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任均次子。
原题
纪念石畅
石畅是上吊死的，是我们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抢救运动”中死掉的唯一一个人。他和我同岁。我现在一百岁了，他却只活到了二十三岁。1943年春，忽然来了个“坦白运动”。本来，延安是在开展整风，目的是把人的思想统一为党的思想。这时候开始进行组织审查，就是要找有嫌疑、不可靠的人了。运动方式是自我坦白和揭发别人。开始，延安平剧院没人坦白。这就是说运动的大门没有打开。一次在八路军大礼堂开坦白动员大会，好多艺术院校都参加，有青年艺术剧院、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艺术学校、延安平剧院等单位的全体人员。我因为怀孕大肚子没有去，我丈夫王一达去了。张经武同志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坦白交待，打开运动的大门。当时在会上，有人点了张梦庚同志的名字，他大惊，很紧张。不过，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运动会是什么后果，大家都以为是在为党的健康发展而工作。胡耀邦同志那天在大会主席台上，散会后看见他认识的王一达，闲聊说，王异（即王一达）你带个头儿，坦白一下儿，帮助打开你们平剧院运动的大门吧。耀邦同志跟鲁艺和延安平剧院的人，多有相熟。在鲁艺时，我们同学有时约着一块儿去他那儿玩儿。因为他虽然是长征老同志，但却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每次到他那儿，他都特热情，挺随便，我们都不拘谨。说起耀邦同志，我想到，过了三十多年，“文革”后，为了一达从东北调回北京的事儿，我给耀邦同志写过封信。他很快让人送来回信，约我什么时间去他家。我到了后，他一个儿子说，他父亲已经让他到外面等了我半天了，我心里很感动。耀邦同志一如既往地热情、亲切。后来我和一达几次去看望他，他和夫人李昭同志总是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李昭带我们看耀邦同志的书房，四圈都是书柜，书多极了。那些年，耀邦同志做拨乱反正的工作，为好多老同志平了反，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非常尊敬他，感激他。尤其是，他为改革作出了特别大的努力和贡献。他突然去世后，我们都痛哭流泪，他不该这么早就没了呀。我和一达、林渤民带着我的二儿子克明，去往他家中，沉痛吊唁。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
1940年代初在窑洞里。左起胡耀邦、吴印咸、颜一烟、王一达
开完那个动员坦白的大会，延安平剧院就开始搞坦白了。全院一百多人，分成许多小组，每个组七八个人吧，找地方开小组会动员。那时，组织上允许我在窑洞里歇着，不参加。我听见院子里一圈坐在地上开小组会的人互相规劝，说：“你坦白吧，你就坦白了吧。”“你做的坏事儿，坦白了就没事儿了。”“你坦白了组织上就信任你了。”大家都和和气气地劝人坦白，但是没完没了。可是，坦白什么呢？很快，大家就明白了，“坦白”这东西，主要不在于内容真假，而在于它的形式。形成运动了，有那气氛了，特务呀，坏人呀，就紧张了，就藏不住了。因此，“坦白”一定是有益于党的。于是延安平剧院运动的大门就打开了。一达是头一批“坦白”的。这对他来说不算困难，因为本来他就会编剧，为了党的利益，编一套瞎话儿就行。他牵强附会、添油加醋地编了点儿自己的思想过程，和在沦陷区的经历。那时“坦白”刚开始，还没到把自己说成特务的程度，也不用编造接头暗号，一点儿不用涉及旁人。慢慢地，运动的气氛起来了。因为压力增大，且“坦白光荣”，自动上台撒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从别的单位刮来的“咬”人之风，也渐渐兴了起来。有天晚上，一达路过一个窑洞，听见有人在跟领导汇报时，正在“咬”他。他很不高兴，回来就跟我念叨，说：“他坦白自己就行了嘛，怎么能这样？”一天，我在剧院住地慢慢地上一道坡路，我前面有位岁数大些的同志，背着双手，一边慢慢地上坡，一边自言自语地抱怨：“说我是西西我就是西西！说我是东东我就是东东！”当时有人“咬”他是“CC（指中统特务）”，他搞不懂。坦白运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动人胡乱“咬”别人——揭发别人，说这人有问题那人有问题。逮谁“咬”谁、满嘴谎话，就能成为运动的先进分子，到处大会上请去发言作报告，实际上就是“讲用、宣讲”，很风光。当时所有的“咬”，完全是无中生有，瞎“咬”一气，谁编的像真的，谁“咬”的像真的，谁就是表现好。有个能“咬”的人，成了先进后，被请出去在大会上发言，说着说着，突然把主持会议的人给“咬”上了：“你不记得咱俩是怎么秘密联系的了？”非常地可怕。那人还曾经想“咬”我，说，别看你是什么什么的关系，你也躲不过去！但后来我生孩子去了，没“咬”成。不光是我们剧院有人乱“咬”，好多单位都这样儿。运动结束后，大家都要求枪毙乱“咬”的人。就这样，到夏天，单位里“坦白”了的、或被“咬”了的——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谁也没料到的。更没料到的是，到7月中，康生突然在延安动员，掀起了一个疾风骤雨般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时候我的临产期要到了。“抢救”一开始，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石畅，就被人狠“咬”一口，当成了真特务。他被监禁在一个窑洞里，有专人看守，严厉地逼着他交待问题。这比前些日子的“坦白”运动，突然升级了许多。那时，剧院里还没几个人失去自由，他觉得自己是被抓起来了。