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记忆 | 李其容：那辆女式单车，右派爸爸买的，造反学生抢走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那辆苏制女式自行车
作者：李其容
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就用手头的部分积蓄，去买了一辆苏制女式自行车，因为他知道，以后上班是不可能有小车来接的，而美院刚刚搬到南山路，和我们在孤山山麓的家，隔着大半个西湖。
我们这一家人都不爱存钱，爸爸不爱存钱、妈妈不爱存钱，到后来我也不爱存钱，特没有忧患意识，属于“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一族。倒也不是完全存不下钱，解放初期妈妈是华东石油公司的副经理，工资120元左右；爸爸是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兼人事部主任，工资140元左右，只有我一个孩子，照说应该存得下钱。
可爸爸妈妈曾是搞地下工作的，解放前夕还险险乎在国民党秘密监狱里“光荣”了，故而他们觉得新中国的解放，使他们捡回两条性命，于是他们忘乎所以地工作，对同志花钱不分你我。虽还不到“视金钱为粪土”的地步，也知道“千金散尽”不会“复来”，但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往往有“同志”在星期六就前来招呼我们家的那位老保姆：“陈妈，明天杀个鸡，我有客人！”——他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我家“打牙祭”，甚至还会提出如此非分的要求。
但到了1958年这年，爸爸妈妈开始对自己存折上了无积蓄的状况恐慌起来，因为爸爸是1958年在第二批右派戴帽的当儿卷进去的，此时，他听说也看到许多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人被开除公职，有的甚至被送往乡下改造。说实在的，爸爸虽是大户人家出身，这人生四十年的经历就是读书教书和坐办公室，未曾干过粗活，但他倒并不惧怕体力劳动，也不怕下乡，只是妈妈在1957年高血压中风，已是半身不遂之人，他实在放不下。
1958年，父亲刚刚被戴上帽子，母亲第二次中风
于是他们打算，万不得已，也要留在杭州，哪怕以蹬三轮赚钱（当然，妈妈虽病倒了，她还是有工资的，不过已大大缩水，从原来的120元降到78元）。从不积蓄的他们，在爸爸尚未正式被通知“戴帽”之前，每个月硬是从两人工资里抠下一两百元，存下了足够买一辆三轮车的钱。
由于“组织关怀”，考虑到妈妈是老党员，又卧床不起，于是爸爸未被发配下乡，仅在原单位改造；于是爸爸用部分原打算买三轮车的积蓄，买了这辆苏制女式自行车。
这辆车买得也真是个时候，因为爸爸被正式戴帽后，大会小会地挨批判不能正常下班，如若他这个火暴脾气听到作为罪名硬栽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辞还要进行辩解的话（也就是“不服罪”），那下班的时间更是拖到了天黑之后。那时，从“城里”到外西湖（我们所住的西湖中的那个岛屿上的马路名称）仅有的7路车早已过了末班车时间。
妈妈死后，爸爸对我说“每次我骑着车，从锦带桥冲下来滑到中山公园门前时，我总要刹住车，停在那个汉白玉大石狮子前，把手伸进石狮子口中，让冰凉的石狮子使自己的满腔激愤冷静下来：‘李家桢，要冷静，家里还有一个病人！’”待会儿，他非但不能宣泄，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经受住妻子如同审视般的目光。
我还记得，此时妈妈一定在临马路的窗边候着了，半身不遂的她是摸着床栏桌边一步步地挪着走到那儿的。此时的桌上还一定会放着装有二两烧酒的小酒瓶和一碟子下酒菜——这些是她托院子里的徐老伯到隔壁的“太和园”菜馆买来的。爸爸向来好两口，他的酒量也就是两口而已，但他担任美院党委书记和教课（教《联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后，妈妈却不许他沾酒，生怕被人闻到酒气“影响不好”，不过这一阵子，每天待我们吃完晚饭，她就把酒菜放在桌上，静静地等丈夫归家。
