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曹培：​右派嬢嬢的风雨人生

本期人物

本文作者

曹培，生于1952年，1965至68年入读北京101中，1973年入读山西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政治法律室工作，1991年赴英读博，1995年在英国伦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教7年后返回北京作律师至今，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汕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原题

右派嬢嬢的风雨人生

作者：曹培

“嬢嬢”是四川话，指姑姑、姨姨、阿姨等，类似英语中的Aunt。这个亲切的称呼来自我的童年记忆。

从小在我眼中的长辈除了父母，就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嬢嬢。

她叫曹素忱，是北京化工厂的职工学校的教师，个子不高，有一双和父亲一样的善良的大眼睛，平时总是微笑着，态度很和蔼亲切。她家是我家在北京的唯一亲戚，来往甚密。且她的三个孩子与我们三兄妹年龄相仿，是我们幼年时最亲密的玩伴。

我们逢年过节、周末假日总在一起度过，留下的是温馨、美好而又有点朦胧的童年回忆。直到成年后，我才了解嬢嬢一生诸多的跌宕起伏与酸甜苦辣，并衷心钦佩这个一生都在与命运搏斗的女人。

一．离乡求学，历经贫寒

我的爷爷奶奶家原是四川开江县普安镇的一户小地主兼小工商业主。在上世纪10-20年代，他们一共生养了一子四女。父亲是老二生于1920年，嬢嬢生于1923年，是我的二姑。

我的爷爷曹剑云毕业于成都府中，在家乡做小学教师兼校长。奶奶是秀才的女儿，家中有不少书籍，还订有文学刊物。

爷爷在那动荡的年代悟出了唯有送娃儿们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他无论男女一视同仁。当时娘家的嫁妆决定着女儿在夫家的地位，爷爷却常把四个女儿叫到一起训话说：“将来我没得嫁妆给你们的哦，供你们读书就是给你们的嫁妆。”

三十年代末，家中经营的缫丝厂被日本的进口丝顶垮了，经济上陷入困境，爷爷不得不出卖土地供子女读书。即便如此，五个孩子的学费也难以为继，所以嬢嬢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

她小学毕业后由于无钱上初中，不得不休学一年。1943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化学系后，又休学了一年，在家乡当小学和中学的教师，积攒上学的费用。1944才上大学。1945年父亲中央大学毕业后到中学教书，才用微博的工资供二姑读书，直到她1948年毕业。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个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足90斤的窈窕淑女，身着蓝布旗袍，翻山越岭离家去万县（今万州）读高中。当时从开江到万县要走上三天三夜的山路，晚上住在简陋的脚夫旅店，睡的地铺上满是虱子。嬢嬢总是背着简单的行李，与姐妹同学结伴同行。她说当时她和姐妹们上学穿的旗袍的袖子是活的，夏天拆下来做为短袖穿，秋凉时又缝回去接成长袖穿。因为衣着寒酸经常遭同学白眼，还常陷入要求缓交学费的尴尬。嬢嬢只是一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心中早有一个人生榜样--居里夫人。

五四运动后，社会风气流行自由民主、男女平等。爷爷奶奶又很开明，从不干涉子女的自由。嬢嬢从小自立自强、耿直正派、活泼热情、容易激动、还有点偏激。她在高中当过班长，一次在全校演讲时，有意将“各位男女同学”的称谓改为“各位女男同学”，借此标新立异为女性“扬眉吐气”。她还爱打抱不平，认为学校领导处事不公，就带领同学罢课。训导主任曾规劝她说“年轻人不要太露锋芒。”可当时的她哪里听得进去？直到三十年后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才反复回味起中学时代老师的教导。

二．嫁给化学，大厦突倾

年轻的嬢嬢是个纯真的民国淑女，1948年大学毕业时，她与一群穿着西装和旗袍的男女同学合影，唱着李叔同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共同憧憬着未来。

在五十年代她一边唱着徐志摩的“半个月亮爬上来”，一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

她热爱生活，一心追求理想，追求光明，不知黑暗为何物。在她脸上常带着一种纯真灿烂的笑容，即便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只是文雅地、困惑地问一句 “干嘛呀？”

