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先后任教。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心灵的探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等。现已退休。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束星北教授
一、判若两人的束星北
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许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就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评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吧——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对周恩来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程开甲：“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研究者：“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与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大师们崇敬的人，该是怎样的超级大师啊?请看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时为浙江大学教授的数学家苏步青无端受到怀疑而被审查，束星北串联一些人去学校为之说话，但真要去时，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都退却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气冲冲地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冲着一位主任大声喝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像揪小鸡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最后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成为斗争批判的罪魁。
束星北主张“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经过“改造”的束星北变了。请看：
他像个机械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
束星北
但他很快又积极起来，就更让人诧异——
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儿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
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你还想拉拢青年，想增加点势力，同人民讨价还价，让别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束星北诚惶诚恐，全部接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后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
看到这样判若两人的转变，我心里堵得慌：那个保有人的独立、尊严、血性，始终高昂着头颅的束星北教授，哪里去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变得如此窝囊畏缩，自轻自贱，夹着尾巴做人，惶惶如丧家之犬?
前排左3束星北
月子口劳改场就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个典型。
二、怎样改造束星北?
如何迫使、诱使束星北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接受改造?
(一)株连家庭——从人性最软弱处入手
据说，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进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像礁石一样，沉默不语。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与“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于是，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部队教官的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被组织派回来“帮助”束星北坦白认罪。束星北因此面临他一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认罪意味着彻底否定自己，万难接受；但拒绝认罪，就意味着长子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但会失去军籍，而且将终身挣扎在右派的边缘，怎能忍心！
1948年浙江大学部分教授合影
束星北的五子束义新这样留下了整个家庭梦魇般的记忆——
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来睡眠。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
这一夜夜父与子灵魂的煎熬，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它记载着中国独有的思想改造摧残、折磨人性的全部残酷性。
束星北终于屈服，写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认罪书：“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并特地写上：“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
但在最后时刻，束星北在校长办公楼前徘徊到深夜，终于没有将认罪书交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但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他自己因此得到最严厉的处分：除戴上“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还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连全家，无一例外——
长子束越新被部队驱赶回来，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计和弟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与同样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
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入国家工厂，在家闲得快疯了，一家街道石料厂才勉强收留了她。她后来找了一个工人结婚，因对方家长不接受自己的家庭，只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与家庭几乎断绝了来往。
三儿束庆新小时候因一场感冒没有及时医治，患上小儿麻痹症，父亲出事后更备受歧视，开始畏惧学校、老师、同学，耳朵出现幻听，最后只能休学在家。
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亲。高考时，连续两年报考清华，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进了青海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却没有逃过1957年这一劫：因在一份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准备到北京上访，却被拦截，关进了监狱。
束星北全家福
五子束义新，16岁进了钢厂，因才华出众，被安排到业余学校教书，教了3个月就被顶替，去质问原因，又被发配到全厂最苦最累也没有安全保障的浇灌车间。因不堪忍受欺辱，瞒着父亲逃离工厂，靠做小买卖谋生。
六子束润新，初中毕业考进中专，1960年学校解散，流落街头，那年才15岁。随即大祸临头：因带头向学校要求退赔学费，竟被诬告盗窃而被捕入狱。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难，实际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个家庭都打上罪恶的烙印，而且这样的罪是代代相传的，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贱民”阶层，而且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中国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两等(人与非人)的等级观念上的，并真正落实到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划分。
因此，当束星北这样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贱民”的同时，领导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权的“红色贵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传的。
