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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孙中才：四舅爷的一生，从留学生到“大地主”
孙中才，男，1950年出生，辽宁辽阳人， 清华附中高 65 级学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德国Bonn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五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美国纽约科学 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和宏观系统分析研究。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写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是海外华人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小说和散文集《温暖的脚印》（2011）。
四舅爷
作者：孙中才
爷爷后来一直在国内外奔走教书，身体不好，孩子太多，44岁去世时却已经有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经济拮据，日子紧巴。据说，爷爷却一直很知足，临终时拉着四舅爷的手一再表示感谢，谢谢小兄弟给了他一个不错的家。
奶奶就不同了，爷爷去世时，我的父亲和两个姑姑正上小学，姑姑们临近毕业，眼看着家里困难，奶奶便想让女儿辍学及早回家。舅爷赶来了，坚决不允，答应一切由他负担。奶奶哭着捶打着舅爷的肩膀说：“四兄弟呀，你可把姐姐这辈子坑苦了，还把你自己也搭上了！”
这位独身的沈阳东关学堂校长，连叫了几声“傻姐姐”，说明了自己的安排，奶奶破涕为笑了。看来，对四舅爷撮合的这桩婚姻，当事人一个很满意，另一个不很满意。爷爷和奶奶所说的可能都是真心话，但到底谁的更符合事实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对四舅爷本人的婚姻，或许只有四舅爷自己除外，旁人几乎没有人会感到满意了。
四舅爷离开私塾不久便考上了奉天省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先是在仙台师范学习日语，一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值甲午海战刚刚结束，一个战败国的学生在战胜国的学校里学习历史，经常遭遇冷嘲热讽，心中的不快是可想而知的，况且，教科书的内容多有历史上中日两国同期发展的对照，一个辉煌跌落，另一个寒酸崛起，其中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日益郁闷。
平时少言寡语，只是埋头读书，为了尽少接触校园里的烦心事，也尽量躲避城里的烦扰，四舅爷便经人介绍，在距离大学挺远的乡下租了一间住处。从此，人们在校园里见他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遇事便说路途遥远，告辞告辞，尽量不在学校里久留；可在住处却见他一直起早贪黑，两头儿不见太阳，主人始终认为他在学校里忙碌。其实，一离开校园，四舅爷便买下几个饭团，在半路上找个人稀安静的地方看书，直到天黑再回家睡觉。平日不显山露水，只在考试成绩公布时，势必引起人们的注意：简直不可思议的突出。
这期间，伊藤博文已就任首相，但仍旧兼着帝大历史系的高级学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兼职教授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一职。伊藤博文曾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也是从这个系的系主任位置上走向政界的，从政后仍一直很注意这个系的发展，当上首相之后似乎更加热心。一次回来听取学术汇报，当有人提到本系连年成绩第一的竟是一个康姓的中国人时，心里甚为不快，甚至有点儿恼怒，直到调看过历年各科的考卷之后，才一言未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在场的各位教授一眼，便扭身走了。直至毕业，四舅爷保持住了他的第一。
四舅爷的房东，男主人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小学校长，家庭主妇也是一位有文化的人。竹林深处一排挺气派的木屋，安静优雅，召这个大学生来住，并不是因为钱，主要是为了增添一点儿生气。但四舅爷住进来不久，女主人就失望了，这个青年早出晚归，连个人影都很少见，整个房舍没增加话语，更没增添笑声，与先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儿。可校长听到妻子的反映，却不以为然，觉得小伙子少言寡语、刻苦读书那就是最难得的生气，非但不失望，反而有点儿喜出望外。从此，老太太再不说什么了。
两个老人还有一个独生女儿，自己独自住在阳光充足的那间房子里，挺长一段时间，四舅爷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她是个病人，肺痨，一天到晚躺卧在她的榻榻米上。舅爷住的房间正与她的房间大调角，房子东北角上那间背阴的储藏间，有一个单独背向的推拉门通向竹林里的一条小路。每天晚上天黑回来，四舅爷来到客厅兼餐厅里，把主人备下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端回自己屋里，吃完晚饭就睡了，来日天不亮，又揣起那早餐干粮就走了，很少与这一家人见面。
逢年过节，一家人必须聚在一起吃饭时，舅爷才见过那姑娘。确实病得不轻了，轻轻进来，很有教养地打过招呼，吃上几口饭就告辞归去了。四舅爷对她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可能只有“面若素绢命悬丝”吧。只是半夜偶尔隐隐地从远处传来的咳嗽声，听得出，明显地与女主人的不同，才想到她的可怜。
校长和女主人性格相近，终日话语不多，只是年节之时，喝下几杯清酒，有了兴奋，话语才比平时多一些，但仍属于寥寥数语。主要是感叹世界的不公，鼓励后人要正直平等、努力认真。像那个时代近乎所有的日本老人一样，即使人尽皆知，节日里也要亲口告诉后人自己过去经历的不凡，并且要立马给予证明。
