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王克明：母亲90岁的口述回忆，100岁拟再版了

作者档案

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

原题

《我这一百年》再版说明

作者：王克明

《我这九十年》封面

2010年秋天，由尚红科先生编辑操作，华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母亲任均口述的《我这九十年》，书中平实诚实、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亲人、朋友和她自己的经历。因叙述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这本书引起了读者关注，受到比较广泛的好评，被认为是“私人记忆中对宏大历史的有益补充”，被誉为是“当代人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学者余世存说：“这本书可算是口述自传中的重要作品。”“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份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揣度。”学者刘苏里说：“属珍贵史料的故事，如潺潺流水，随传主思绪蔓延开来，到处闪光。”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史砚华夫妇读后来信说：“在经历了各种变革变化，使人性、文化、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和改造之后，老人始终持有着纯净、善良、真诚的心，自然、质朴、真实的人格让我们敬佩不已。”

《我这九十年》出版后，母亲有时跟儿女们聊天，会谈起一些我整理撰写这本书时，不知道的事情，她以前没说起过的。如1925年“三一八惨案”那天，二姨任锐倒地受伤，救她的人力车夫，边拉车跑边笑话她说：“军阀没打倒，倒把自己打倒了。”又如母亲的中学英语老师，竟然是著名的美国修女盖夏嬷嬷。再如，延安鲁艺所在地乔儿沟村里，当时一些农民是天主教徒，是在那儿修建教堂的外国传教士发展的。抗战胜利当晚，延安欢呼雀跃时，年轻人纷纷把自己的纺车烧了，觉得再也不用去完成纺线任务了。在晋绥的“斗牛大会”上，母亲看到开明士绅牛友兰的鼻子被绳子牵着。母亲还聊到，文革中“打一场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人民战争”时，她单位的年轻教师马尚瑞就每月把工资放在她这儿。这一类回忆虽然简单点滴，但都是历史中的生活细节、生动细节，是真实的历史。作为记录者撰写者，我听母亲讲述时就想，如果能有机会再版妈妈这本书，应该把这些细节都修订进去。

《任芝铭存稿》封面

但是，有些年深日久的过往家事，还是不清楚。如读外祖父任芝铭的家书可知，1927年孙炳文遇难后，任锐曾带孙维世、孙名世回四川孙炳文家乡，把两个大点儿的男孩留在了武汉，让少年孙泱寄住在“胡姓家”。任芝铭曾去那里看外孙孙泱。这个“胡姓家”是谁家？为什么在遭遇凶惨又相对凶险的环境里，任锐能那么放心地把孩子安顿在那儿，一别经年？我帮母亲写完《我这九十年》后，又为外祖父整理注释出版了《任芝铭存稿》。但仔细爬梳剔抉，也没找到“胡姓家”的线索，一直没有答案。

2017年秋，高欣先生向我提议，再版母亲这本书，改名《我这一百年》。母亲是1920年春节前出生的，按旧时算法儿，出生即一岁；十几天后过年，就两岁了；一年后生日那天，三岁了。这便是以前说的虚两岁。所以，母亲今年虚岁一百了。书名可以这样改。征询母亲意见，她也同意。

七年来，没准备再版时，除了母亲口述中，和亲戚新写的回忆文章中，又浮出一些往事细节外，没出现过其他新的史料。不料，刚一决定修订出版《我这一百年》，我还没有着手进行，有关的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就从外面接踵而来。有些新的有关史实，内容很重要。

11月间一次聚会上，几位朋友谈到我二姨任锐时，历史学者叶维丽讲述，她母亲抗战初期在山西时，曾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和长辈任锐组成“革命家庭”，大家都称任锐为“妈妈同志”。于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任锐的“妈妈同志”这个称呼，不是延安母女同学时期的产物，而始自那之前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阶段。

12月，我的插队老友、孙炳文故友周肃清的儿子周太和，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请原中南海几位工作人员介绍文革期间一些情况。在会上，曾任江青护士的周淑英同志对我说，让孙维世的亲属知道江青做的事，是她几十年的心愿。她让我转告母亲，她亲耳听见江青说，要把孙维世关死在监狱里。