但政策又同时指出：只要“认罪”就有“出路”。如果进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会改变子女的命运。这样，“认罪”还是“不认罪”的问题，又重新摆在束星北面前：拒绝认罪，就意味着子子孙孙(不只是眼下的子女)从此成为“贱民”，永远不得翻身；认罪，则可能使子女有个出路。
这是真正的致命一击：因为它直抵人性最柔软之处。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现在束星北正是这样：1961年，他从月子口劳改场回到家里，面对全家因自己拒不认罪的坚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摆脱不了欠债、负罪之感。他再也坚守不住，只能选择“认罪”。
(二)“不给饭吃”——针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杀手锏
束星北认罪，发生在月子口劳改之后：不仅是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更是因为饥饿。
月子口劳改场的劳改犯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最初的口粮定量是每月40斤，以后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后，连20斤都保不住了，每个人都饿疯了。
束星北饿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被看田的老头儿抓住了。老头看他饿得实在可怜，反倒从地头的草棚里拿出一捧花生给他，没想到束星北竟连皮吞了下去。
一次在农场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个。第二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束星北辩解说自己没有偷，是捡的，大家马上堵着他说，头一天收地瓜，哪来的捡?他只好照实说了：因为我肚子饿。
不仅束星北一个人饿，全家人都饿。他7个孩子，除长子外，全都是在校学生，妻子又没有工作，全家人吃饭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束星北从来不在意金钱，接济他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给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现在却四处借贷，不光向亲朋好友借，也向左邻右舍借，甚至向自己当年的保姆借。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思想汇报”——
我所以敢于傲上慢下，任意而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饭吃”。这个学校不聘我，有别的学校，抢我还抢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么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骂校长，敢骂领导。也由于这样，我才敢无组织无纪律，讥笑那些守组织纪律的人为软弱无用的人。现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的真理性。在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除非愿意饿死，为反动阶级守节，否则就必须抛弃反动思想，必须老老实实地守纪律，服从组织，不能任意而为。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是劳动人民给我饭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
这段思想汇报，读得我心惊肉跳，因为它道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严酷的真实。
(三)“不让做事情”——利用知识分子两大弱点
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说：“父亲很早就说过，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最怕的是不让做事情了。”
但是，束美新说她“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是在多年以后”。
这是她永远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带着孩子去看望随着医学院下放到一个小乡镇的父母。远远地看到校门口一个人正在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亲看见孩子就抱过来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这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束星北青岛故居
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还在做他的作业！她哭了，也终于懂得了：对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事情”，从事学术研究，“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
如本文一开头就引述的束星北的研究生，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所说，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和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果得到发挥，这些思想和念头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事实也是如此，只要给一点机会，束星北头脑里的超常智慧，就会发出耀眼的火花：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来到气象所，不到一年时间，就对空气运动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1961年，他来到医学院，又将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脑电图机起死回生，引起全院轰动，他却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
他的心另有所思：他从报纸上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消息，担心“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国难逃毁灭的命运”，于是提出中国必须尽快研制自己的原子弹。这就是束星北——尽管此时还是个戴罪之人，他依然从国家战略上考虑科学问题，显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胆识。
但正在他四处奔走，企图说服领导时(在许多人看来，他说的都是梦游者的呓语)，广播里传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后来才知道参与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而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束星北哭了，发出“绝望的号叫”。以后又多次独坐垂泪，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
因此，当多年后重新回到科学研究领域，他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当束星北在空荡荡的大厅(那个年代无人潜心科学研究)独自一人用一支笔进行科学计算，他就开始了难得的一次神圣之旅，他很快找到了感觉，进入了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重生的感觉：科学家束星北回来了。
这就是束星北，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视自己的专业为生命，这是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报效祖国的唯一途径。简单一句话：忠诚于事业，忠诚于祖国，并且有天生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基本特点。
(四)严密监控：用恐惧震慑人心
这是1955年10月17日束星北写给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并报送青岛市委和山东省委的报告——
“近日，我发现有一个带枪的人，影子一样，出没于我的房前房后，显然对我进行了特殊‘保护’。但不知出于何因，不知道党委领导同志，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请予关注，并做出解释。”
这是一个象征：束星北终生都有人“影子一样”对他进行“特殊保护”。
首先动用的是专政机关的专业监控。束星北档案里，就有一份1951年4月12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制定的“复杂分子登记表”。
还有更为险恶的，即所谓“群众专政”，发动群众，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觉的告密者。甚至在右派中，也要制造告密者。
据与束星北同在月子口劳改的石艺回忆：最初，他们的劳改小队还是相当“抱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在默契中相互照顾与保护。为了分而治之，劳改当局宣布：只要“表现好”就可以“摘帽”;而表现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勇于“检举别人”。这就充分利用了每一个右派的逃生欲望，“为了能够摘帽，人们什么都可以放弃”。