四十年代中，年轻漂亮的嬢嬢正在川大化工系读书时，与一位已婚的留法归国的博士、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张汉良教授谈起了师生恋。科学救国的共同理想和热爱化学的共同兴趣，使得嬢嬢爱上了大自己21岁的张教授。张教授则选择了与有钱有势的前妻离异并放弃他的所有房产财物。他净身出户时，只拎走了两只皮箱，那里面装的是他从法国带回来书籍和实验仪器。

结婚后的头几年，嬢嬢常与姑父一起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彼此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嬢嬢说那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时光。

五十年代初，张汉良教授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化工系主任，父亲也在该系教书。父亲与嬢嬢成了同事，我家因此迁到北京。

那时正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知识分子们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涨。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张教授一边从事着系里面繁重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一边还自修俄文（他已经精通英法两种外语），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全然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54年6月1日下午，张教授正在一个阶梯教室向全校各系领导介绍化工系学习苏联专家的经验时，突发脑溢血在讲台上溘然长逝，时年52岁。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大儿子五岁，二儿子三岁，小女儿一岁。

31岁的嬢嬢遭此沉重打击，一时如坠落深渊。在痛定思痛之后，她毅然写下了“逆流而上”四个字，压在张教授的书桌玻璃板下，鞭策自己勇敢地生活下去。在追悼会上嬢嬢只带了1岁的表妹，代表两个哥哥送了父亲最后一程，因她当时还小不懂得伤心， 嬢嬢决心一个人承担痛苦。

此后每年清明，都是父亲陪她去为张教授扫墓。每当孩子们问起爸爸哪儿去了，嬢嬢总是回答说：“爸爸出差了。他走的那天正是六一儿童节。你们在幼儿园玩得多么开心呀。”为了保持家庭的单纯性，不让孩子们受到委屈，她谢绝了别人为她介绍对象的好意，决心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嬢嬢继续追随居里夫人的榜样，投身于化学教学与科研的工作。她说虽然她不能成就她的伟大事业，但可以学习她为理想事业而毕生奋斗的执着精神。除了照顾孩子，嬢嬢就尽量把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她刻苦学习俄语，努力向苏联专家学习，并翻译了俄文教材。

此时父亲不仅承担了老家父母的全部生活费用，也对嬢嬢多有帮助。我们平时是两家人，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成了一大家子人。北海、景山、颐和园、紫竹院是我们经常驻足的地方，六个小孩无忧无虑的嬉笑给嬢嬢带来不少安慰。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活 ”

1957年前后

一晃三年过去了，嬢嬢终于从丧夫的痛苦中走出来。不仅使得三个孩子健康地成长着，还把大学讲师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苏联老师回国后她独当一面，又讲课、又指导实验、又带学生下厂实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打击突然降临。

1957年5月的一天， 嬢嬢正感冒发烧在家里休息。一个学生来找她，说学校领导下午要召开“讲师助教鸣放会”，希望她去参加，为化学实验安全提些意见。当时嬢嬢正在教授“炸药理论”课并带实验，由于学校安全设备和规章制度没跟上，已经出了好几起事故，最近还炸断了一个学生的手指。嬢嬢曾多次向学校反映都没有得到解决，心里正在着急，就义不容辞地去了。

会上发言十分踊跃，嬢嬢也发了言。她从专业技术角度，要求学校增加安全设备。学生们很感谢她，还给她送来了感冒药和水。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副院长，大家都殷切希望他最后能对所提意见表个态，可他却始终板着脸一言不发，对大家的热情无动于衷，令人不解和失望。他们哪里想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于是大家开始对领导的态度不满，约定回去写大字报。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会，而选择了去北大听俄语课。父亲曾多次婉转地对嬢嬢说“搞好业务就行了，不要参加政治运动”。可嬢嬢当时正被一群学生裹挟着，哪里停得下来？

正当嬢嬢他们兴致勃勃地“帮助党整风”时，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开始了，一夜之间风向大变，冰雹突降，社会上各界名人、知识分子纷纷落马，嬢嬢和她的提意见的学生们成了被有组织地围攻批判的“反党分子”。孃孃一时都懵了，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怎么就成了“反党”。叹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比起自己去教授一门新课难多了！ 

 经过一系列的大会小会批斗和检讨之后，嬢嬢被定为三等右派分子 （当时右派共分五等）。由讲师8级降到助教3级，工资由每月106元降到62元。被调离大学。当时还有人监视她，怕她畏罪自杀。嬢嬢心里说“干嘛呀，我才不自杀呢！”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活下去比选择死更艰难，但在三个幼小的孩子面前，嬢嬢别无选择。她说自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活”，问心无愧，心存美丽天地宽。

