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视察下线的第一辆“大红旗”
1958年5月12日，依照“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原则，一汽诞生了第一辆东风牌CA71轿车。该车车标采用一条昂首腾跃的龙，车头“东风”二字取自毛主席题写的“东风压倒西风”，车尾则取自苏东坡的字帖。这些设计细节民族风格的有效融合，中国元素并不显得突兀。
作为“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6月，一汽决定以克莱斯勒帝国C69为样车，用一个月的时间试制出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车标为象征“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重叠的红旗。折扇形中网两侧附有梅花窗格图案的转向灯装饰板；保险杠防撞锥采用云头形；轮罩外圈采用了云纹图形；尾灯继承了东风轿车的宫灯造型。在内饰设计中，座椅和顶棚采用织锦面料，地板铺有传统手工地毯，仪表板和窗框选用木纹，喇叭面罩采用国画装饰。这些元素表现出中国特有的艺术风格，较东风轿车提升了一个档次。
1958年5月12日国产第一辆东风轿车（红旗前身）试制成功
我设计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
口述者:吕彦斌 （一汽设计科第一任科长）
原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38期
工业化是建国后确立的既定目标,“一五”计划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集中力量搞工业建设的结果,是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开始建立起来,航空、钢铁、汽车工业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也得到初步改变。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一汽”是一个典型。
吕彦斌：
我是天津人,1948年9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下称“天津汽配厂”)。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我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领导希望将来天津汽配厂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就想做轿车。当时的厂长对我说:“小吕,你来设计一辆轿车,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厂长也是外行,不懂技术,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
我当时想,这不是难为我吗?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没有汽车系,我不懂啊。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还算有些底子。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交图时,我想,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于是,我又做了个1∶8的木头模型。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然后往市里报捷。时任天津市市长吴德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天津市区虽然小,马路还挺光滑。吴德坐在车上,司机带着他围市区绕了两圈。车还没牌子,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
毛泽东亲自到一汽厂视察解放生产情况
我被调到一汽做东风轿车
1953年7月10日,我被调到652厂(当时还不叫一汽),就这样到了长春。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由时任652厂副厂长孟少农统一指导。
我们先做了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做成1∶5的模型,再交给领导审核,选择其中一个做成1∶1的大模型,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东风样车;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5月21日下午两点,毛主席检阅东风车,他跟林伯渠坐着车围着花园绕了一圈,下来后他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然后到车前面和每个代表握手。我们这边去了三个人:由史汝楫领头,还有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司机。
毛主席看完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总理也去了,他先打开发动机盖看,看了后,他说:“你这个发动机抄得是奔驰190,抄也没关系,外国人也都互相抄,但是要抄得高明,要抄得巧妙。”
就在送往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两字的拼音,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于是,李岚清(时任652厂计划处科长)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结果领导同意了。
尾灯用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驶在大街上,人们看了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造红旗车的气氛是在1958年8月开始出现的。要到哪里找样车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吉林工大,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一打听,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大使馆,被人民日报社购买后用来送版,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
为了抢时间,我们省了一些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孟少农也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快速,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这样虽然程序少了,失误少了,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并给它命名CA72型,之前的东风轿车叫CA71型。设计时,孟少农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但也总算是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但苏联“卡”我们脖子。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中央需要的是排座,就这样,红旗CA72型停产。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大使馆很阔,门口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
大跃进中上海装配的凤凰牌轿车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新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他任副厂长,我是设计科科长。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让外形看起来更新。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到北京给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他看后就留了下来,说:“我给你们宣传。”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周总理告诉他说:“不需要，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两排座、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决定做救护车时我们就琢磨,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有些晦气,于是,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
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做起来。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毛泽东的“宝马”
陈嘉庚赠送两辆“福特”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主席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毛主席到底没要专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当然，偶尔也会被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
乘坐美式吉普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迁移时，毛主席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毛主席还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毛主席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他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乘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这种车有8个缸，耗油量相当大。
1950年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三部吉斯110中的一部
毛主席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为降低车内温度，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毛主席从没对这种土办法感到不满，或提出什么要求。车内的冰盆就这样伴随他度过了十几个炎炎夏日，直到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首批国产“大红旗”轿车
中国造“大红旗”
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的礼仪不周刺伤了主席的自尊心，所以，主席回国后很少坐他的“吉斯”专用车。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共态度更不友好，同时国外还在封锁我们，此时主席坐的车已是超期服役了，但没办法从外国买车。因此，主席很希望能早一天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主席试乘。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7月，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民族气息十分浓郁。这一车型陆续生产到1966年，共制造了202辆。
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汽在CA72的基础上，试制成功CA770轿车。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质量基本稳定可靠。这才真正成了中央领导人的专用车。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防弹“大红旗”共生产了12辆，第一辆给了林彪，周恩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
未坐上加长“大红旗”
毛主席曾指示生产一种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车，只可惜这辆车造出来后，毛主席已去世，因此，这辆号称“亚洲第一车”（当时亚洲还没生产过10米长的轿车）的“大红旗”鲜为人知。目前这辆车由国内颇有名气的老爷车爱好者、河北省承德市的雒文有收藏。
这辆加长型“大红旗”轿车堪称“国宝”。据长春一汽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汽车业看不起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和研制水平，认为与世界汽车产业有较大差距。毛主席当即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长的车。”一汽欣然受命，终于在1976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加长轿车。但这一年，毛主席逝世了，于是这辆唯一的加长“红旗”车也就一直未能使用。
这辆非凡的“大红旗”轿车，不仅外观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完备，装有空调、冰柜、电视、卧室，显示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据说，前不久，香港一富翁曾以5辆“奔驰600”高级轿车欲交换此车，南方一老板也想以260万元的价格购买此车，但都被收藏者拒绝了。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1958年专题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