正直的束星北当然不会参与其间，他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而他的不懂政治，不通世故，更使他最容易成为告密的对象，为他人检举立功提供机会。于是，他在学习讨论时的发言，平时的言谈话语，不经意的玩笑，甚至梦呓都是人家检举揭发的材料。
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监控最后深入到了束星北的家庭中。1962年，束星北从劳改场回到学校和家庭以后，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专门召开束的家庭会议，争取了其家属子女协助监改小组对束星北实行全面监控，对他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工作表现、思想状况、情绪变化、外出请假等等的掌管、控制都有周密的安排。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网：在医学院工作时，由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回到家里，就由街道办事处和家庭负责。据说这样的监管“确有奇效”，束星北只有俯首帖耳，规规矩矩，绝不敢乱说乱动。
当人失去了一切自由，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恐惧感。于是又有了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的一个让她难以忘怀的记忆：1980年初，父亲已经回到人民内部，她下班回家时，却发现父亲在楼梯门口徘徊，他眉头蹙得老高。他紧张地示意家中有人！原来来了两位警察，是来通知她去领取丢失的自行车的。父亲却高低不相信，直到警察走了，才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里：他仍然没有摆脱受警察监控的阴影。
(五)严格隔离：把人置于绝对孤立与孤独中
在把束星北开除出“人民”队伍，宣布其为“反革命”以后，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号召、逼迫人们和他“划清界限”，以达到分化与孤立的目的。越亲近的人，这样的要求就越严厉。
首先自然是妻子和儿女。由于束星北在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影响很大，有一大批追随者。这样，如何将束星北从他的学生中隔离出来，就成为党组织的一大任务，据说这是一场“争夺青年”的大战。于是，所有的学生都面临一个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反动教授”，究竟选择谁?多数学生在几经挣扎以后，不管情愿不情愿，最后都抛弃了束星北：或反戈，或沉默。
非亲历其境者，大概很难体会这是怎样一个情景。同是右派的石艺有这样的追述——
这自然是束星北所不能理解，绝难接受的。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认为，人民群众不会同意反右，只要大多数人不同意，上边就不能随心所欲。但他很快就发现，更准确地说，是亲身感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上边的一切行动，人民群众对反右运动的支持和对任何运动的支持一样，情绪高涨而狂热。他，一个右派真的落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渴望回到“人民”队伍中，回到“人”应该有的社会关系中。他在思想汇报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我总是见人抬不起头来，看见熟人赶紧低下头，遇着生人称我“同志”，就觉得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就不会这样称呼我了，光荣的“同志”两个字再不会落在我身上了。甚至当我教我大儿子数理研究，辩论学习方法时，也常被他用“资产阶级教学法”几个字套在头上，使我哑口无言。他对我的批评态度使我无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干部复员军人，我却是人民的敌人，被管制分子！感觉到生不如死，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我心里感愧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
绝不能低估这样的绝对隔离造成的人的孤立与孤独，对人的精神摧残与控制的力量。在绝对的绝望状态下，人是最容易听命于强势者的：“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
(六)劳动改造：使知识分子的自信与价值彻底消解
对束星北的改造，最关键的环节，是送他去月子口劳改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不仅是惩罚，更是一种改造。所谓“劳动改造”，就是强制一向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去进行体力劳动，而且是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劳动改造，把科学、文化都看作罪恶的渊薮，具有浓厚的反智主义色彩。在将体力劳动神圣化的同时，又把体力劳动者理想化。当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舍弃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识的优势，去从事自己不熟悉、不习惯、不擅长的简单体力劳动，就立刻落入一个陷阱，突然发现：自己由一个有用的人变成无用的人，人人尊敬的人变成人人鄙弃的人。
束星北就是这样连续10次在月子口劳动评比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同队右派回忆说，一个夯锤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动作协调一致，可是只要有了束星北，夯锤要么起不来，要么起来后偏到一边去，人家自然不愿同他搭伴。他自己也承认：觉得别的队员，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几乎全比我强。再加上关节炎、胃出血、头痛等病，有人甚至骂我“老不要脸的”。
束星北这样谈到自己劳动中的收获——
到月子口来收获之一是惭愧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这样腐朽无能(而且又不是没有蛮力气)！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某些从没受技术训练的群众灵活敏捷!使我初步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真理名言。过去一下课就凡事不管，吃得醉醺醺地研究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从未想到对生产有什么用。
于是，人们又听到了束星北的喃喃自语：“难道我束星北就这样完了吗?”
但束星北实在心有不甘，又希望能走一条“技术改造”的道路。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的年龄体质在体力劳动竞赛中虽稍嫌老，但是在科学技术的行列中还算年轻，估计还可以为党、为祖国人民做20年左右的事业。因此我请示党先分派我到金属电机机械等厂当短期学徒工，以备联系实际，在技术革新中做出贡献立出功绩。”有关领导在他的申请报告上批示：“此人到了这一地步，竟然还想偷奸耍滑，逃避劳动改造。”给束星北留下的只有劳动改造这唯一的出路，即通过体力劳动，成为体力劳动者。
束星北在那样的年代，还真的一度成了普通劳动者，一个手艺高明的修理师傅。他无条件、无代价地为周围邻居修理收音机，半导体，自行车，缝纫机，闹钟，手表。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戒备，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可交。他们大都不太看重他的身份，跟他下棋，喝酒。家庭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了红白喜事，也请他去帮着张罗张罗。儿女们发现，跟他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堂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这些人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关键时刻出力最多的就是他们。
在束星北最为困难的时候，他的邻居，普通的劳动者接纳了他：这件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动的。束星北从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温馨。但他的欣慰里，更有苦涩：因为“好人束星北”身份的获得，是以“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消灭为前提与代价的。
问题在于，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是社会分工不同形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各自都有独立的价值，本应该相互理解、尊重和互为补充，但现在却被人为地变成相互对立的阶级，纳入到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的轨道里，知识分子成了被消灭的对象。束星北们就是在这样的统治逻辑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
(七)反省的陷阱：人的自我贬抑、否定
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束星北档案里，除了揭发、检举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自我检查、思想汇报。但这却是一个陷阱，落入其中，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有研究者对此做了专门的讨论，其可注意者有四。
