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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党建真：我对“大右派”李又然的一点印象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党建真，1954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师院附中72级高中生，国防科技大学77级。当过知青、农民、工人、设计师、公司经理，2014年以安全工程师身份退休。
原题
我对李又然的一点印象
作者：党建真
看了《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赵珩先生文章《翠微路二号院中的三个传奇人物》，唤起我旧时的一点记忆，有些还是尘封多年的。赵珩先生似较我年长，所以对二号院的背景情况以及住在院中人物的了解比我要多，如文中谈及的三位传奇人物：丁晓先、关露和李又然，前二人我竟没有印象了。三位人物中我只对李又然有点儿了解，甚至还曾常去他的家，这倒不是说我与李又然是忘年交，只是因为我和他的女儿李达妮是小学同学。
按照《李又然传略》所记，李又然是1962年调到商务（印书馆）的，我家大约也是在此前不久刚从东城的福建司营胡同搬到翠微路二号院的。李又然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大的是女孩，叫李达妮；小的是男孩，叫刘华沙。调入商务之前他在河北怀来劳动改造，他的调动据说还是最高领导人恩准。
关于李又然，从家长那里得知他是留法的，法语很好，还懂世界语；慢慢地从其他较大孩子口中还知道了：李又然是个“大右派”。当时在商务和中华（书局），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少，但能成为“大右派”的却不多，这无形中增加了些神秘感。
由于同住在二区，在上下班的路上和食堂里，常能见到李又然，他给人的印象，恰如赵珩先生在文中所形容的那样，叫做形销骨立。人很瘦，颧骨很高，眼睛很大，佝偻着背，感觉很苍老。
我和李达妮是小学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还在一个课外小组学习，据李达妮讲，她的名字是他父亲取自法国的一个女英雄。我和达妮虽无特别的交往，但有时也去她家，感觉她家中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即使按那时的标准，也算是家徒四壁了。这不难理解，一个背着沉重政治包袱的男人，工资由二百多元降到七十多，还要单独抚养两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
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还是她家墙上挂了两幅画，是国外的裸体女子画，这在当时可是看不到的，很新鲜，也很刺激，有时我们小同伴去她家玩儿，就是为了看看这两幅画。
不过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一个“老运动员”，李又然难逃厄运，成为第一批被送进“牛棚”批斗的“牛鬼蛇神”，到了1969年9月，则随商务全体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我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我父亲接到咸宁干校的。
那时的文化部属于要“砸烂”的单位，由军宣队进驻，实行军事管制，到了咸宁则由湖北省军区接管，按准军事化管理。商务被编为十五连，中华为十六连。刚到干校时是分散住在老乡家的。商务主要住在甘棠公社的郭家湾等几个村子，家长们都是按男女宿舍分开居住，即使是夫妻也不例外。我父亲当时在咸宁的中转站负责接待事务，我十四五岁，一个人在连队里，我所在的那个排住在村贫协主席的家里，这是一间带阁楼的房子。
湖北的农居一般是楼下住人，烧火做饭，二楼放杂物。现在把阁楼收拾出来住人，睡地铺，能住十来个人，爬梯子上下，我当时就睡在楼上。阁楼较低，很多地方直不起腰来。屋顶只有一层瓦，透过缝隙晚上可以看见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因常年堆放杂物，楼上的老鼠很多，夜里在楼板上跑来跑去，常常跑到床上、枕边，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听说有一次一只老鼠还将一位阿姨的耳朵给咬了，但楼上还是比较干燥的。
楼下主要住一些年龄较大的学员，我记得有马清槐老先生。李又然也住在楼下，由于他的身份，只能住在正对门口的一张床上，人员出入多有扰动，冬天有风，就比较冷。
刚到咸宁时，正赶上当地修水利，在向阳湖围湖造田，干校也分了一小段大堤，各连队每日的工作就是修堤。干活地点离住地有十几里，开始时上下工都是唱着歌曲、列队行走，李又然年龄大了，往往跟不上队伍，一个人落在后面，收工回来，吃饭常常晚。
李又然常年穿一件旧的黄大衣，后来扣子掉了，就用一根草绳系上。上下工的路上要穿过几个湾子，由于经常走，老乡的狗对干校学员也熟悉了，不再吠叫，唯独看到李又然，又叫又追，大概把他等同于乞讨的叫花子了！
咸宁多雨，冬天也下雨，别人都有各式各样的雨具，李又然开始时只有一顶破斗笠，这时黄大衣就变成雨衣了。多少年后我都忘不了当时常见的一幕：在傍晚时分，在濛濛阴雨中，李又然穿着背上湿透的黄大衣，戴一顶破斗笠，柱一根木棍，一身泥水，跌跌撞撞地赶回住地。
那时他的牙也掉了，又没装假牙，嘴瘪瘪的，更显得苍老，脖子的皮肤松弛地吊在那里，就像鲁迅先生文章所描写的那样：吃起饭来拉拉动的。
湖北的冬天还是很冷的，又没有火，夜里我们挂在阁楼上的毛巾都能冻硬，很多人生了冻疮。李又然却只有一床薄被，晚上睡觉时盖上那件破黄大衣，我看他睡觉时连内衣都没有，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真是可怜。
然而最令人痛苦的还不是筋骨之劳。
