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孙冰，原名孙磐，孙炳文孙女，孙泱长女。1954年生于北京。少年时期遭逢乱世，父亡家破，13岁因“反江青言论”被关押，14岁赴“五七干校”，15岁下乡，经历了农民、工人、军人、大学生、从商等职业。1981年出国，后嫁在华工作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返回中国定居，曾在世界500强法国阿尔卡特、阿尔斯通公司工作，负责政府关系。目前是北京大策略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外国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丈夫范克高夫长期在中国任职外企高管，曾获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奖中国国家友谊奖、比利时国王授予的骑士勋章等荣誉。
作者：孙冰
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任锐，但我们从小就知道，奶奶的墓碑是周恩来总理写的，她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老革命。奶奶的那首“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的诗句，不但我们从小就会背，在学校里，老师也教我们背。那时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告诉同学，这首诗是我奶奶写的。 奶奶任锐又名任纬绅，是河南著名革命人士，她1911年参加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老人，也是1925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任锐和爷爷孙炳文生育三子二女，个个都继承父母的政治信仰，才华出众，并为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子孙泱（1915－1967)，又名孙宁世，是我的父亲。他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解放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动员计划局局长、计委编译局主任、计委委员，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文革中被害去世。次子孙济世，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工作，曾任四川省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四川省旅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等职务。三子孙名世，战争中两次参军，新中国成立前在辽沈战役中牺牲。长女孙维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文革中被江青、叶群迫害去世。次女孙新世，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译审专家，北京大学俄国文学副教授。
1920年初孙炳文家族合影。前排坐地者左起：孙泱、孙维世、黄嵩生；中排坐椅者左起：任锐、任馥坤、黄志烜；中排怀抱者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后排站立者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
任锐的父亲任芝铭是河南满清最后一位举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任芝铭中举后目睹清廷腐败，1906年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并任同盟会本县支部长。新蔡县是河南辛亥革命的中心，同盟会会员占河南省一半。任老是民国时期河南省参议员，中共建政后，出任河南省第一届省政协副主席。任芝铭先生膝下无子，却有六女。他在家乡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女儿们全部放脚，并将女儿们全部送到辛亥女侠刘青霞创办的华英女校就读，后来又都送到北京读大学。他的两个女儿英年早逝，但其他四个女儿个个却“姹紫嫣红”。
大女儿任馥坤嫁给中国实业兴国者，最早的华人地质学家矿长，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副主席黄志煊。二女儿任锐嫁给知名革命家孙炳文，自己一生终成为出色的革命者。三女儿任载坤嫁给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六女儿任平坤追随二姐投奔延安，成了“延安梅兰芳”。她嫁给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王一达。任家三姐妹成为北京大学三个才子黄志煊、孙炳文、冯友兰连襟。任锐1910年考入京师女子学堂，任锐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参与了同盟会一系列的反清活动。同盟会刺杀摄政王，由汪精卫扮阔少，风流倜傥，迷惑盘查的清军，任锐则扮作阔家小姐坐在轿子里偷运炸药。
1912年孙炳文北大毕业，任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国民报》主编。任锐任《国民报》妇女版编辑，次年春与同盟会战友孙炳文结婚。婚后，孙炳文偕身材窈窕的任锐返回四川老家。由于她是京城来的姑娘，皮肤白皙，穿着时髦，仪态悠然。在孙家众多的女仕中，任锐很是出类拔萃，南溪人称她“洛阳女儿面如花”。一天，孙家妯娌姐妹们到南溪西门武侯寺拜菩萨。大家抽谶，任锐得一下谶，上书：“孟姜女哭倒长城”。她看着发愣，不免失声哭了出来。孙炳文从后面看了此谶，便抢过来笑将谶丢给已是寡妇的亲戚，才平定一场虚惊。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炳文遭到袁世凯通缉，携任锐潜回四川，结识了朱德等革命志士。任锐极力支持孙炳文的事业和理想，并支持他同好友朱德出国求索真理，而自己则留在北京，抚育子女并在北大旁听深造。
