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1950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8月至1978年流离关外十年。1978年至2005年供职于北京经济学院（后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
原题
作者：张亚平
10年前，年过花甲、矮矮小小的亚平，经常背着30斤重的手风琴，骑车穿过校园去老教师艺术团参加活动。于是有老同志说“沉不沉啊？”年轻人问“张老师，您怎么学的手风琴啊？”第一句话是，我永远感谢我的父亲。第二句话是：要不是学校老教协，亚平恐怕再没有拉这么好的琴的条件了。父亲张迅如
从父亲一生经历可以看到，耿直、平凡，愿意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宁肯拒绝老家送他去法国留学的锦绣前景。最终是做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然后有个小家庭，生儿育女。以平常之心享天伦之乐。不过如此。有件事使我很懊悔：没有在父亲生前跟他学说粤语，那也是一门才艺啊。从小他就带我们听红线女的粤剧，试图教我们说家乡话、喜爱祖籍的艺术。可是我们叽叽嘎嘎说着笑着，闹着玩似地只学了广东话的从1数到10。跟父亲出门散步或逛公园，只要听到有人在说粤语，父亲就会走上前去跟人搭话，双方都说得满腔激情。不懂事的我们只觉得好玩，外语似的，一句都听不懂。哪里体会得到父亲深切的思乡之情。父亲从1937年离开广东奔赴延安，到1949年以后只回过一次老家。晚年总是念叨着要再回乡看看而一直没有成行。带着这份遗憾，70岁时老人过世。和许多子女一样，我对于父亲知之甚少，“没良心”的是，我是父亲最钟爱的长女，也没有用心去爱他、了解他、记录下他应当传世的事迹。父亲的一生，有阳光明媚，花红柳绿，更有风风雨雨，委委屈屈。父亲写得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有着出口成章的好口才。面对人们“写点什么”的请求，却在晚年留下一句倔强的赌气话：我一个字也不留！于是我们只能从他平日在我们记忆里留住的只言片语和公家冷冰冰的铅字悼词中剥离出一点点有血有肉的往事。1919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四代越南华侨之家。祖上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华人奴隶。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到了祖父辈上已在西贡立足。听说，橡胶园、果园广阔，一天走不完。为华侨子弟开办了学校，做了许多有良知的华侨都做过的慈善之事。祖父娶了越南女子为妻，生了几位姑娘。中国人传统观念是，姑娘不是“后”，无后为大。于是回国从老家娶了位广东姑娘。“寸”的是，广东姑娘真“争气”，连生三位男儿，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原名张九如，长大成人自己改名“张迅如”——理想是，如同鲁迅，耿直、深刻、硬骨头。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回广东带回一些照片，其中有我的祖母。真美，广东人里少有的美，红线女那样的。文革中毁掉了。不知父亲在毁那些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是我。”妈说，“那个时候，没办法。还有你爸18岁在广东时的照片，最漂亮的时候。你的越南奶奶也是挺好的人。”我还是红领巾的时候，一次少先队组织“和爸爸妈妈比童年”活动。我妈说：跟我比吧，我家是陕北雇农。跟你爸爸可比不了，西贡城里华侨首富少爷的日子。油头粉面，吃的每个馄饨都可以透过薄皮看到红色的虾……从父亲应我要求写的履历中看：5岁，随父母去越南。1932年，13岁时回到广州，在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中。二 青春年华
从其他广东籍老革命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广雅中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涌现出大批追求革命真理，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叶剑英同志抗战时期到校作报告时曾赞誉广雅是一所“制造民族革命战士的大工厂”。1933年，广州地下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读书会，开展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活动，为后来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广雅学生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地参加了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积极参加街头募捐、购买飞机、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下乡宣传等活动。1935年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曾因带头活捉了国民党特务、本校教务处长，被开除学籍。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广雅中学。亚平拍摄于2014
“丰富多彩的抗日活动促进了大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的成长，英才辈出，成就斐然。校友古元、莫燕忠、蔡迪支、罗克明、吴冷西、欧初等都是在这期间奔赴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广州文史广雅中学简史》）
这也与父亲给我写的简历“1937年11月奉党之命率十名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七队”合上了。“1937年7月—9月，奉地下党之命在香港工作三个月”。因被国民党追捕，党组织令父亲带领10名青年奔赴延安。这10位革命青年中有后来的理论家吴冷西和版画家古元。1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相继在抗大三、四期学习。到了延安，他就将随身带着的金表、金笔都交给了组织。在越南的祖父听说父亲跟着闹学潮，还要到苦寒北地参加抗战，急坏了。一个有钱有粮有田地的南洋华侨子弟，跟着穷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家里想尽办法甚至许愿，高中毕业送父亲到法国留学，必有无限前途的！可是父亲有自己的理想，离开热带的鱼米之乡，抛下无尽的荣华富贵，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上延安吃小米、喝延河水去了。头也不回。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