于是，那天四舅爷被拉进了校长自己的书房。果然，在那个古朴的书橱上方，墙壁上挂着那两个显眼的镜框。像老人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是老人连年甲等第一的证书和被直接派为校长的委任书。原来，这位校长是仙台地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明治维新以后才有机会上学，因为成绩突出被保送上了仙台师范。那时日本的师范生实行全国统考，在校期间连续获得统考甲等第一的学生，毕业时由文部相亲自签署委任书，直接委派为小学校长，而不再经过先当教师，然后再视业绩逐步提拔的过程。两个证书相互印证，是获得者一生的荣耀。
最后一个学年，主要任务是写论文，四舅爷在住处待的时间多起来。那天中午，舅爷刚准备去外面找地方吃饭，忽听女主人大喊“救火呀！救火呀！”这才发现，火苗子已经窜出厨房老高，舅爷立即跑到校长的书房里救出了那两张证书，又返身回去把病姑娘抱了出来。火苗子凶猛，房子主体主要是竹木和窗户纸，不一阵儿就燎光了，可水源方便，周围林木湿润，加上救得及时，其实没烧多少东西，损失有限。
校长回来很快作了安顿，连同房客一起，搬到附近一家的闲房里住下，而一个月过后，原地方立起一座新木房，比原来更大，更漂亮，也更舒适了。女主人还时常懊悔自己粗心带来大祸，老校长见女儿和证书都完好无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搬进新房，似乎比以前还更开朗了。
四舅爷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中午饭再不用跑出去吃了，不少需要查找的资料，女主人很快就能从校长的书房里送过来，精力更容易集中了，而新房子散发的竹木香气也真催人奋进，多年的思考化成了泉水、小溪，又很快汇成了不小的河流，奔涌起来，激荡开去。心和手被《中国道教之精髓及其历史变迁》牢牢地扣住了，而这论文的一点一滴又都在他的心里脑里融化了，开始浇铸了，河川奔涌，波光粼粼。他忘了自己，更忘了周围。
直到初稿写完，才突然发觉，一股焦虑正袭扰着主人一家，似乎一点儿也不亚于那天的火舌。女主人更像母亲一样，更确切地说，四舅爷所感受的是更像姐姐一样，关心着自己，但有时却望着他发呆；老校长态度和蔼，但不知道是不是像父亲，对于四舅爷的经历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对母亲稍有记忆，对父亲无从谈起呀！但毕竟是成年人了，他开始暗暗地提醒自己，应该为这一对老人做点什么，只要他们提出来的话。
果然，那天晚饭后，两位主人一齐请舅爷走进校长的书房，轻声地谈了起来。论文初稿完成，道教精髓，醍醐灌顶，东海浮舟，崂山紫霞，四舅爷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神化欲仙之时，却在不意中得罪了那位病榻闺秀、扶桑才女。
当时的日本，现代气息日渐增长，但古老的风俗也还有市场。一个成年未婚女子绝不可轻易地被异性青年抱过，除非定下终身，否则必被人视为不洁，再入良家便很困难。人之常情，急救性命时，这一条怎还有效？可一个病魔缠身的姑娘怎么也想不开，暗自流泪，日渐憔悴。母亲得知，相劝多次都不管用，只好告诉了父亲。
父母同时来劝，女儿反而娇气倍增，丝毫无用。校长那张只开朗了几天的脸，又开始冷峻起来。女主人来送茶送饭的脚步更轻、更勤，话语也更亲切，可心里的事儿瞒不住，一见到舅爷，便不自觉地眼神发呆，对着这个中国青年要多看上几眼。
一家人受着折磨。实在熬不过去了，太太拉起校长找来了四舅爷。女主人从全家的感激谈起，说到属相、星座，又说到日本风俗和婚姻自由。却也真诚地告诉对面这个青年，女儿的病是不可治愈的，绝不想过多地连累别人，只是希望四舅爷能给她一点欣慰就行。具体怎么做才好呢？一问，老人立即掩面哭了起来。
一家人饱受熬煎，现在又一家人来熬煎四舅爷了。尤其是那位校长，一直一言不发，正襟危坐，脸色冷峻，灯光下雕像一般。都是为了女儿呀，为了重病的女儿呀，为了再活不了多久的女儿呀！这位孤傲倔强，自命不凡，事实确实也不平凡的乡村骑士，若不是实在不忍再看女儿受到的熬煎，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竟然到了这般田地！
四舅爷虽有预感，但实在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校长突然躬下身，双手掩面，手指垫着前额，伏在榻榻米上，先用汉语说了一声：“拜托了！”紧接着又用日语连声说：“一切由你自己拿定，一切由你自己拿定！”
这时，女主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大信封，说是女儿写的，并示意一切到此吧，希望舅爷明早一定要给个明确的答复才好。四舅爷赶忙扶起两位老人，握着信封回到了自己房间。一封信和一副对联，竟然都是用汉字写的。信的内容，可能是在求职简历的基础上改写和翻译的。
原来这姑娘刚满24岁，毕业于京都师范汉学系，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病退职。那副对联，摘自纳兰性德的词：“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信是娟秀的小楷，对联是柔中有刚的赵孟頫体草书，即使在中国国内，非才气十足的姑娘，也是绝以做不到这一步的。
26岁的四舅爷，这时心里正萌生着“黄老再世，舍我其谁”的自信，稍微放下了《辛丑条约》的苦闷，眼见姑娘的才气，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至，顺势提笔写下两联：一联是“偏是玉人怜雪藕，为他心里一丝丝”，另一联是“戏将莲菂抛池里，种出莲花是并头”。几乎一夜没有入睡，黎明时，觉得现在便“雪藕”“丝丝”未免显得轻浮，起身把那第一联撕了，只将那“池里”“并头”叠好，放入了信封。仅仅半年之后，就后悔了，而且再也弥补不上了。这是后话。
女主人轻轻地送来早饭，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信封走了。不久便听到了女主人“啊哈”“呀兮”的呼叫声儿，母亲拉着女儿来了。母亲依然“啊哈”“呀兮”的叫着，两只手各拍打着两个年轻人，一直到发觉自己失态了才停了下来，口里还在不停说着“呀兮”“呀兮”，独自退出屋门时，早已是满脸泪水。走出挺远了，还让人听到了高兴的喃喃自语“以后再不用分头给你们送早饭了！”
