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张林：我招工后退回农村，就为要上大学

张林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林（Jack），1952年出生于重庆。1965年考入重庆外国语学校，1969年到四川开江县插队落户，1971年被抽调到开江县“贫宣队”，后转入开江县普安镇供销社工作。1973年5月又回到农村，当年10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四川外语学院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工作。1984年公派到英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86年回国后继续在四川外语学院工作。1993年举家南迁，在东莞理工学院工作至退休。

原题

我的大学之路

作者：张林

1971年9月，阴雨连绵，天气逐渐转凉，秋天已经来临。此时，我在开江县讲治区先锋公社（现在的宝石乡）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快两年。

此前，重庆某工厂已经来县里招过一次工。当时，我所在的公社曾经分到过一个名额，公社当即便推荐了我，还填了几张表格。那时人比较傻（当时叫单纯），填完表之后就在生产队里傻傻地等待通知。等啊等啊，直到听说其它公社被招工的知青都已经回重庆了，我这里仍然没有任何音信。后来去问了问公社干部，他们说也不清楚是咋回事儿。

现在想想，我的这个名额肯定早已被别人顶替掉了。在此前，我们在同一个公社插队的好几位同学，或通过部队特招当了兵，或通过父母亲的某种特殊关系回城当了工人，留下的知青总共不超过10个。

国庆节前夕，突然接到公社的通知，让我和另一位知青马上到县委党校报到，参加“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培训。于是，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县委党校。

报到之后才逐渐知道，参加这个“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培训班”的人，都是由各公社推荐的复员军人，本地城镇的下乡知青，以及少部分像我们这样的重庆知青。培训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在整党工作队的带领之下，进驻到全县财贸系统的各单位开展整党。然后，表现好的“贫宣队员”将充实到财贸队伍。

说白了，也就是招工到全县的财贸单位工作。本来，这次主要是解决本县的复员军人和下乡知青，但为了装装门面，也包括了少量的重庆知青。

得知真相之后，我们几个重庆知青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从此可以离开那偏远的小山村，不用再在干完繁重的农活之后还得回到那低矮的茅草房独自一人生火做饭。从此可以领工资，吃食堂，衣食无忧了。忧的是，既然到了县里工作，那就意味着这一辈子都只能呆在这个川东北的偏远小县城，永远回不了重庆了。尽管很纠结，但是如果要我们立刻打起背包又回到乡下，怕是谁也没有这个勇气。

转眼培训班结束，百十个“贫宣队员”都被分派到了各个单位。在县城里的有百货公司、五交化公司、食品公司、糖烟酒公司、煤建石油公司等八大公司，还有粮食局、商业局、财政局、税务局等等。也有的被分配到乡镇一级的供销社、食品站、粮站等单位。

我被派遣到距县城5里地的普安镇粮站。当月就开始领工资，每月26元。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跟随整党宣传队，整顿单位党组织的作风，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让有问题的人说清楚。

那时，我们许多人还不是党员，却做起了整党的工作。可在那个年月，什么荒唐的事情没有呢？说实话，在“贫宣队”的那段日子，我们过得还是蛮充实和愉快的，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慢慢地，多数重庆知青也就接受了命运的这种安排，大家都开始很积极地工作。我也很快便被被列入党员发展对象，县里还派人到重庆进行了“外调”。

春节前夕，“贫宣队”宣布正式解散，我被正式分配在镇供销社工作，具体岗位是生产资料门市部营业员。所谓生产资料门市部，就是销售锄头、犁耙、农药、化肥的地方。

记得第一天上班是个赶场天，又遇上下雨，小小的店面被挤得水泄不通。我被安排在店门口，察看有无农民伯伯悄悄偷东西。结果我还真发现有农民伯伯偷偷地把一把锄头藏在胸前的衣服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往外走，结果被我挡在了店门口。

春节期间，我又回到了熟悉的重庆，和家人一起过年。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生活水平都差异不大，但小乡镇和大城市比起来，其巨大的反差还是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熟识的同学或者儿时的伙伴，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到重庆。很多都在企业当工人，成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煞是令人羡慕。也有的通过特殊渠道，到了部队，或者在某个机关单位工作。总之，都回到了重庆。难道我就从此远离家人朋友，在那偏远小镇（连县城都不是）卖一辈子锄头犁耙？

