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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不识字的乡民救下被强制改造的"坏人"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程石（1925.6—2017.10）1949.12月参加革命，1950.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代在苏州市总工会先后任统计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工会秘书长以及中共苏州市学校党委常委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中共苏州市委工交政治部为其纠错平反。
原题
难忘老乡助我度难关
作者 | 程石
1958年4月下旬，我以右派分子身份被送到吴县金山公社七子大队第一生产队劳动改造，其前负责监督右派改造的机构头头就已训我下去后，要规规矩矩劳动，改造思想云云。
到了七子一队时，上面还专门派了一名下放干部和我一起劳动，其实就是监督我。此人为了表示“积极”，不得不硬着头皮和我一起干。开始我们和生产队强劳力一起做，可我们从未做过如此超体力活，一天下来累得够呛。
我是硬着头皮劳动改造，而那位负有监督任务的下放干部当听到农民因口粮吃不饱发牢骚时，还要振振有词的宣传“一大二公”的所谓优越性，这让农民听了光火了，叫他干更苦劳动教训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八分头”(那时口罩是8分钱一只，意在讥讽他嘴上一套)。
我当时只是拼命干活，万事不开口，老农们看我书生样虽知我有“罪”，但见我人不坏，反倒暗中护着我，分轻劳动给我做。这样搞了十几天，那个下放干部吃不消了，只得借口溜回城里了。
事后老农们骂他没有干活本事还唱高调，说我老实，放放他罢。看极“左”的一套或许我们糊涂，农民倒看得清楚，我暗暗感激他们照顾我的身体，也深感到他们懂是非，讲实话。
话说回来，农活再轻，究竟是实打实的连续露天体力活，如插秧坌田耙草耘稻等等，我是样样都做，一直坚持到农忙结束，还是病倒了，七子一队队长蔡火金催我赶快去看。
到医院一查是染上了血吸虫病，因属急性期必须住院治疗，但究属戴罪之身，况在上面负责监督右派改造的“紧箍咒”下，病好些又得回去劳动改造，这样的治病，好好坏坏，以致多少年后形成血吸虫肝病，又并发过肝炎，几番住院治疗则是后话了。
话说那时，我以右派罪名，在七子一队劳动改造多时，和农民兄弟一起朝夕相处，他们也从多方面知道我是受冤者，总是帮我，尽量照顾我去做稍轻些体力活。我尤其不会忘记前面提到的生产队长蔡火金，他出身贫苦，识字不多，但总是带头苦干，虽性子烈，但人正派，明是非，对当时来自上面带有浮夸性质的“要求指标”，常常明里暗里的顶回去。我也正因为有他，才逃过不少假以劳动改造为名，实质是非人道的政治迫害。
还有就是当时属于生产队骨干叫郁泉金的中年妇女，和蔡队长一样的性格脾气，十分仗义，经常暗中帮助我。
时值大跃进高潮，虽进入农闲期也要大搞开河工程，生产队里80%劳力都被上面征用去远在60里路之外的吴县香山附近挖河，本来他们不让我去，可是上面有所谓负责右派劳动改造监督的，不顾我患血吸虫等病，下令我一定要去上河工改造。而这样的超强度劳动，是从河底向约有三四层楼高的岸上挑着极重的泥担上去，彼时天寒地冻，河坡冰滑，从凌晨4点听吹号子起身，要再走个把钟头，到开河工现场，一直挑泥担至晚上8点才收工，只能借中午吃饭时喘口气，就这样我连做几天终至累倒。
郁泉金见我如此下去是要送命的，就悄悄对我说，明早一起身，你不要上工，待我们出工后，你赶快带了铺盖，趁天未亮走小路回生产队，又讲如上面追查起来，我有办法的，等等。我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次日一早，照她话避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整整一天才回到队里，躲过了一场劫难。
现在回想起，在那极左思潮猖獗时，农民兄弟伸出援手，助我度难关，就如战乱时百姓不畏艰险，掩护我们地下党一般。诸如此类，在我遭受磨难劳动改造时，得到七子大队第一生产队众多社员的照顾，尽管许多老乡文化水平低，有的甚至不识字，但他们朴实善良，最明是非，最人道，是真正的社会脊梁。
直至1978年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而顺应民心，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次年春经中共苏州市委工交政治部批复同意，为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冤案纠错平反，虽然我的政治生命获得了第二个春天，但人生中最为风华正茂的岁月已然付之东流。
1984年春我与老友踏青至市郊上方山麓的河头村，即当年下放劳动改造的原金山乡七子大队第一生产队所在地，抚今追昔，感慨不胜，赋诗一首以志纪念。
夕阳斜照杏春桥，
余辉尽染山边道，
北风徐徐松柏摇，
天际悠悠浮云飘。
二十有年别河头，
悲喜交织在心头，
环顾村里今胜昔，
粉墙黛瓦有看头。
遍访当年故人家，
却难一见知己面，
细询方知多作古，
吾心不免起哀伤。
知己作古思不尽，
最念火金与泉金；
谁说村妇无正义，
护我躲灾数不尽。
当年河头老少者，
都是助我爱我人；
虽有指令严监督，
村民呵护见真情。
真理深藏人民心，
是非真假最分清；
此行虽未尽我愿，
大雁知情伴我行。
（本文选自其生前自传的部分章节。）
荐稿人: 程大宏(程石之子)，苏州市人，1957年生。1969年随父母全家下放落户于苏北农村，在当地县镇中学就读至1974年高中毕业，后以当地城镇知青身份再次插队农村劳动。1977年末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获南京中医学院(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录取，1982年毕业后由组织分配至江苏南通某县级市中医院内科工作，以后又因照顾家庭二地分居而调回苏州原籍，并在苏州地方高校卫生科工作至退休。
文图由程大宏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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