那天，是当地的一个什么节日，晚饭后，晚辈要给长者弹奏叩头（即日本人改制的中国古琴）、跳扇舞，就是那种隔着纸隔山的真人皮影。在这位乡村骑士家里，今天却破例，是长者为晚辈弹跳。女儿异常高兴，还在父亲伴奏下，和母亲同跳了一段儿。这令四舅爷在人生之旅上，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父母双全的温暖，尝到了家的滋味。
春节刚过，新学期还没开学，就有信息传来了，四舅爷的那篇关于精髓与变迁的论文经过帝大最高学监审核，定为本期文科毕业论文第一名，又查，准其撰写论文前的五年中，他的所有成绩均为甲等，于是，为全校甲等第一名。
帝大主建筑的正门为三扇门并立，中间一大，两旁各是一小，平日里只开那两扇小门，中间大门除了有重大庆典之外，平常一年只开两次，一次是新学年开始，校长在二楼礼堂面见全校教授，教授们由大门入出，其他人不得；再一次是毕业典礼，人们全由两个小门进去，毕业生上二楼接受学位，其他人在楼下大厅等候。甲等生得到学位证书后，全体在楼下大厅集合，全校第一者为排头，身着学校赠给的第一名礼服，手持证书，身旁由自己的家长陪伴。这时大门开启，乐队奏校歌，第一名缓步在前，其余甲等生相跟着鱼贯而出，然后，大门关闭，典礼的其余内容再继续。
那学生，那礼服，那家长，那场面，何等体面。我们的这位乡村骑士自己经历过一次，深知，那岂止是一份荣耀，简直就是一次人生难得嘛！可那只是在仙台师范呀，还不敢与这东京帝大相比的！校长又睡不着了，回想起当年，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父亲一紧张就揉鼻子，母亲一见生人就低头。实在怕丢人，还偷偷地在家里排练过两位老人呢！现如今呢，这种担心不必了，我和内人哪个不能体体面面地走上前去？还根本没有得到邀请，这位校长却早已经开始了准备，甚至那天自己如何穿着，老伴如何打扮都作了设想。好自信啊！
不过，也真的不算过分，要家长前来陪同，不让他们来，那还让谁来呢！这位骑士还更仔细地做了安排，为了让女儿高兴，决定也带她去参加典礼，但在此之前一定要让他们订婚，不然就又丢人了！于是暗地里嘱咐夫人快做准备，并要尽快动员那位中国小伙子同意订婚。
四舅爷呢，忙着论文的出版、校对，给校刊号外写缩略稿，出席座谈会，练习典礼答谢。对这一切都没察觉，只是每天尽早回来，先把好消息告诉给那姑娘。至于订婚，不必暗示，你们就安排吧！那时日本的订婚礼并不复杂，主要是要与照相馆约好日子，让摄影师到家里来给一对新人拍个合影，其他的都自便。校长提上礼品去了照相馆，讲好合影就定在毕业典礼结束、回到家里以后。
舅爷在二楼领过毕业证，做了谢师致词出来，一转过楼梯就看到了那一家人，好显眼，好体面。校长穿上他那身深黑的仙台师范甲等第一名的礼服，夫人是一身米色的和服，雪白的布袜登在一双米色皮带儿的新木屐上，女儿则是一套雪白的西洋礼服。大厅里，校长那绝无仅有的礼服，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而当四舅爷那一身黑色的礼服并过来时，大厅里响起了掌声。乐声奏起，女儿在人群里擦着泪水，妈妈在队列里也要泪花闪闪，看到丈夫厉色的目光才止住了。
走出大厅，穿过校园，租了四辆人力车，四舅爷在前，女儿第二，校长第三，女主人殿后。一黑一白一黑一黄，飞过大街，跑出东京，牵动了一路人的眼睛，知识阶层的人驻目赞叹着：这是个甲等第一名之家呀！回到家里，照了订婚像，很多人前来祝贺。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天，我的那位准舅奶奶脸上泛出了久已不见的红润，而后，病情更是明显地减轻了，可以天天去路上接四舅爷归来了。
通常舅爷身穿那套黑校服，舅奶是那身白礼服，一对修长的身影，沐浴着夕阳，向青翠的竹林走来，相挽着，时蹦，时跳，似飘，似飞。母亲远远隔窗望见，两个黑白小点儿闪跃，整座山谷都鲜活了！她想起德富芦花的描写：“请在绿叶繁茂的时节漫步林中吧，每一片叶子都满载着阳光。如果你摘一片绿叶遮在头上，那么你的脸便会变成绿色；倘若你要小睡，那么你的梦一定会被染得透绿、透绿。”
母亲见到了那阳光，那绿色，但没有小睡，却真的有了一个梦，那梦也真的透绿透绿的。两年前，芦花来家小住，写他的《自然与人生》。写到得意处，在饭桌上，便要情不自禁地给老师和师娘背诵几句。母亲相信，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从美好的情感到美好的婚姻，总之，一切美吧，都是大自然的创造！那是一种尊严，神圣的不容侵犯。
学校保送四舅爷上了研究院，舅爷也愉快地接受了。但日本国内的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舅爷上研究院半年多，日本进入日俄交战的前夕，国内战争叫嚣日益高涨，官民排外情绪不可遏制，舅爷又一天比一天郁闷，尽量不出屋，与未婚妻谈论道家，讨论诗词，切磋书法，还谈到自己曾经撕掉纳兰性德另一联词那回事儿，舅奶甚感可惜，于是请舅爷重写一次，四舅爷连写两次，都感到绝以没有那次写得漂亮，舅奶也深信不疑，但还是都保留起来了。舅爷好后悔，舅奶好遗憾。
舅奶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脸上有了血色，体重也开始增加了，比照订婚像时强多了。据医生说，照这样下去，多说再有半年的将养，就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了。全家商定，那时就举办婚礼。健康一天天复原，婚期一天天临近，激动，渴望，思念，惦念更难以控制了，舅奶仍是每天都来路边接舅爷，但来得更早了，有时，太阳刚见西斜，舅奶就来了。还好，第二学期阳春开学，一天比一天温暖，多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大有好处。
入夏，天热了，为方便女儿歇息，校长便雇人在小桥头上盖了一个竹亭。暗地里，四舅爷称那亭子为“渌亭”，猜想它的雅致不亚于纳兰性德家里的那个“渌水亭”；舅奶则建议叫“凉亭”，性德有词：“两处鸳鸯各自凉”。那天，天很黑了还没见两人归来，母亲着急，催校长去看看，校长说妇人就是容易唠叨，两个年轻人就要结婚了，该有说不完话，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有什么不好。但又过了一阵儿，自己也坐不住了，拉起夫人一起出来了。舅奶还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亭子里，一直没见舅爷的人影儿。三个人叫来车，赶到帝大，已近午夜时分。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找见了舅爷，正被关着写反省书。
