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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张林：我认识的几位“右派分子”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林（Jack），1952年出生于重庆。1965年考入重庆外国语学校，1969年到四川开江县插队落户，1971年被抽调到开江县“贫宣队”，后转入开江县普安镇供销社工作。1973年5月又回到农村，当年10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四川外语学院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工作。1984年公派到英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86年回国后继续在四川外语学院工作。1993年举家南迁，在东莞理工学院工作至退休。
原题
我认识的几位“右派分子”
作者：张林
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志着“反右运动”正式开始。60年过去了，当年的“右派分子”们，后来又遭遇过什么样的人生坎坷？他们的最终结局又如何？下面讲述的几个“右派分子”的故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在数以几十万计的“右派分子”中，他们的故事只能是沧海一粟，亦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案例”。他们就是他们，他们的故事只能是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却是不该遗忘的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初衷，仅此而已！
1957年初夏，我还不足5周岁。可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我已依稀有所记忆。那时候，我们家刚从市中区枣子岚垭儿科医院搬到新建的位于城郊结合部的谢家湾重庆医士学校（1958年大跃进时升格为大专，改称"重庆高等医学专科学校"，1960年下马为中专，改名为"重庆卫生学校"）。
当时，卫校的职工宿舍还正在建设中，我 们家就暂时栖身于学生宿舍的一间房子 里。那段时间，父母亲下班回到家里，话 都不多，表情也比较沉重。有时一觉醒来， 发现父母亲还在那里窃窃私语，谈的事情 我又似懂非懂。母亲似乎在劝说父亲，要 多关心运动，在运动中还是要积极一些， 不要总是沉溺于自己的业务中。
不久，新建的教室大楼里里外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墙上贴不下了，就在楼前空地上竖几根木桩，拉上绳子，大字报就挂在绳子上。大字报除了文字以外，也有漫画。那时候还不识字，不知道大字报上面写的是些什么鬼。因此我们这帮小孩除了喜欢在大字报行间玩躲猫猫的游戏之外，就是看那些漫画。有一张漫画印象深刻，画面是这样的:一个人站在一头牛的后面，鼓着腮帮子，拼命往牛屁股里面吹气，而那牛肚子鼓鼓涨涨的，似乎马上就要撑破了。
再后来，大人们就是开会，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地开。有几次大会，是在图书馆的大会议室召开。我们这帮孩子，就惦着脚尖，趴在窗户外面看热闹。每次大会，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会站在台前，低着头，一言不发。而坐着的人，接 二连三地总会有人站起来，唾沫飞溅，慷慨激昂地大讲一番。后来慢慢知道了，这叫批判会。
再后来，就是我父亲的一些同事没了踪影，据说是"下放"了。后来长大了一些，才逐渐弄明白了，贴大字报、开批判会那段时间，叫做 "反右运动"，那些被 "下放"的，是右派分 子。
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镌刻了一个词，"右派分子"。而在我后来的人生旅途中，还真的遇上好几个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杨伟真、王明瑶
1957 年以后，卫校的教职工队伍中出现了两个特殊的人物。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一 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或单位。教师有教师的岗位，干部有干部的岗位，工人也有工人的岗位。但 他们却什么岗位也没有。虽然没有工作岗位，可他们却什么活都要干。一会儿他们是清洁工， 哪里最脏，哪里最臭，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打扫卫生、清理垃圾、疏通厕所......一会儿他们是搬运工，食堂装卸煤炭，教室安装设备，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搬运工。一会儿他们又是泥水工， 修桥补路、刷墙抹灰，都是他们的事儿。在整个学校，似乎谁都可以指挥他们，谁都可以对他们吆五喝六。而他们还必须得随叫随到，令行禁止。
后来我知道了，他们是两个"右派分子"，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到了文革时期，这两个右派的待遇更是每况愈下。除了经常被批斗以外，还被关进了牛棚，晚上不准回家。白天，打扫卫生、 搬运重物这些重活脏活干完以后，也不得休息，还必须到花园里拔草。最为可怜的是，两个大男人，竟然还得听从我们这班小屁孩中的调皮捣蛋者的指挥，顺从地跳起了"忠字舞"或者"梭梭咪"。
"忠字舞"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流行。"梭梭咪"本是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里的一首插曲，名字叫"快乐的哆嗦"。因其曲调起首为 5 5 3 | 5 5 3 |，小伙伴们就称其为"梭梭咪"。因这首曲子的曲调非常活泼欢快，舞者的肢体动作也必须快速摆动，就像"打摆子" 似地哆嗦。两位右派通常也都配合着跳，小伙伴们就在一旁看着取乐。如果不配合，小伙伴中就有人会朝他们扔石头或土坷垃。
