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
2011-08撰写
2021-11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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