这天上午接到文部省下发的文件，其中自然少不得诏书、敕令早已表明的精神，要旨是 “传皇道于天下”，“扬武士之神威”，和“急王道乐土之所急”。据此，校学监会重新调整了研究计划，研究的重点全部改为日本的皇道皇政史，上年批准的四舅爷继续其道教的研究项目取消，并宣布给当事人。
当场舅爷就与他们发生了争执，学监们明知理亏，却判舅爷必须连夜反省，明早定夺。四舅爷决定不写反省，准备退学，但管事的仍不放他走，因为他现在还属研究院的人员，拘押仍合理合法。舅奶一听，立时就吐了一大口鲜血，晕倒了。
后来，我们的乡村骑士亲自跑到文部省反映情况，据说还惊动了伊藤博文，结果，责令学监们道歉，恢复原来的研究计划，四舅爷继续他的研究。但舅爷决心已下，再也不去上班，只在医院里日夜守护，照顾着舅奶。眼看舅奶不行了，还依照未婚妻的意愿，在病床前举行了婚礼。
舅奶去世，舅爷回到家里，与两位老人对坐许久，还是决定退学回国。母亲哭泣不止，总在重复着一句话：“冷静些，冷静些，再好好想想，再好好想想！”校长急了，喝道：“国破了，家亡了，国破家亡，还好好想什么！”
连日来，日俄交战的呼声更高，日本举国上下弥漫着要征服一切的情绪，为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还特别注意随时随地煽动出仇华排华的举动。老人难舍难分，同时也为了女婿的安全，平时总提醒四舅爷少外出，尤其晚上，必须早早回来，免得让人担心。饭后，一家人总要在一起，说是喝茶，实际上是默默地坐上很久。有时，已经很晚了，校长却跑来看四舅爷，说是有事儿，可一见面又什么话也没有了。看得出来，只是想再在一起多待一会儿。这真是破天荒啊！
过去在家里，这位骑士很少离开书房，偶尔去的地方也只是客厅而已，恐怕厨房在哪儿，都不很清楚，至于是否有这么一间储藏室，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想过。自从明确了与女儿的恋爱关系以后，一家人曾建议四舅爷搬进里间来住，但舅爷婉拒了，那间储藏室也确实一切都很方便。临走的前一天，下午三个人一起到舅奶的墓前祭奠。晚饭后，校长夫妇请舅爷进了舅奶生前的卧室。订婚照端挂在墙上，舅爷抄录的两幅对联已经嵌入镜框，分挂两侧。
两个老人已经决定，从此这个房间将作为舅爷和舅奶夫妇的新房永久保留，除非祭奠日，平时不再打开，只有四舅爷有权随时开闭。“这是门儿的钥匙，请你收好！”
校长又拿出另一张订婚照，递给舅爷，说：“这是留给你的，请你随意处置吧！”舅爷在舅奶的书橱里找到了另外那幅“雪藕”“丝丝”，请求归还，并允许带走。走回客厅，又默坐许久，母亲一直流泪。
后来，校长一人送舅爷回房间，在那里校长又坐了下来，听了舅爷回国后的打算，大加赞赏，提笔写下“常在课堂”，厚重的钟体，刚劲有力。很晚了，舅爷先是告诉了舅奶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本杀人”，接着，不无激动地说道：“历史会证明你是错的，中国人是能行的！”
舅爷原想，这必定震撼老人的情绪，甚至引起大怒。不曾想，老人异常平静，回答道：“‘日本杀人’这句话我听她跟我说过了，她说得对！你说的‘中国人是能行的’很可能也是对的，但还需要证明。孩子，请相信我，当证明我是错的时候，我一定会承认错误！请相信我，请相信我！”最后几句的语气近似请求，声音有些颤抖。透过骑士的简单耿直，浅见到学者的绰约风节。舅爷再也说不下去了。
舅爷很尊敬这位乡村骑士的方正、刻苦和直率，对他崇尚科学进步，主张世界平等更是由衷敬佩，但对他同意“是中国人不行”的看法却很为反感。当时的日本历史界的思想主流还是人与事的二元独立方法，即历史事实的进展与一个民族或人的素质的完善，是相互独立的，各自依照连续的法则发展着。
过去几千年，中国一直领先于日本，这是事实，是同处儿童时期人与人的差别，但最近却明显落后了，是进入成年，人与人之间，到底是行还是不行的就根本体现出来了。四舅爷对此不能同意，且很反感，但因为思路也是这个二元的，却怎么也解释不了，很是苦恼。与自己同在“支那史研习室”的一个同事甚至写了一个俳句，悬挂在自己办公桌对面的墙上：“稚童超长非大恙，成年久医，不治，已入膏肓”。这位同事姓猪川，自恃是江户时代贵族的后代，学问浮躁，嫉贤妒能，平日出言不逊，专横跋扈，很不为大家所喜欢。
这次，借着排外势力增长，哗众取宠，也直接针对舅爷，发泄了一回嫉妒。其他几个同事，欺善怕恶，跟着起哄。回家跟这位校长提起，希望得到一点理解或帮助。谁曾想，骑士单刀直入，绝对同意这一观点，还在报刊上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在他的学校里就一定更是大加宣扬了。也真得承认，若是固守这种二元思路，这位骑士的论证，确实称得上是逻辑严谨、论据充分。
舅爷的苦恼和反感加重了，而且多有表现，明眼人一看便知。难以置信，这位乡村骑士，能把学术与亲情区分得那么明确，各不相让，小伙子的反感日益要发展到白热化；然而，却亲情剧增，校长日益拉近了父子般的关系。
舅爷回国一上岸就被请到了奉天将军府在营口的大营里，很快又被委任为“邦战事务股”的副统领，统领是个精通俄语的军官。舅爷回来的当天，正遇上日俄两军在旅顺口激战，本来预备在大连靠岸的，但因日本兵船占满了港口码头，不得不绕到营口。轮船经过老铁山对面的海面时，几十里之外都望得见火光闪闪，听得着隆隆炮声。同船的日本人涌上甲板，无不欢欣鼓舞，手舞足蹈。舅爷躲在舱里，全身无力，平躺铺上，望着天花板，想到猪川的俳句，一时绝望到了极点，甚至真的有点儿相信了：“中国人是不行呀！”
“邦战事务股”是新近成立的临时机构，专门处理日俄交战时可能带来的日常交涉事务，为表示中立立场，原本起名叫“友邦交战事务股”，上报朝廷，被骂“愚蠢”，才改为现在的名称。中立不假，但称“友邦交战”，容易被人误会为“友好的两国在打仗”，咱们在一旁看笑话，岂不有讥笑之意？如果当事者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
日本一对俄国宣战，北京朝廷就给奉天将军府来了命令，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交涉事务。为保持中立，这个机构要尽量地接近他们的前线，谁来交涉，都不可怠慢。实际上，四舅爷在日本还没动身，就已经被初步定在了这个副统领的职位上。那时，中国驻外领事馆的最大本事就是密报，严密地监视着留学生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朝廷报告。甲等第一名，受到过伊藤博文的青睐，早已为领事馆所注意，一接到通告要回国，马上电报给将军府，邦战事务股正合用，先安排个副统领吧！