这个问题让我很纠结，很失落！我在内心深处回答自己：这不可能，我也决不愿意！可是出路在哪里呢？要想改变现状，要想回重庆，唯一的出路是离开现在的单位，重新回到生产队去当知青，继续等候招工。

因为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工厂招工的对象主要是知青，最起码要农村户口。部队招兵也一样，名额主要投向农村或者少量的城镇无业青年。而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非农业户口，招工招兵都不可能有我的份。

我决定：放弃在供销社的工作，重新回到生产队当知青。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亲，没想到他们都坚决支持我。有了家庭的强大后盾，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春节过后回到供销社，第一件事情就是向领导提出回农村的申请（那时还没有“辞职”一说，一切都是组织安排）。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供销社书记和主任两位领导当时的表情，第一反应就是我在开玩笑。等弄清楚我并非开玩笑时，他们则一致认为我疯了。尽管我才到供销社不久，但由于供销社和粮站都是同一个镇的财贸单位，整党时期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与两位领导的私人关系都不错。

我也没向他们隐瞒我的真实目的：那就是要“曲线救国”，要回重庆。但他们仍然认为我在冒极大的风险，回到农村后再次被招工的机会等于零。

很快，整个供销社都知道了我这一疯狂的想法和要求。要好的朋友或者老职工都纷纷劝我要仔细考虑，要慎重决定。可以这样说，凡认识我的人，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学同事，除了我的父母亲以外，没有任何人同意或者支持我的这一决定。

他们一致认为：能在供销社工作，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如果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到农村，即使有再次招工的机会，只要组织上以“该人表现不好”为由，一切努力都将成为泡影。

这事儿还惊动了当时的镇（区）委书记（原整党工作队队长）。他亲自找我谈话，说的当然都是要我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云云，然而我的态度仍然非常坚决。书记最后说此事要报县革委组织组（也就是现在的县委组织部），因为我们这批人是由县里统一安排的，其次是因为他们还从未遇到过我这种主动要求回农村去的情况。

于是，我便天天在供销社等候县里的决定，党员发展当然也没了我的份。这期间，当年的征兵任务下来了。我一打听，整个普安镇的非农业户口中一共有三个征兵名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直接找到镇武装部长。这个武装部长是个转业军人，也是个酒鬼。大家都知道当时的酒属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二两，而只有供销社才经营酒。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说只要有一个名额，这个名额都归我。说完拿出七八个水壶给我，我当然明白，便即刻拎着这些水壶找到供销社主任批条子。主任也够意思，当即批了。

我满心欢喜，心想这次当兵一定是十拿九稳了。很快就参加招兵体检，前不久来“贫宣队”时也参加过体检，一切正常，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把体检放在心上。谁知到了内科这一关，体检医生摸了摸我的腹部，随即过去把一位军医叫了过来。军医也摸了摸，然后告诉我说我“肝大”，不符合要求，被淘汰了。

从体检处出来之后，才得知那个体检医生就是镇卫生院的院长，还是我们供销社一位职工的老公。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当然也包括整个社会）真是太单纯。我根本就没想过在体检之前可以给相关人员打个招呼，请他们在必要时关照一下。而在体检被淘汰之后，也没有想到要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自己就认了。否则，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兵没有指望了，回农村的申请也杳无音信。为了给领导施加更大的压力，我拒绝在任何固定的岗位上班。但是只要哪里需要帮忙，我肯定会出现在哪里，并且非常积极地干活。那时既没电视，更没网络，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成天没事情做不也闲得慌。因此，只要供销社有了所谓“中心任务”要临时抽调工作人员，第一选择绝对是我。我参与主办过各种会议，参加工作组下乡催缴公粮统购，走村串户为供销社社员发放红利，等等。每月一次的商品盘点，我肯定是每个门市部争抢的对象，我也因此练得了一手好算盘。