偶尔地，听父亲提起，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课，抗大校长是林彪。仅此而已。近年在网上见老同志王斗光写的《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写到延安抗大生活：“旭日东升，蒙蒙的拂晓晨光。我们在一个早晨抵达西安火车站。坐黄包车进城，城门站着卫兵问是干什么的?我们答是来上学的，就让通过。我们很高兴地直往七贤庄1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南委写给林伯渠同志的秘密介绍信给他们。等一会出来接见的同志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到一家饭店住下，等着坐汽车往延安。过了几天蔡虹、罗克明、周奋等广州广雅中学的十名学生也到来，安排同住在该饭店。办事处门前有一个操场，那天几个头戴五角红星帽的红军在打蓝球。我们就是抱着一心永向党，抱着献身于抗日救国与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的。我在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回家，为了路费称生病，希寄钱给我。我收到钱后，给家回信称我要去北方学习，希望忘记我好了。如今后不能见面，不用难过，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表示我不顾一切献身革命的决心！
这里提到的广州广雅中学10名学生，应该就是父亲他们啊。日子也对——1937年10月间我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奔往西安。后改乘汽车往延安，在洛川过了一夜；路上还碰到下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与南方广东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很不一样，但人间的情谊却是热乎乎的，首先是深感领导上对我们很热忱和关照，到天冷时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件雪白长毛的羊皮大衣，食的是小米，虽不易消化，有时大便还带血，但吃起来很香，还有红烧的南瓜菜或咸菜。日程很紧张，动作要求快捷，内务要求整齐，学习要求专心动脑。
听课要作笔记，有时因天冷墨水被冻写不出来，只好把笔拿到口边吹暖。听课后集体讨论或自学整理笔记。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朴素，每月发给学员的零用钱是边币一元……（王斗光：《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
读了王老的文章，仿佛看到同是从广东奔赴延安的父亲也在那支队伍里朝气蓬勃地学习、工作、歌唱。1938年2月5日，父亲在抗大入党。抗大毕业后，因为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愿留在后方办报还是愿上前线？他说“上前线，跟鬼子面对面地干！”经过长途跋涉，到山东沂蒙山区，在山东军区宣传部青年科当了青年科长。1940年在日寇的大扫荡中，为了掩护省机关干部转移，他自告奋勇率领一个警卫排阻击来犯的千余敌人。地上，对面有敌人；空中，有狂轰乱炸的敌机。敌众我寡，他带领全排战士浴血奋战，为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斗残酷极了，他派通讯员和上级联系，通讯员临行前端端正正给他敬了个礼。一转身，鬼子飞机的炸弹落了下来。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小战士已不见，只有一双腿倒挂在树上。战斗结束后，负了重伤的他被接到当地老乡家。老乡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正是拉锯式战斗时期，敌人时来时走，还时常带军犬来骚扰。环境恶劣，没有办法换药，两天后伤口化脓。他化装成乞丐，四处寻找我们的队伍。当找到机关部队时，手腕手臂的伤口已生了蛆。他给我描述过听着蛆虫在伤口腐肉里咬噬的声音是怎样地惊心。战地卫生所条件差，简单地处理包扎后送到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又上了前线。这次阻击战中他左手臂重伤导致终生残疾，后定为二等甲级残废。父亲和我在一起的幸福时光。父亲永远说，伤残的左手是狗咬的我的叔叔也从海外回国参战，第一次战斗就献出了宝贵生命。父亲这些青年时代片段，是我幼时从父亲只言片语的记忆中连缀下来的，还有些父亲自己都忘记了的小事：——193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山东沂南县夏蔚召开了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苏鲁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执委会，执委会由杨涤生、刘导生、张彦、陈放、林江、张迅如、王照华、杜前、宋诚德、李毅等25人组成，杨涤生任主任，陈放任副主任。（《山东临沂市情网》）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南县青驼寺村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期间的8月6日，山东青救会在青驼寺成立（即第一次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到会各地区青救会的代表40余人。8月10日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出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夏戎、王克、杜前、张乾亭为常委。 （《山东青年运动在沂南县简史》）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边区银行大楼召开解放区青联筹备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24人组成解放区青联筹委会，推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王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等11人组成常委会，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1942年，组织建议父亲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长途步行，经过敌人的许多封锁线，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坐上大卡车抵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劳动。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的叔叔白浩，成了好朋友，并有机会认识了母亲。三 动荡的岁月