舅爷上任只两个多月就被升任为统领了，原因是日本战胜已经无可怀疑了，原来，将军估计俄国战胜的可能性大，将来主要要应付俄国的要求和安排，便委派了精通俄国的人担任了正职，现在，日本胜利在望，这位在日本取得过甲等第一名的人升任正职就太合适不过了。
舅爷听说，愤慨超乎寻常：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打架，家的主人竟然宣布自己保持中立，还事先做好了准备，准备去恭迎任何一个战胜者。这是什么主人呀，即使软弱，也还应该有起码的尊严，总不至于如此龌龊下贱吧！身为七品命官，岂可议论朝廷。四舅爷痛苦，气愤，憋闷，终日无语。一天，突然领悟到：未必是中国人不行，是中国的朝廷不行！可他们也是中国人呀！推己及人，心里又糊涂起来。
将军府原以为这场交战错综复杂，要交涉的事情少不了，必须细查时局，做着精明的安排。其实这些都是自作聪明，一厢情愿，事实是，交战的双方，无论胜败都没把中国放在眼里，似乎哪一方都没有想过要跟这个家的主人有所交待，交战时的交涉就更无从谈起了。终日无事可做，舅爷时刻想离去，以便实现他那“常在课堂”的理想，近一年时间，从日本带回来的大件行李都一直没有打开过。
交战结局一定，将军府立即撤销了这个“邦战事务股”。正好这一年，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舅爷得到批准，去任奉天东关学堂的校长。
四舅爷按照现代教育方针制定了这个学校的发展规划，把住所也安排在校园里，挺大的院落只一个人住，由一个工友帮助做饭。卧室里挂着那张订婚像，两侧是自己带回来的那副条幅，右为“偏是玉人怜雪藕”，左是“为他心里一丝丝”。书房里悬挂着岳父题写的那条横幅——“常在课堂”。
四舅爷在心里把这条横幅改写成了“擅长讲课”，自己虽为校长，但绝不脱离课堂，要始终和普通教师一样，给学生上课，并且要努力成为讲课能手，不愧为一校之长。后来三十年多年里，从30岁来校当校长，直到63岁退休，自己始终担任高年级的历史课和时事讲座课，并且真正达到了“不愧为长”的地步。
日本战胜纪念碑落成那年，从南方转来一个男孩子，眉目清秀，像个小姑娘，一开口满嘴江浙口音。记住了他的名字，更记住了他对仆人的温和和礼貌，分到哪一班忘记了。
日本战胜了俄国，取得了满洲铁路南段的控制权，并要大量驻军，后受到英美等国的干涉，驻军减少，但提出要从铁岭到旅顺一条直线，每隔5到10公里修一座日军胜利纪念塔，共计40几座。列强将其视作琐事，不予计较，而中国政府竟然也认为这纯属于铁路管辖权限范围之内，可任随路方决定。
因为历史眼光和个人的经历，这激起了四舅爷绝非常人的愤怒，但既不可直白表露，又不可过于婉转。政府已经腐败但依然残暴，直白必遭祸殃；孩子还小，过于婉转难以听懂。四舅爷便打了个比方，在时事讲座中分析了这件事情的后果。两个强盗不约而同闯进一家来抢劫，为了独霸，竟相互红眼，厮打起来，家里一片狼藉，败者逃掉，胜者得意，却要在这家里立下自己的牌位，留作永久的纪念。当然，这个家的主人从此必须好生伺候，小心供奉，否则难免惩罚。世间怎能容下这般无礼！欺负人怎能到了这种地步！
那个从南方转来的学生在沈阳住的时间不长，据他自己晚年回忆，但却永远地记住了在东关学堂的这一节课。40年过去，这个孩子成了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任团长率一团人员，秘密前往苏联，与那里的最高层领导人举行会谈和谈判。在一项具体的协定条款中，苏联政府提到了日本当年修的那一溜纪念碑，想把它们整修一番，改建成苏军胜利纪念塔。当场就受到了我方的拒绝，这位缔造者深情地讲述了他那一辈人一生难以忘怀的那节时事课，令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这些碑给一个民族的尊严带来了创伤，它们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就是强盗的标志，无论是谁，再把这些碑重新竖立起来，一定都会被人们认定为是强盗的继续，尽管这里可能有误会。
据说，谈判结果还未最后确定，在当晚的宴会上，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走到中国团长面前，致意、敬酒，特别提到：“为你那位了不起的老师干杯！谢谢他让我们知道了如何教育孩子！”现在人们才知道，在分别后的40年时间里，四舅爷与这位后来的新中国缔造者之一丝毫没有联系，至于这位缔造者在苏联发表的感想，四舅爷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但自从抗战以来，这个孩子的名字和照片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已经引起了四舅爷的注意，但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真正确定了，这个了不起的人正是当年那个满嘴江浙口音的孩子。可始终没有想到，自己这个老朽能对新人有过什么影响。更没有想到，后来在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向这位学生简述心中的寂寞时，竟然受到了那样的敬重。
一个30岁的校长竟然还是独身，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近人来提亲，舅爷必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卧室，不等来者把话说完，主人便指着照片说：“多谢，多谢！可当着内人的面儿，怎好说这些呢！”搞得人家不得不闭口。对于亲人，话语仍如此，但往往更加直白，直让对方现出尴尬，以后挺长一段时间不愿提起此事。若是关系较远的，舅爷总是请人在客厅坐定，耐心认真，做到了洗耳恭听，但最后仍是婉言谢绝，所用语言之得体、准确，听过之后很少有人还二次找上门来。
同辈人不解，长辈人嗔怪，全不在意。低调工作，教书上课，心思都用到了办学上；余暇之时，继续钻研老庄哲学、道教经典。还与太清宫的道长、道首们交上了朋友，经常前来讨论切磋，假期里甚至住上几日不归，日夜交谈，翰墨相赠。还在道长建议下，从此将每月收入的大部分存于宫中，作为养老金，退休后可住进太清宫，直至魂归洞天。
