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黄忠晶：1969，偶遇一个妻离子散的右派分子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忠晶，1980年以湖北省哲学专业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同时录取为研究人员，同年还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为哲学专业研究生；后选择留在湖北。长期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大学、江南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社会学、社会思想史、萨特、思想家传记等。

原题

我在1969年的这一天

作者 ：黄忠晶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事！有些事过去了似一阵风，了无痕迹；有些事，在经历时似乎漫不经心，过后却终生不忘，其实跟自己并不相干。也许这“并不相干”在心灵深处却是密切关注的？谁知道呢！反正我就有过这么一件事，或者不如说有过这么一天一夜的经历，让我时时记起，而且清晰如昨。

这日子挺好记的，是中共“九大”召开的那一天，离现在整整四十二年。

头一年底，我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当农民，到这时已经有几个月了。干活时挑大粪压伤了腰，不得不回家治疗。下放之地离我家大约有两三百里路，并且当中还要转一趟汽车。

好不容易从最僻远的山区来到县城。在汽车站转车时，我发现所有的客车都停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是中共“九大”召开的日子，县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体育场集会庆祝，同时迎接毛泽东的“红宝书”，这些客车都被征用去办这个天大的“喜事”了。在当时，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至于是否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根本就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考虑之列。下乡后我几乎完全与世隔绝，既无报纸看，也没有收音机或广播可听，无缘知道“九大”召开这样的“国家大事”。

后来听说，这一次庆祝大会因为人太多，十分拥挤，竟挤死了人。

此时我进退两难。没奈何，只得准备徒步走40里到火车站，然后乘一段路的火车，下火车后再转汽车到我家所在的县城，最后还得走10里路才到家——这种走法不但走了弯路，而且要多转车，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好在以前我也多次徒步走过远路。上高中时，寒暑假回家要走大约100里，这样可以节省一块来钱的车费；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刚刚度过三年大饥馑时期，我长期饿过肚子，而那时的钱很值钱，每月的伙食费才七八块，省下这一块来钱是很顶用的。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沿途的风光也不错，但我没有心思欣赏美景，只顾低头赶路。走了二三十里的光景，有些累了。看到路旁有个卖大碗茶的棚子，就去坐下，要了碗茶，默默啜着。茶棚主人大约五六十岁，背有点驼了，咳喘得厉害，谈话的兴致却颇高，正跟一年龄相仿的茶客对话。

这老头说：“那水确实有效！我喝了这几天，咳得很要好些。”

“很要好些！很要好些！”他的老伴，一个瘦老太婆漫漫地应和着。

老头接着说：“十几里路呀！我走到塘边，烧了一炷香，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装了满满一罐子水。有灵验呀！好多人都去那里取水呢！”

茶客问：“听说公社武装部长不准取水？”

老头十分气愤地答道：“是呀是呀，他要手下的把大粪泼到池塘里。造孽，造孽呀！”

我当然不相信这种“圣水”的神话。想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到现在，农村依然是这样迷信盛行，我不禁摇了摇头。进一步想，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诱导老百姓把毛泽东当成神，又怎能不强化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呢？这种向“圣水”讨治病救命活路的情况，也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医少药和没有安全感造成的。

下火车后直奔汽车站，已是下午五六点，最后一班车也开走了。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旅店住。谁知问了几家旅店，都要求出示工作证或介绍信。我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哪来的工作证？走的时候也没想到去开什么介绍信。这一下麻烦了。有人向我指了指河对岸，说那边也许有不要介绍信的旅店。

我过了河，还真找到一个小店，不须提交介绍信。这实际上就是一户人家，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住，并不是正规的旅馆，老板是一个老太太。看来“文化大革命”无论怎样来势迅猛，横扫一切，老百姓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在这僻野之处，仍然有着非法经营，有着“资本主义的尾巴”；有需求就有供给，这种家庭野店就是专为我这样既无证件又住不起好旅馆的人办的。