除了回农村的申请一直未能得到批准这件事情令人烦恼以外，那段时间应该是我这一生中最轻松、最自由、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由于有大量的时间要消磨，我于是便四处找书读。在那偏僻的小乡镇，又正值文革时期，要找到可读的书籍还真不容易。当时跟镇上的几位老高中生混熟了，从他们那儿找到一些文革前的高中课本，我现在这点可怜的古文知识就完全是那段时间从文革前高中《文学》教材那里偷来的。

某一天，我突发奇想，何不把我在初中学了一年的英语再捡起来？现在即使毫无用处，到老了的时候也可以翻翻外国画报嘛。说干就干，于是我就让家里人买了几本英语教材寄来，然后跑到普安中学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请他在业余时间辅导一下。这位老师是四川师范学院68届毕业生（俗称红卫兵大学生），刚从成都分配到这所乡镇中学教书，我们很快便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我当时学习主要就两本书，一本是北京外贸学院文革前编写的《英语》教材，另一本就是薄冰主编的《英语语法手册》。我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周自学完教材中的一课，然后到老师那里去朗读课文，同时请老师批改作业，答疑解惑。每天清晨，我都会很早起床，跑到宿舍外面的小山坡上朗读课文，然后认真做作业，查看语法书里的相关章节内容。

大约到了1972年年底，我已经把整本教材学完了。老师又偷偷借给我一本不知道他从那里搞来的《英语900句》，让我悄悄跟着收音机里的VOA广播学。不久，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县里的唯一一位英语权威，民国时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老先生。老先生原本在开江县中学教书，文革时期县中学被解散，老师全部下放到了乡镇中学。从此我又从老先生那里偷师，还不时与他练练口语。

这期间，我隔三差五地就往县组织组跑，每次都是直接找到组长（相当于县委组织部长），要他批准我回农村。有时候在办公室找不到人，我还会在宿舍门口去堵他，弄得我们这位组长也很恼火。最后放话说：现在不是放不放你回去的问题，而是要怎么处理你的问题。我呢，则是无欲则刚，不管你怎么处理，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就是把我退回生产队，而这不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我当时想了，我最多拿10年时间来等待，我就不信10年后我还会呆在乡下。而也就在这段时间，我又送走了几批招工回城的同学，同一批下乡而且仍然留在农村的同学已经寥寥无几了。同时，有消息传来，部分大学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农村知青则是招生的主要对象。这消息无疑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转眼到了1973年5月份，这时距我提出回农村的申请已经一年有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各级领导都被我弄烦了，也许是某位领导想通了，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县组织组已同意我回农村，让我立即办理各项手续和迁移户口。我记得应该是5月初，我办完了手续，怀揣着一页户口证明，打起背包，又回到了离别许久的生产队。

对于我的归来，生产队的社员们也很诧异，不过我也懒得解释，只是跟生产队长和几个干部简单说了下我的意图。当时，我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变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床铺等家具也没了。不过我也不在乎，就在一户农民家的堂屋里安了张床住了下来。

这时候，已有消息传来，1973年全国各高校将继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同时将原来的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改为推荐加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文化考试主要考察初中语文和数理化知识，考试时间好像是安排在7月份。我在初中只读了一年的书，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而且我初中上的是外语学校，以学习英语为主。数学只学过二元一次方程，物理化学就压根没有接触过。

没有办法，只有恶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于是，我立即开始复习数学，恶补物理化学。那段时间我就跟生产队请了假，白天黑夜都在屋里没日没夜地复习。

那时的条件也真是艰苦，天气炎热不说，蚊子小咬还特别厉害。只要你坐在那里不动，一会儿工夫整条腿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小咬。晚上更是炎热难耐，但还得凑着煤油灯继续看书。屋里太热睡不着觉，就拎着一领草席，跑到队里的晒坝（晒谷场），往地上一铺，躺倒就睡。可在晒坝上睡觉也好不到哪儿去，肚皮上倒是凉风习习，可背上就一直热乎乎的，就像躺在北方的火炕上一样。

