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杨小兵：我的白蛇奶奶
作者简介： 杨小兵，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子承父业，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后调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工作，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
白蛇是我家的成员。
白蛇是我奶奶。但白蛇奶奶不是我的祖母，按我家祖籍的习俗，管祖母叫婆婆。
白蛇奶奶是我小的时候主要照顾我的保姆。当年父母在新中国充满了激情，基本上整天实心实意、全心全意干工作，半点也不顾家，我经常好多天都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儿，所以我从1岁到5岁多，一直在白蛇奶奶的“羽翼”下成长。
白蛇奶奶名叫鲁毅清（音），那时50多岁。据她自己说，她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一身白颜色的衣服，她最要好的一个伙伴儿也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说的闺蜜则喜欢穿黑衣，于是，周围的人联想到《白蛇传》的故事，就把黑衣的称为青蛇，叫她白蛇。
到我记事的时候，已经见不到白蛇奶奶一身素装了。我记得的是，她总是利利落落，一身月白或淡蓝色平纹布的中式裤褂浆洗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先打成袼褙然后麻线纳底儿绱成的黑布鞋上也不存尘埃；倒真有点像《白蛇传》小人书上盗仙草时白娘子和小青一身短打的款。
白蛇奶奶个头不高不低，身材不胖不瘦，腰不弯，背不驼，走路挺快；头发还不白，在后脑勺上挽成个纂儿，再用黑细纱线钩成的小网子罩得服服帖帖圆圆的。她说话嗓门不太大，因为家是通州人，且不是《白蛇传》故事发生地之一的南通州——杭州，而是北京城东边的北通州，又早在北京城生活多年，所以没外地口音，说得一口不土的北京话，很清楚，好懂。白蛇奶奶抽不抽烟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肯定她爱喝茶，又不懂那么多牙齿保健知识，所以牙齿并不太白，可以看见几处牙斑。
白蛇奶奶疼我应该是比我祖母、也没准儿是比我父母还甚。她每天到北边一里地外的大合作社去买菜，都带着我。我撒娇，耍赖说走不动，奶奶就把我背在背上，还不时噔噔噔噔地一溜小跑。
有时我父亲建议说应该吃个什么什么菜得去买，我以为买菜必须背着我，就偏向着白蛇奶奶大声抗议：“买菜多累呀！”每逢此时，奶奶的眼神都会一变，依我现在的理解，可能透露着一种欣慰吧，因为当年我立在一边听她和别的大人聊天时，确曾夸过我“仁义”什么的。
我每天的衣食玩睡是白蛇奶奶打理自不必说，就连拉屎撒尿她也侍候在左右。我从小嘴馋，最愿意定时大便时撒谎说拉不出来，她照例不管那时定量供应的拮据，马上就挖出一勺子芝麻酱，在小碟儿里拌上白糖，说通便，让我乖乖地吃，乖乖地拉；我就美滋滋地坐在便盆上享用。我挤出一点儿，奶奶乐了，给我“清理门户”时把草纸（当时卫生纸就这么个叫法）折了揩，揩了折。这种擦屁股的方式被我模仿继承了将近20年，还是后来听多事的五爸（五叔，我祖籍的方言称谓）说这样不卫生，才改变为以小份纸一揩一扔。
除了“水妞儿水妞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来烧羊肉呦……”这支儿歌我记得清清楚楚是白蛇奶奶教我唱的之外，好像她没教过我多少歌谣曲赋。如今常在各式电视文艺节目中见到引用旧年的老儿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我总想回忆起白蛇奶奶曾经教给过我，但实在是想不起来。不过，白蛇奶奶却地地道道地是我欣赏艺术的启蒙者之一。
