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张郎郎：走进京城的浪漫延安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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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张郎郎：走进京城的浪漫延安娃

张郎郎新三届 2019-08-28

原题

走进京城的浪漫延安娃

作者：张郎郎

1967年，张郎郎（二排左三）和同学们

在一个阴雨天气，我和刘歌、高丽三个人在后海边的“茶马古道”，一边听雨，一边细细拉话，还是那壶最便宜的普洱茶。别说，随着时间，这便宜茶照样也能慢慢地泡出点儿意思来，颜色从暗红转为了琥珀色。

高丽突然笑着对我说：“那天校庆，你进教室的时候，我们见到你都哈哈大笑，你知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

我说：“那有什么奇怪的，无非是大家想起了当年的滑稽大王又回来了呗。”高丽接着说：“不是，你进来的时候，刘歌正在给我们讲你和小亮娃娃亲的段子呢。”

“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吗？”我诧异地看着刘歌。

刘歌在高丽开始提这个话茬儿时就急得直摇手，大概意思是让他别说了。这会儿，他真的有点儿尴尬，好像不知该怎么下这个台阶。

我明白了，大概是我小时候的糗事，现在成了大伙儿的段子了。

我笑着对刘歌说：“没关系，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小时候的故事还怕人讲吗？无非是你讲讲我的笑话，我讲讲你的笑话而已。没关系，当时你说的是哪一段儿啊？也说说让我本人听听。”

刘歌说：“都怪我，我有个毛病就是肚子里存不住事儿，有故事就想往外‘抡’。咱们同学一般都不知道这个故事，返校那天我一兴奋就给讲出来了。我知道你大人大量没事儿，可是我怕人家小亮不高兴。尤其是怕她先生小赫不高兴。”我说：“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反正这儿也没外人，你就给我讲讲，这故事你是怎么编的。”

刘歌说：“天地良心，这故事的确是真的，绝对不是我编的。我是听我妈妈一位老战友讲的。当年我妈妈和那位阿姨在延安时都是‘青艺’的。正好有段儿时间，你父母也从‘鲁艺’搬到‘青艺’的乔儿沟这边来了，所以大家都是熟人。听说你和小亮还都没满周岁时，你们两家正好挨着，不知怎么回事儿你就和小亮打起来了，你把小亮的脸给抓破了，这不成了‘抓破美人脸’了吗？她妈妈就抱着小亮，到你们家去找你妈妈说道说道。你妈妈说：‘别着急，过几天就会好的。’小亮她妈妈雨萍阿姨当时急得口不择言了，气呼呼地说：‘我们闺女要是长大了脸上落了疤，嫁不出去就得找你们家算账。’你爸爸听她这么说就笑了，说没关系，到那时候就嫁给我们家郎郎不就得了。雨萍阿姨说：‘好，一言为定。’你妈妈就说：‘好,一言为定。’所以在延安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要不怎么说你们俩是娃娃亲呢。”

原来如此。

我到六十多年后才听到这个故事也不为怪，离奇的传说往往都是当事人最后一个听到的。

1983年，在北京和朋友见面。左起：杨知行、孙昌华、张郎郎、鲁双芹

遥想当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跟着姐姐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保尔·柯察金》。散场的时候一位阿姨迎面走来，姐姐忙说：“阿姨好。”又说：“雨萍阿姨，这就是郎郎。”雨萍阿姨当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当家红星，她演过《雷雨》、《家》、《阴谋与爱情》等剧中的女一号，我最喜欢的还是她演的《抓壮丁》里的三嫂子。今天见了真人，我紧张得不得了，不是说过嘛，我从小见到名人就犯晕。

雨萍阿姨亲切地说：“郎郎都长这么大了，小时候，你还打过我们家的小亮呢。”在雨萍阿姨的嘴里，我的“罪行”已经大大降低了。也许人们进城了，不像当初在窑洞时那样率真，直截了当了。再说，她孩子的脸也长好了，就不必翻旧账了。

我从小就糊里糊涂，什么时候打过她们家的孩子，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吗？她接着说：“那时候咱们两家的窑洞紧挨着。有一次，你妈妈抱着你，我抱着小亮一起晒太阳，你二话没说，上来一巴掌就把我们家的小亮打哭了。”敢情，那时候我们还不满一周岁，谁还记得呢？她看我尴尬不已，就笑着说：“你现在在哪儿上学呢？”我说：“育才。”雨萍阿姨说：“‘育才好啊，那就是延安的‘保小’，小亮也在‘育才’。”

嘿，原来还有这么个老朋友在我们学校，还是我的同学，我居然还不知道。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经常不在北京，有时周末我就去姐姐那儿。那会儿，姐姐乔乔就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学习、工作。我大概想了想，“青艺”大院里的孩子，我也早就认识了一大半，还一块儿打过架，玩过官兵拿贼。有田雨阿姨家的小狗，有又黑又壮的小赫，还有……怎么不记得有个叫小亮的呢？等我回学校，一定立刻就去找找他。