转眼到了6月份，推荐报名开始了。欲参加文化考试的知青都首先要由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推荐，然后经过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审核批准，才有考试资格，推荐材料还需要贫下中农签字画押。我在生产队的推荐顺利通过了大队、公社的批准，而我最担心的县里的审核最后也通过了。

记得在参加文化考试之前，也要根据招生名额填写志愿。在我们县招生的学校好像有川外、重庆建院、川大、还有东北工学院等。每个学校投放的名额都很少，记得川外是英语和俄语专业各一名，建院是暖通和给排水专业各一名，川大的招生专业好像是数学，东北工学院是物理，都不多，总共也才几十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选择了我自认为最有优势的川外英语专业。

在7月份的某一天，经过几十里山路跋涉，我来到县里参加为期三天的考试。考试科目有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另加口试。语文试题记得有词语解释，印象极为深刻的一道题是解释“瞻仰”一词，因为我恰好复习过。另外还有作文，两道题目任选一道：“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和“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其余科目考了些什么，现在完全记不得了。

到了第三天加考英语口试的时候，我的优势就完全显露出来了。我一进教室，心里就完全踏实了。因为坐在那里的考官们全是辅导过我的老师，主考官就是那位县里的英语权威，县中学的老先生。而且试题颇为简单，就是先用普通话朗读一段文章，然后跟着老师学说一些英语词语和句子，最后就是和老师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英语口试成绩不说也知道，肯定是全县第一名。

考试结束，我又回到乡下等候录取通知书。转眼到了8月初，熟识的几位知青都等得有点着急了。学校通常都是9月初开学，录取通知书在8月份就应该下来了呀？否则，9月初还开得了学吗？

这时，不知是谁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招生的老师们目前都在专区开会。我们几个知青商量之后，决定我和另一位知青一起去专区打听情况。尽管专区距我们县还不到200公里，但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往返。

我们俩人千辛万苦地来到专区，到处打听招生老师在哪里开会。消息还没有打听到，却看到邮局外面的读报栏前围了许多人在看报。凑上去一看，正是《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的张铁生的那封信。

我们的同代人都知道，张铁生是一位辽宁知青，当时也参加了考试。但在考理化时，许多题目都不会。在百无聊赖中，便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张铁生在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有这么几句话：“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读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当时，尽管我们在政治上还十分愚钝，但仍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录取通知书迟迟未能下发的原因。

我们最终也没能找到招生的老师，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生产队。随后的一段时间，报纸广播成天都在讨论张铁生的信，而且这小子一夜之间便成了反潮流英雄。很多地方都开始重新审核录取名单，录取标准当然不再是文化考试成绩，而变成了劳动表现。像我这样放着供销社工作不干，死缠烂打要回农村，而且回去后几个月没有干过一天农活的“大学迷”，难道还不是被首先清除的对象？想到这些，真的是不寒而栗。不过，事已至此，也只得听天由命了。

一直到了9月下旬，听说周边公社已经有人陆续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可我这里仍然没有一丁点儿消息。又过了几天，仍然没有消息，我已基本上死心了。但另一位报考川外俄语专业的知青（我在重庆外语学校的同学，他在中学学了三年俄语）也没有消息，他邀我一道去县城打探消息。

到了县教育局，我们意外地得知，我们俩的录取通知书刚到了教育局。但是按照规定，录取通知书只能邮寄给本人，不能在教育局领取。也罢，只要录取了，晚一天领取也没有关系。

当时，全县所有的公社都没有邮局，只有区政府所在地的场镇才设有邮局。每天清晨，县邮局就会把发往各区的邮包送到开往各区的班车上，让班车稍带给各区邮局。而老百姓也通常都在赶场天到邮局去收信或者寄信。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俩便搭上由县城开往讲治的班车，与装有我们录取通知书的邮包一道回到我们区政府所在地。到了邮局门口，我们和邮包一道下了车。然后迫不及待地恳求邮递员赶快打开邮包，让我们领取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

在随后的几天里，尽管阴雨连绵，山路湿滑，我们还是尽快地办完了各种手续，回到了重庆。过完国庆节，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川外的大门，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写于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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