嬢嬢开始以为自己会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发愁三个孩子怎么办。当时情形非常凄苦，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半、6岁和4岁。后来她被安置在北京化工厂劳动改造，不必与孩子分离了，反倒令她喜出望外。

嬢嬢虽然单纯善良，但不懦弱认命。她身上有着一种知识女性的刚强和执着。

嬢嬢离开北京工业学院后，独自携三个孩子住在东城区灯市口演乐胡同的一间旧房子里，房内没有洗手间和自来水，冬天靠烧煤球炉子取暖，夏天就在门口安个炉子做饭。

嬢嬢每天天不亮就骑车去工厂上班。每月三班倒。有时上中班、夜班。半夜下班就住在工厂的宿舍。家里请着一个保姆带孩子。后来经济上实在拮据，只好不用保姆了。孩子们自己上幼儿园和小学。嬢嬢每日早出晚归，下班时就从食堂买些馒头、烙饼等作为孩子第二天中午的主食。

有一次五岁的小女儿病了，无依无靠，只好去前院找她原来的保姆杨大娘，此时她正在给别家佣工。杨大娘只好给她喝了些开水，让她躺在厨房里的一条板凳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直等到嬢嬢下了夜班才带她去看病。

二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中午回家自己吃午饭。有一次发现家里煤球炉子灭了。好心的邻居刘大妈就让他把烙饼拿到她家去热，竟发现烙饼上还有一只蟑螂。

嬢嬢在车间劳动两年后，就被调到工厂的附属化工学校教书。一直干到1988年退休。她主要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还经常去无机车间劳动和调查研究， 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编写的教材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很受工人学生的欢迎。

嬢嬢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踏实敬业精神赢得了工人们的真诚友谊和尊敬。一位师傅曾坦诚地对她说：“曹老师啊，听您讲化学分析课这么深刻、这么清晰。可是您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怎么这么简单天真，糊里糊涂呢？”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嬢嬢感觉到她真是被工人阶级“再教育”了。

四．至暗时刻，骨肉情深

60-70年代

60-62年经济困难时期，孩子们经常吃不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有一次嬢嬢很晚才下班回家，没想到大儿子兴英拿出锅来给妈妈看，锅里面还给妈妈留了一点热米饭。当时他才刚刚十岁，已经明白自己是大哥，应该照顾弟弟妹妹，还惦记着母亲。这事真是让嬢嬢又感动又心酸。

我表妹从小就心灵手巧，自己补袜子补衣服。还会用旧布头自己缝制布娃娃，一样玩得津津有味。还做了一个装在盒子里送给我。每次他们到我家来玩，妈妈都尽量设法让他们吃好吃饱。所以表妹回忆说自己从小就盼着去舅妈家，因为在那里可以吃饱饭。

60年代初北京工业学院的领导曾有意让嬢嬢回大学教书。因为苏联专家撤离以后，一些课程除了嬢嬢没有人能接，她坚决拒绝了。事后回想起来辛亏当时没回去。因为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嬢嬢待在工厂里并没有受到什么直接冲击。只是有人写大字报批评工厂领导不该“重用”嬢嬢等右派分子。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却寻踪而来，在嬢嬢简陋的住所前贴了大字报，抄了家。把她在床下收藏的唯一的一只皮箱搜出来，把里面张教授从法国带回的专业书籍翻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此后便无事了。

假如嬢嬢此时在大学里，一定逃不了被批斗毒打和被关入劳改队的厄运，正如父亲那样。

1968年文革期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个孩子均在被动员之列。首先行动的是男二中，去延安插队。17岁的二儿子兴致勃勃地回家告诉妈妈，仅仅花了一角钱就把北京户口销了，他说得如此轻松，哪里理解母亲内心的苦涩。所幸不久大儿子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的怀柔砖瓦厂，虽然地点较远，毕竟周末还可以回家。

女儿张杰刚刚15岁，嬢嬢晚上还时常为她盖被。学校大张旗鼓动员他们这批孩子去云南，嬢嬢实在不放心，想让她去延安投奔她二哥，至少兄妹两人彼此有个照应。而且二儿子到了延安后曾给家里来信，把那里描述的非常美好。但是当他得知嬢嬢要把小妹也送来时，连忙来信道出真情：劳动繁重，缺水缺食，交通不便，不同意小妹也去。原来他是在哄嬢嬢。没有办法，嬢嬢只好含泪送小女儿去了云南。

