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海闻：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欢迎赐稿，稿费从免。
本期人物：海闻
海闻，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赴美读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2005年至2013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目前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1984年，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留学生海闻经过一片田野。正值夏天，北加州大片的麦田延伸到天空的尽头，风正好，蓝天白云，杳无人迹。
高天阔地和远处的山峦，一切和虎林多么相似！
“在这样的时刻，觉得不可思议，人生如梦”——七年前，下乡知青海闻还在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中学教书。七年后，他已在北加州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海闻说，高考成为他“改变命运的里程碑”。
1977年距今已40年，从虎林到北加州，出国又回国，海闻的人生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奔向更广阔处：“文革”中的中学生、支边插队知青、恢复高考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北大自费出国留学第一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美国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北大副校长、汇丰商学院院长。
他特意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关“高考”的片段下载存储，不时看一看。“还是觉得做梦一样，没想到能够有机会考大学。”
“成绩而不是出身
成为重要的录取标准”
去北大读书前，我在黑龙江插队九年，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1969年3月，我和几十位同学从老家杭州奔赴黑龙江省虎林县。我们都是热血青年，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而距离虎林县100多公里就是正在“交火”的珍宝岛，我们要去屯垦戍边！
当时南方已初春新绿，东北大地仍万里冰封。拖拉机拉着我们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革命小将”，突突突地驶过结冰的河面，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但理想激情很快遭遇现实环境的冲击。
拖拉机把我们拉到一个叫红卫公社前卫大队的村子。村民因整个冬天没法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厚棉衣脏黑得发亮。村子里也没有电，煤油灯冒出的黑烟蹿得老高，第二天起床，鼻孔里两道黑印。
我们很快投入到劳动中。自带着玉米饼、大蒜等干粮，要到十里外的地方修水利、造排灌站。零下三四十度，撬开冻土，沟渠的水溅到裤子上，立刻结成冰。冰越结越厚，最后裤腿变得硬邦邦，走路吱吱作响；夏天收麦子、秋天收大豆，风干的豆秸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手臂和手掌都是伤口和水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农民，学会了抽烟、喝酒，有时喝“北大荒酒”、有时是“完达山酒”。喝着喝着，有人唱起来，之后开始呜呜大哭。
海闻在黑龙江插队时的照片。
1969年到1978年，17岁到26岁，我最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北大荒。这九年间，我从未停止继续上学的渴望，但“黑五类出身”的身份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解放前，爸爸是金陵大学学生，抗战时曾参加中国远征军，1957年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文革”中不断被关押批斗。我家还有海外关系，舅舅、姨妈都在美国生活。
下乡时，我是领队，读书时学习成绩好，劳动时能挣得最高工分14分。几次我被公社选中去县里、省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知识分子活动，但因家庭关系，还未动身已被否。
上大学也一样。最初生产队鉴于我的表现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但还是卡在了公社。后来几年公社同意了，又卡在了县里。最后县里同意了，学校政审完家庭关系，还是拒绝录取我。
我早已习惯了身份带来的挫折——小学毕业时，我在班里成绩位列前茅，仍然未考上普通中学而上了一个民办学校。其实我是考上重点中学杭一中的，但因政审而被“除名”。
九年间，我目送着一波又一波的知青朋友被推荐去读大学，心中不免委屈和失落。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特别兴奋——成绩成为重要的录取标准，而不再主要看家庭关系，我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从北大荒到北大
北大是我的第一志愿——之前我因为政治原因读不了大学，这次我有点想争口气，想证明自己能够考上最好的大学！
1977年，我已经在公社中学担任副校长，但仍是拿工分的民办老师。学校的不少知青老师也报名参加高考。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们约定好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复习。我去买了一大捆蜡烛，按照制定的计划夜夜挑灯复习。
确定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入学后，我才知道，挑灯夜战几乎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高考经历。
在考生们紧张备考的一个月中，我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高考。
“文革”十年，北大荒知青云集。据说，1977年黑龙江省有近200万人报名参加大中专考试，但全国高校在黑龙江地区仅招生一万人。
11月底，黑龙江省的“第一轮”高考在各个公社举行，最终筛选出五万人参加正式高考。我是这五万人之一。
12月底，正式参加高考。我的考场在县城里的虎林二中。天不亮我就出发了，路两边茫茫大地上见不到一个村庄。东北的冬天极冷，走进考场时我已冻蒙了，机械地搓着双手，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
考完最后一门已是12月25号。走出考场，我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我的内心洋溢着平静的自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范、牡丹江师范，这五个志愿中录取一个肯定没问题！
高考后不到一个月，我正在老家杭州过年，收到了公社领导的电报：“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全家兴奋极了。谁能想到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考上北大，妈妈和祖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最激动的还是爸爸。看着电报，一向不苟言笑的爸爸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声音颤抖：“祝贺你！”
人生、命运、鲤鱼跳龙门，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宏大的词汇。但直到后来的漫长光阴中，我才慢慢体会到考进北大之于我人生的意义。
“北大四年彻底改变了我”
我在北大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事实上，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
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学、第二志愿是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当时仅从字面理解，以为这两个专业可以看很多书。后来被调到政治经济学专业，我当时仍然满腹疑问：何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又是做什么的？