他们俩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我并不清楚，也没想到去弄清楚。只是觉得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杨伟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大几岁，小儿子比我小一些。由于经常在一起玩耍，我们称大儿子为"杨娃儿"，二儿子为"杨二娃"。但我们却从未见过他们的母亲，也从来不问他们母亲的事。
在小伙伴中，杨娃儿是很有学问的人。首先，他的字写的特别棒，数学也特别好，没有什么题能够难倒他。除此之外，什么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也都可以乱侃一通，把我们这些小伙伴唬得一愣一愣的。文革后恢复高考，杨娃儿哥俩双双考上了名校。
王明瑶要年轻许多，当右派的时候还没结婚。从1957 年开始到 1977 年的整整 20 年时间里，王明瑶倒是学得了一门泥水工的好手艺。记得文革末期，学校的家属房子做了扩建，每户增加了一 间厨房。而扩建之后，家家户户都要重新盘炉灶。这时候，王明瑶就成了抢手货，大家都会排着队请他来给自己家盘一眼炉灶。而他也不好意思收钱，通常就是吃一顿饭，或者送点饮料一 类的东西了事。
记得我们家的炉灶也是请王明瑶来盘的，那天他还把他儿子带了来。那小孩大 约四五 岁左右，是在乡下出生的，很怕生，满口的乡音。王明瑶说，他快40 岁了，才在乡下 讨了老婆，生了这么一个儿子。
1980 年代初，大部分右派都得到改正，杨、王两位也不例外。好像他们俩也都重新当了老师， 杨伟真还新娶了一个老婆。杨新娶的老婆原来有个女儿，当时正在川外师范系读专科。毕业前夕，那姑娘正在"金夫人"影楼实习，准备毕业之后就在那里工作。当时，好像实习的时间与学校的安排有冲突，杨还通过父亲找到我，要我帮忙与师范系疏通一下。不管怎样，经历了20 多年的磨难，两位右派终于在晚年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除了唏嘘感叹他们那虚掷的青春年华以外，也算可喜可贺。
“右派分子”沈兆宇
1973 年，我进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读书。进校后不久，我们班就被选中为"电化教学"实 验班，学院电教室配合我们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于是，每当上英语课，我们班就会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东山大楼，来到学院电教楼上课。当时，所谓的电教楼，就是有几间大教室，几台录音机，还有一台幻灯机和 16 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院电教室派来配合我们的老师叫沈兆宇。沈老师中等个子，清瘦的身材，经常穿一身篮布大褂，讲一口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
我们随即被告知，沈老师是右派分子，目前还在接受改造。沈老师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不太喜欢与人交谈，只专注做事。他一个人独自居住在电教楼狭小的楼梯间里，还在门口摆了一 个小煤炉，自己做饭。虽然是一个人，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一丝不苟。一天，我们看见他手拿剪刀，耐心地把豆芽菜的须根一根一根地仔细剪掉。重庆话本就有一说，叫做"又歪又恶，吃豆芽都要掐脚脚！"没想到生活里还真有这样的人，把日子过得如此精细。
我们慢慢发现，沈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除了会摆弄那些电教器材以外，还会摄影、绘画、甚至 化妆。记得当时我们班排演的英语短剧《半夜鸡叫》，舞台背景、演员化妆全都是沈老师一人搞定的。后来，沈老师还把这出短剧拍摄成了幻灯片，加上英语配音，在课堂上播放。
但是时隔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也刮到了学校。我们这个实验班也被打成翻案复辟的典 型，很快便无疾而终，与沈老师的交往也就此中断。1980 年代初，沈老师的右派得到了改正， 不久即被调往四川省电大工作。
“右派分子”陈孟汀
1977 年我从川外英语系毕业，随即留校工作。1979 年 8 月，四川省教委任命陈孟汀为四川外语学院院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孟汀是四川外语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任院长。这是因为， 川外于 1959 年 5 月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升格为四川外语学院以后，一直都只有党委书记(王丙申)，而没有院长。
对我来说，陈孟汀并不陌生。因为在被任命为川外院长以前，陈孟汀就在我父亲的单位，重庆卫校工作。然而，与其说陈孟汀在卫校工作，还不如说他在卫校接受监督改造。老一辈人都知道，陈孟汀当年是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长，主管全市文化教育系统，只是在反右运动中成了个大右派分子。陈孟汀被打成右派以后，先是被送往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又被下放到卫校监督劳动。由于他资格老，官衔高，在卫校期间，他的待遇要远好于杨伟真王明瑶等右派分子。
陈孟汀1917年出生在四川达县南门一个中药材商家庭。1937 年，20 岁的陈孟汀赴北平读北大预科。不久抗战爆发，于是他投奔延安，次年成为抗大教师。之后延安精兵简政，陈孟汀便随部队深入敌后，参加过邢台抗日会战。1947年，30岁的陈孟汀任晋冀鲁豫军区县大队政委。之后，已是二野总部秘书科长的陈孟汀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南京、解放大西南等战斗，最后到了重庆，任重庆市委文教部长。