星期一我回到学校，吃完午饭拿着学校发的苹果就往教室溜达。突然想起来，得找“小亮”呀。对了，立刻去找！我看见一班的甘露林、于曙光他们正在跳绳呢，就过去问：“老甘，小亮在几班？”“在二班。”

我一转身就到了二班门口，那时候我一只手拿着啃了一半的苹果，另一只手拿着新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只好用脚轻轻地踢了踢门。

“唰”的一声，门就开了，两个小女孩堵在门口，问：“你找谁？”我说：“小亮在吗?”“你找她干吗？”我懒得搭理小丫头片子，就伸头往里看，站在前面的那个中队长，厉声地说：“别瞎找了，我就是！”

啊？我一下愣在那儿了，我还以为小亮是个男生呢！我当时就傻站在那儿，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心里想，我实在是太心不在焉了，明知道二班全是女生，怎么居然到这儿来犯傻。

“你到底找我干吗？”小亮还不依不饶。我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嗫嗫嚅嚅地说：“是不是你妈妈叫雨萍，是‘青艺’的演员，你出生在延安……”没等我说完，门“咣”的一声被狠狠地关上了。这下可糟了，我不知道“她”就是小亮。在我眼里，她是当时全“育才”最漂亮的姑娘，今天才知道了她的名字，而且又这么严重地得罪了她。

张郎郎作品《小鸽子错了》 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75cm*100cm

本来我是全校公认的滑稽大王，同时也是全校的邋遢大王。主要倒不是因为我不讲卫生，而是因为我的特殊棉袄，还有我一口咽下去鱼肝油的本事。当时不知是哪位专家出的馊主意，我们每天三顿饭后，必须得喝鱼肝油，才能离开饭厅。在饭厅阿姨的监督下，我们挨个像灌辣椒水那样难受地灌一口鱼肝油。

有的孩子还真爱吃，也有的孩子还真能忍，闭着眼睛一口气就咽下去了。我每回闭着眼睛喝鱼肝油都得“自然”地流出一半，不能吐，吐是浪费国家财产。因此，那会儿我棉袄的前胸就变成了锃光瓦亮、油脂麻花，像炸油饼的一样。于是，我在“育才”成了名满全校的邋遢大王，还满不在乎。

可人家小亮天生的整洁漂亮，我们俩当时在学校的对比和反差之大，就和天鹅与癞蛤蟆差不多，我怎敢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大家笑我，觉得这就是个没边儿的事儿，太可笑啦。其实，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人生不过就是，有时你笑笑人家，有时让人家笑笑你。”

我们“育才”小学快毕业时，在填写报考中学志愿表的前夕，学校还专门召开了家长会。当时我们班主任白继先老师，花了很长时间和我母亲长谈。他认为我适合填写北京一O一中学，或者就是继续留在本校，白老师觉得我最好能留在本校，因为正好从那一年起“育才”开办了初中班。白老师特别强调说，我这样的孩子到社会上的普通学校很难适应，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定得劝我留校。会后，妈妈专门找到我，再三嘱咐前两个志愿一定要填写这两所学校。

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是经常连作业都交不齐的，而且我还免修体育，因此也不能是三好学生，就得不到金质奖章。另外，我对外已经扬言，要到外面去闯荡闯荡，所以白老师才有了这份担心。

我的整个小学期间主要就是在玩，在看课外书，在给大家讲故事。我们原来的班主任谭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女学生，她哪儿见过这么难管的孩子。我们年级大多数都是延安娃，有着各种传奇的经历。管我们生活的秦阿姨，是从延安跟着学校两千里行军最后到北京的。她管我们这帮孩子已经有一套了。在很多人眼里，秦阿姨都快成了“穆桂英”了。可是进城以后，这帮孩子闹劲更大了，简直集体成了“孙猴子”。别说“穆桂英”，就是“樊梨花”也不见得能管得住这些猢狲。

为了对付管我们的秦阿姨、谭老师，我们不时就挖空心思搞点儿恶作剧，先后用壁虎、蛇、癞蛤蟆在宿舍里布阵，为此留下了“三吓秦阿姨”脍炙人口的段子，谭老师在我们班也不知被气哭过多少次。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急了，当时就决定派学校最严厉的白继先老师来整顿我们这个“乱班”。白继先老师当时是标兵。

三下五除二，白老师就把我们规制好了。他的办法很简单，一来他正年轻气盛，发起脾气来一声怒吼，全教室的玻璃都乱颤，这帮孩子就跟着肝儿颤；二来他常常用“你们再胡闹，我就直接给你爸爸打电话”来“威胁”我们，这招儿特有效，那会儿我们这帮住校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给家长打电话”。

在白老师“重磅炸弹”似的压力之下，短短一年半，我不但补上了因为生病、贪玩落下的所有功课，而且学习成绩还在班上名列前茅。五十年后，白老师再见到我们这些学生时，还回忆起当时他常常在我们班给全区的教师代表，甚至全市的教师代表上示范课的情景。

白老师说：“那时我紧张，学生也紧张，很多平时不错的学生，到时候都发挥不出来应有的水平。好在我有两个法宝，这就是张郎郎和戴咏絮这两个学生，他们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他们不但不紧张，每次还都超水平发挥。他们俩是我的门脸儿！”

