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此帐号已被封,内容无法查看 此帐号的内容被自由微信解封。
文章于 2021年11月20日 被检测为删除。
被微信屏蔽
其他
昔年丨雷光汉：我所知道的沈元及其他
原题
致友人的一封信
作者：雷光汉
沈蓓姐姐：
你好，并问候你全家亲人，转致我的敬意和哀思。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1955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历史系（他是全国文科第一名），在新生座谈会上就认识了他。第一年我们住在一栋二楼学生宿舍小通楼的一间大房内，以后换到斜对门。因为我生在湘西石门县山区农村，家里一贫如洗，穿着补丁衣，盖着破被子，土里土气，不敢和他这位大城市来的时髦同学来往，并没有很多接触，只是在图书馆见面点点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穿着整齐，谈吐不凡，而功课极好，身边老是有女同学围着他。
沈元
1956年春夏之交，一位埃及学术泰斗来北大讲学，在哲学楼大讲堂，为了能抢一个好座位，我早早去了。进门一看，沈元早已到了，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开始闲谈。一位哲学系教授汪子嵩也来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谈起来。我不敢说话，沈元却大方地和汪先生大谈其魏晋玄学，快半个小时，中间我也插话（我对竹林七贤有认识），埃及教授进门了，谈话才结束。汪先生最后对沈元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读了这么多古代哲学的书，才子，才子！”
自此，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傍晚常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二年级的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金屋藏娇”研究》，他读遍了图书馆有关汉武帝的书，还向我背诵《上林赋》，许多句子我不懂，他就给我讲解。还有一次，碰上了大学者向达（我国最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一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我的湘西老乡），我们向他鞠躬，谈开了。他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要赶时髦，读古书要弄明白每一个字，每一句文，还要学会考辨真伪。沈元论文的结论是：“汉武帝和阿娇后来和好了”，写了20多万字，引得历史系教授们大为惊讶。
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当时什么都学苏联，《史学译丛》的文章和中国出版的外国史学著作几乎全是苏联人写的，而苏联人最没有学问，只是马恩列斯教条的摘录。我们共同读了一本一位苏联学术名人有关西-藏的著作，笑话他连孟加拉邦和莫卧儿王朝都搞不清楚，说是在缅甸。我佩服他英、俄文都好，能看书，还能半看半猜地读日文书。他介绍了他的家世：你们父亲是沈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应翁文灝先生之邀从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苏省会迁到镇江，你们父亲任镇江县县长（我开玩笑说是江苏首县大人），抗战时因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患热带病殉国。
令堂在上海妇联工作，而你沈蓓大姐在上海歌舞团当演员，曾去欧洲瑞士等国演出。我真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才艺双全的姐姐。你们的姑妈是美国学成的大生物学家，人称“中国的居里夫人”，曾在马来亚中华大学当教授。另一位姑妈和姑父都是医学教授，姑父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还经常给中央大领导看病，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19号。这也是沈元在北京的家。你们还有一位大姑妈，是我国早期著名翻译家。
但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我们，还有孙机（他是55级101名学生中11名右派惟一一名调干生），当时都是55级功课最好的学生，都当了“右派”。我是因为“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的“言论”，被定为“反苏”；他是因为偷着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8年初反右结束，运动进入“整改”，我们右派学生无权参加，就集中起来给教师和研究生们抄大字报（他们本人写稿，我们抄成大字），记得一次沈元是为本系研究生梁从诫（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曾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女婿）抄写。
1958年夏天我们受“劳动察看”处分，去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那里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家乡，也是北大下放人员的劳动基地。斋堂分东、西二部，都是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我们在东斋堂，有历史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下放老师和右派。历史系和中文系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开会。沈元听说要到斋堂去，事先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书，知道明清时斋堂是京西重镇，曾设过“巡检司”。这是他的习惯，即使是去“劳察”，也忘不了“收集资料”。当时管我们的教师叫王立，老党员，历史系讲师，还有其他下放老师，对我们“右派学生”态度都好，不叫我们“右派”，叫“后来的人”（他们是先到的），劳动、生活一视同仁，从不责骂我们。
大概老师们都欣赏沈元的才华，一来就指定他当右派组长，每周星期一的生活检讨会也由他主持。老乡们对我们也好，客客气气，因为我们劳动都好，农民们喜欢我们，说：“你们不过说了几句错话，一个个都心灵手巧，会干活。”劳动很累，太阳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先是修斋堂公路，抬石头。我是乡下孩子，力气大，能坚持。抬石头时，我和沈元抬一个大筐，我在后面把筐拉到我这一边，让他少出些力。秋天收谷子，妇女拔谷子杆，扎成捆后由我们背回去，要爬山坡，很费力，我都和他一路，帮点忙。以后打核桃（那里是核桃产区），我来自乡下会爬树，我在树上打，沈元他们在树下拾，一边打一边吃，这是最高兴的时候。同是下放劳动，但教师们可以找各种理由回城、回校、回家、养病，一直坚持干活的都是右派学生。“北大的人会干活”，这个美名是我们这些学生挣来的。
入冬了，深翻土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这时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挑灯夜战，一天三餐窝窝头，又累又饿。还记得一件趣事，一天沈元悄悄拉我到一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给你看一下资产阶级小姐”。照片上是位十分美丽的小姐，他说这是他的姨表妹，未婚妻，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不久她还来斋堂看了他一次，你们的堂姐沈熙也来看过他。总之，那时候就是干活累，吃的不好，见不到白米白面，顿顿苞谷粥，窝窝头。但农民不歧视我们，教师也不迫害我们，有些公社干部还称我们为“同志”，政治上比学校宽松。但对沈元，却是身体摧残很大，他体质弱，劳动时又不能作假偷懒，实在无法支持，得了肝炎。59年初，他请假回城看病，就不回来了。带队的老师说：“沈元逃走了，学校开除了他的学籍，他从我们这里除名了！”