孩子们走后，嬢嬢孤身一人在家，不断地给云南的女儿和延安的儿子寄包裹。有一次寄了酱油膏和八宝菜，结果又被退回来，原来酱油汤漏了出来。还有一次寄了腊肉去，到了那边还没被煮熟，就被孩子们抢着吃了。

最让嬢嬢难忍的是不准许知青春节回家探亲，由于回来后没有北京户口，被查出来就往回赶。1973年，在延安插队的二儿子被推荐上了西安矿业学院，是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又分配回延安地区的煤矿。直到八十年代他们一家才调回北京。

1974年不少家中有门路的知青已办回城，嬢嬢在夜里辗转难眠，因女儿离家去云南一晃都六年了，实在令她挂牵。她小心翼翼地去找一个街道办事处领导说明来意，人家熟练的两句话：“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嬢嬢堵得张口结舌。

后来嬢嬢又鼓起勇气去找化工厂管人事的领导谈，更是冷冰冰的一套官腔“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云云。有人劝她去给领导送礼， 嬢嬢一无门路，二来也不敢。万一被人说成“右派分子腐蚀拉拢革命干部”岂不罪加一等？嬢嬢失望已极，便给父亲打电话诉说心中的痛苦。父亲立即骑车几十里地赶到城里，说了不少安慰话。

1975年底的某天嬢嬢突然得到消息，根据“同性照顾”的新政策，母亲可以办回一个女儿。嬢嬢喜出望外，感觉像是天降馅饼。1976年表妹张杰终于回来了。

不久以后，兵团的图章就挂在办公室随便用，谁去盖个章就都可以回来。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就这样收场了。

文革开始化工学校即停课，嬢嬢回到车间一边劳动一边搞技术革新，这让嬢嬢十分痴迷。一次在试验“三氯化锑一步合成法”过程中，嬢嬢下班后由于中毒腹泻无力，独自躺在床上。

好心的邻居前来探视，还给她端来一碗热稀饭。嬢嬢吃了后睡下，心里却一直在琢磨试验为何失败，半夜忽得灵感，爬起来修改了设备装置图，经过反复试验终获成功。不仅缩短工时提高了产量，还减少了环境污染。

70-71年，嬢嬢又参与了含汞废水处理的工作，试验昼夜进行。嬢嬢经常夜不能寐，盼望早日天亮，好去车间观察试验的结果。经过一年的试验最终获得成功。

有心的嬢嬢把这些一点一滴的经验都记录了下来，作为她日后教学的资料。1972年化校复课，嬢嬢又回去继续孜孜不倦地教书和编写她的教材。工作的紧张充实冲淡了她对孩子们的思念和独自一人生活的孤寂。

五．柳暗花明，重新出发

1978-1990

1978年嬢嬢的右派得到平反。工作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她为国家教委及化工部编写大专、职工培训的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又受教委和高教出版社委托，主编了《无机化学》《化学试剂与星际化学品合成基础》，翻译了俄语的《纯化学试剂》等书。还担任了“化工职工教育”杂志编委，为化工部《情报信息》刊物写稿......

八十年代，嬢嬢已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一百多万字的专业著述，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她获得了全国教育劳模和“人民教师”奖章。成为教授、厂办“七二一”职工大学副校长，并分到一套位于劲松的两居室房子。她是全国职工教育的一面旗帜，时任教育部长的袁宝华还亲自造访了她的家，以示对职工教育的重视。报纸上宣传了她的模范事迹：“主动放弃去大学工作机会，坚守职工教育战线三十年”，令嬢嬢哭笑不得。她曾任北京市成人教育界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成员、组长、北京市政协委员等。

1994年，化工厂的部分职工（原化校的学生），在深圳创办了艾克公司，邀请已经退休的嬢嬢去为他们做技术顾问。71岁的嬢嬢欣然再出发，投入到了“经商下海”的浪潮中。这是嬢嬢晚年生活最充实、最愉快的几年。嬢嬢在深圳一直工作到1999年，帮助公司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为公司跨入高新技术企业做出了贡献， 也与公司的同事结下了深厚友谊。丰富的业余生活使得嬢嬢心情非常愉悦，竟然还写下了很多诗歌，抒发了她心中的激情。