一晃20多年过去，过了50岁，很少有人再给四舅爷提亲，生活清静多了。初恋的甜蜜令舅爷终生难忘是可想而知的，舅奶的情感在舅爷心里所占的分量也是非同小可的，但如果形容为与日俱增，恐怕就没有多少根据了。当年，舅爷与舅奶一起相处的日子就那么多，而且，自打回到国内，舅爷便渐渐地与日本方面失去了联系，关于岳父岳母的消息也早就中断了。教学和道教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加上日本人日益猖狂令人厌恶，舅爷当年在日本的美好情感已经非常淡漠，几乎忘光了。
然而，就在“九一八”之后不久，日本人却主动找上门来，而且是一位将军，驻军的最高司令。这位司令早年毕业于陆军学堂，非常喜欢历史学，尤其崇拜伊藤博文，在部队驻守东京时，曾来帝大旁听伊藤讲课，也曾经对中国道教感兴趣，读过舅爷的论文，更知道那甲等第一名的荣耀，对舅爷也属早已久仰，遗憾自己可称学兄，但错过了机会。说来也巧，他还在舅爷岳父的那个小学借读过，对校长执弟子礼。
“九一八”事变前就接到陆军部的训令，高级军事长官将来要特别注意与满洲知名人士搞好关系，为此，这位司令还特意回了一次东京，拜见了那位乡村骑士，详细地询问了舅爷的情况。事变后立刻前来拜见。舅爷始终以师弟的身份与其交谈，令这位司令深感得体得当，多有感慨。临别，司令告知，他要派人回东京汇报，并要去拜访老校长，如果舅爷有什么事情相托，尽可吩咐。于是，舅爷把自己写的两首“自诫诗”抄录一遍，又改写为和歌，用日文写好，给岳父大人捎去了。但是，却把卧室里一直悬挂的订婚照取下，收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又重新挂起。
岳父已经年近80，住在医院奄奄一息，岳母早于7年前去世，去世时已经双目失明3年。失明的当年，在帝大毕业典礼那天，校长给老伴穿好那件米色和服，自己穿上那套甲等第一名礼服，叫来两辆车，直奔帝大门口，然后，再折返回家。去时，经常催促，“小伙子跟上，前面还有一辆车呀！”，回来时则不时提醒，“慢点儿，慢点儿，前面还有两辆车呢！”到竹亭前停下，校长搀起老伴，一步一步走向竹林，几乎每走一步告诉老伴一句，这是走到哪儿了！“呀，呀，是的，是的！”“啊，真的，真的！”老太太高兴地回应着。进屋坐定，老太太喃喃自语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校长以为夫人的眼睛复明了，赶忙蹲下，把脸贴近老伴的前额，兴奋地追问：“你看了？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那黑白两个小点儿在跳跃，天和地都是透绿透绿的！”夫人回答着，两个深陷的眼窝里流出串串泪水。这是女儿和女婿又给她托梦来了。
校长的两眼也立即涌出了泪水。老伴儿失明后，不知道了白天和黑夜，校长经常难以断定她是睡了还是醒着，只是时常见她默默地流泪，一问，便常常讲，是女儿和女婿又给托梦来了，“透绿透绿的”。没有任何外人在场，老伴儿又根本看不见，校长自己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了好一阵儿！心里重复着女儿的话：“杀人犯，杀人犯！日本杀人！”
听说女婿捎来了东西，知道女婿至今还未续娶，校长坚持着坐了起来。看完和歌，指了指纸面，又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右手翘起了大拇指。接着，用颤抖的食指点了点送信来的参谋和窗外，然后收回来在被子上方，平画了一个大圆圈，最后伸出小拇指一直点着参谋的脸，气愤地躺下了。人们懂得了老人的意思：写信的人和我都是好样的！你们这些军人和不少日本人啊，大大地坏！
文革前一年，四舅爷被追认为抗日志士，当年，要纪念抗日胜利20周年，省政协征集文物，我的四伯父拿出了四舅爷当年写的自诫诗，交给来人，依依不舍。我的四伯父，也是日本东京帝大的毕业生，是省里著名人士，尤其抗战中表现突出，解放后任省政协委员。来取诗稿时，正值暑假，我从北京回来拜访四伯父，在家里正好遇上。
来人走后，四伯父又拿出保留的临摹稿，一边让我看，一边讲解和评论。因为印象深刻，加上那时是我记忆力最好的日子，四舅爷写的诗，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并能默写出来。第一首是：“不曾立有凌云志，生不逢辰得虚名。回眸世界天高远，莫将老骨媚公卿。”另一首是：“风霜雨雪家乡水，出山在山两难清。渗过沙石潜入井，蓬莱一缕杨柳风。”
据四伯父讲，舅爷的诗平实刚耿，着力风骨，少有经典，却卓显底蕴，只是韵律稍欠练达。而改写成的和歌，却十分完美。记得当时，和歌是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见过。似乎四伯父手里也有这两首诗的和歌日文摹本，但没给我看，也真没必要，我根本就没学过日语。
参谋是个认真严肃的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修长的身材是日本男人中绝对少有的，面色白净，神态庄重，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按照将军的吩咐，如同新兵背诵条例一般，向舅爷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所见所闻。舅爷认真地听着，也认真地打量着这个英俊的青年，感谢他的诚恳和认真。可也立刻想到，面前这个青年完全具备刹那间就变为野兽的特性，与他的那位司令将军一样，都属于骨子里就人格缺损的暴徒。他们可能是出色的水手，可都有海盗的本性。
作为历史学家，四舅爷曾经苦苦地思索，这些人和处在这个时期的日本民族，到底为什么如此缺乏人性呢？对此，“九一八”之前还总想找到答案，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追寻其中缘故的兴致。还曾想过，对于这些人，教育终归是能起一定作用的，但那必须从他们小的时候做起，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现在，只有必要的惩罚，让他们为自己的罪恶付出应有的代价，才可能奏效！
四舅爷以将军师弟的身份接待着这个参谋，又以师长和近邻的态度倾听着他的述说。那位参谋在四舅爷面前几乎与在将军面前一模一样。过后，他对别人谈起，他对舅爷的真情和坦诚表示敬佩。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听一位著名画家作关于爱国主义的演讲，他激动地说道：“在日本，有鲁迅的塑像，有周恩来的塑像，因为他们爱国抗日；但绝不可能有郑孝胥的塑像，也不可能有汪精卫的塑像，因为他们卖国求荣，人格低下，连得益于他们的日本人也看不起他们！”由此，我想到，四舅爷受到那个参谋的敬佩是自然的，一个淳朴爱国的人，在人格缺失的侵略者面前，必定会凸现出格外的高尚，受到震撼和敬重是不奇怪的。