五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白老师当年苦口婆心地要我留校的原因。而我那时候，糊里糊涂，愣头愣脑，还好个独出心裁。我不管老师说什么，也不管我妈的再三嘱咐，填写第一志愿是北京男四中，因为我知道这是北京最好的中学。“育才”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疯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报考这所学校，可谁也没想到，我单枪匹马的居然就考上了这所学校。

张郎郎作品《风花雪月》 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50cm*200cm

在北京四中上到了初三，我决定转学了，直接原因是“四中”的宿舍不够。按说我有充足的理由申请住校，当时我家搬到了香山脚下的北辛村后街一号。我家和司徒乔先生（华侨画家，和鲁迅先生有段故事）的小院遥遥相望，他家的隔壁是写过《暴风骤雨》的作家周立波的家。附近还有几间小屋住着三十年代曾经十分有名的才女关露，就是写“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那首歌的。在马路对面，有一个大院子，那院子里有一排小屋，那是写《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女士的房子。另一条街还住着三十年代有名的学者明星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賡先生。

我家远在香山的理由并没有打动“四中”的教导主任，他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这些申请住校失败者讲了半天，但不得要领。总之就是一句话，学校没地儿了，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就有了转学的念头。

我在“育才”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大名人，倒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是因为我从小好讲故事，容易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学校的教导主任换成了原来我们的班主任白继先老师，他在小学时就挺喜欢我。我跟白老师一说想转学回来，白老师就答应了，又说：“从‘男四中’转回来，你可别后悔啊。”我说我想好了，不会后悔的。

我想转学，可能是因为在“四中”有件事让我很不习惯。过去在延安保育院，在东北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在北京育才小学，全是师生一家人，绝对都是自己人。可是到了“四中”，有一天班主任史会仁老师在班会上说：“我们班出身好的同学只有几个，大多数同学都要改造世界观。”当时我就糊涂了，谁是出身好的呢？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班里出身好的四五个人之一，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班里换了班主任，新老师一上任立刻招集我们几个人开“秘密”会议，夸张地强调学生中的阶级路线，要我们表决通过，解除一个学习组长杨玉林的职务，因为他家有台湾关系。

我当时就表示不同意，可老师说我立场不坚定、黑白不分明等。随后，杨玉林的小组长职务莫名其妙地被解除了。这就是我在北京四中初三二班的“迷你国会纵火案”。

接着，这位班主任继续推行一系列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的措施，好好一个班搞得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有个因为爱画画而被整的同学刘琦，给她起了个外号“女希特”，是说她和希特勒差不多。我真没法忍了，写了一封信给温寒江校长，说新来的班主任把我们班变成敌我斗争的试验田，这样下去谁还有心思学习。后来，这位先生似乎有所收敛，但也因此和我疏远了。这样，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3年，北京。前排左起：鲁双芹、刘索拉等。第二排左起：高明明等。三排左起：王效宓、陈达、鲁燕生等。四排左为翟晓松，右为张寥寥，五排为张郎郎

虽说如此，和“四中”同学的分别还是依依不舍，我舍不得史会仁老师对我的苦心与期盼，与同窗好友李小渝、刘琦、闵乐夫、曾昭英、舒正平......的友情难以割舍。

转学后的一天，白继先主任把我安排在他主管的九年一班。我进教室的时候，正是晚自习前的时间。班长王树林一本正经地给我安排了座位。

其实，回“育才”我最怕见的人就是小亮。小时候的胡说八道，一直给大伙儿当笑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儿，现在长大了再胡说八道可就给人家添麻烦了。正在这时候，班里走进来一位女生，宛若一道晴天霹雳，当时差点儿没把我吓背过气去，这人竟然是小亮!

她从从容容、步履轻盈地径直朝我走来，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心想，这是要干吗呀？可别是来找后账的吧？我只好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地拿着本书一动不动地傻看。小亮走到我前面停下来，那会儿我大概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她站了几秒，才慢慢地说：“同学，请你把脚收些回去，我没法坐进去。”

我抬眼一看，原来过于紧张，两条腿僵僵地直伸到前面。我连忙收回脚来，说：“对不起！对不起！”

老天爷，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啊？

两年不见，“育才”的老同学都长大了，他们的心理都成熟了许多。我发现“育才”的女生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男生虽然正是笨手笨脚的年龄，不过他们不再夸张他们的豪横，也不再欺负女生，更不会对男女生之间莫须有的“故事”而无聊起哄了。

有天午觉时间，我刚刚入眠，我们学校的门卫赵喜大爷把我轻轻推醒，说：“门口儿有人找你。”我连忙爬起来跑到大门口，原来是我在“四中”的同学刘琦和闵乐夫，我的两个好朋友，这两位都是有才气的小画家。可是,“育才”有许多校规，要想进校还得登记什么的。他们俩是偷着溜出来看我的，自然不愿意登记，我们仨儿就在学校的门口站着聊天。