21世纪后，年逾八旬的嬢嬢退而不休。她向晚辈学会了用电脑，为高教出版社继续做编译工作，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科普文章。2002年9月，89岁高龄的嬢嬢还推出了她最后的心血之作《为什么和怎么办-- 无机试剂和精细化学品生产答疑》，归纳了精细化工生产中100个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凝聚了她多年生产与科研的经验，成为许多化工企业生产中的实用手册。

六．化学兄妹，相依为命

嬢嬢和爸爸是只差三岁的亲兄妹。嬢嬢小时候一度对上中央大学的哥哥很是崇拜，父亲学了化学，她也立志要学化学，果然考上了四川大学化学系。从此与父亲成了同行。她随姑父来到北京后，又聘请父亲来北工教书。从此这对“化学兄妹” 在北京相依为命， 一起经历了反右、四清、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以及文革后的科技教育振兴和退休养老阶段。兄妹二人彼此扶持，相互鼓励，都活到了长寿。

 嬢嬢被打成右派后，以为要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发愁三个孩子怎么办。父亲义不容辞地说，“你只管安心去，孩子就全交给我吧”。1974当嬢嬢为了争取远在云南的小女儿回家屡次碰壁而烦恼不已时，只好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立即请了假，骑车三十多里进城，告诉嬢嬢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时机。待到嬢嬢的心情转好，要张罗留父亲吃饭时，才发现父亲裤脚上沾有泥巴，原来他正在附近农村的水田里参加劳动。其实父亲只是无权无势书生一个，人又清高，不能帮嬢嬢办成任何事，只能给予精神上的抚慰。且他总是在嬢嬢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嬢嬢身边。应该说，父亲的精神抚慰并非空话，还都是挺有远见的。果然没过两年，嬢嬢最牵挂的女儿就回到北京了。

单身母亲教育子女不容易，嬢嬢一遇到难题就找父亲。父亲作为舅舅义不容辞代行父职。特别是当我的那两个表哥淘气时，经常被父亲像训自己儿子一样地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父亲对于外甥们的教育、就业、婚姻也都参与意见，还亲自提笔给在外地工作学习的外甥写信，尽管他对后代的教育中带点封建大家长作风。所幸的是我的大表哥1977年终于考上了化工大学，成为我们六个孩子中唯一继承父业者，令化学兄妹深感欣慰。嬢嬢把张教授留下的英法文书籍全给了他，父亲也把他叫到家里来勉励了一番，并指着自己的书柜说：“需要什么随便拿。”

书籍在读书人眼里是最宝贵财产。

八十年代，嬢嬢和父亲都分别成了大红人和大忙人。这段时间嬢嬢经常上我家来，随身带着书籍笔记，与父亲讨论完专业问题后又匆匆离去，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1983年11月国家教委在无锡召开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工科教材的编写大纲。嬢嬢负责主编其中的“无机化学”教材。在小组讨论会上竟然与父亲不期而遇！原来教委还特地聘请了一些高校教授来支援职工教育，而他们俩都忙得顾不上事先打招呼。至此同事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亲兄妹。

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很多国人精神上都会出毛病。或者偏激、变态、怪癖，以至于家庭破碎，亲人反目。所幸的是这对化学兄妹保持了健康的理性，升华了亲情，并一起把握了最后的黄金工作机会。

当然他们共同幸运是所学专业是化学而不是文科，他们毕生都可以寄情于他们的专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坊间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

其实这话夸张了。化学兄妹都是解放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理工青年，回顾他们的命运又焉能“不怕”？当然学文科的可能要比他们更惨。与命运进行抗争，争取实现自身价值，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他们都做到了在当时条件下一切能够做到的最好。

嬢嬢退休后独自居家养老，子女和亲友常去看望她。2010年九十岁的老父还专门坐车进城看望了嬢嬢，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化学兄妹摄于2010年

七．风雨人生，无愧无悔

我小时候眼中的嬢嬢总是穿一身朴素的蓝制服，显得干净利索。早晨天不亮她就骑车去上班，随身提一个人造革书包，内装一个铝制饭盒，下班常带回一些工厂食堂的主食，再炒菜给孩子们吃。

她在忙忙碌碌中带着一股亲切和乐观，做出的饭菜总有一种我家里没有的特别香味。嬢嬢从来不发脾气，说话总是柔声细气的。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嬢嬢，爱到她家去玩。因为在嬢嬢家，我做错了事从不被斥责，一看嬢嬢那温和的目光，自己也能马上意识到错误。