不久，沈元来信叫我把他的衣物寄史家胡同19号。我和孙机用他的被单把他全部衣物打了一个大包寄走了，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我留下穿了，因为我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一个暗红色木箱没法寄，也留下了。后来见到沈元，他说这个木箱子送给我，它一直伴着我，直到我逃离祖国。我走时，这箱子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四大队五小队一位湖南老乡家里放着，如果还能找到，真是件文物了。
（以上是4月23日写的。我今已年近75，40年来几乎与祖国文化脱离，写至此，脑力眼力双不支，搁笔了。晚10点，意外接到蓓姐于美国卡罗拉多州打来的越洋电话，说是从韩三洲先生和萧默弟那里辗转知道我的电话的。我欢喜若狂，几乎全是我在叙述往事，直到11点，因情绪激动，抓听筒过力而使话机坠地而中止，盼望今晚再接蓓姐电话。其实蓓姐小我两岁，不过你既然是沈元兄弟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4月24日晨记）
1959年9月，因我会干活，劳动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返校学习，但降到56级。这时历史系教员中批斗两大右倾分子，一是资深党内教授汪钱（加竹字头），其所主编的中学历史课本，人人称道；二是团委书记吴唯能，为人正直，在全系团员大会上还表扬过沈元。国庆假时，我去史家胡同看望沈元。第一次去他家，只见胡同窄而长，两边都是朱漆大门，明显是贵人居住区，住着许多名人。沈元住在那位著名医生的姑父家，是19号，对面就住着章士钊。按电铃，沈元出来接我，两人相拥而泣。进大门后是院子，有大葡萄架，一位老太太拿着旧小说，我扫了一眼，是竖行印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你们那位作为翻译家的大姑妈，当时也住在这里，坐在台阶上读。元弟房间在最前面一进的左侧，堆满线装书，可见他在用功。这次我们大谈大跃进的荒唐，庐山会议的可耻。下午吃饭，有果子酱，觉得味道好极了。饭后我们去北海公园，沿湖漫步，他说表妹要和他解除婚约，痛不欲生，想投湖。我听了心里流血，拉他坐在湖边，指着湖水说，三十多年前，你的浙江老乡、学术大师王国维也投水自尽了。但他自寻解脱时，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无尽功德。你比他还聪明，会外语，视野比那时候宽，而你什么也没留下。你要步他的后尘，最好在你也著作等身以后。但那时候你会有圆满的家庭，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现在我们有生命，有友谊，要利用它。晚上，我们在他床上并头而卧，彻夜长谈，长叹，但谈得最多的不是个人悲苦，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担忧。以后，我们还常寄信互致问候。
1960年大灾难，全民饥饿，到处饿死人，北京市各公园几日之内树木全秃，人们打下树叶做人造淀粉。沈元肝炎复发，我也浮肿。当局怕知识分子反抗，一是把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拉到人民公社劳动，一是又在学生中整肃思想，称为“世界观大辩论”，专整尖子学生，但没带帽子，只是把人整住。在学术界开展“反三人”，即“反人道主义，反人性论，反人本主义”，历史学界整的重点是尚钺，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哲学界是冯友兰。形势太恶劣，我没敢去看沈元。
1961年，相对宽松些了，春天我又去了史家胡同。沈元情绪很好，因为街道居委会开大会，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他对《急就篇》的研究已经写成了初稿。晚饭后，漫步北海岸，还联了句，是七言的。当时我虽仍在大学上课，他在家自学，但我的天赋、学识、治学之功力远不及他。他安慰我说：“光汉，你的文章写得好，字里常带感情，你应该转行写历史小说。”我受到启发，转而读各种南明著作，准备以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为中心，为夏氏父子、张煌言、阎应元等抗清英雄作传。已经开篇了，可惜之后远戍新疆，文革遭难，什么都没做成。
1961年9月，我毕业分到新疆，再去史家胡同向他告别，他告诉我，他可能要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章会发表，我们大喜相拥。我们约定，任何时候不能失掉联系，学术上有了成果，要首先通知对方。这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州霍城一中教书。我离开他家时，他看我穿得太褴褛，送我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和一条毛哔叽裤子，还有10元钱。
1962年春天，我在霍城收到沈元的厚信封，是刊登他《“急救篇”研究》一文的《历史研究》和长信。信上说，他被黎澍和刘大年看中，到近代史所工作了，所里给定下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先搞“太平天国”，某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记不清了，可能是胡绳）和他谈了话，鼓励他成为“成就超过黑格尔的思想家”。以后他把他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也寄给了我。
霍城很小，离中苏边界仅7公里，分来了再无远处可发配的许多“问题学生”，包括北大、北师大、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高级步校的，都很有学识。我们相处融洽，大家都读沈元的文章，欣赏他的才华，视他为知己。到了1963年，我的北大老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北大学生说，学雷锋有什么用，不如学沈元！”当年我把我大学毕业论文《汉藏茶马贸易》和一篇长篇散文《给教授的一封信》转给了沈元，他回信说：“论文我给民族学院程溯洛教授看了，说粗糙”。散文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们要调查作者的表现，才能决定是否采用。”
我和沈元经常书信来往，他还常给我寄书，霍城一中的师生大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天才朋友，高中学生还以他为榜样。1964年他写信给我说有人告他了，主要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学部历史所、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这里要插一句，我们的同学中有许多调干生，多数是党员，但年龄偏大，女同学更青睐的却是像沈元这样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沈元之引起“群妒”，也包括“爱情妒”的因素。以后他写文章就不用本名了，起了个笔名叫“张玉楼”，是黎澍起的。沈元说黎澍在和他谈话时，随手翻了手边一部诗集，开篇第一首诗有“玉楼”两个字，就用上了。1965年他从江西丰城给我来信，说到那里搞社教。还说：“丰城县还真是你们雷姓的祖乡，姓雷的特别多。（以前我们俩介绍家世时，我告诉他我们雷姓起自陕西冯翊，东晋时南迁江西丰城，有雷焕之《剑出丰城狱底》诗，清初江西填湖广时又部分西迁湖南）。之后，他就再没有音讯了。