刘琦愤愤地向我控诉他们的班主任，还在继续搞人整人的小把戏。刘琦苦笑说：“她收敛了没几天，就又故态复萌了。我们真羡慕你。”

闵乐夫说：“你走了以后，我们俩都觉得在这个学校，什么意思都没有了。”我连忙说：“那你们也转到我们学校来吧。”

这时候，小亮从校外回来，大概她去买了什么东西。她看见我站在那里，就问我：“郎郎，你干吗呢？”

我说：“来了两个‘四中’的同学。”

小亮大大方方地和他们俩点点头，飘逸而去。

刘琦问：“她是你们班的？” “对，文娱委员。她妈妈是青艺的名演员。” “怪不得呢。”“怪不得什么？”我问。 “怪不得什么？”刘琦笑笑，才说，“怪不得你急赤白脸地转学呢！”

“我叫你胡说！”在一片笑声中，三个孩子互相追打起来。我们那时还生活在童话之中。

2018年7月，北京秋醒楼画室。张郎郎和北京四中的同学—家庭教育专家闵乐夫

可我和小亮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在外人眼里，我们俩的关系这会儿很自然，很融洽了，但他们不知道，在我心底，小亮已经从仙女变成了凡人，她已经失去了让我睁不开眼的那道光环。人们传说的“爱情故事”早已经寿终正寝了。小亮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所以她经常找我帮她排节目。我们之间多了一层共同工作的情谊，少了当年神秘感的距离。

过了一段时间，我暗暗地发现二班的林楣才是一位骄傲的公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看来我那时候的心理轨迹相当简单，距离就是神秘，神秘就是美。

其实小亮那时候依然漂亮，既然成了坐在我前面的同学，在我眼里她的毛病就被放大了。她老是正气凛然、严肃无比，可敬而不可亲，谁都不敢和她开玩笑。

小亮最牛的记忆是，1949年毛主席从西柏坡搬到香山双清的时候，主席接见团中央的年轻人，当时给毛主席献花的孩子就是小亮。那时候她才五六岁。我当时也在场，不过是在一个叔叔的怀里，不记得是谁带我去的。小亮那天穿得干净又漂亮，梳着漆黑色的两条小辫子，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毛主席出现的时候，现场青年们掌声雷动。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迎面走来。这时候，有人把小亮推到前面，小亮大大方方地把鲜花献给了毛主席。

闪光灯瞬间频频地闪烁，从此留下了小亮珍贵的人生定格。她家至今还保留着小亮和毛主席的合影。我想，她这么不苟言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神圣的使命感。小亮名字的意思大概是，毛主席的接见成为了小朋友的光荣亮点。

一天，我们班的铁哥们儿甘露林来找我，让我给班上的壁报提意见或建议。老甘是壁报委员，又是我小学时的老朋友。他知道我爱写、爱画，比别人鬼点子多，而他正愁着稿件不足，这下可逮着人了。

我们俩正眉飞色舞地讨论时，小亮不知从哪儿一下冒了出来，说：“你们俩聊什么呢，咱们仨一起聊。”我们俩互相对看了一眼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不能告诉你。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新编的创刊号《小黄蜂》就张贴在教室一侧的墙上了，刚一贴上就吸引了大批同学来看。小亮看完以后小脸煞白，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严肃地问我：“你这是干吗呀？你想讽刺谁呀？”我得意扬扬地说：“我是对事不对人。讽刺的只是一些现象，没有特别地针对谁。要是有人愿意对号入座，我也没辙。”

小亮又在壁报前站了半天，然后忧心忡忡地慢慢走了出去。整个午饭期间，我和甘露林都在继续商量怎么接着再玩一把，办个更为精彩的下一期。吃完饭回到教室，我们大吃一惊，壁报没了，只剩下白白的墙壁。我们都傻了。

张郎郎作品《静静葵花》 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100cm*75cm

小亮平静地走过来，和气地说：“这壁报是我摘的，以后再和你解释。白桂森主任叫你们俩现在就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我们走进白桂森主任的办公室，那期壁报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为什么讽刺团员？为什么讽刺班干部？反右运动刚刚过去，你们还这么胡来。你们父母要不狠揍你们才怪。”白主任虽然过去就很严厉，可是从来没见他这么愤怒过，我们俩这回可是真给吓傻了。

那时一声惊雷，反右运动开幕，人人胆战心惊。我老爸都准备去北大荒垦荒了，突然文化部来车把我老爸从香山拉回中央美术学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美院”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这时候，要是他老人家知道我在学校这么干，非抽我不可。老甘的爸爸甘重斗先生当时是内务部副部长，后来是公安部的领导。我想，要是他爸爸知道老甘和我一起犯这个错误，也照样得抽他。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小亮的关系就淡得多了。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看我那么幼稚而怕我犯政治错误，我却误以为她就是喜欢打小报告。后来我们俩之间发生更大的决裂，也是源于同样的误会。

小亮到底是个心胸开阔的好干部，她知道我的心脏不太好。当同学们在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的时候，她还主动热情地安排我和小雨一起画壁画，写标语，在“大跃进”中继续发挥我们的特长优势。