孙炳文、任锐结婚照
国共合作后，任锐赴广州协助孙炳文工作（孙在黄埔军校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孙炳文被蒋介石腰斩上海龙华。孙炳文遇害后，他在国民党内任职的表弟欧阳竞文收买狱警，同孙炳文长子孙泱一起偷偷把孙炳文残尸及随身物一起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直到八年后，任锐才能在上海根据随身物辨识遗骸，将丈夫遗骨带到开封，葬在开封“四川义地”。 任锐痛失丈夫，决定自己并带领儿女们继续追随孙炳文的遗志。当时，任锐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十年流亡，足迹遍布南溪、浮山、上海、北京、开封、新蔡等地。任锐既要照看没上学的最小的孩子，还要操心上学孩子的学费，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多亏邓演达等孙炳文的老战友老朋友接济和帮助，使得生活能勉强维持。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任锐常常会对孩子们说：“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
任锐（左）与小妹任均（右）、女儿孙维世，1935年上海
1937年秋，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任芝铭即赴新乡，在国民党将领张轸主持的豫北师管区和第110师供职，参加抗战。任锐和六妹任均在新蔡县积极组织20多人的妇女救护队拉到郑州，日夜护理从抗日前线退下来的负伤官兵。后又带领全队加入“抗敌后援会”，担任慰劳队长，为抗日前线运输物资。当时郑州一家报纸这样宣传道：任芝铭举人的两位女公子积极投入抗日战斗，为我之楷模。 1937年，周恩来听说孙炳文遗孀在河南开封，便立刻派人将她接到延安。任锐到达延安时，得知长子孙泱、女儿孙维世已先期从武汉到了延安。周恩来是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他们黄埔军校工作时，两家住楼上楼下，周恩来夫妇非常喜欢年仅5岁孙维世，那时他们已经让孙维世叫他们周爸爸和小超妈妈，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便对任锐提出收孙维世为养女，任锐高兴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认维世为养女
在延安，任锐先后与女儿孙维世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同窗共读，一时传为佳话。其间，为了不因母女关系影响各自的学习，任锐要求孙维世不得在同志面前喊她“妈妈”，只能以“同志”相称。因此，入学很长时间同学们都不知道她们是母女关系。可有一次孙维世考了满分，急于向妈妈报喜，放学后就快步追着任锐喊“妈妈——”但刚一出口就想起了与妈妈的“密约”，赶忙补了一句“同志”，但还是被周围的同学发现了秘密。由于任锐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位老同志，年高德隆，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其他学员随着孙维世喊起了“妈妈同志”。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延安有个老而弥坚的“妈妈同志”。连毛主席在给任锐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周恩来副主席在赠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后面，亲笔题字：“代送给任锐同志妈妈”。
1938年冬，任芝铭先生亲自送他最小的女儿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任锐同父亲、妹妹、女儿和从前线归来的长子宁世（孙泱）一起相聚在延安。”任芝铭老先生在延安逗留期间，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举行的招待宴会。毛泽东对他说：“任老先生从蒋管区不远千里而来，我们非常欢迎你！”任芝铭先生曾在新蔡县城创办今是中学，该校是共产党在新蔡的地下学运中心。他不仅是送了小女儿到延安参加革命，从1938年春开始，经他帮助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共有370余人。1942年，中国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蒋介石力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和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派军队包围延安，以达到他们的断绝共产党粮饷目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带头发起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带头抓生产，种粮食，带头纺线织布，他亲手织了一条毛毯，织好后孙泱转给他的母亲“妈妈同志”任锐，可是任锐一直没有舍得用，这条毛毯是朱德对孙炳文这份亲密无间的战友情的怀念。
朱德赠送任悦的毛毯
