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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柳生：父亲延安求学记
作者档案
柳生，河北安新人（今雄安新区），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城后做过教师。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后在市政府机关工作至退休。
父母早年投身抗日
我父亲刘润林是一个冀中农民的儿子，籍贯河北安新。从小家里穷，当过小学徒，挑过盐土，打过短工。1938年17岁跟着共产党闹抗日，1939年加入共产党，任安新县农会主任。
母亲张玉舫，清苑人，地主家庭出身。1940年在抗训班入党，还不到16岁。做过小报记者，会计，冀中八专区邮局长等基层工作。
母亲在中心大村马村上高小时，父亲正在马村一个远亲家药铺当小学徒，就此相识，也算青梅竹马。父亲少年时也是高高个子，面目清秀，很引女孩子注意。只是父亲家太穷，同母亲家不在一个阶级上。
1942年，冀中抗战空前残酷，日本鬼子搞了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尤其是‘五一’大扫荡，冀中军民损失巨大，很多同志牺牲。我父母和战友们能幸存下来都得益于冀中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
残酷环境下的冀中
说到残酷，我父亲有个表兄，他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注脚。
赤毓春，河北人，1920年生人。解放后任过海河治理总指挥，保定军分区政委。年轻时，个子不高，黑黑的脸上长过天花，留下一脸大麻子；有一个眼睛还不好，河北人把他那样的眼睛形象地叫做萝卜花，表叔应该是个丑叔叔。
可就是他这个扔到穷人堆里捡不出来，其貌不扬的丑叔叔年轻时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冀中一带广为流传。
一九四二年，赤毓春接到了一个艰巨任务，到某区当区长。当时冀中的抗日环境极为残酷，党组织已先后向这个区派了六七位区长，但根本站不住脚，很快就都被日本人抓住牺牲了。那时的日本人只要见到像有点文化的人就抓，抓住就先翻看你的手，只要见右手中指有茧子，那此人一定会写字，肯定是八路，马上就杀。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表叔到了这个区竟然站住了脚。
有一次，表叔被日本鬼子追到了一个村子里，跑着跑着路过一个大粪堆，表叔急中生智，抓起刨粪的二齿钩子就刨了起来。一会儿日本鬼子追过来，从后面一把抓住表叔，哇哇喊了一句。只见表叔一回头，那鬼子哇哇地倒退了好几步。那时的表叔跑得已满头是汗，黑黑的脸上一脸大麻子，那萝卜花的眼睛露出眼白幽幽地看着鬼子，身上的破布衫子散发着一股酸酸的汗臭。鬼子被大粪的气味和表叔身上的汗臭熏得倒退了两步。此时的鬼子见了表叔这个鬼样子，打死他也不会信这能是什么共产党的区长！那鬼子被熏得哕（发音月）了一声，冲表叔吐了口唾沫，悻悻转头又向前追去。
此事后来被同志们传为笑谈，表叔在战友们中间也被偷偷起了个绰号，“日本干哕”。
一九四五年党派一批地方干部从军，表叔去了军队做后勤工作。抗美援朝又去了朝鲜，在那里又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
父亲遇险
我父亲也有一次遇险。我父亲和另一位同志被鬼子追到一个村里，急忙到堡垒户家中躲藏，大娘让那位同志躺炕上装病;我父亲没处躲，看家里有个农村筛面的一人高的大笸箩靠墙，就放倒把自己倒扣里面。鬼子搜进屋，还用刺刀猛戳了下笸箩。父亲偌大个子藏里面，幸未被发现，捡了条命。后来村里知道县上老刘被困，让我方维持会长赶紧过来引开鬼子才得以脱险。
白洋淀人民的保护
父亲和母亲能幸存下来还得益于白洋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白洋淀方圆百里，72个圩子，苇子几丈高，排墙而立，形成密密匝匝的水路巷道。日本鬼子汽船钻进淀子深处就如同进入迷宫，弄不好就被雁翎队土枪土炮干一家伙。每次鬼子来扫荡，当年老百姓叫跑反，父母和同志们就乘渔家小船躲进芦苇荡深处匿藏。正是共产党和老百姓浓厚的鱼水情，父母和同志们才熬过了那段抗日最残酷的日子。白洋淀还是鱼米之乡，出产丰富。有鱼虾，有菱角，糊弄嘴相对容易些。
电影《黎明前的黑暗》，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军民不屈不挠的英勇。
父母结婚
这一年夏天，父母匆忙结婚了。大概应该是八月份，因为据母亲说过，当时因为天太热，竟然是在房顶结的婚。
那一年，父亲21岁，母亲18岁。母亲一个地主家小姐能看上父亲一个穷小子，还是归结于革命这个钮带吧。
艰苦岁月残照
“五一”大扫荡刚过，喘息未定，父母为什么会匆忙着急结婚呢？父母没有给我们孩子们讲过。我是后来才联想到只有一个缘由，应该是父亲要走了。