小亮照样我行我素，照样认真工作，照样“关注”我。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全校联欢会，她让我出节目，这次我没上去耍活宝，而是上台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政治抒情诗《青年颂》：

像雪崩，

像山洪，

积极的、有力的、快速的

滚动着历史的巨轮。

这是谁？

我们——青年人,

革命的先锋！

青春的象征！

一下子，我爆出了大名，不过既不是好名，也不是坏名。其他孩子一边大笑，一边重复道：“我们——青年人，革命的先锋！青春的象征！”

后来，白主任和气但尖锐地指出：“张郎郎写的《青年颂》那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他在诗里没提主席，没提党。要是没有组织，青年算什么……”那个阶段，我在校方眼里是个老找麻烦的人，一个祸事头子，老挨批还不吝秧子，爱谁谁的人！

后来我考上北京一〇一中学，小亮在这时，似乎最后看了我一眼。我看她没理我，也就没有主动找她。最终，我没有主动和小亮把过去的死扣解开，我们似乎互相不认识了，甚至连再见也没说......

张郎郎作品《焉知鱼乐》 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75cm*100cm

1961年，当我和老星推着车，站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传达室外边，耐心地等着小亮到来的时候，风雪交加，北京正从一个灰色世界变成一个银色世界。传达室外路灯投下的光柱里，雪花急速旋转，你追我赶，分外欢悦，宛如无声音乐。

小亮的脚步声从黑暗的远方传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是她。她从暗影中倏然走到路灯的光圈里，在我们凝视她的第一秒时，她也看到了我们俩。她微微一愣，如释重负地笑了，平静地说：“没想到是你们俩。”那口气，仿佛我们昨天还在一起上课似的，一点儿惊讶没有，一点儿也不见外。

然后，她迅速趴到传达室的小窗口那儿，说：“王大爷，他们是我的同学。我带他们进去了。”

见她出现之前，我尝试做了多种精神准备。可是，她出现了以后，我才发现任何揣测都是多余的，正像有人说“女大十八变也有变难看的”，这是指有的女孩子，小时候小巧玲珑特可爱，一长大了就不那么精致了。

这时候，我发现如今我审视她的心态和过去不一样了。小学的时候，最初我是拿她当童话里的公主来崇拜的。而现在我是在看一个和我同龄的少女，她很像《船长与大尉》那本书里的女主角卡佳，那本书是俄国作家卡维林写的，曾经风靡我们学校，同名电影也让人难忘。

我们跟小亮走到一座三层的小楼前，我们把车锁在楼下，就顺从地跟着小亮上了二楼，那个小楼大概是1949年以前的建筑物，楼梯居然还是木头的，甚至还有木头的扶手。我们似乎走进一个古老的电影镜头里了。

小亮的房间虽然不大，但收拾得相当干净整齐，随意布置着一些小巧的摆设。她打开书桌上一盏蓝色灯罩的台灯，屋里透着暖和，更显温馨。老星比我从容多了，和她聊起天儿来。小亮好奇地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俩一一以自己的角度来回答她。

她说：“在‘育才’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咱们都太天真了。”

我说：“就是，在‘育才‘那会儿遇见的了不得的大麻烦，今天看起来真都是鸡毛蒜皮。那时候，我们觉得被勒令退学的同学张小军，好像是犯了滔天大罪，现在看起来他不过就是个天真的孩子而已。”

张小军据说是个革命战争中的孤儿，所以成了欧阳山尊老先生的养子，淘气得不得了。在学校里，他捡到了一杆生锈的步枪，没有交公，而是把它埋在地下藏起来，没事时就挖出来摆弄摆弄。最后，纸里包不住火，事发之后“杀鸡儆猴”，他被勒令退学了。

我们在融洽的气氛中愉快地告别。走之前，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小学毕业时，人们都已经做过这件事了。我现在才补上这一课，心里的缺憾终于平复了。

小亮送我们到大门口，嘱咐我们骑车上路一定要小心。骑出去十多米，我回头看看，见她还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我赶紧再挥了一下手。在大雪纷飞中，似乎隐约见她也挥了挥手。

1978年夏天，北京育才学校校庆。前排右起第一人是白继先老师，第四名是白桂森老师。后排右起第一人是刘克府，第二个是郑小提，第三名是戴咏絮，第六名是张郎郎

寒假后，我给小亮打了一个电话，说想周末过去和她聊聊。她说：“要不哪天放了学过来吧，那样比较合适，我也正想和你聊聊呢。”听到这话，我就像吃了个冰柿子那样痛快，当时就约好这个星期三晚饭后去。

星期三吃了晚饭，我背上书包就骑车直奔小亮家。到了她家门口的传达室，王大爷给她打了个电话，小亮高高兴兴地出来接我，我们坐在她小屋里的书桌两边，各自一杯清茶，小亮还是那样冷静而平和。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地和她在一起聊天。小亮问我：“现在各个学校都劳逸结合，那你怎么打发这么多的时间呢?”

我说：“哪儿有富余的时间，我忙着呢。我和老星(张久星)他们现在常常一起写诗、画画，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还得看很多书。现在需要看的书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完。”

“那你最近看了哪些有意思的书呢?”