接下来是吃饭。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没有几家餐馆。我随便找了一处，要了一碗面条。正吃着，餐桌对面坐下一个人，要了一碗米粉。他一边吃一边跟我搭讪，先是说这米粉要比面条好吃，然后问我从哪儿来，到何处去。看来在这个小地方，来一个外地人很打眼。

这人三十岁左右，很瘦，两只眼睛瞪得很大，似乎总在不停地转动；身穿一套工作服，沾了不少油漆，来时手里拎着一个油漆桶。他自我介绍是干油漆活的，其实不用介绍也看得出来。吃完饭我们沿着这条小街走，他指着街两旁以红油漆作底的毛泽东语录和标语说，这些都是他的杰作，言语之中似有一种自豪感。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那时全中国到处都是这样，被称之为“红海洋”，其铺张扬厉的场面，大概只有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可以相媲美。

走不多远，他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我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跟他并不熟，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再说我也不是一个女的，身上也没有钱，即便他是个坏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他住在二楼，房很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多少空间了。他让我坐椅子，他坐床。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还拿出炒米糖来给我吃，态度十分热情。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主要是他谈自己的情况。从他的谈话中我逐渐知道：他有老婆和一个儿子，但现在他们不在这里，去新疆了。大概是老婆不要他，跑了，不过这一点他说得比较含糊。他曾去新疆找过她，但没找着。他聊了很多关于老婆孩子的事，还拿出相册翻给我看，上面有他们的照片。

他指着老婆的照片说：“看，她多漂亮啊！”我的观感是，她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也就一般，但“吃人的口软”，在炒米糖的作用下，我只得附和说“漂亮，漂亮”，同时怀疑他神经是否有点不正常，因为人们通常是不会这样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自己老婆的。

他还说，这个小镇上的人都欺负他，虽然他跟他们是邻居，有些人还是亲戚。他每次出门在外做事，回来后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被偷光了。于是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找一个陌生的外地人来谈自己的心里话。他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可能是受了妻子离弃的刺激，而本地人利用他的神经不正常来欺负他，这种欺负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症状。

他传递给我的另一个信息是，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他拿出一本刊物给我看，是这个县群众文化馆办的内刊，出版时间是十多年前，上面有他的一首诗，他读给我听。其它的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两句。一句是形容羊群的：“白云朵朵上山来”；还有一句是：“风雨也听党安排”。他一边念，一边摇头晃脑，十分自得，仿佛仍然沉浸在当年的写作状态中。我听了觉得十分平常：用“白云”形容羊群，是人们用滥了的比喻；而“风雨也听党安排”，是当时（大跃进时期）最典型的写法，更滥。

不过我不好意思挑明这一点，只能点头表示欣赏。看了刊物，知道了他的姓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是“田君山”。（附注：出于对他隐私的尊重，这里用的是化名。）

从他的谈话中，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可能在政治上遭受过很大打击，但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他没有明说，我也不便细问。

已经到了午夜时分，我得回旅店去了。他建议我把房间退掉，就在他这里挤一晚上，可以省一点住宿费。我感谢他的好意，但还是坚持回小店去。这倒不是担心他是个坏人，通过这一夜的交谈，我可以作出判断：他肯定不是坏人，只是由于生活不幸而导致神经有点毛病。我只是觉得，这么晚了再去退房，不好向那个老太太开口。于是他把我送到小店，其实相距并不远。那老太太还没睡，他跟她打了个招呼。

第二天一早，离开住处时，老太太问我：“昨晚送你来的那个人，你们认识？”我说不认识，只是偶遇。她说，这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子，原先在一所中学教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去劳教，后来就没有固定工作了，他的妻子也是因此而跑掉的。言外之意是，我跟他打交道要小心点。

我向汽车站走去。天气仍然很好，万里无云，一片晴朗。“田君山”的形象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尽管被打成右派，仍然虔诚地唱着“风雨也听党安排”，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但愿不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虽然我对他充满同情，在心中已经把他当作朋友。

本文原刊《粤海风》2012年第2期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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