1966年初，我教书的霍城一中开始“四清”，工作队的头目一名刘介涣，一名宋植（伊宁市宣传部长）。5月，转入文化大革命，我因发表了《伊犁史话》一系列文章，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到大右派雷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他是清华毕业的，分在伊宁市工作，以后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关怀下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住北大中文系教员右派难友左言东宿舍。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如今证实，为同居未婚妻）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带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这里还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一位外办负责人、大约四五十岁的大官与我长谈了两天，我谈到了沈元的死。他说康生是个最大的两面派，说枪毙沈元就是康生最后决定的。）
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
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是XXX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
深夜与他道别，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20年后，1988年我回国探亲，在历史博物馆和55级、56级部分北大历史系留京同学相聚，当时谈论的的话题之一就是建国后唯一出现的史学天才被杀害，叫我们欲哭无泪。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
郭在信中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
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
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有人性的。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4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元已在6天前被杀害了，紧跟着，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了。
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妻子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原是画家，叫李巧云，有一子一女，子住俄国，女在身边，有五个孙子和外孙。工人养老金可供温饱，有自己的住宅，现在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但我长久与祖国隔离，又不会电脑，心境还是十分失落的。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2010年4月24日
（出逃苏联40周年日）
转载自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专题
延伸阅读
雷光汉，一本奇书
雷光汉的书稿《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
二十世记以来，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得上名篇的却很少，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
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直白的赞美。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的变化。
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渡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
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稿应是第一本。
雷书的贡献和价值
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苏联管制下的中亚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苏联当局就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中亚，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
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所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愫，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通过他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人在苏联受压最深，岐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中国人都还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么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
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
“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
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
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
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还恢复了中国国籍。
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
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比比皆是，实行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作者在19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毫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
现在知道，1970-80年代初苏联人的生活富足全赖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挣得的大量美元所赐，到了1984年后，物价出现上涨而工资都已冻结，1990年代叶利钦上台后推行“休克疗法”，老百姓手上多年积攒的卢布一夜间变成了废纸。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昔年：反右运动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