“这个阶段，我受我哥哥的影响，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很感兴趣。最近看的有维纳的《控制论》和波尔的《量子力学》普及读本，这两天正看着的是一本从旧书店淘来的《神秘的宇宙》，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美国科普作家写的。和我们以往对宇宙的描绘方式完全不同，书里用的不是牛顿物理时代的图像，而是爱因斯坦后的四维空间或者多元空间的图像。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你现在在‘北外附中’，那你一定要学外文了吧，怎么还看这些书?再说你也没学过这些科学的基础理论，你能看懂吗?”

······

那天我们聊得很好。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小亮突然问我：“你申请入党了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太突然了，真是没边儿的事儿。

“没有，我觉得那离我还太远了。”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你还记得小赫吗?”

“记得，他不是你们院儿的那孩子吗，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过。”

“他前两天来我这儿串门，也问了我这个问题。那时候我才发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太迟钝了。”

小亮一边说，一边拿了本《青年修养十二讲》递给我说：“这书你肯定没看过。”

小亮说：“我把这本书借给你，希望你认真、耐心地读完，咱们下次也多一个聊天的话题。你也别太自以为是，这本书虽然是关于人生观的普及读物，既然可以发行这么多本，一定有它的道理。”

“好，好，我一定看。”因为她说这些话，我才会有耐心听完。我觉得看看也好，免得每次开会的时候，我老听不懂，而且我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这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说着，我翻看我的书包，拿出那本我正在看的《神秘的宇宙》。“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借给你一本书，你也试着看看。下次见面，咱们就多了两个话题啦。”

小亮一直送我到大门口，带我走进王大爷的传达室，对王大爷说:

“王大爷，这是我的同学郎郎，他是原来住咱这儿乔乔的弟弟。下回他来的时候，你让他自己进来就行了。”

王大爷笑着说：“这是郎郎啊，都这么大了，我都没认出来，你小时候老到这里来玩，还常常住在这儿呢。”

“王大爷，我上回来的时候就认出您来了。我估计您准忘了，所以没敢跟您套磁。”

王大爷说：“你姐姐现在去哪儿了?”我说：“她支边去了云南，现在在昆明。”

告别的时候，她轻轻地说：“看完书以后给我打电话。”

“一定。”

当小亮在我视线中消失以后，她那夺目的光芒又缓缓升起。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光芒忽明忽暗的状况。我们的心底似乎没有激情只有温暖。

高中时期的张郎郎和同学张久星

我和小亮的交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模式，似乎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日子长了，免不了遇见两三次小亮的母亲。也许，小亮嘱咐过她妈妈，所以见面的时候，她老人家没有再声讨我延安时代的“罪行”。她对我们的见面，没有像其他同学家长那么紧张。也许她坚信自己女儿的理智，不会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也许我在她家的表现属于乖孩子那一类，所以，她没有试图终止我们之间的来往。

在一个初夏的傍晚，本来我已经和小亮约好了去看她，还要和她换书呢。可是下午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我突然晕倒了。那时候，一来是我的心脏本来就不好，二来是当时人人都营养不良。好在粮食供应开始好转了，市面上也有高级点心、高级糖了。学校也注重抓学习了，不再天天强调“劳逸结合”，开始强调学习成绩的重要了。

我们学校当时是外交部的外语教学一条龙计划的试行单位，这时候也花重金请来外教。我们的法语口语老师是一位比利时姑娘。这个阶段，我又写诗，又画画，同时还成立了名为“太阳纵队”的文艺沙龙。我要完成学业，不能落后，还要和小亮进行每星期一两次的精神交流。压力过大，以致我竟然就晕倒了。

那天，我是不可能再骑车赴约了。正好老星来看我，我就把书包给他，拜托他去一趟小亮家，帮我把这些书给她。有的是还给她的，有的是我给她挑的。我让他把小亮看完的书给我带回来，还请老星转告她，因为我的身体问题一段时间内暂时先不去她家了。

老星说：“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有人轻轻地晃动我胳膊，我睁开眼睛一看是老星回来了。我连忙问他：“你见到小亮了吗?你告诉她了吧?她说了些什么?”老星表情严肃，张了几次嘴，但都没说出话来，一副非常为难的样子。我看他这样子就想笑，说：“怎么了你?”

老星说：“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今天去，我把你的健康状况告诉了她。她对你的病也很担心。后来我告诉她，你和她得暂停一段时间来往了。”

老星说：“小亮听了之后，一点儿也没不高兴。她说我和郎郎本来就是同学，现在来往也不过是交流交流，互通有无而已。也好，今后我们就干脆别再来往了。然后，她就把她那儿你所有的书都拿给我，让我还给你。”

说着，老星把那一大堆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我的书桌上，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你小子太不会和女孩子说话了。算了算了，也不怪你。以后，我自己再和她解释吧。”

张郎郎作品《自然与营造》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100cm×75cm

其实，我听老星这么一说也很纳闷。平时小亮对我的态度，和我谈话的内容，一点儿这样的迹象也没有。也许过去是自己一厢情愿，所以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光明。

那天，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爬起来写了一首短诗，题目是《痛苦的专利权》。写完后，心头滴血的感觉似乎就停止了。看来，我是一个很好的自疗心理医生。

说起来有点儿可笑，居然我和老星在小亮这个故事里同时成功地“失恋”了一把。老星问我：“有人会为失恋而死吗?”