这辆带有摩擦灯的苏联女车是黑色的，龙头后往下弯的车档架有很美的弧度，后车轮外还被细心地加上了黑色的线网——增设此项小小的设施，可令妇女的大裙子既不致卷进车轮里，又可使罩在后车轮上的裙子随风而飘，以增骑车女子的飘逸之美。不过，因为这辆车买来就是爸爸在骑，那精美的网罩于是被拆掉了，后来轮到我骑时，只好把裙摆一古脑儿塞在鞍座前，下了车，裙子总是皱巴巴的。
那辆自行车买为女式，八成爸爸是为了我以后好骑，但妈妈在世时爸爸没教过我，因为妈妈担心。不过，这辆车在爸爸手里按他说的话是“用够了本”。
在被批斗的岁月里，这车载着他在白天面对了那些狰狞的面孔后，晚上终于可以回到温馨的家中；在大炼钢铁的日日月月里，这车又载着疲惫不堪的他来回奔波——这车的功劳可谓不小！但让我爸最欣慰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辆女车立下的汗马功劳：爸爸骑着它跑遍了杭州周遭大大小小的自由市场。说是“自由市场”，其实是那些个见了警察就一哄而散的小黑市，天不亮才存在，所以爸爸要一个老早便骑着那辆车赶到那些小小的集市上去，去晚了就啥也没有了。
当初打算买三轮车的积蓄，除了买自行车和一块五十元的苏制薄型怀表后，所剩下的都以一块钱三只鸡蛋的代价烟消云散了。爸爸不悔那时买的鸡蛋价高，（要知道，1960年代，往往三十元工资，就可以养活一家人呢！）他说：“一个病人，再没这点营养哪行！明知蛋黄胆固醇高，那也没法子，再贵的也买不起了……”
妈妈因为是右派的老婆，哪怕她是老党员，哪怕她瘫痪在床，当时也得不到任何照顾，爸爸恐怕也是怀着深深的内疚。（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而引起的内疚）这么才拼命四处骑车找鸡蛋的。
妈妈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尿毒症。直到今天，爸爸还觉得她的再次犯病，是吃了他从黑市上买的大公鸡而“发了”。“公鸡是发物啊！可……那时又买不到其他的营养品！”每每提到这件事，爸爸总是后悔不迭。
妈妈死后，爸爸开始教我学骑车，“练习车”是租来的，练习场地是苏堤，因为怕把自己的车子给摔坏了。我初中住校，用不上自行车，待我1963年秋考上离我家住的外西湖还有两站地的浙大附中时，爸爸便正式把这辆女式自行车交给了我使用。
浙大附中前面的那条马路是个长长的斜坡，约莫有一里长，骑上去很吃力，趟下去便轻快如飞，风在耳边“飕飕”地，令人好不惬意！
这个斜坡我会记住一辈子的，因为1966年秋天的某日，我下坡的娴熟“车技”，让某人吃了亏，于是第二天我更吃了大亏。
照说，在1966年秋，我们这些66届高中毕业生和母校浙大附中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因为照常规，此时这届毕业生毕业后进大学的进大学、没进大学的正在家待着。但正由于这年是1966年，不同常规。
1966年，辫子没有被剪掉的我，倔强的我（文革还没有开始）
6月份，当北京传来毛主席支持北大的聂元梓造反、要开始搞运动时，我们这个省级干部子弟甚多的学校，特别是我们班上炸开了锅。我冷眼旁观，那些政治上最有希望升学而被升学、临考压力搞得喘不过气的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尤其兴奋，好像终于找到了一根稻草可以解脱了一般。于是乎，他们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成立红卫兵组织，忙得不亦乐乎。
我自忖不宜参加运动，第一是因为有这个右派女儿的身份，第二我也看不惯他们的恩将仇报——平日里，不管是出身好的老师还是出身不好的老师，对他们都是礼遇有加，宠爱不迭，甚至考试时错了题也不扣分，他们现在还要这么胡搞，良心何在？当然，表态还是要表的，我也写了几张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表明自己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所云：“树欲动而风不止”，“血统论”的思潮一时在校园里甚嚣尘上，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子弟躲犹不及。那天，我听说第二天在校门口两边要挂上一副写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子，每个上学的同学经过此门除了要“自报家门”说明自己的成分（家庭出身）外，成分不好的同学还得要自取其辱口中念叨：“我是狗崽子，我该死！我该死！”