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孟汀曾与鲁大东(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领导到西南师大参加有吴宓等知名教授参加的鸣放座谈会(《吴宓日记》中有所记载)。陈孟汀毕竟是北大预科出身，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与知识分子惺惺相惜，在反右运动中表现消极。没想到就在第二年，他和张文澄两人却被双双打成大右派，从此踏上了22年的劳改之路。
陈孟汀被打成右派后，先是被送往长寿湖农场劳改。长寿湖农场，就是重庆的夹边沟。罗广斌 (《红岩》作者)，也曾下放到这个农场当副场长。大约在 1962 年，陈孟汀从长寿湖农场释放， 安排在重庆卫校继续改造。然而到了 1967 年，造反派又把陈孟汀与另外一个右派，当年的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谭显殷，一同抓回了长寿湖。
由于前不久罗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即跳楼自杀， 陈孟汀和谭显殷都认为这次被抓回长寿湖，肯定凶多吉少。于是两人悄悄约定，如果两人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要负责把情况告诉对方家庭。两人还交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下了各自的家庭地址，还特别注明自己不是畏罪自杀。
到了长寿湖，两人就商量策划逃跑的方案。长寿湖农场四面环水，要逃跑，就要有船。不久， 他们注意到岛上有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晚上有时停有一条小船。于是他们打上了那条船的主意，并且详详细细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为了避免造反派追捕拦截，他们计划往与重庆相反的方向垫江逃跑，然后再绕道回重庆。
在策划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终于出逃了。然而，到了船边，上了船，才发现没有桡片！最后，他们在野地里找到两根竹竿，两个人一个在船尾，一个 在船头，拼命划水。整整划了两个多小时，才在垫江县弃船上岸。然后再步行或乘车继续往北， 到了梁平。又乘车到大竹，从大竹又到邻水，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才回到重庆。
两人逃回重庆后，在市中区分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随后，陈孟汀逃往北京，谭显殷则逃往成都。大约在一年以后，确信没危险了，他们才又回到重庆。
1979 年，刚经过文革重创的川外百废待兴。陈孟汀到川外上任后不久，就四处网罗人才。他首先从卫校挖来了膳食科长陈明义，让川外食堂的伙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校友们的记忆里，"简直就像一下子是把天下的美食尽数搬到了川外......"语文老师郭久麟为此撰写了一篇题为《川外伙食大变样》的消息，刊登在《重庆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就在此时，这位让川外师生赞不绝 口的膳食科长却因工作辛劳突然去世了。郭久麟老师又以陈明义为主角，写了一篇详尽的人物通讯。这篇通讯由新华通讯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当天的《人民日 报》《中国教育报》《解放军报》等均全文转发。川外膳食科长陈明义的故事，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之 后一段时间，川外"门庭若市"，全国各高校纷纷来考察 饮食服务工作；陈明义被四川省委和重庆市追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后勤工作者"荣誉称号。
川外德语教师杨武能，文革后考上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工作。杨武能在社科院学习和工作了五年，也是他学术生涯极为重要的五年。杨武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就干出了超过前 20 年的成果，为他本人以及川外在翻译界和学术界赢得了影响和地位。这时候，陈孟汀院长不顾杨武能人还隶属社科院，就将他晋升为副教授，提拔为副院长，于 1983年夏生拉硬拽地把杨武能拽回了川外。在担任校领导职务的 7 年时间里，杨武能为学校的科研发展做了 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直到 1990年调往四川大学。
2010 年川外建校 60 周年校庆，杨武能获选川外"突出贡献校友"。与此同时，川外还建立了 "杨武能图书文献资料馆"，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歌德研究所，聘任杨武能为川外客座教授兼歌德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一切，当然都与当初陈孟汀院长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把杨武能调回川外不无关系。
陈孟汀在川外院长的岗位上干了四年，到 1983 年由群懿教务长接任。回顾陈孟汀一生，前 20 年在县城出生长大，想的是勤奋自立，读书救国；青年的 20 年，投身抗日救亡和中国革命， 九死一生，生死不顾;壮年的 20 年，却被他所献身的党组织以革命的名义送去劳改，受尽委 屈和折磨;在最后 15 年里，他再投身到党的教育事业，为川外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7年6月18日
写就并编辑于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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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