母亲1928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著名的投身革命的白姓大家族。母亲的外婆家、爷爷家是陕北早期共产党的成员。白氏家族的40多位名门才子、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为高杰村英烈史册增添了悲壮而辉煌的一页。高杰村也因山灵水秀、人才济济而被称为“清涧第一村”。史记陕北绥德、清涧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再穷也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因此这里很早就有人去北京、上海上大学，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比较早。母亲的祖父白明善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参加革命的白姓人。白明善字乐亭，明抗清忠烈白慧元第十二代孙。生于1897年。父为穷书生，母系村妇。幼年家贫，学习刻苦，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参加“共进社”，负责编印《陕北青年》。1926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接受恽代英、瞿秋白领导，做宣传干事，参加编辑《新国民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重回陕北工作，组织发动“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陕北第一次党代会，与刘志丹、霍世杰、刘澜涛同为陕北党内重要领导人。1930年被叛徒告密被捕，1932年被军阀井岳秀绞杀于榆林。动荡的大革命时代，在时任陕北特委的爷爷白明善影响下，六位祖辈、父辈为革命捐躯，我们的大家族成了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庭。
1940年，三叔接我到了延安，同去的还有牺牲了的二叔留下的遗孤、我的堂弟白道生。那年我12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
1942-1945年，我在延安中学读书，到中央党校二部看三叔时与张迅如相识。因为他跟三叔是好朋友，我们同桌吃饭，晚饭后一块唱歌，听他们在一起聊天，讨论问题。他将我当小朋友。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央党校第二批干部奔赴前线。党校二部干部队——“冀热辽大队”出发前一周，张迅如突然来到延安中学找我，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前线。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根本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说：“你去问我叔叔，他同意我就同意。”
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叔叔的信，告诉我叔叔同意了。
叔叔说：“你们自己愿意就去吧！”但是必须办了结婚手续才能走。
这下我傻了。就这样，经过家长的同意组织上的批准，事情就成了。我觉得叔叔肯定了解他吧，叔叔把我托付给他，也是叔叔对他的信任。
在延安唯一的照相馆拍的结婚照
1945年9月29日，在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临时给的一间小窑洞，我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参加结婚典礼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谁也没有闹洞房。他们一走我可就紧张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弄得张迅如也不知所措。他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说我想妈妈了。没办法，他开始哄我，干脆不睡觉了，给我讲起他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杀敌立功、打仗负伤的故事。一直讲到天亮。
新婚第一个夜晚，他给我讲了这些。
故事讲完了，天也亮了。这天早上我们没有到食堂去吃饭，他给我煮了挂面，还有鸡蛋。在延安，这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1945年9月，大批延安的军政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新政权。这样，我们结婚一周就随冀热辽大队奔赴东北，迎接“接收工作”。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融合在革命中，与长途行军同时起步，相伴同行了几十年。
他们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不仅有幸福，还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这是后话。张迅如在队伍里是比较年轻的，负责打前站。大队人马到宿营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子，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他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把部队安顿就绪后，就给早已睡着的我打水、泡脚、打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住房的炕角休息。
1946年1月我们到达察哈尔承德市。
1946年，承德。父亲27岁
在承德住在避暑山庄里。看到院子里打扫卫生的是没回国的日本女人，所有中国人对她们都是唾弃的态度。也挺可怜的。
正要向沈阳挺进的时候，上级命令延冀大队就地分配工作——沈阳已被蒋军占领，是我们主动放弃的。通过辽宁省政府人事科，我和张迅如被分配在三区，张迅如当区委副书记，我在妇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旧政权反动组织搞清算斗争。