当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坚持抗战。任锐同其他人也都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中。任锐和壁山第五保育院的同事彭文龙两人在延安同住一个窑洞，他们种南瓜、纺棉线、养猪等自力更生，互相合作超额完成了任务。由于任锐是1925年入党老党员，早年就读京师女子学堂，文化水平很高，又在抗大和马列主义学院深造过，1939年，林伯渠请她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政府监印，掌管陕甘宁边区中央政府大印。当时政府所有重要文件，都送经她审阅加印。任锐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工作的。凡送她盖印的公文，她总是低着头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一遍。如果发现有错别字、文字欠通顺或字迹潦草的公文，就让人立即改过。任锐年长体弱，大家都照顾“妈妈同志”。当时物质条件艰苦，组织上照顾她，她却把每月发给的很少的津贴费节余下来，给有病的家属和孩子，她说：“要照顾好下一代。孩子们比我更需要。”她衣着朴素，补了又补，多次把发下来的新制服退回去。她说：“前线的同志比我更需要。”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会跑去给家属们上课，教大家读书、认字，看报纸。大家看到她身体日益虚弱也劝她多多休息，她总说不要紧。因此，大家更加敬重这位老革命“妈妈同志”。
任锐与子女
1945年秋，任锐的长子孙泱去东北前线，女儿维世在苏联学习，组织上为了照顾有重病的任锐，把她已是团长的小儿子从重庆国统区调来到延安。但在任锐心中，家庭命运早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她毅然要求送小儿子去东北炮兵部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送别竟成了她和小儿子之间的永别。1949年4月，任锐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终年58岁。她只看到胜利的曙光，却没有亲眼见到共和国的成立。 在天津数万人参加了任锐的追悼会。中央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致悼词，李维汉、刘仁、章士钊等60余人致祭，中国共产党追认她为烈士。后周恩来朱德接任锐的父亲任芝铭到中南海会晤，请“伯父”节哀，并赞叹任锐坎坷而坚定的一生。中共中央将任锐的遗体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中共一大代表、革命老人董必武写下了这样几首诗，纪念妈妈同志任锐：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1949年后出任中央政府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李木庵先生悼念：一年后，已是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的任芝铭老人，在外孙女孙维世陪伴下，来到北京万安公墓哀悼女儿。老人感慨，二女儿任锐从小生长在一个血雨腥风的动荡环境中，自己经常逃亡，家庭屡遭清兵搜查。她十七八岁就随自己参加辛亥革命，出生入死；后来又同她丈夫一起，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不幸早年丧夫，中年失子；20余年来，她携儿带女，奔走革命，不辞劳苦，鞠躬尽瘁。胜利之日，她却撒手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情不自禁，老泪横流。
孙维世与外祖父任芝铭
女儿孙维世在纪念文章《献给革命的母亲》中，这样写道：去年4月11日早上8时，妈妈和疾病作了最后的斗争而离开人世。妈妈去世后这一年，解放大军渡过了长江，解放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中国已基本上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伟大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妈妈如果能看到这伟大的胜利，该不知怎样兴奋快乐。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母亲被迫把小妹送给了人家之后，就一面教书，一面抚养我们。我们到处流浪，寡妇孤儿，走过了四川、安徽、江苏、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历经多少艰难辛苦，到后来，这个患难家庭终于分散了。
抗战后，我们相继到了延安，正如妈妈所说的：没有家庭的人从此有了革命大家庭。这时母亲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和母亲在抗大和马列学院曾两度同学，母亲岁老，学习和劳动都是青年人的模范。她常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到深夜。他像年轻人一样活泼健谈，有她参加的讨论会，大家都感到特别兴奋。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
弟弟在东北牺牲了。这消息一直瞒着妈妈，但是慈母的心是最敏感的，她似乎已经知道这件事，但她并不为此忧伤。因为她热爱人民和热望革命事业的成功，所以他更鼓励着自己的儿子去英勇战斗。
……
孙维世述说了一位一生颠沛、献身民众的著名女革命家的故事，在延安广受敬重的“妈妈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畏艰难、奋勇前进，教导子女走上革命道路，继承父亲遗志的故事。
1987年，作者一家给任锐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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