本来，“坦白”给人的压力就够大的了，石畅没想到“抢救”更是来势汹汹。他怎么坦白，都过不了关，却越发的不被信任，说不清楚了。在那种周围人都失去理智的环境下，抱着一腔热血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队伍的石畅，没有对这种险恶环境的精神准备，没有那种搞运动总是一阵狂风的经验，承受不了保持清醒的孤独和压力；他不想认可那些谎言，也不想编出更多的假话，面对逼迫，绝望透顶，趁着看守他的人出去上厕所的一会儿工夫，上吊自杀了。石畅是我在鲁艺第三期戏剧系的同班同学，一起分配到延安平剧院来工作的。他能写能说能组织，能力很强。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都是热血青年，大家在一起学习、工作，有困难都互相帮助，谁有点儿好吃的，也全“共产”，平时总说说笑笑的。石畅更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很幽默，看见什么都能顺口成诗。在鲁艺时，一次他看见林农在清澈的延河水里帮助别人洗被子，想起冬季天寒地冻时，我们班有个女同学病了，一位叫刘震的男同学曾跑出去帮助找医生。那刘震是长方脸，五官端正，就是嘴唇厚些。这林农也精神，四方脸，就是那会儿红鼻头。石畅顺口就溜出一副对子：“碧水清波红鼻头洗被，冰天雪地厚嘴唇请医。”他一说，大家就都知道是说谁了。大家说，“溜”得好，石畅你真有才，现在又琢磨什么呢？他就说：“老婆结婚了，丈夫不是我。”我们问他怎讲？原来，和他要好过的女同志，跟别人结婚了。大家都哈哈大笑。石畅调侃的林农，也是我们班同学。在延安演的话剧《日出》里，林农饰演哑巴，没台词儿。在排演《雷雨》时，他饰演周冲。剧中周冲有台词“四凤，你在哪儿呀”，林农是四川人，带着四川口音说台词：“是凤，你在喇呀”。大伙都乐，他也乐。同班同学里，林农最淘气。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已经吹了熄灯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跟同窑洞的女生一起出去上厕所。刚一出门，一个长毛怪物“哇”的一声扑上来，我走在最前边儿，真被吓坏了。原来是林农翻蒙着羊皮袄，藏在黑处吓唬女生。那次把我气得，好几天不理他，他笑嘻嘻地跟我说话，我扭头就走。林农跟一达关系特别好，整天形影不离的，老在一块儿。一次他俩一起去延河里洗澡，赶上日本飞机轰炸。炸弹在他们附近爆炸，飞沙走石。他俩不懂得害怕，趴在地上，林农还笑着大喊：“我死啦！我死啦！”他们想起不知谁教的炸弹烟雾里防中毒的办法，就往毛巾上撒尿，捂在鼻子上闻。事后想起这事儿就笑。全国解放后，林农在长春导演了好几部电影，如《神秘的旅伴》《党的女儿》《甲午风云》《兵临城下》，成了优秀导演。1960年代一达去沈阳时，林农还专程从长春到沈阳去看他。爱说爱笑、热热闹闹的石畅死了。他死后两三天，7月20日，我被抬到延安中央医院生孩子去了。我不知道石畅的家乡在何方，他的家乡还有没有亲人，他的亲人知不知道他死了。他那年二十三岁。石畅这个人，个头中等，胖胖乎乎。他很有才华，既会话剧，也懂京剧，会编会导，还善表演。而且，他会京剧和话剧的不同化妆，懂这两个剧种的服装道具等舞台工作，还会京剧的打击乐伴奏。什么他都拿得起来。他和一达一起编导的京剧《吴三桂》，是鲁艺第三期戏剧系结业演出剧目，更是延安京剧舞台上头一个自己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他俩还一起改编、导演过《赤壁鏖兵》《玉堂春》。他是剧院研究室的专职研究员，是戏剧教师，还是个好演员。我和石畅经常同台演出京剧，一起演过《鸿鸾禧》《打渔杀家》《法门寺》《四进士》《吴三桂》等许多剧目。石畅不仅是才华横溢的业务骨干，还是能力较强的行政干部。在鲁艺平剧团时，他是演出科科长。到延安平剧研究院后，他是院务委员和剧场主任。他的死，让全院的同志们都非常吃惊，无法接受。他死得太突然了，也太可惜了。但那时候，正“抢救”得如火如荼的，要为他难过，也只能在心里悄悄地难过。他死后那些天，我老做噩梦，老梦见他。石畅死后没几天，延安平剧院的人，大部分都被整上了，都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关系了。像石畅那样能干的人，问题都给弄得更严重些。罗合如被带到枣园社会部去审查，阿甲被带到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去审查。不过这时候，大家都不自由了，都冤枉了，也就不再有石畅感受到的那种精神孤独，也就没人自杀了。但是，陶德康老师被整得精神失常了。运动之后，他还老自己跑到山上，一个人大喊大叫。他的精神再没能从抢救运动的压力中缓解。我们都说他疯了。还有一位教学员练武功的教员，因为害怕挨整，在运动中间，一个人跑到山上躲藏起来。过了好多天，大家才在山上的一个小避雨洞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奄奄一息，快饿死了。大家把他抬下山来，救活了他。就这样，那些天，坦白运动，抢救运动，所有的人都特别严肃地撒谎胡闹了一气。那时候，延安平剧院那么多人，我印象中，只剩薛恩厚、王镇武、张一然和我——我是因为住医院生孩子——几个人没有特务嫌疑了。后来一达说我：“你幸亏是在怀孕生孩子，要不，整上你，你不会编，坦白不出来，非自杀不可。”总之，在抢救运动中，延安平剧院自杀身亡一人，精神失常一人，躲挨整差点饿死一人。抢救运动结束后，大家都知道了：全院没一个人有问题。我还亲耳听康生说：“其实石畅没什么问题。”康生当过我们院长，跟大家都熟。后来，领导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说给大家都平反了，事儿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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