三个月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原抗大校长罗瑞卿在一次军区干部会上看见了张迅如，知道他现在地方上工作，就命令他马上到冀热辽军区组织部报到，回部队去。军区组织部长是原抗大教育部长胡耀邦。这样张迅如就被安排到冀中纵队一旅当组织科长。我当收发，一同前往。
1946年3月，我们完成了那一带的剿匪任务。军区组织部又把张迅如调军区当组织科长。胡耀邦部长见我时笑着说：“你这么小，别跟着部队跑了。送你去晋察冀军区白校（白求恩学校）学医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医务工作。于是我带上组织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去了晋察冀军区驻地张家口。
同年，父亲复员到张家口市立中学任教导主任。随学校转战到石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要在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筹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当时张家口市没有中学，有钱人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新建的市中有高中班和初中班，还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亟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还有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13门课。合影于张家口，照片背面写的是张家口老名“张垣”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我军决定撤离。父母所在的白校和张家口市中都在这支队伍中。跟随部队撤离张家口市的学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由郝人初校长担任，副大队长有张杰同志（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和张迅如同志。（何绍元《张家口市及市立中学》）
战火之中，距离作战前线并不远。后方可能随时有追兵，前边可能会碰到遭遇战，空中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但是所有的教师、学生没有一点恐惧感觉。只是后来才知道，只有以郝校长为首在前面的校部领导最为紧张，他们要对这三个学校的师生安全负责，随时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争动向，听从军区和边区政府批示，寻找和规划最好的行军路线，然后一边前进，一边为大队人马留下前进的路标。
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步行千里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在途中还抽空上课，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学校于11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
1947年艰苦的环境下，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没活下来。此后，妈妈上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跟妈说要去西柏坡参观。妈告诉我，“你爸在城南庄住过。西柏坡还有西黄泥村，那山上埋着我的第一个孩子。”1947年7月父母在西黄泥村合影，送母亲上“白大”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区，边区联中与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同年9月12月迁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9年2月底至3月初，学校师生随解放大军陆续迁入北平，成为了后来鼎鼎大名的北京101中学。我很惊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母竟能留下那些珍贵的照片！历史的瞬间啊。母亲说，你爸爸，知识分子，有个情调。只要周围有边区报社的记者或照相馆他都会请人拍下照片。所有照片背后都有父亲留下的文字。 四 新中国 红旗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用昂贵的鲜血、无价的生命为代价，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对于父母来说，不仅比死去的年轻战友幸运，也比活着的，落户在祖国各地同志更幸运的是，父亲随着唯一进京的解放区学校在1949年进了北平；恰在这时，母亲完成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业，随父亲一道，落在了建国之前刚刚定都的北京。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家庭落在首都北京，无论怎么说也是幸福无比的了。祖国已是天翻地覆，打天下的共产党执政。热爱祖国的父亲不愿让侄儿们在越南当少爷，将他们从西贡召唤回国。在华侨学校补习汉语和功课后，有的考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山东工厂工作，有的凭自己磨制光学玻璃镜片的手艺在武汉安家，有的在广东华侨农场种田。三十而立。1919年出生的父亲沉浸在革命胜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十多年党龄的年轻老干部，立过特等功的转业残废军人（那时叫“残废军人”），风华正茂。十多年部队经历养成的真率、正直与单纯，加上热情奔放的性格，正适合在学校与青少年学生水乳交融。公家配备公车而不坐，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条件端着师道尊严而不屑，三十多岁的校长与学生共同奔跑在球场上。他慷慨解囊为贫困学生交纳学费，感动得学生跪谢共产党的校长。他慷慨激昂动员年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然，大会上的激情讲演，想必魅力四射。194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大中中学改名为育德中学，并让郝仲青先生主持育德的工作。为了给郝老创造条件，还于1950年1月8日成立19人的董事会，其中有李锡九（董事长）、吴玉章、李维汉、刘仙洲、张迅如等人。在代理校长张迅如的领导下，开始对育德进行整顿。很快学校的工作便步入正轨。（爱新觉罗·溥筠《七秩扬芬话大中》《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