我笑了，说：“记得拜伦说，有过，但都是在几十年以后才死的。”

转眼间，在写了一堆动人诗歌之后，老星居然一本正经地来找我策划一起去古巴，为乌托邦的实现而战斗在南美最前线。我们又一起找了有同样症状的哥们儿新华，三人一起仔细预谋了一番。为什么没找老甘，估计是因为那会儿老甘还没有失恋。

可那是1962年，这样的计划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老星本来就够一个愤青的标准了，这个计划破产后，他更加愤青了，写的诗就更多了。那时在我国，你只能自己瞎愤怒。你变不了北岛，也变不了海子。最后，他发现写诗都难以抒发和排解他内心的怒火。

老星没等参加高考，就毅然放弃了学习三年法语的成果，投笔从戎去参军了，当了一名浪漫的坦克兵。他穿着非常帅气的坦克兵军装，军靴擦得锃光瓦亮，嘎嘎作响地来到学校和我们告别。那时候，我们刚刚学会喝啤酒，我们这堆诗友一起举杯，一饮而尽。他就这样身后冒着青烟与我们告别了。

1963年秋，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一两年里完全没有了小亮的消息。暑假里的一天下午，老甘来家里找我。他从来都是快人快语，见了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前两天我遇见小亮了，她让我转告你，让你给她打个电话，她有事要找你。”

对我来说，这可真是没想到，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问：“她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老甘说：“她没说具体什么事，就是要找你好好谈谈。因为去年她们参加高考没时间，而今年是你们高考也没时间，现在都考上大学了，那就有时间谈谈了。她现在在政法学院上学。”

我说：“果不其然，学文科的话要么去‘政法’，要么去‘人大’，这才是坦荡的正途。我如今在学艺术，整个儿还是个玩儿闹、调皮捣蛋的专业么，那还谈什么呀?”

于是，我给小亮打了个电话，她静静地和我约定，次日上午十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口见面。她一点儿脾气没有，我也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我的那点儿表层伤口早就痊愈了。再说，如今我不过就是要去见个老同学而已，一个老朋友罢了。

我都想好了，无论她怎么批评我，我绝不回嘴，都是老同学何必呢？最后，我还会客客气气地说，咱们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这种友谊多么珍贵，那些插曲咱们就来个一风吹，咱们还和当年一样，继续当知心老同学如何?

我提前了大约五分钟来到文化宫门口。当我正研究公园大门口的广告内容时，小亮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这人天生从容不迫，大大方方说：“嘿，你倒挺准时的。”我说：“这是我的习惯。什么事我都宁可提前。”

我们俩真够可以的，好像我们不曾有过节儿，又仿佛前两天才刚刚见了面，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免去了尴尬和别扭。

张郎郎作品《向日葵》 2017年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100cm×70cm

进了文化宫的大门，我们来到护城河边，她说：“坐会儿吧。”我说：“行。”我们就先后坐在河边的长椅上，而且都自觉地保持着必要的距离，看着对面的绿荫红墙。有人在闲逛，有人在练武，也有人在划船，他们的欢笑声在水面上荡漾。

小亮静静地说：“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想的？”她一句话就把我问蒙了。

我忙说：“当初，没什么事儿啊，就是那天我犯了心脏病，所以不能去给你还书了。我委托老星把书给你送去，就这么简单。这还有什么可想的？我什么都没想呀。”小亮回过头来看着我，问：“你忘了吧，当时你叫他来告诉我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我想了想说：“对了，我还托他带给你几本小说，我觉得这些书也许你会喜欢的，就说了这句话。”

小亮说：“真的？”

我说：“当然是真的。哦，对了，现在来看这些书可能有问题。那会儿我也是好意，我认为这些书都挺不错的。”

小亮说：“那天老星来我家。他先告诉我你生病了，然后把你要还给我的书都给了我。接着他郑重地向我宣布：‘小亮，老狼让我转告你。经过这一段交往，你们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觉得你们俩不合适继续来往，所以今天请把老狼的书都还回去，把你的书也都还给你。’郎郎，这话你说过没有？”我说：“没有。”

小亮说：“我当时听他这么说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要是你真的这么想，应该是你自己直接跟我说，干吗还请老星来转告呢？”后来老星对小亮解释说：“这也许是老狼不好意思自己和你直接说吧，所以就让我来和你谈谈。”

我一听就说：“哎哟喂，这老星可真够能编的。”

小亮问我：“你说这样的朋友还能交吗？”

我说：“这你得容我慢慢想想，这是我们俩的事情。咱们之间的误会冰释了，那今天就算没白来。咱们还是聊聊今后的交往得了。”