四舅爷后来一直没成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救了他的老姑父。那年年底，舅爷到沈阳南站送一位老师上车，出站时被一群乞丐围住，舅爷便拿出零钱分发，轮到一个老人时，那人突然收回掌心，转身便走。舅爷觉得眼熟，也觉得奇怪，便上前一步拉住，仔细一看，唉呀，这不是老姑夫吗？这么成了这个样子？四舅爷立即脱下自己的皮袄给老人穿上。叫来车先拉上去澡堂，洗澡，理发，换上新衣服，然后拉到了家里。
老姑父姓王，这年已经60挂零儿，早年读过几天书，但总不入门，几次乡试，一一落榜。40刚过，老姑去世，不久18岁女儿又远嫁去了通化，只剩下姑父一人。本来家境已经衰落，这样更是雪上加霜。老姑夫本人一直是庄稼不会，买卖不通，却在自己失望的情况下，干出了真令近人失望的事情：抽上了大烟。日本人来了，又抽上了白面儿。
这年夏天，听说满洲国皇上在通化一带规划大工程，搅得那里家家不得安生，老姑父对女儿实在不放心，也想让自己及早有个依靠，就变卖了家里仅有的房子和东西，凑足盘缠，到通化去了。可日本人在那里大搞撤村并屯，也不知道把女儿一家弄到哪里去了，几十里不见一个人家，找了几天，没一点眉目，烟瘾难耐，又买了几回白面儿，眼看盘缠不够，只好往回走，捱到沈阳已经分文全无，只好在这流浪，已有两个多月。
四舅爷哀其不起，怒其不争，可又实在没办法，现在你让他到哪儿去呀？可自己这里是学校，不能出现烟鬼的哭嚎吵闹声。当夜送到医院将养治疗、强制戒毒。老姑父也算争气，4个月后竟然真的把毒瘾戒掉了，四舅爷把他接回家，辞了原来的工友，让老姑父做饭，另外又指派了一点儿抄抄写写的杂事，名义上是学校的工友，实际上是四舅爷用自己的部分工资支付姑夫的薪水。一个老头和一个半大老头搭伙成立了一个家。爷俩年龄相差有限，进出学校，对弈看戏，亲如兄弟，不知情的外人也常把他们视为亲兄弟。
大约就在这一年的初秋，辽南发大水，家乡农田基本绝收，村庄房屋所剩无几。第二年开春，人们纷纷逃往黑龙江。听说舅爷有一大笔钱存在太清宫，乡亲们就找到宫里，请求他们用那些钱买下自己的地，好拿到黑龙江再买地。因为遭灾，这里的地价大跌，但仍抵得上黑龙江那边的三倍，在这儿卖掉一亩，到了那边就换成了三亩。
道长算计一下，地租远高过银行利息，便一口答应了，但乡亲们对老道们不放心，坚决主张要把地契交于舅爷手里，这些地全都落在舅爷名下才行。这也符合法律规定，太清宫只好答应。用舅爷的存款，太清宫一下子购入良田7000多亩，因为舅爷有言在先，救济赈灾，绝不可趁人之危，压行压价，否则，指定可以买得更多。
打那以后直到土改，13年里那些土地连年丰收，地租收入可是不少。太清宫自然得了大头儿，但留在舅爷名下的也堪称颇丰。舅爷悄悄地把它们给老姑父存起来了，留着给他养老。四舅爷始终没讲，可老姑父却早就觉察到了。心中感激，努力为人，再不受任何恶习侵扰。
后来，舅爷还在乡下为老姑父盖了一套不错的房舍，打算在自己不得不去太清宫养老的时候，老姑父也好有个归宿。房子盖得，老姑夫要搬去，一来住住新房，二来也好帮助看管那些土地。舅爷坚决不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回去，房子，找近人先住上。一个原本名声不好的人，回去对乡亲们指手画脚，对任何人都不好啊！
抗战胜利那年，四舅爷正好满70岁，已经彻底离开课堂7年了，但仍住在原来的那个大院子里。不久，东北成了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前线，时局纷乱，人心难定，继任校长请舅爷出来给教师们讲讲时事。多年以后，当年的一个教师，在看了追认四舅爷为抗日志士的文件后回忆到，那次，应大家的要求，四舅爷连讲了三个晚上，中心讲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至今仍未完成，对美俄都要警惕，而现在的中央政府已经难以承担历史重任，崭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分析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质原因是美国因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出卖了中国；1943年蒋介石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已经说明自已无力置身于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他不再为中国知识界所忠诚、所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科学与民主。为此奋斗得和平，是真和平，舍此而得和平，无异于苟且偷安。最后还以自己“读经救国”思想的破灭和对费孝通《美国你不应该这样》一文的感想，论证了这些论述的形成过程，格外清晰、明确和充分，令人信服。这位老师当年是沈阳地区的一个地下党领导，做出这些回忆时，正担任一个地级市的文教书记。他感叹，一个古稀老人，思想不见落伍，反而走在很多年轻人的前面，真可谓要超前进入新社会呀！
然而，真是出人意料，大概就在那位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与苏联谈判的时候，四舅爷却开始经受新中国的考验了，他被定为全省著名的大地主之一。东北局高层领导召开土改工作会，讨论《土地法大纲》，有人提到了一些特殊问题，还特别列举了康子健（就是我的这位四舅爷）这个例子。据说，当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思将军也发了言。张将军是张作霖的四儿子，他的母亲，他本人和他的众多兄弟姐妹都先后在东关学堂读过书，很了解四舅爷。
主持会议的是当年有名的“东北王”，似乎早就对这个帅府的四少爷反感异常，听了他的发言立时发起火来：“名下有7000多亩土地，已经连吃了十几年地租，不是地主是什么？”据有人后来回忆，这位脸上布满浅白麻子的“东北王”，当时竟激动得面色绯红，吐了粗话，骂了人。就这么着，四舅爷被一方之王直接定为地主成分，实不亚于钦定！
还好，土改结束，老姑父被定了个好成分——城市贫民，相当于农村的雇农。乡下的土地自然分掉了，但乡亲们和村干部还通情达理，给老姑父盖的那个院落没有分，但划归给了四舅爷。似乎预感到了，这个老人早晚有一天会搬来住的。