后来育德中学又改为22中。父亲在这里作校长到1952年。之后又在3中、25中、65中工作，成为五十年代北京九位党员名校长之一。学生不仅将父亲看作校长，更看作可以依赖的父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天傍晚，一声拉着长音的“信——”让我飞跑到街门信箱前。邮递员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枚修长洁白的信封立在信箱里。小而圆的字于净利落又有些单薄地掉落在信皮上。像是，零零星星的水滴。我举着信跑到爸爸面前，爸爸看完又将那页信递给了我。上面大致是说：我病了，学生在京，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可以依靠的，只有您了……那是个父母都调出北京，只身留京求学的大哥哥，正在65中读高三。爸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
当晚我同父亲一同从灯市口到朝外东大桥一座纺织研究所的宿舍，看望了那位病痛之中投书呼救于自己老师的学生。只记得，在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还有一架手风琴，在我看来那手风琴是巨大的。
一封洁白的书简使我，一个8岁小女孩悟到：父母不在身边时，最可靠的是老师。父亲是这样好的老师，他掂出了信笺所载不动的“信赖”之重，他没让学生失望。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与那位学生失去联系后，我曾多年保存着那封感动过我的信。并且，一直喜爱白色细长的信封。邮电部门未规定统一信封之前，我总是用白色道林纸自己糊信封的。十年动乱，浪迹关外，那封信丢失了，那份感动存在我的心里，总是新的。（亚平：《书信》）
后来这位学生成了我们小院几个小师弟师妹学拉手风琴的启蒙老师。
1953年北京3中运动会，张校长致词，摄于官园体育场1953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65中学第一任校长张迅如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过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解放后曾任多校校长、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第三届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共党组成员。工作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干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形成65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65中校史》）
“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
几十年后，我在工作单位、在九三学社等许多场合都遇到过中老年人拉住我说：“我是你爸爸的学生！我们那时崇拜地称他‘独臂将军’”！生活安定后，父母把舅舅、二姨从陕北老家接了出来，在北京读书。因为都热爱音乐、歌咏，家里经常是歌声嘹亮。前面提到的烈士二外公的遗孤，我的大舅舅，还有过去的战友们，常到我家说话儿，也常常合唱流行的老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志愿军战歌》《刘胡兰》和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还有《白毛女》。还会扯起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唱陕北道情。父母先是各自住单位，忙自己的工作：父亲夜以继日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母亲作为新毕业的住院大夫经常值24小时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后来有了我，就住在22中宿舍。1989年父亲病危时住在市六院，推开病房窗户还可以见到邻近22中操场边我家曾住过的小屋。后来住到了灯市口路北的甲36号，二十五中的教工宿舍。那是一个两侧陈放着汉白玉石鱼、石狮的夹道，经过一两个住着老贝满、老育英职工家的小门小院儿，胡同尽头，就是我家和三四户教员同住的院子。一排北屋曾是育英老校长李如松家（1949年李如松去了台湾）。后来育英成了25中，我的父亲做了25中校长，就住在育英老校长的老屋。北屋尽西头有个带浴缸和锅炉的浴室。想必这北房早年是李如松校长家的正房。东屋住的是女教师王玉凤；南屋是刘影家；西面是一座两层小楼，两位教师的女儿叫韩梅，是我们难忘的幼时玩伴。邻近夹道尽头小院的西侧是费家，那是曾任育英董事的费起鹤先生家。在血雨腥风的文革初期，为躲避红卫兵的抄家殴打，父母用一排北房换了一套二居室，搬到了当时还是东郊的水碓。北海幼儿园前身是北平国民党社会局托儿所，1949年3月由北京军管会接收，成为专门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同年7月，经过军管会批准，迁入北京九坛之一——清代皇家园林先蚕坛。8月改名为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幼儿园非常重视保健工作，请日本大夫指导保健医工作，使保健工作水平在北京市位居前列。为保证教育工作的质量，幼儿园初建时期的教师主要由从革命队伍中抽调的大学生担任，后来又请苏联幼教专家来园指导工作。——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可以想见。北海幼儿园
听父母说，一次我跟不愿离家上幼儿园的妹妹说，“这破家有什么好待啊，我们幼儿园可好啦！”幼小的我发现，周末接小朋友的家长净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可我为什么坐大公共汽车，有时还是坐在父亲勤务员邱双进叔叔自行车后面？父亲一看，这不行，这么点小娃娃就比谁的爸爸汽车大还是小！后来就将我转送到了东华门幼儿园。东华门幼儿园也是名园，历史悠久，但是是平民幼儿园。这件事听来很小，在我家却被父母多次提起，成为从我很小时就在头脑里烙下“不做八旗子弟、要艰苦朴素”的印记。而，就这“女儿转幼儿园”，却是父亲与一些进城执政者思想行为不合或者说格格不入的起始。幸福的童年
在新中国和煦春风吹得哗啦啦的红旗下，想必，真率的父亲完全想不到，自己的口无遮拦，春风得意后面，紧跟着的是晴天霹雳。2011-08撰写
2021-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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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叙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