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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蒋海新：杜鹃啼血子归鸣
原题
杜鹃啼血子归鸣
作者：蒋海新
合川，曾经是我的，也是我们全家的，不能言说的心结和隐痛。
我出生在成都。合川是我的籍贯，是父亲的出生之地，是1957年父亲被定右派后，爷爷和大哥被送回的地方——爷爷作为“逃亡地主 ” 被押解回原籍，大哥精神失常而精神病院爆满，被好心人送回去跟爷爷同住。
爷爷是1953年来成都与我们合住的，那时母亲因肺结核需要隔离休养，他包下了买菜做饭的家务。
想来爷爷五七年被强行押送回合川之前，街道上是组织了批斗大会的，因为那些日子里，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经常在我面前恶作剧：一个男孩低着头，双手背在后面，做被反绑状；另两个男孩跟在后面做押解状。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打倒蒋地主！喊的时候，他们看着我，仿佛我就是打倒的对象。
不表演的时候，他们就采取实际行动。不知有多少次，他们跟在我后面，用脚尖踢我的脚后跟，一边踢一边喊：打倒蒋介石！打倒蒋光头！
爷爷被押解回合川没多久，大哥就回来了。大哥多愁善感，喜欢写诗记日记。他1950年代初期毕业于一所工业中专，分配到沈阳一家以数字为代称的工厂做技术员。正像成都以数字做代号的工厂是保密工厂一样，那家工厂也应该是一个保密单位。右派分子的子女是不宜在那样的工厂工作的，更不能担任技术员这类重要工作。
父亲的右派言论见报以后，大哥被工厂除名。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刚刚进入社会的大哥遭到的压力和屈辱可以想见。
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爷爷被当成“逃亡地主” 押解回原籍，自己又被工厂开除，这些横空出世的灾难像晴天霹雳一样，接二连三地击中了年仅二十出头的大哥。自尊而敏感的大哥，精神恍惚地回到了成都。
他回来那天，我一人在家。他身材高大，没带行李。他把我抱起来，说：告诉妈妈，我住在小花园旅馆。
那天晚上，二哥去小花园旅馆找大哥，却没见着他。
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时，三哥和弟弟们都在家，我也在。他紧紧地牵着我的手，要带我出门。我有些怕，但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走。他一路上胡言乱语，说什么“朱德是我的军师，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 ”之类的话。我那时不到九岁，但我知道他疯了，这些话怎么能乱说呢？
在他滔滔不绝地说话间，我看到二哥从旁边不远处跑到我们前边去了。我大呼：二哥！二哥！二哥听见了，立刻回转身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小妹，快回去！你们学校的老师来家找你了！我知道这是个借口，可大哥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我走不开。二哥见状，就来掰开大哥的手。大哥手一松开，我就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只听见大哥高喊：杀人啦！杀人啦……
从那天起，大哥就被关进爷爷住过的房间里。那房间外面是后厅，隔壁邻居在那里安置了煮饭的一应家什。有一次大哥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那家人案板上的菜刀，便拿起来挥舞，结果把自己砍伤了。好心的邻居帮着妈妈带大哥去精神病院看病，要求住院，可是住院部爆满，住不进去了。
迫于无奈，妈妈请人送大哥回了合川老家。
我一直没有听说过爷爷和大哥后来如何了，我们全家没人提起过这方面的事情。
我在《父亲归来》那篇回忆中写过，父亲从劳教农场归来那天，家里门板取下来了，下面放上两条长凳，做成了父亲在家栖居十天的床铺。他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这床铺上面咽下的。
父亲去世后，门板没有归位。家里无门，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我家。我们家没有可供人偷的物品，所以小偷也从来没有光顾过。
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桌上有一张写得文绉绉的字条。大意是他从合川出差成都，顺便来访，见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胜唏嘘。希望母亲保重。这位不速之客是谁？母亲没有提起过，我们也不曾问过。
这位不速之客来时，三年大饥荒已经接近尾声。三年中，我们那个住了九户人家的院子里，已经死了4个人。如果算上我父亲，就是五个。
农村比城里饿死的人多得多。我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当地农民告诉我，他们那个生产队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农民说，死的人太多了，活着的人饿得没有气力掩埋。我那时就想，在合川乡下的爷爷和大哥肯定早就死了。