对于新社会的到来，最初，四舅爷和老姑父都真正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也都有过解脱和轻松的感觉，但不久就又感到沉重了。四舅爷的苦闷自不必说，但说不出来；老姑父开始心里嘀咕，后来干脆唠叨开了：新社会让穷人翻身作主是好，但像我这样的竟然成了打腰的，而子健这样的今后倒必须耷拉脑袋了。这恐怕不对吧？这能对吗？老人颇有些抑郁、悲哀，终日不语，只是尽量手脚勤快，想给亲人添加一点儿安慰。可年纪已到，不久就去世了，没再遭遇更多的苦闷，也没再受到更多的折磨。
新中国建立，教育大发展，东关学堂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学校，一个中学，一个小学。四舅爷的房子在小学校园这边。虽然定为地主成分，但舅爷的这些房产没动，仍归舅爷所有。但是，不便经常出入学校了，舅爷就找人在自家临街的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堵死了出入校园的大门，从此，舅爷彻底离开了学校。
舅爷一个人默默地生活着，难免有逐渐增多的苦闷，但真的看到了新中国出现的新气象，仍是感到由衷的高兴！一天，现在小学的领导来了，跟舅爷商量一件大事儿。教育日益发展，校园要扩建，想给舅爷安排个新住处。舅爷听完学校的发展规划，还没有跟乡下联系，便一口答应，会尽快搬走。临走，省教育厅通过学校给了舅爷一笔在那个时代称得上是可观的安家费，绝非是赶地主回了乡间。
住到乡下，欣逢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舅爷很兴奋，便提笔给那位伟人、当年他的那个学生写了一封信，祝贺新社会的成绩，也述说了自己的境况和不解。不久，那位伟人给转来回音，谈到自己太忙不便写信，托人转告问候。现在想来，那位伟人虽然自己身居国家领导的要职，但在可能触及“干涉土改”这个敏感的话题时，比平常人还更加谨慎。
那年“五一”，我的四伯父坐了吉普车从沈阳回来，然后要去四舅爷那里。本来要套马车去，不知谁说了一句：不如骑上毛驴走小路更便当。因为已经决定带我去，一听说能骑驴，我便嚷着不要坐车，伯父也就答应了。
四舅爷住的村子，距离我们住的地方，要走小路不远，大约七八里，要是坐车绕路过大桥，就要走10多里了。记得四舅爷那天高兴异常，四伯父还提到了以后要每月给转送来补贴。
20多年以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纪念那位伟人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记录中，我读到了一位省领导的发言，赞扬这位伟人不忘当年启蒙老师的教导，在老师晚年有困难时，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给老师寄来60元做补贴，直到老师去世。这位领导当年正是承办这件事儿的处长，也正是他请我的四伯父传话的。
现在想来，那个在回来的路上打瞌睡、从驴背上掉下来一次的小男孩儿，竟然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陪同别人替伟人给抗日志士带去过高兴和喜悦，真令人感到幸运！在我已经进入中年之际，想起当年自己完全在无意之中，尽了一个新公民对老英豪的责任，实在幸福，而且平生难得。半个世纪过去，时而想起，心中仍未免激动，倍感自豪！
在家乡，人们一直用“郎才女貌”来形容四舅爷和日本舅奶的爱情，这可能真是出于知情不多情况下的猜想，或者纯粹是人为的理想化，因为我亲眼见过那张订婚照。说“郎才”，从四舅爷的上述经历中，人们自己可以断定的。说“女貌”，那可能真属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记得那天在门口一见到四舅爷，我的四伯父赶忙鞠躬，也让我鞠了一躬。进了门，四伯父又对着那张照片鞠了一躬，又拉我鞠躬。一见到照片里的舅奶，我就吓了一跳。照片明显地受过潮，水浸过的黄印占了舅奶头像的大半边，粉化的部分已经让发髻掉落了一半儿。舅奶的脸很像我收集的日本火柴盒上画的仕女，平脸尖眼，高耸的三个半圆发髻压得脖子梗11直、嘴角儿紧闭。记得我一眼见到，就有些害怕。
大概在那30几年之后，我的女儿到了我当年那个年龄，4岁了。中国开始普及电视，暑假里每天中午播送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女儿必拉着我观看。可每当片头的主题歌响起、字幕和人物剪影出现时，我女儿就往我身上靠，甚至往怀里钻。那声音和画面，都让孩子害怕！见到舅奶照片的时候，我不至于如此，也要靠、也要钻，但也是挺害怕的。
记得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特意绕过炕桌，爬过去和舅爷并排坐下，为的是不面对山墙，老看着那张照片。结果，舅爷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还格外高兴，夸我不嫌他这个老人，愿意和他亲近！其实，那天不管我怎么样，舅爷都会是非常高兴的！舅爷和舅奶恋爱的时候，正是姿三四郎改革柔道的年代，那时，可能整个日本社会都以声嘶力竭，面貌狰狞为荣。这似乎也明显地影响到了那个时候的青年女子，扭曲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温柔。皈依了基督，却不崇尚平等博爱，仍然笃信唯我独尊，结果表里不一，人格缺损。
可能，也正是眼见着周围这一切，才启发四舅爷发现了道教的某些高明，并自信它必定能成中国的救国之道！难得舅奶在那样的空气里，只让霉菌玷污了容颜，心地还是晶莹的，以纯洁的爱，抚慰了舅爷那孤独苦闷的心。舅爷则能抛弃那个时代的世俗眼光，追求智慧，追求真诚，勇于负责，忠贞不渝。他们的结合不能用郎才女貌来衡量，恰恰用“郎才女才”似乎才恰如其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让一对并蒂莲花怒放了，不顾一切的怒放了。严重的肺痨，可怕的传染，没有让这对年轻人退缩，反而把那个命近黄泉的姑娘拉了回来，而那些歇斯底里的叫嚣，却最终让他们成了“两处鸳鸯各自凉”。无疑，这多少也是人类的尊严受到了侵犯。舅爷的忠贞捍卫了这种尊严，舅奶则用更大的牺牲凸现了这种尊严的崇高。我把目光投向了窗外。远处的青山，隐隐地变得透绿透绿了，一黑一白，两个小点儿跳跃起来……
2007.8.12于明德主楼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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