我四五岁时，我家东北边10来米处有一小排南北走向的红砖平房，大家管它叫回民食堂，是父亲单位特为穆斯林职工提供清真饭食的地方，后来1960年代初也兼做过院里学龄儿童包伙划卡（现在的各种卡不算新鲜，我们早就使卡了）吃“共产主义大食堂”的餐厅。
回民食堂的主厨是个白净脸膛的胖子，年纪40来岁，我们叫他胖师傅。胖师傅人可不简单，红白案功夫不用说，好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个京戏票友高手，专门反串旦角儿。两餐之暇，在回民食堂附近经常能听到他咿咿呀呀地来上两嗓子。
我家当时所住的单元离回民食堂近，加上胖师傅工作服是奶奶年轻时最喜欢穿的白色，而他与白蛇奶奶按现在的分法又都属于“蓝领”，应该是缘分不浅，所以他们挺聊得来，胖师傅一有演出，就请白蛇奶奶去观摩。一次，胖师傅又送奶奶戏票，奶奶高兴，带上了我。
那是我可以记得的第一次“夜生活”，天黑了才出发，当时觉得连坐车带走路钻胡同好长时间才到戏园子。按照后来我长大后对该演出场所方位、形状、性质等的仔细分析，可能那就是我家北偏东3公里左右的北京市西城区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现在那里已经是高楼鳞次栉比的北京金融街了）。
那天的戏码是《玉堂春》，胖师傅扮的正是青衣苏三。我虽然当时一不懂唱腔二不懂扮相，也不明白剧情讲的是什么道理，更看不透胖师傅一心想学梅兰芳的梦想，但好在那天演的不是《玉堂春》里《苏三起解》佳人走背字儿的那折，而是苏姑娘大灾大难之后时来运转和她的三郎王金龙拜堂成亲的那段来的，反正胖师傅捯饬得浓妆艳抹、凤冠霞帔，舞台上红红绿绿，灿烂辉煌，把我看得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
从那以后我就对舞台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不仅对中西歌剧、舞剧、话剧、音乐、曲艺演出均感兴趣，像传统或现代京戏、黄梅戏、越剧，甚至昆曲《十五贯》、梆子戏鼻祖陕西同州梆子的《破宁国》、河北梆子《陈三两爬堂》等，只要有机会、得闲，我也会看得踏踏实实、有滋有味儿。每当此时，脑子一走神儿，常会想起白蛇奶奶带给我的熏陶。
白蛇奶奶和气，跟街坊邻居关系都好，但也有厉害的时候。在我家里，父亲应该是权威，但白蛇奶奶不怵他。有一次，我忘了犯了什么错，老爹怒发冲冠，逼将过来，大有饱我一顿老拳之势。不只我，其他人差不多都愣在那里。
哪知，白蛇奶奶猛地横插进中间，疯了似地吼着“不许你打孩子……”勇敢地挺身把我护住。在奶奶的英雄气概面前，父亲也只好收敛起满腔的怒火。事后两天，爸爸笑着悄悄对妈妈说：“我还真有点儿怕这老太太呢。”
我幸福地一天天长大，眼见着就必须要上幼儿园了。其实，我3岁就可以到父亲单位的幼儿园入托了，可白蛇奶奶舍不得，不同意，我爸妈拗不过，就耽搁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5岁多了，要是再不上幼儿园，将来上起小学来比起人家在幼儿园已经受过早期启蒙教育的，肯定会不太合群儿。
我父母着急，照时髦的说法儿非坚持科学育儿观不可，说破了嘴皮子，到底把白蛇奶奶给攻克了。不过我上的是日托，每天“下班儿”（幼儿园中班大班之班）后还会回到家里，仍然和白蛇奶奶在一起。
但是时间长了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一来，那时我父母工作繁忙，白天根本不沾家，也不在家里吃饭，白蛇奶奶整天在家里不做饭就几乎没多少事可做，她实在闲得难受；二来，那时讲究艰苦朴素，我是老小，上了幼儿园，家里本不需要再有人帮忙，留着个保姆，父母很不好意思；三来，白蛇奶奶的妹妹家里添了个小男孩儿，家务活儿忙不过来，也好说歹说地求她去帮忙。