这阵势我哪受得了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决意第二天不上学了，就请在浙大附中上初中的邻居女孩向我们班的红卫兵请假，托称“身体有病，在家休息”。
那两三个月正值毛主席在北京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我们班的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忙着北上，无暇顾及我的事，所以，这个夏天，我除了偶尔去中医院抓两副调养湿热的中药回来煎煎吃吃而外，平日里就 “猫”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爸爸在运动才开始的时候就被“勒令”进了美院的“牛棚”，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寂寞。
但如老话说的“运气来了挡也挡不掉，晦气来了躲也躲不脱”，暑假一过，我们班的那些被伟大领袖接见过的红卫兵和红五类们意气风发地回来了，并且马上便组织了全班同学到我家来抄家。
我家被翻了个底朝天，于是我家的那些“阴暗面”也终于“见了阳光”——不仅抄了两大麻袋的书，还抄走了许多字画，其中有清末民初的工笔仕女册页百多张，有些出自名家费晓楼的手笔。他们的战果不可谓不丰硕。
我也被“勒令”返校“搞革命”，第二天，我只得乖乖地上学去。那天是 10月7日。
他们见我听话返校，倒也没有怎么为难我，只是在放学时，一个女红卫兵招呼了我一声：“我们要把从你家抄来的那些‘封资修’的东西烧掉，你也要在旁边看着烧！”
他们觉得当着我的面焚烧从我家抄去的那些字画很威风，会让我有一种“陪斩”感觉。
当我看到他们在操场边把那些百多张册页堆起来点燃时，胸腔中的气愤终于按捺不住了：“这些古画，你们可以缴到博物馆去，干吗烧掉？！”
接着，我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这些无知无识的“革命小将”们，去车棚推出那辆自行车，骑出校门。
1966年12月生日照（被红卫兵剪掉辫子、不开心的我）
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隐隐听到脑袋后他们愤懑的叫喊，大概是指责，大概是勒令我回来，但我没去听他们的，因为我的心里也满是愤怒、鄙视！于是他们更怒不可遏了，于是他们让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初中小红卫兵立即骑上自行车把我追回来，接受批判。
在我刚刚骑出校门时，便听得后面有人大声喝喊我的名字，要我停住。
我没停，我知道他们是撵我的人。我更使劲蹬着车踏，双手更紧紧地握住车把。我感到，这辆自行车在这长长的斜坡上，如同离弦的箭似地飞驰。
猛然间，我自行车后轮上的书包架被什么重重的撞击了一下，整个自行车也晃动了一下。幸而我车把握得紧，人和车没被撞翻，依然飞驰。
我觉得他们似乎没追上来，于是回头张望了一下。我看见什么了——远远地，撞我的那个初中部的小子，跌坐在马路中间，朝着我嘴里骂骂咧咧的，旁边是他那辆因撞我而摔坏了的自行车。
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放学的时候，这两个初中部的小子在操场边候着我了。
其中一人，对着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他妈的狗崽子！”
我回答：“我不是狗崽子，我是人！——我爸爸妈妈没从狗洞里爬出来，他们没叛变，他们是堂堂正正从国民党监狱走出来的！”
对方骂：“你爸爸王八蛋！”
我回道：“你爸爸王八蛋！”
对方骂：“你爸爸是老右派！”
我回道：“你爸爸是走资派！”
这下子，可逆了龙鳞了，他们狂怒起来，把我拽走，把我毒打了一顿。事后我知道，骂我的是省委书记陈伟达的儿子，这几天，这位省委书记正“靠边站”，书记大人的儿子此时的滋味正不好受着呢，我的回骂正戳着他的心呢。