1983年，束星北
其一，和基督教忏悔的私密性、儒家修养的个人性不同，思想改造里的自我反省要求公开进行。这背后又有两个理念。一是“一个人的思想不只是自己的事，也是众人的事，社会的事”，这就为用群众的舆论监督来强制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强调“举凡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思想，都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不应有任何隐瞒”，以后盛行一时的“向党交心”就是由此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在党和人民面前，个人无权坚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个人的思想反省，就这样变成了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
其二，基督教的忏悔与儒家的修养，都表现了人要按照某种理想人格、道德标准来提升自己的崇高愿望。只是基督教的理想标准，是彼岸的上帝，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历史上的圣贤。
而中国思想改造的标准，却是党制定的，自我反省“不是面对神灵，不是面对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党”，这是一个此岸的现实的强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动力也就不再是要实现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党的要求。
其三，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因此都会提升人的自信心和生命境界。但思想改造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糟践。有人故意夸大自己的错误，进行过火的批判，以此炫耀，向权势者讨好，这样的虚伪与是非颠倒，造成了人的堕落。
其四，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都把人的理想境界设置在彼岸世界和历史上的圣人之治，他们对生活在此岸的现世之人，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对人的弱点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思想改造，则以此岸、现实存在的上边的思想为标准，不允许人有任何“私心杂念”，显然违反人性、不近人情，它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而鼓励伪善，而且会对真相信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思想与心理的混乱。
束星北正是落入了这样的陷阱中。他的那些检讨，思想汇报，实际上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诬陷：而因为组织上要求不但要承认“罪恶事实”，还要深挖“犯罪根源”，这种自我否定、诬陷就发展到对家庭、家族和个人历史的全面否定和诬陷。而当知识分子承认自己一无是处，罪恶深重时，就只有指望上边的救赎了。
三、改造的效果
考察束星北的命运时，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命运每一个转折点上，不仅处处充满陷阱，也存在总有人明里暗里相助的情况。
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的王彬华所长立即伸出援手，接纳了他，并创造条件，使他获得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潜心研究的机会，做出了成绩；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中央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和他的研究生叶笃正等随即出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束星北很快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而遭残酷斗争；到了1956年，借中共落实知识分子之机，竺可桢又及时上书周恩来为束星北陈情，在中央干预和山东大学新任校长晁哲甫的支持下，终获平反。
在反右运动中晁校长对束星北也是尽力保护，但最终束星北还是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月子口劳改场劳动改造。1960年工程完工，束星北意外地被分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据说是王淦昌等在北京做了工作。在青岛医学院束星北又得到院长张立文的保护，一再安排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一技之长。文化大革命后期，李政道来华访问，多次向周恩来提及束星北，使束星北绝处逢生，终于获得重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并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曾保护过束星北的王彬华对此有一个分析，很有意思。他说：“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潜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或许这并不是自觉的抗争，但至少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束星北的价值，在知识界、科技界，乃至党内有识之士中是有公论的，政治运动中束星北的蒙冤受屈人们是心中有数的，或暗中保护，或公开主持正义，都形成了对思想改造的一种抵制。至于前文说到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因为一时受蒙蔽对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持敌对态度，但一旦通过具体接触了解了束星北的为人，便出于纯朴的天性，善待这些“落难之人”。这也都对思想改造的作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解。
1979年12月，当他获得平反，回到他视为生命的科学研究岗位上，人们立即发现：“那个直言快语、敢说敢做、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也从不顾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又回来了！这让关注他的老友、同事、学生惊诧不已：“复出”之后的束星北，除去时代岁月留下的外表痕迹外，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对人和对生命的热情，对待事业的执着精神等等。几十年的改造甚至连他的坏脾气好像也从未从根本上触动。——这不仅显示了束星北人性、人格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更是思想改造的失败，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精神的创伤。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的父亲很长时间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梦话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又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写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检讨”“认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许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创伤。
思想改造对人才的摧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许更应该引起注意。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束星北还惊诧地发现，自己虽是70多岁的人了，脑袋却还跟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饱满清晰、活力无限。而且由于积累丰富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来碰去，闪烁着数不清的智慧的火花。他甚至立下遗言，要医生解剖他的大脑：“如果说大脑是一个小宇宙的话，你们一定会发现，这个宇宙与众不同！”
但一个更为无情的事实，却是思想改造造成的长期与世隔绝，接触不到新鲜资料，他的思考和世界学术前沿已经有了距离。于是，我们看见，住在病房里的束星北，每天坐在附近海洋研究所物理楼前的操场上，沐浴着阳光，眯缝着眼睛，常常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还沉湎于活跃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着创造力爆发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
这是物理学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远的遗憾，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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