于是，不知最后是怎么商量的，白蛇奶奶终于离开我家，到她妹妹家去了。去了是去了，白蛇奶奶可严正声明，帮她妹妹忙可以，但坚决不全权负责看那个小男孩儿，因为看大一个我，现在要离开就伤够了心，她怕再看大一个再离开感情上会受不了。
白蛇奶奶离开后，我对她的依偎感一点儿也没有减弱。不只是心里想，我每年都要几次去看望她老人家。刚开始，是我妈妈带我去，后来我上了小学，大概从二年级，每个寒暑假，我都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看望白蛇奶奶。
白蛇奶奶就住在她妹妹那儿，我则认为那就是白蛇奶奶家。白蛇奶奶家住北京西直门里前桃园一号，就是前些年北京市政府声明为老百姓办实事搞危旧房改造翻建成的样板之桃园小区所处的位置。从南礼士路附近真武庙我家到西直门内有个大约六七公里，但只要上19路公共汽车买9分钱的票直接就到了，不用换乘，倒也方便。
从西直门内大街再向东走个100多米，就是前桃园胡同。顺胡同口向北走上十几二十米，是一个三岔口儿，一个岔口向右略偏一点儿直着向北去了，一个直角向左也就是西，顺左拐几步右手第一个门，就是前桃园一号带着石门阶、石门墩儿、木枢、木门闩的两扇木门。前桃园一号是个好几进的院子，那时还不兴搭建小厨房，每一进都宽宽敞敞的。他们家在第二进，是一溜三四间东房（这是老北京四合院的论法，也就是坐东朝西）。
每次去之前，我爸妈都会让我带上点儿礼物，一般是装一点心匣子核桃酥、鸡蛋糕、萨其马什么的，还有点钱和粮票，此外必不可少的是一包茶叶。所以带钱和粮票，主要是我一去绝不会马上返回，必须要和奶奶住上几天才会罢休，那钱和粮票权当是我的生活费。
我去看白蛇奶奶觉得特别自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陌生或拘束感。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怪怪的是，我到那儿，却管奶奶的妹妹叫二姨，管她妹夫叫姨父……不知这辈分是怎么论的。现在想想也是不好论，白蛇奶奶比我父母大也大不过十多岁，她妹妹更和我父母差不了多少了。
我特别愿意去看白蛇奶奶，还由于我觉得那儿的一切都透着新鲜。住在那儿，可以不用抽水马桶，因为只能用的公共厕所里都是蹲坑儿。此外，自来水也要到前院的公共水龙头那儿放满两桶挑回来倒缸里使，或者干脆用水龙头旁边的压水机抽水用。有时急着喝开水，挑开煤球炉子最小的火盖儿，瘦高的水汆子插上，一会儿就翻起沸腾的水泡儿。
在院子里的背阴的墙根儿下，翻开一块边角已经磨圆、长着绿苔的砖头，在下面散发着霉味儿的泥土上我认识了土鳖虫、潮虫、蚰蜒，还有蟋蟀等秋虫。我还发现了早上奶奶家里的人站在屋门口向着院子刷牙时用的，那种像古代酒樽似的陶瓷刷牙缸子，和刮舌苔的金属条舌刮子。
奶奶家吃饭用小炕桌，天气好时，炕桌就摆在当院儿，大家都坐小木头板凳，围成一圈儿，饭菜也就特别有味儿。在奶奶那儿，我爱好上了我家原来根本不吃的茴香馅儿饺子、韭菜合子、西葫芦瓠塌子，有时还能吃得着榆钱儿或槐花儿蒸成的面饭；但也有麻烦，因为在那里受宠吃过太多的拌着各种菜码儿的地道老北京炸酱面，腻倒了胃口，以后几十年至今，我对炸酱面还没有太大的食欲。
白蛇奶奶家里的人都特别好。奶奶的妹妹比奶奶高，脸庞也稍稍宽些；奶奶的妹夫是个手艺上佳的木匠，和我家同姓杨，个儿不高，两人都极和善。他们家孩子不少，但与我最要好的是白蛇奶奶的一个外甥，就是按乱了套的辈分我叫的二哥。
二哥大名杨军弟，大我一岁。因为年龄相仿，我们俩一结合很快就演变成了混世魔王。我们最爱玩儿的游戏之一是爬西直门城楼子，顺着城砖缺七少八的大墙，攀上高高的箭楼，垫上几块城砖翻上里大外小的箭孔站着量量到底自己和箭孔哪个高。
后来，我们当初的这一乐园，被市政府的领导为修战备地铁给下令扒了。拆毁时，还从大城门楼子的基座里发现了一个明代的小一号的城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