这几个初中部的小子和浙大附中的其他干部子弟全是红卫兵。
此时，由于众所周知北京最早的红卫兵是由级别最高的干部子弟组成，他们自称“高干子弟”，于是乎，地方上的干部子弟纷纷效尤此称呼，亦自称“高干子弟”，而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县级干部、公社干部的娃儿也自称“高干子弟”了呢！
据说，在北京联动份子活动最狂热的时候，我们浙大附中的几个省级干部子弟进京要求参加其组织。不料，这些联动份子连正眼也不瞄他们一眼，用这样的话回绝：“你们的爸爸，是不三不四的干部，我们不要！”——原来，联动份子全是由顶级高干子弟组成，其父的级别不是一级就是二级，所以他们不要省级三四流的干部子弟参加。（编注：原文如此。）嘿嘿，血统论到此地也是动了真格，使得那些在地方上耀武扬威的干部子弟失去了威风，只好蔫头耷脑而归。这则传闻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编出来的，编的人也蛮幽默的。
他们把我推进约莫十平方米的读报室，读报室中间放各种报纸的长阅览桌已经撤去，但四边的木条长椅，没有撤，靠墙摆着。
他们推搡着把我弄到小屋的中心，这些十三四岁的半大青年们便一个个跳上长椅子上，纷纷解开腰间的铜头皮带，挥舞着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
打我的全过程这里不细述，以后再写一篇，因为这篇的重点是那辆自行车。
被打的状态可以简略地描述一下：第二天我的脸全肿了起来，鼻子几乎跟脸庞齐平，只有小小的鼻尖隆起了一点。一个星期后，爸爸看到我，让我看背上的伤痕，流泪了，告诉我不是条条伤痕，整个背是一片紫淤……
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的一个星期内，红卫兵们也屡次“光顾”了我家。此时我家已空无一人，故而，这些红卫兵们来我家如同过无人之境，随意得很，没有任何阻碍。他们不仅“顺手拿走”他们所需要的手电、可以写大字报的纸张（具体的说，是我母亲珍爱的、准备留以作画的老宣纸），还把我家所有能砸破、撕烂、弄坏的生活器皿、用具毁坏殆尽，如所有的瓷器（包括几个古瓷瓶）、热水瓶、未被抄走书籍和字画（不属于封资修范围的）。后来我才知道，如此形式的抄家，被称为“毁灭性抄家”，也是从北京“取经”取来的。
我回到被糟践得已不像家的家，看到满地被撕毁的书有半尺高、看到屋里屋外被砸坏的器皿碎片洒落各处，欲哭无泪，甚至无心打扫，每天踩着房内铺陈三、四平方米的残书瓷片，穿过外屋到内屋去睡觉，早上又从内屋踩着残书瓷片穿过外屋。其间，父亲被美术学院红卫兵允许回来探视过一次，但他也懒得打扫，仅把屋内半尺高的残书瓷片扒出一条可以走人的道来，方便我穿行。记得临走时，爸爸撂下一句话：“国民党特务抄家，也不是这个样！”——1948年底，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妈妈深夜突遭被捕，国民党特务也抄了我们家，马桶里看过、奶粉罐里淘过，也翻了个底朝天，但那时没发明“毁灭性抄家”，所以“国民党特务抄家，也不是这个样！”
到了1966年年底，这些早期的红卫兵自己也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他们所有做大官的父亲们此时正被刚刚崛起的造反派批斗为“走资派”，故而他们现在的最最要紧的阶级敌人是造反派了，已然无暇顾及那些老“落水狗”、老阶级敌人了。
这些老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添上了“资”。在1966年年底，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该抄家的都已抄过了家，没被打死的都已“不许乱说乱动”地乖乖地待在了一边。我那时也乖乖地待在了家里，只是偶尔骑车去医院瞧病或去美术学院“牛棚”探视探视父亲，顺便瞧瞧大字报，过着清净无为的生活。
大概我的这辆自行车在美术学院内太招摇，毕竟，1966年自行车还算奢侈品，所以，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章潮盯上了我的这辆自行车。一天，他出现在我们院子里，我的清净生活又一次被打断。
他上来就是很没礼貌的一句：“喂，你是李家桢的女儿吗？”