可是，他们在合川遭遇了什么？最后又是怎么死的呢？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黑五类子女的我，认同了革命的宏大叙事。我以原罪之身，努力改造自己。下乡以后的第一次招工回城，我是生产队七名知青中唯一被推荐的。来招工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考虑到你出身不好，需要多多改造自己，我们这次就不招你了。我心悦诚服。我争取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竭力不去追怀逝去的亲人。我回避了家世，回避了合川。
我们家中，再次提起合川，是文革以后。那时学医的六弟在新华书店看到《四川医林志》一书，书中有川东名医蒋鸿模的记载。母亲说，蒋鸿模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她说，遇到天气晴好的日子，曾祖就要晒医书，医书之多，要摆满半个院子。母亲还提起我们一直不知的高祖蒋璧芳，他是清代的翰林。六弟有同学在川大历史系任教，那位同学特地从川大图书馆的方志室借出了《合川县志》，以便六弟把县志里有关曾祖和高祖的记载抄录下来。
合川，这个在我心底潜藏久远的心结，再次被触及到了。
可是，我太忙了，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婚生子搞翻译，兼夜校课挣外水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从少儿时代起，为了减少痛苦而避免触碰家庭往事的习惯，已经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
我再次回避了合川，我连六弟抄来的县志都不看，尽管曾祖和高祖似乎应该是家世的荣耀。
一个人竭力回避的东西，其实是绕不开的心结。
去国经年，斗转星移，我一直无法忘记爷爷和大哥。渐渐地，我开始正视家史和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必须去一趟合川，了解爷爷和大哥后来究竟如何了。
2002年，我趁学术年假的机会回国，去了一趟合川。
原来的合川县已于1992年变成了合川市。
我知道蒋家老屋在合川白沙乡，但详细的地址就完全不知了。我一个亲戚的妻子，与当时合川市某领导是老同学，两人都曾在重庆乡下插队落户。她给老同学打了电话，请他予我关照。我到合川后，就去市政府找他。他立刻打电话，请来了一位已经退休的中学校长。这位退休的中学校长对高祖蒋翰林的事情十分了解，知道翰林墓的所在。他也知道名医曾祖和我家老屋“蒋家大院 ” 的具体地址。
根据合川县志记载，高祖“家境贫寒，少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他“勤奋刻苦，饱读诗书 ”。“蒋家大院 ” 是高祖中了进士，士人乡绅“争相馈遗，至数千金 ” 之后才置办的。高祖自己在蒋家大院没住多久，因他很快就奔赴京城，任职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纂修。光绪十年夏，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立刻回家奔丧。一路上舟车劳顿，历经两月，方才抵达。据说他回乡守丧时，在母亲的坟墓旁边为自己修了一间茅舍居住。他在守丧期间，“哀伤逾恒，未几病逝 ”。
曾祖蒋鸿模晒医书，就是在蒋家大院里面。史载他“初从老医刘道芝学，后又奋志研读家藏医书数十百种，历十年苦学而外出应诊……虽穷檐小户，犹精思及之……应手辄效……由是医名大噪，远近延诊者，门无虚日，日无虚时……极贫者，则周以药资。”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医治，他进城 “设堂授徒，就药学、医经、方剂、证治各编成歌括，以便习医者习诵 ”。他的著述有《本草便读》《医林辑要》《证治药例》等等。
爷爷虽在蒋家大院的书香中长大，但因曾祖太忙，川东一带，“无不有其舆影”，“每闻其还，则舆马盈门，争相延至”——无暇顾及爷爷的培养。曾祖1918年去世后，家道衰微，日渐贫穷。爷爷便去重庆当了好些年学徒，攒下一笔钱来，回到老家购置了些许田产。他是自耕还是自耕兼雇工还是租佃给他人？不得而知。据学者调查，土改时期，川东一带，很多自耕农被打为地主。巫溪县竟有人比别人家多了两个煮饭的酱罐，而被划为地主的。
市里那位领导的朋友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和老校长去蒋氏一门曾经的故地。开到离村子大约还有二十多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吉普车就停下了，因为前面没有可以行车的路了。我和老校长下车步行，司机原地等待。
步行途中，老校长说：文革中翰林墓遭红卫兵挖掘尽损。你的爷爷和大哥，也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但蒋家大院应该还在。
进村以后，我们直接去了“蒋家大院 ”。这“蒋家大院 ” 砖墙瓦顶，已经破败不堪。虽然在村里算得上大宅，但比起我家五十年代在成都与多家人合住过的，那所几进几深的宅院，小得太多。老校长说，现在住里面的，是几户贫下中农。老校长还为我找来了我的远房堂姐，她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随后，老校长和堂姐带我去到另一户蒋姓远亲家里。
这家人院落宽敞，房舍整洁。那时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他们的日子看来是过得不错的。不过，对于谈论四十年前那些革命运动涉及的对象，大家还是有所顾忌。老校长告诉他们我的来意后，我的远房表嫂把我带到灶房，其余人留在堂屋聊天。