北大经济学大师云集。系主任陈岱老（我们习惯了如此尊称陈岱孙先生）是192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当时他已经78岁高龄。陈岱老博学广识，授课没有一句废话，但语言风趣幽默；厉以宁老师严谨坦率，当时课堂上流行对话形式教学——学生提问，老师回答。有时有学生提出问题，厉以宁老师并不直接回答，坦率地表示不清楚或者要回去思考后再回答。
当时，不少教材仍沿用“文革”时的版本，英语课本中仍然充满着“革命语言”，但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大学前两年我们仍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的教材则开始出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书籍。
校园的高墙之外，意识形态开始松动。1978年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掀起“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并很快燎原到各地。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转向务实的经济建设，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改革拉开序幕。
在北大读书时，海闻（前排左4）和同学在图书馆前合影。
围绕着改革和发展，我们北京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被翻天覆地的变化刺激着，心境随之剧烈变动。同学们热切讨论着：人民公社要不要改革、家庭联产承包是进步还是倒退？过去我们被教育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到底允不允许搞私人企业？企业是否应该追求利润？
在来北大读书前，我在封闭保守的农村呆了九年。这些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让我对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北大四年也彻底改变和重塑了“自我”。
经过北大四年的熏陶，我的知识结构和眼界被改变，自信和勇气被打开。
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在北大，我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敢于探索和实践。
大学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来学校做讲座。孙冶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封建残余而非资本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的任务直到1970年代仍没有完成。
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看待中国的角度，我的脑子如同闪过一道闪电！当时中美已经建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也有外国老师开始给我们授课。我为一些遥远的东西莫名激动着，想要去看看外部更大的世界——我想亲身体验和观察，去看看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是怎样的？
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十年“文革”刚过，北大基本上没有留学资料。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陈旧，但好歹可以查询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地址。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图，抄写下资料，一封封信投向美国。
对于我出国的渴望，陈岱老和厉以宁老师都很支持。陈岱老曾在美国求学七年，厉以宁老师研究西方经济学，他们两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学习更多理论、对发达国家有更实际的了解。在我申请出国的过程中，陈岱老给了我很多重要建议，厉以宁老师则找来英文书籍帮我一点一点核查对应的美国课程名称的正确翻译。
大四下半年，我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一两年后，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陆续走出国门。我们宿舍七个人，六人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
海闻保存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高考把我们从旧体制
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
在我们回国前后，我们班大部分的同学也都选择了回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
1994年，林毅夫、易纲、我、张维迎等“海龟”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20多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了国家级的智库，以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
如今，恢复高考距今已经40年了。在给学生讲课，回忆往事时，我还是常会想起高考前后的人生——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在做什么，会有怎样的人生？
是1977年的高考把我们这些人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1977年高考没有年龄限制，政审也放到了次要位置，这种空前的改革力度把被“文革”耽误了12年的人都解放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真正的改革开放始于1977年的高考。
从国家意义上看，在“文革”后的人才断层危机中，77级的27万人承担起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40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各自有了新的发展路径：我、林双林、黄少敏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多年后回国教书；刘伟毕业后留校，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张炜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从事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于华获得鲁汶大学博士，现任摩根士丹利华鑫董事长，金立佐也是牛津大学博士，回国参与了筹建中金公司的工作；易纲、毕井泉、丘小雄、张晓强等进入政府部门，分别担任或担任过央行副行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
同题问答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籍有哪些？
海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毛泽东选集》，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新京报：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海闻：我们公社文教助理的两个鸡蛋。文教助理是北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后来到东北。文教助理住在公社，距离考场近点，他让我住在他那里。早晨四点，他就起床给我做早饭，煮了两个平时吃不到的鸡蛋。这两个鸡蛋是我最深的高考记忆。
新京报：1977年的高考有什么遗憾？
海闻：我没有任何遗憾。考进了北大，还有什么遗憾。
（原载《新京报》，记者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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