我和二哥玩儿得最悬的是，有一次我们俩用5分钱买了一包小蜜蜂牌的香烟，花2分钱买了盒“洋火儿”，然后钻到院儿外小街旁一座高高的圆木垛的小“密室”里过了一把“烟瘾”。我们划光了一盒火柴，就着浓烈的火药味儿抽完了一包“小蜜蜂”，最后也没被人发现。
所以说悬，也是后来我长大了的后怕，当时可是玩儿得兴高采烈，现在试想，如果把大木头垛点着了……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在白蛇奶奶家，我是永远玩儿不腻的。但比起来，我更兴奋于随着白蛇奶奶一起回她农村的老家。
一次，白蛇奶奶要回老家探望她的老伴儿，适逢我暑假，便允许我陪她一起去。路上前半程是坐汽车，具体我已毫无印象。后半程到了土路，汽车没有了，奶奶不知从哪儿变出来一辆驴车。驴车带篷，想是专门拉人的，要是现在，应该叫驴的。钻进小篷子，里头还有棉布垫儿供人坐用，好玩儿。那驴车美妙的“得得”的蹄声和吱吱扭扭的轮声，伴了我几十年至今。
在白蛇奶奶家只有她的老伴儿，好像奶奶没有亲生的孩子（怪不得她那么喜欢我）。奶奶的老伴儿长得什么样子我忘了，但一直认定他是我接触农村的引路人。我记得他爱抚地领着我参观他家的一小块自留地（在真实看过绍兴鲁迅故居百草园之前，我脑海中的百草园一直以此幻化而来），告诉我菜畦田埂上的是一棵玫瑰，花瓣就是给我蒸红糖糖三角儿的香极了的那种佐料。
他掀开一个挺大的木盖，往滚开的锅里放进一些白面面，教我熬粥时应该放一小撮碱，那样熬出的粥拉黏儿，好喝。他还带着我从咯咯叫着的老母鸡屁股下面的草窝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一磕，让我扬头，趁热倒进了我的嘴里，说是最有营养，害得我一想起来嗓子眼儿里就痒痒的……
我和白蛇奶奶的相依来往一直持续到1965年，也可能是1966年的寒假。反正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成为广电系统最早被揪出的“黑帮”之一，我与白蛇奶奶的联系不知怎么便中断了。那时，人们或自危或疯狂，总之大多丧失了安宁或理智或良知，我当然也是这样，对白蛇奶奶也顾不得了。
其后的1969年，我作为没有知识的“知青”上山下乡，到兵团待了8年多。1977年底“困退”回到北京，又忙着高考上学，以曲线解决就业问题兼满足学习知识的渴望，一晃又是好几年。再后，我毕业当了记者，生活基本安定了下来，神一闲气一定，想起的，就是找我的白蛇奶奶。可白蛇奶奶家已不在前桃园了。
恰巧，老同学张雪萍在公安部门工作，我就托她帮我查找白蛇奶奶的下落，把鲁毅清、杨军弟一家等知道的所有相关信息都告诉了她。很快，电话里雪萍来信儿：杨军弟一家已经搬迁，地点知道了，但鲁毅清老人已经不在世了。
我谢过雪萍，呆呆地愣在那里，良久没有感觉，缓缓地，缓缓地，泪水才洇满眼眶，悄然滚下，好像怕猛地滴在背着我去买菜的白蛇奶奶的肩上惊着了她老人家。我虽然想念我儿时的二哥，却不敢找他，怕的是面对之后必然要谈到我的白蛇奶奶，我的心脏不堪承受其痛。
如今，自我知道白蛇奶奶辞世，已有30来年了。我的身体虽无白蛇奶奶的血脉，但我从心底希望她老人家的善良、仁爱、勤劳、质朴已在我的骨子里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尽管已过了当年白蛇奶奶看护我时她的年龄，我还是想在她老人家跟前撒撒娇，我希望她老人家能护着我走过一生……
我自信，和有的孩子比，我记事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和有的人比，记性还不算太坏。寻根溯源，可能和我有个白蛇奶奶有关。你想，这样一位亲人，无论我多幼、多老，怎么会形不成记忆，又怎么能忘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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