其实，我那时心里已经想好了，不管老星为什么这样做，我都必须理解他、原谅他，因为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觉得，这种自幼建立起来的哥们儿义气是最最重要的，是完全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真实感情。

那天，清风徐徐，垂柳依依。我们的人生永远充满着奇迹。

后来我和甘露林一起去看过小亮，我和小亮还一起去颐和园划过船，老甘、莲娜还有我俩一起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电影晚会……现在回想，我们双方都试图通过些交往来增进友谊和了解，为拉近我们的距离而努力过。

过了几年之后，我们的浪漫故事急转而下。

我在监狱关了六年。

十年之后，我回到“美院”去教书了。

小亮和小雨还有安咪和沙地这些“育才”同学先后来我家看我，人们都唏嘘不已。这时我才听说，老甘和老星都已经先后自杀了。老甘的家人始终不相信他会自杀，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后来，小亮一定请我去她家一趟，因为她已经结婚多年，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生活安定幸福。

小亮的家就在她妈妈原单位的房子，她叫我去，原来是想给我介绍她同院儿的一个女孩。那女孩的父母和我父母在延安都认识，按理说，这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在小亮的牵线下，我和那个女孩后来见了一面，但我们互相都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她太现实太社会了；她觉得我不像是从监狱放出来的，似乎是从火星回来的，对现实社会一无所知，将来怎么生活呢。最后，我就坦诚地告诉她，咱们还是做朋友最合适。于是，大家皆大欢喜地成了普通朋友。

此后，小亮也试图给我介绍别的延安娃，虽然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但小亮对我的关心和用心，让我非常感动，足够让我牢记心底了。

在我们通信中，我们共同誓言：

我们永远是最要好的同学。

不可分离的好朋友。

我和小亮就像少年时代的猜测一样——我们就是真正的铁哥们儿。

本文选自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

艺术家张郎郎简介

张郎郎，1943年11月7日年出生于延安，著名画家、美术设计家、艺术评论家、诗人、作家、文化学者、教育家。

其父张仃先生是共和国国徽主要设计者、开国大典的设计人、绘画大师。母亲陈布文先生是作家、教师，曾任李立三、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也是王蒙的小说《女神》的原型。父母分别从艺术上和文学上给予了张郎郎很大的影响。

1962年，张郎郎和一些同学、朋友们热衷文学和艺术，经常聚在一起看书、写诗、画画，形成了一个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张郎郎成为文学沙龙的精神领袖。

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

同年受父亲和丁绍光装饰绘画的影响创作了一批画作，装订在一起，起名为《随梦录》。

这段时期张郎郎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大家最喜欢的诗是《鸽子》。

1968年，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年因为组织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三条罪名被捕，蒙冤入狱。

1969年，在北京市看守所学习班用红蓝铅笔和信纸绘制《迷茫》和《往事》，后来同一学习班的范铸明先生将此两幅小画缠成线团带出监狱。

1970年被判死刑。传说张郎郎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一句“留下活口”而幸免于难。1974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1977年12月30日被取保候审，回到北京家中。1978年至198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中国美术》《世界美术》编辑。同期画了一批装饰绘画，以及很多以猫为题材的绘画。

1979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郎郎改判无罪。同年在《邮票》杂志发表《从一张邮票谈德加》。1985年任《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1986年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1987年小说《老涛的故事》荣获《钟山文学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同年，朋友孙昌华为张郎郎在美国缅因州立大学举办个人画展。1989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0年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发表介绍画家刘小东的文章《灼人的阳光》。1991年4月16日在最早的中文文学杂志网络版《华夏文摘》上发表文章，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作品，张郎郎也是中国第一个网上文学作家。

1992年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同年，朋友孙昌华在美国加州桑塔克鲁茲为张郎郎举办个人画展。1993年～1994年作为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系教授汉语。1994年～1995作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2002年～2012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

2004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张郎郎文集《大雅宝旧事》。2011年12月11日~31日在798盛世天空美术馆举办“热情. 红与黑”个展，展出版画作品15幅。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郎郎文集《宁静的地平线》。

2017年7月8日~17日由“秋醒楼”画廊主办、中国地质大学协办、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张郎郎大型个人画展“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展出绘画作品60余幅。参加开幕式的有一千余人，前来观看展览的人数超过七千人次。

媒体报道：“张郎郎全新感觉的作品给当今绘画艺术带来了一次全新而巨大的视觉冲击”。开幕式当天举行了研讨会，专家、学者、著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就张郎郎的绘画进行了学术研讨。著名画家艾轩、著名导演姜文等参观了展览。《人民网》《新华网》《雅昌艺术》《艺术中国》《凤凰网》等众多媒体对这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2018年2月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研究展”展出两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4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展出一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7月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郎郎说事儿》。12月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现场“展出三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

《郎郎说事儿》限量签名版

书中精选大量未曾曝光的作者私家照片和精美画作，让你更多地了解张郎郎那坎坷、不凡的人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曾经经历过的、难忘的历史时期。

2016年春，张郎郎在北京延庆和朋友们聚会。左起：音乐家郑律成之女郑小提、老鬼、万仲翔、张郎郎、王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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