干校不是世外桃源，知识分子到干校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不是享受田园风光，而是要改造思想。所以在一天紧张的劳作之后，常常还会有集中学习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包括斗私批修这样一种思想改造形式。
斗私批修来自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要斗私批修，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所谓批修是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这与干校现实相差太远，所以斗私才是重点，其模式就是每个人要暴露自己的私字一闪念，自我批判，同时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如此显出劳动改造的收获和领袖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大概是从延安整风继承下来的传统。
我那时还很小，一开始也不在编，但也参加了一些这样的会议。在四壁漆黑的房间中，在昏暗的油灯旁，全排的干校学员二三十人，人挨人坐着，在经过动员和学习后轮流发言，人人过关，在这种时候李又然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发言似乎总要受到批判，也因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时隔多年，所谈的内容大多记不清了，有些可能还不准确，但大意还记得，那就是他很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悔恨，希望能积极改造，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他成为“右派"以后，很多人包括亲人都疏远了他，但有一个外甥对他很好，一直写信鼓励他努力改造，希望能听到他摘去“右派"帽子的消息，他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回到党的怀抱，等等。
这发言在我听来真是发自肺腑、剖肝沥胆啊！但不知为什么仍遭到炮轰和批判，让我很不理解，并设想如果是我该怎样说呢？消极对抗不对，无动于衷不对，积极改造也不对，那该怎么办呀？这种无情的批斗反倒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
我虽然感到他很可怜，也同情他，但并未亲近他，基本上没和他说过话，有时甚至还把他一些行为当做谈资和笑料，他实在太落魄了！当时在干校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不管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还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是被改造的对象，但李又然不仅仅是一个被改造者，还是一个被批判者，还是一个被嘲笑者，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比他境遇略好的人的嘲笑，唉！人生何以至此啊！
大约半年后，我们搬到了王六嘴，商务的人大部分临时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小部分人住在前面紧挨十四连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平房中，从那里起我就没再同他住在一起了。后来连队照顾这些年龄大的人，不再让他们下大田，而是在近处的菜地干些轻活儿，当然这轻活儿也是相对的，这时看到他最多的还是穿着那件黄大衣，挑着一担粪桶，颤颤巍巍下湖的场景。
干校后来的政治运动仍然不断，很多一开始时主持批判会议的人后来自己也成了被批判对象，李又然虽然还是“运动员”，却成为可有可无的配角了。
我是1971年回随父亲回到北京的，是干校学员中较早回来的一批，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李又然，听说他后来去了同在湖北的丹江口校区，在当时也算是对老弱病残人员的一种照顾了。
与穷途潦倒、形销骨立的李又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女儿李达妮，这时却出落得越发水灵了，平日里蹦蹦跳跳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男女同学之间已经不讲话了，好像在干校的两年中我们也没讲过几句话。不过有一次，我一人在湾子后的山上玩儿，不小心滑倒，手撑地时按在柴禾茬上，扎得很深，流血不止。白天家长们都出工了，只有食堂的大师傅们在，我到了食堂，达妮等人找来药和绷带，替我止血包扎，让我心里暖暖的。
达妮的弟弟叫华沙，比我小几岁，小时脸圆圆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因长得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演日本鬼子松井的演员，后来的外号就叫松井。刚到干校时我们还在一起玩儿过，后来他到咸宁上中学去了。
有一次他回来时没打招呼就拿走了我的一本小说，竟给弄丢了，也不跟我说，还是别的小朋友告诉了我。我很生气，真想教训教训他，后来一想也就算了，但以后就不太爱搭理他。
几年后在北京再见到他，像换了一个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谈起鲁迅、左联等如数家珍，让人插不上话，我心里很不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补课。又过了一两年我去北京山区插队，就再没见到他了。
李又然是在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终于熬到了日夜期盼的那一天，很多比他年轻、比他健康的人都没能挺过那场浩劫。支撑他活下来的恐怕已不仅是人的求生本能，而是希望历史能还其清白的一种理念。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一天来得也太迟了些，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于1984年辞世，享年七十九岁。
