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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吴传斗: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吴传斗 新三届 2019-06-06


摘要:从1958年4月15日抵达内黄白条河农场,到1962年8月12日离开农场,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




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作者:吴传斗

《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1957年整风时,我23岁,正在河南临颍县报社编辑部工作。县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放心鸣放,大胆说话,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因此写出了指向县委第一书记闫某的大字报,说县委以他为首搞“欺骗行为”。事因当年春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全县大搞水利化,同书记动员大家捐款支援水利化,他认捐200元,参加会议的干部纷纷认捐,我也认了40元。可会后,又不让交钱了,说是会上报个名,造造声势即可。此时我提出此事,指出这是在搞“欺骗”。


大概这张大字报刺痛了县委最高领导,我因此被打成右派,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就这样,我被送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一、“饥饿改造” 

                    

从1958年4月15日抵达内黄白条河农场,到1962年8月12日离开农场,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最大问题是吃不饱14年又4个月,几乎没有一天不被饥饿所折磨!事过几十年,想起那时的饥饿情景,还是心惊胆战!

                    

渐渐的,我明白了,饥饿本身也是一种“改造”的手段,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人在饿昏了的时候,一切的尊严和斯文,统统可以忘却;一切信用和承诺,都可以踏在脚下。 

                    

粮食不足,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来自城里的人这时就成了来自农村的人的学生。先是挖野菜,荠菜、野芹菜、地瓜叶,挖到什么吃什么。后来,柳树冒了芽,又打起了柳树、杨树的主意。这些野菜、树叶弄了来,伙房是不管的,只能自己加工。经常一下工,地里到处就冒起了烟。野菜煮煮,再用当地出的硝盐一拌,就可以吃了。还有人干脆用开水烫烫甩干了吃。


很快,巩县来的几个人脸色就不对了,青里透着绿,还有些肿。许多人吃不饱,就猛喝水。有人加上点盐喝。于是更多的人脸开始肿起来。人年轻轻的,眼下有了眼袋:透明、透亮。有人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麦收了,我们要去拔麦子,经常是天一亮就动身。天黑了,只要有月亮光,还要下地,经常夜间十一二点才能收工。这时午饭可以吃到一个白面的杠子头干粮。有时地里麦子割不完,要派人夜间看着。有次郑州师范的宋老师夜里看守,回来悄悄对我说,生麦粒能吃。我问:那怎么吃?他黑黑的脸,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搓搓就可以吃,那是粮食啊!” 

                    

附近农民的生活不好,但也有专门来赚我们钱的。经常有农民来卖盐水茄子,四毛钱一碗,有时我能一口气吃两碗。一天,四川人杨四正在铡草,突然喊住了我,一脸恐惧地说:“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肠子变成直的了。”原来两小时前,他吃了两碗茄子,刚刚大便,竞拉出了茄子,那茄子种还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认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偶尔,有人能逮到一只冬眠的青蛙。用茶缸煮了,那是绝美的口福。有一次,我在林带中正铲草,忽然发现一只刺猬躲在草棵中。我用草帽扣住了它。两小时后,它就变成了我的一顿大餐。 

                    

夏天瓜果下来时,是我们食物最多的时候。1959年夏初,路边来了个卖杏的。我买了两三斤,放在盆里,有大半盆,正赶上吃午饭,一大勺面汤又盖在上面。这次盆中汤不稀了,我竟一口气吃了下去!那时见到西瓜,从来是连皮带瓤一起吃。还有一次,我买到了几个地瓜,一下吃光,肚子难受得要命,恨不得一口气再吐出来。但是当饥饿又主宰自己时,这种教训就忘得干干净净。 

                    

二、死里逃生 

                    

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一个甜瓜吃。午饭照例是一份豆面馍和一大勺菜汤,吃了还是饿,出工路上,我又买了些葡萄吃。临到下午放工回来,肚子又胀又疼,并开始呕吐,吐的全是水:酸水、苦水、绿水,白色的脚盆吐了半盆。但奇怪,吐了这么多,肚子依然胀。队里黄英杰医生给我看了病,找队长建议让我赶紧住院。于是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场部医院。 

                    

场部医院的大夫和护士是清一色的劳教人员。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姓沈,据说原是开封地区一个医院的院长。头三天,他建议我接受保守疗法。当时,也没有明确诊断。这时,我已基本不呕吐,大便不通,只是腹胀依然。小腹胀如鼓,肚皮上血管清晰可见!不能吃饭,就注射些葡萄糖、盐水之类。