根据表嫂的叙述，爷爷和大哥回乡之后的遭遇，难以用“凄惨 ” 二字描述。
土改时期，蒋家大院即被贫下中农占据。七十多岁的爷爷被押解回去之后，只能栖身于一间临时搭起的茅草棚子。他一无所有，饥寒交迫，生命得以延续，全靠村民悄悄送点粮食和柴草。不出两月，大哥又被送回了，爷爷还要照顾精神错乱的大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表嫂此处语焉不详。我也不敢询问，因为这太残酷了！
但是，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反右运动之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三面红旗高扬的1958年。跟全国各地一样，合川乡下成立了人民公社，搞起了公社食堂。公社严禁村民们自行煮炊，男女老少都必须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可是，食堂拒绝给大哥提供伙食，因为大哥有病，劳动表现太差。
大哥还是有比较清醒的时刻。表嫂说他写了一封信，寄给公社领导，要求吃饭。上面下来指示：要让疯子吃饭。大哥于是有饭吃了。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爷爷就被强制离家去修水库。年老体衰，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使他很快就病倒在工地。为了不让他死在工棚里，给大家带来晦气，他被抬回村里。当时，曾经举国开花的公社食堂，已经因无下锅粮米而停办，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的大饥荒已经开始。
疯疯癫癫的大哥，奄奄一息的爷爷，风雨飘摇中的茅草房 ……. 我不知道他们爷孙俩吃什么喝什么。表嫂此时眼泪涌出，哽咽难语。我不敢问，怕问出更多的人性残忍。
爷爷抬回家几天之后，有村民前往探视，发现爷爷已经死了。生产队的革命干部们谨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的教导，在派谁掩埋死人这个问题上贯彻了阶级路线：抬爷爷尸体去掩埋的人必须是中农以下成分，贫下中农不得沾手。
爷爷的身体是用破草席裹着草草掩埋的。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村民被这样掩埋，他们是三年大饥荒的牺牲品。
爷爷死后，大哥经常去坟地。也许开始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他，爷爷埋在那里。后来，就是为了刨食。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 的年代，侥幸存活的野狗刨开泥土啃食尸体，死人的骨头外露。大哥饿慌了，就拣那些骨头啃。
《夹边沟记事》中，极度饥饿的右派们，吃树皮草根草籽蚯蚓以及包括蝎子在内的、各种找得到的爬虫。他们要么严重腹泻，要么腹胀如鼓，解不出大便。解大便时，不得不用手或自制的小工具互掏肛门。根据表嫂的叙述，大哥那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大哥不是右派，不在劳教农场，身边无人帮助。
一天傍晚，大哥正在冬水田边上方便，恰逢大队党支部书记路过，他顺便一脚就把大哥踢进了水田。然后，他便扬长而去。冬水田水深不过膝，极度虚弱的大哥却无力挣扎出来，就这样死在冬水田里了。
听说蒋家的海外后人回来了，还是坐市里的吉普车回来的，那天下午，乡镇干部们一定要请我吃饭。我不好拒绝，因为老校长和司机乐于赴宴。
满满一桌人围着满满一桌酒菜。年轻的镇干部开席讲话，希望我为当地拉海外投资发展经济。我告诉他，我不认识生意人，更拉不到投资。他或许有点小小的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众人享受公款买单的酒席。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我心里却在翻江倒海。
我想起了那直白无华的名句：“百代皆行秦政治 ”。历史学家黄仁宇称秦始皇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治”。
我想起了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广西的文革。
我一边想一边看着眼前满桌的菜肴，突然有了欲呕的感觉。我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以免败坏大家的兴致。思绪翻滚之余，我不禁想到，爷爷和大哥之死，其实不算最惨的。而我自己，则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还活着。
后记
学者林贤治认为，黑五类子女的内心，遭受了一个摧毁性的过程。我自身的感受，的确如此。我的至亲好友，为了避免摧心摧肝的痛苦，到现在也不愿提过去的事情。
我是幸运的。出国以后，看了很多心理学哲学和国内外政治方面的书籍，渐渐能够正视家世和自己的内心。但是，写这样的文章，仍然难受到泪湿衣衫。
我之所以要写，一方面自己需要心理释放，更重要的是，我感到我有责任和义务，为普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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