我虽不认得他，却也看出来者不善，只得回答：“是的。”
“那辆自行车在哪儿？我们要用。”
“自行车是我的，你看，它还是女式的。”
我也知道，这样的申辩很无力，所以，还想另外找证人，我看到在院子中间公用自来水边淘米的某老师，便对他说：“×老师，你对他说说，这辆自行车是不是我在用？”
那位平时跟我们交情不错的老师把头低了下去，我以为他会点一下头，给我证明，但他只是低下了头，脸上带着尴尬的苦笑捧着饭锅，匆匆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向院子里的其他几位老师投去求助的目光，而我看到的是一个个转过脸去的脑袋。
一时间，无助的感觉笼罩着我，我明白了，没有人会给我作证。
旁边，章潮冷冷地说：“不管是不是你用，它总是右派李家桢的自行车。”
我顿时明白了，这不是讲理的年代，哪怕有人出来为我作证呢。况且，这些老师都是美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不敢得罪这位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的。
什么叫“明哲保身”，这天我有了最深刻的认识。
转眼十年过去了，话说到了1976年。
当然，“转眼”是以我现在的视点来说的—— 一个过来人在2006年置之度外地看那十年间。当时却觉得那十年间过得很漫长，国家在那十年间也过得很漫长，且不说别的，那十年间国家的领导层还几度易手了呢。还好，最终权力还是回到了十年前掌权的那批领导阶级手中，那些领导阶级的子女们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尤其对 “文革”初叱咤风云、后来却蔫头搭脑的那些红卫兵们来说。
1976年深秋的某一天，美术学院校门口聚集了上十个扬眉吐气的、曾经的红卫兵，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已七八年不敢在美院露面了，因为美院在前七八年间被“造反派”把持了领导权。虽说“造反派”们在刚出道时也自称为红卫兵，不过他们是“三司”（第三司令部）的，老百姓的印象不深，在老百姓的脑子里，提起“红卫兵”来，总是指文革初期那些抄家、给“牛鬼蛇神”戴高帽们最劲道的“一司”（第一司令部）的红卫兵们。
现在，在美院门口站着的便是从前“一司”的红卫兵，那曾从我手中夺去自行车的章潮亦在其间。
章潮很兴奋，他被压抑了几年，如今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回来，能和“老战友”们重新聚首、共话峥嵘岁月，怎能叫他不开颜？！
不过，章潮在校门口的大说大笑，却惊动了一个人，那便是我的父亲。
1976年秋，文革刚刚结束，父亲还没有被平反
右派虽说还要待一年后的1977年才被平反，但此时的右派份子亦不像十年前那么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再说，我父亲在二十年“戴帽”期间，从未服过气，总是“语出惊人”，眼下，他又作了一次“语出惊人”之举。
只见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来到校门口的那堆人前面，对着谈笑风生的章某大声说：“章潮，你现在可以把从我女儿手中抢去的那辆自行车还给我了吧？”
章潮简直懵了：当然他认识这个老右派，当然此时他也想起了那辆苏制的女式自行车，但他不知如何作答——似乎，也不好简单地骂一顿，形势到底不同了嘛！只见他讷讷地说：“我……没抢那辆自行车，而且，后来那辆车也不是我在用！”
“怎么不是你抢的？难道不是你从我的女儿手中拿走的吗？”父亲还是咄咄逼人地质问。
不知什么时候起，章潮身旁的那些人，一个个地溜走了。父亲见达到了目的，于是也顾自走了。这目的当然不是要回那辆苏制的女式自行车，他当然知道那辆自行车是再也回不来的。
杭州老三届李其容：20岁那年，我被同学打了一顿高三那年废除高考，我们连夜给毛主席致电表忠心
尹俊骅：十二年终圆大学梦
吴工圣：一路走来 知恩感恩
海闻回忆黑土地：我的青春我的梦想
海闻：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王治平：我的大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