有一个问题曾使我困扰过：这个被称为“大右派”的李又然究竟有什么“罪行”？似乎没人能说得清，只说他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直到近年看到一些资料才明白之所以没人能说得清，因为罪名就是莫须有。李又然只是和周扬有过争论，对他的工作作风有过批评；能仗义执言，为当时已受胡风案牵连的鲁藜说公道话；又和丁玲的关系比较密切，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开除党籍并逮捕关押。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底，后来当事人提出申诉，1956年中宣部派出了以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小组对此案做了甄别，结论是：一起错案，应予改正。周扬最后也认了错，可还没来得及平反，反右就开始了。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这些“闹翻案”的人这回干脆把“右派"的帽子给扣上，由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苦难历程。
此事的责任人主要是周扬、刘白羽，执行人还包括郭小川。李又然平反后，周扬曾专门请李又然去他家，据推测可能就是向他赔礼道歉。
李又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恢复了名誉、待遇，还频频发表文章和旧作，成为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门庭似也变得热闹起来，最终以喜剧形式告别了人生舞台。然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并没有结束：那最后的短暂辉煌能补偿一个人几十年所经受的苦难与屈辱吗？在共和国那三十年中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又何止千万！这样的人间悲剧何以会发生？如何使之避免？现今社会就此能达成共识吗？
第一次见到李又然时我只是个六七岁的孩童，对他的一点印象也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如今我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当我审视前人那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时也免不得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为，有一件事是我近年想到并感觉歉疚的，就是当年对达妮姐弟，特别是对达妮，没有给予些许同情。
作为同学和发小儿，我虽没有因家长的原因对她什么歧视，但也没有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我后来想，在她那平静快乐的外表下，一定埋藏着很多痛楚和苦闷，一定渴望着更多一点友情和温暖，这是我当年能做而没做的。
这两年见过达妮几次，却没有机会谈这方面的事，这次看了赵珩先生的文章，引出了这些旧时的记忆。赵珩先生的文章写李又然只写到去干校前，我就再做点补充，包括他在干校时的一些情况，一方面算是拾遗补缺，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心存的歉意吧。
浙江慈溪人，1906年生于上海，2岁随母回故里。1921年进上海交通银行学习，1926年入上海南洋高等英文专修班，后转上海群治大学法律系。1928年旅欧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参加法国共产党所属中国支部，结识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为《赤光》撰稿；1932年，与组织失去联系，从事世界语研究。1935年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8年赴延安，任中央军委编译处编译，兼任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教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中国文艺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谷雨》主编，1942年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赴东北，任合江省立联合中学副校长、文协东北总分会常委、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职，主持筹建吉林省文联，任吉林文协主任，《文艺周刊》《文艺月刊》《文艺月报》主编；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翻译，后调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员，政协土改工作团第二十一团党委委员。曾出席第一、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四次作协代表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执教涿鹿师范学院、怀来师范学院，继入商务印书馆。1979年纠错，恢复名誉。1984年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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