会上，周太和还介绍我认识了林伯渠的外孙齐放先生。齐放的三姨林利，是孙维世最要好的朋友。齐放让我帮助辨识林利遗物中的一封信，原来是土改时期孙维世写给林利的。他还发来一张我没见过的孙维世照片。从林利在照片下写的文字可以知道，1946年冬孙维世自苏联回国后，从东北去延安，曾路过北平，在雍和宫前遇见放羊的，站在羊群旁留了影。由照片和那封信的内容，我们对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后的那段经历有了了解。那段时间，我母亲不在延安，没有和她联系上，不知她回了延安。后来她们经常见面，却没提起过。

去年1月初，武汉一位承钢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告诉我和母亲一些有关任锐的情况。他先联系到我表姐孙新世，孙新世请他来找我，他又来北京和我母亲谈了往事。他是谁呢？二姨任锐在1941年写的自传里说过，参加辛亥革命第二年，她曾“住在同时被开除的同学胡念祖家里”。这位承钢先生，便是胡念祖前辈的外孙。这个冬季里，他帮我们打开了一页尘封的历史。

胡念祖1950年收到信的信封

胡念祖1950年收到的信

胡念祖是任锐最信任的私人朋友，她们的友谊始于辛亥前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同学时期。三十年代在上海，任锐曾把一个小皮箱托胡念祖秘密保管，那里面满满放着的，是早年中共的一些公告文件，包括孙炳文被害真相等内容，孙炳文和朱德的许多手书通信，和一些当时的老照片。在动荡、艰难的抗战和内战生活中，胡念祖把皮箱带回老家秘藏了十五年。1949年后，她不知好友任纬坤（任锐）下落，但知道孙炳文的朋友朱德在北京，便把皮箱寄给了朱德。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胡念祖的回函，转达了朱德对她的谢意。承钢的舅舅王汉铎先生从小就常听母亲胡念祖说任纬坤的事，青年时候见到过箱中书信。他给我讲熟知的旧事后，还回答了我关于“胡姓家”的问题。没想到，九十年前，任锐让孙泱在武汉寄住的，就是好友胡念祖家。胡念祖那年初回武汉结婚，嫁给了一位参加过北伐的国民党军官，任锐和他们夫妇相知甚深。共产党人孙炳文被国民党杀害后，最先帮助照顾死难者孩子的，是国民党朋友。帮任锐长年秘密保存朱德、孙炳文书信等极其珍贵的共产党史料的，是国民党朋友。任锐和胡念祖的友谊，是超阶级的友谊，是超党派的人性的友谊。

孙维世致胡念祖女儿王文铎的信

决定再版出书《我这一百年》后，每一件刚得知的往事，都使我对逝者增加了一分亲近的了解，一分真实的了解，经常感慨史料难得。在帮母亲做口述和撰写时，我查证过一些文献档案，也采用其他史料加以互证。现在这些新的史料，是修订母亲书稿时，有价值的补充。有时我想，如果没有再版这本书的决定，这些史料会出现吗？会来到我笔下吗？这些历史细节会让读者知道吗？冥冥之中，竟能这样巧合？我该谢谢谁呢？

母亲头脑十分清楚，很仔细地分析对待新得到的史料，有些细节她是不用的。我撰写中有表述不适宜的，她都和我商量修改，或要求我修改。修订《我这一百年》的过程中，我给母亲打印过十来次修订内容，百岁母亲一字一句地读了十来次。她在坚持她为这本书定的标准：实事求是。

前年入冬到去年春季，家人亲友新提供的一些回忆叙述，也为母亲这本书充实了修订内容，完善了母亲对家族往事的叙述。《新蔡县辛亥革命资料汇编》书中，收入了二姨任锐写的自传，谢石华先生又发来他校注的电子版。这份自传虽然叙述比较简单，但任锐理清了自己一生的主要活动轨迹和背景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我的弟弟、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王克林特地重读《我这九十年》，帮我找出叙事不够严谨的语句，提出修改建议，以利这次再版。2010年我整理过一份这本书的勘误内容，贴在博客上，去年我也一并改入书稿了。因为是在《我这九十年》基础上进行增补和修订，所以书名改为《我这一百年》后，原书的前言后记都保留原貌，以利于读者了解前因后果。

试印装的《我这一百年》封面

由于某些原因，这本书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在母亲百岁寿庆之际，我们试印装《我这一百年》这本书，送给前来贺寿的亲戚朋友。这更是给母亲的一份非常特殊的百岁礼物。我代表母亲，和我自己，对所有为这本书的再版，提供了新史料和各种帮助的朋友和亲戚，表达诚挚的谢意。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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