三天后,我自觉症状没有好转,那时头脑出奇的清醒,对沈大夫说,保守疗法三天不见好,说明保守疗法不行。我建议“拉(即切)开看看”。沈大夫说,我不是不想剖腹探查,只是你身体太弱了!我说,沈大夫,现在是弱,但再过几天,我身体会更弱。沈默然。不久,他领来了医院的干部医生朱大夫,那人是个军人。朱医生听后,又摸摸我的肚子,回头对沈医生说,“给他准备吧!” 

                    

这时,病房中的人都知道我要开刀,安慰的话多起来了。他们知道,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手术室,做这样的手术,意味着极大的凶险。这里有两个人都是手术不久就死了。我忽然说,没事,放心,我才27岁,还没活够!两个护士(一个姓刘,一个姓花)推着我,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沈大夫,还有另一个孟大夫。手术极迅速,也出乎意料地顺利。我很快被缝上、包扎好,送回病房。 

                    

我得的是急性胃扩张、下垂,据说胃已掉到了盆腔。刘护士说,从我的胃里取出了大量葡萄皮,她比划着说,有大半盆。 

                    

第一阶段恢复时,每天我习惯了夜里十二点前等那碗糊糊(手术后吃的稀藕粉)。两三个星期后,晚上十二点这顿饭突然停了,我的胃饿得不停地痉挛。一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我起来,披上棉衣,双手拄了拐杖,挪着走到护士值班室。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出我饿得难受。


年轻的花护士说:锅里是我的夜班饭,你要吃就吃吧。旁边地下有一个铁锅,里边有些南瓜糊糊,我毫不客气地盛了一碗吃。多少年了,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心中总浮起一种情感。几十年了,天各一方,哪里去找这些救了我命的恩人,一饭之恩的恩人? 

                    

三、病号第一组 

                    

1960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我刚刚从死亡线上回来。农场“右派”浮肿的人太多了,于是队里把这些有病的,年龄大些的,编成两个组,叫病号组。我成了病号一组的组长。全组16个人,不是拉不动腿,就是脸腿都肿的。我也浮肿起来,成天脸虚泡泡的,皮肤不像自己的,腿出奇的沉,拉不动,抬不起,有时连一个10公分的台阶也上不去!


有人把这归罪于喝盐水。许多人因为饭太少肚子老觉得空,吃饭前,常常弄些水喝下去,水太淡,就放点盐,而且是当地产的硝盐。有人喝了,就开始水肿。


郑州师大的一个教师,成天披着一件黑棉大衣,吸自制卷烟(那烟是用枣叶或葡萄叶卷的),虚泡的眼很少睁开。有次,我看他在拿石头砸什么东西。细问之下,原来他是将鸡蛋皮砸碎,再放到盆中研成极细的末吃,说是增加钙!


也有人打了饭汤来,洒上一些蛋皮末。我不信,说他们在糊弄自己。有一次,他将从“干部伙房”后边拣来的葱胡须拌上盐,大口大口地吃!伙房里的王班长原来是粮食局的计划股长,有次,不知从哪里弄来不少黑豆皮,煮了一锅,兑上点面,每人给了一大勺。那东西咬不动,到嘴里只能往下吞。


冬天,经常是在阴天,刮着风,在队部的北边枣树林中可以找到一种八角虫。这种寄生在枣树上,进入冬眠状态的虫蛰伏在椭圆形、像鸽子蛋一样铁青色的小壳中,贴在树枝上。掰下来,大小像一个大黄豆,把它用铁皮罐头盒盛着放在火中烧烤,然后剥开外壳,露出一种黄色的小虫,吃起来,其香无比!有时候一上午能找到几十粒,算是很幸运了。 

                    

1962年8月11日,我接到通知,“解除教养,回肥城原籍”。我去办手续,一看,傻了。解除劳教,但我右派的“帽子”不摘。这留了多大的尾巴啊!但转念一想,让我走就行,这个地方,我连一个小时也不愿多呆了。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我用刚砍的一根柳树棍子挑着包裹卷,离开了白条河。 

                    

几十年过去了,在劳改农场的“饥饿改造”往事,还是思之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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