1942年，中央要求冀中选派200名干部赴延安学习，100名军队干部，100名地方干部，据说是为鬼子投降后我党建国储备人才。
新婚不久，父亲跟队伍走了，一走就是三年多。
艰难跋涉
父亲先是到晋察冀北方分局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来随大队踏上了延安求学之路，这时已是1942年末。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那是一段艰难的跋涉。
这支队伍带队首长是两位老红军，带队政委是开国少将吴西将军，活了106岁，2010才去世；另一位是刘姓某军分区司令。
进山西的第一道难关是过路西。铁道沿线日本鬼子把守极严，很难通过，选择穿越点是个难题。据说之前有一支咱们队伍，八路军卫生学校过路西时被伏击，牺牲了很多人。
队伍进入山西后行军走的都是山区，穷乡僻壤，山路崎岖。父亲说见到山区人家极穷，有人家住山洞睡石板，没个象样被子；全家人只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行军道路是艰难的，山路很难走，有时人还掉下去。过河时女同志就拽着首长的马尾巴走。
我父亲曾特别夸赞过一位叫高克己的同志。有一次，一个同志半路上冻僵了，要不行了。高克己个子高大，硬是用自己的胸膛把这个同志暖了过来。
行军山路上经常会有人敲着小锣跟在队伍后面。敲小锣是希望有女同志走不动了，留下来给他做婆姨。当地人太穷，娶不起媳妇。
据父亲说还有一支特殊队伍远远跟在后面，不紧不慢，跟你总是保持在一二十里距离，那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山地连。
队伍经长途跋涉，最终到达了绥德。这时已到了1943年。此时每个人都是胡子拉渣，头发老长，象个野人。终于到家了！
入党校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休整，父亲被编入西北党校学习。西北党校是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是习仲勋同志，其中二区主任是天津老同志谷云亭同志。
转年西北党校并入延安中央党校，父亲进入中央党校六部学习，马文瑞任六部主任，谷云亭任六部副主任兼父亲班主任。
父亲曾提到过一位同学，他很难过。提起这件事，也是为了说明当年延安生活的艰苦。
那位同学是他的好朋友，家里是大地主。延安的生活太艰苦了，有一次家里给他寄来几十块现大洋，他慷慨请同学们打牙祭。
几个月不见肉腥了，人人都面黄饥瘦的。他们都是小青年，那天兴高采烈的，一帮一伙的跑去延安市场买了一头小猪。
他们几个人吃了一顿烤小猪，大快朵颐。
不过当晚，悲剧发生了，那个同学撑死了。
父亲每提这件事就很难过。长期的艰苦生活，人的胃功能都萎缩了，失去了弹性。那同学久不吃肉，管不住自己，那天吃太多了，到晚上人就受不了了。胃被撑破了，酿成了悲剧。
一个地主家大少爷，不是为了抗日，能到那样艰苦偏僻的地方去，说来可惜。
艰苦岁月，父亲一直难忘那段同窗友情。
父亲也曾提到过延安整风。他说延安大礼堂台上作抢救运动报告，台下真有人割腕被抢救。父亲受冲击不大，因为来自农村，历史清白简单，而大城市来的同志就不好过关了。
后来毛主席脱帽致歉，纠正了康生的错误。
我家原来有一套延安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也极难再看到的书籍。纸张呈暗灰色，每页纸上麻麻圪瘩满是草末，纸面突凹不平，铅字印上去都很困难。纸是那样的粗糙，那样的原始，不禁让人想到了东汉的蔡伦造纸。
延安时代竟都是这样子的读书条件。
那一代人的幸运
延安条件虽艰苦，然而我感到我父亲那一代人却是幸运的，他们都文化不高，大多小学文化，能到这样的学校里学习，世界上又有哪所学校能与之相比呢？
请看都是谁在给他们做报告讲课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他们可都是建国后的党主席，国家主席，总理，总司令。班主任老师一级呢？都是象艾思奇、马文瑞、谷云亭同志这样的哲学家和解放后当过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老革命。
天底下还真是找不出第二所这样的学校。正是这样特殊类型的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无数为革命献身的坚定革命者。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随着形势变化，中央党校迅速结业，大批学员奔赴东北、华北，抢占先机。
我父亲和另一位学员则牵着一头中央组织部配给的大青骡子奔向冀中，那里有新的工作在等待他们。
冀中，也还有一位年轻的妻子，我的母亲，翘首以待，盼望着父亲回归。
七十多年过去了，延安精神鼓舞着上一辈老一代革命者，也激励着着我们这下一辈儿的后来者。我们要永远把延安精神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