我喜欢饭菜的“隔锅香”，喜欢北京胡同的那古老神秘的味道。我和表妹一起玩得兴高采烈，却丝毫没有发觉嬢嬢是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过日子，她从未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她的压力和烦恼。直到文革中理工大学红卫兵到她家门口贴大字报，我们才知道嬢嬢是“右派分子”。

我对嬢嬢一直非常敬佩。她那开朗豁达、积极乐观、外柔内刚、百折不挠的性格对我有很大影响。

有一年冬天她在电话里告诉父亲她感冒了，当时她五十多岁，孩子们都不在北京。父亲关照我去看望，我一早匆忙骑车赶到她家，想代替表妹在病床边陪伴照顾她，却不想嬢嬢一早就起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顶着凌冽的寒风跑步去了！嬢嬢说她已经坚持晨跑几十年了，虽有小恙亦不曾中断。

九十年代中我到香港教书时曾到深圳去看望嬢嬢，当时她问我工作如何，我抱怨说“太累了”。嬢嬢温和地反问了一句“谁不累啊？”顿时令我羞愧万分。1997年暑假我曾带嬢嬢到英国旅游，算是对她劳苦一生的小小犒劳。

嬢嬢一生都与化学结下不解之缘，可谓福也化学，祸也化学。从少年时立志科学救国，到川大化学系学习时嫁给了她的老师，也终身嫁给了化学。反右时只因做事太认真而被打成右派。被批斗和被清除出大学，下放北京化工厂。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参与科研生产、从事职工教育，编写教材、撰写科普作品，在应用化学的科研和成人教育方面是颇有贡献的，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嬢嬢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不朽大名，却在她的特殊领域里照亮了一片，在同时代的同行与同事圈子里口碑极佳。

老年的嬢嬢依然保持着的生活的热情，只是在经过了人生历练后，变得更加睿智、豁达、干练。亲友中有什么苦恼矛盾，都愿意向她恳谈，也都愿意接受她的忠告。她说话依然温文尔雅，不慌不忙，但往往简单几句切中要害，然后以一句“完了！”收尾，干脆利落，无人不服。

2005年82岁的嬢嬢开始动笔写自传。86岁完稿，90岁定稿  写出了五万多字的自传体的回忆录《我人生行程的支撑点》，为后代留下了她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资料。

2014年初93岁父亲去世，我一度陷入极度悲伤和疲惫。正不知该怎样去通知嬢嬢，这对相依为命一辈子的化学兄妹感情实在非同一般。不想90岁的嬢嬢主动打电话给我，话语依然慷锵有力：“我已经想通了，第一，你们已经尽力了。第二。他即便活下去，生活也没有什么质量了。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自然规律嘛！你们这段时间也辛苦了，办完事好好休息一下吧。就这些，完了。”

这就是我嬢嬢。

年逾九旬后，嬢嬢的精力与体力逐年下降，不得不与保姆同居。又不慎摔伤了腰只好居家不出，慢慢地越来越嗜睡......  2017年4月17日下午4点48分，94岁的嬢嬢终于长眠不醒了。

这个娇小的女人曾与命运拼搏了一辈子：年轻丧夫的悲伤创痛、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击、政治压力的长期折磨，物质生活的长期匮乏，单身母亲的劳苦艰辛……都不曾摧垮她。她一步一步地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活出了长寿、走出了自己无愧无悔、丰富充盈的人生。嬢嬢，在与命运的长跑中，您笑到了最后！

2017年4月19日北京天气阴冷且有小雨，我与表兄妹们一起送了嬢嬢最后一程。嬢嬢在“炎黄陵园”墓地离我父母的墓地只有五分钟步行之遥。这对化学兄妹又可以像生前那样经常团聚彼此照应了。

站在军都山脉上的炎黄陵园向南眺望，正对着的是北京的中轴线-- 龙脉，远望市中心迷雾笼罩风雨如烟，近看身边墓碑如林漫山遍野。我相信在这些普通逝者当中，像嬢嬢和我父母这样的好人应该不少，且各有各的感人经历。所有这些普通人的精神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永恒的生命之灵，盘桓在京城的“龙脉”之上，也关心着在城里继续勤奋生活着的炎黄子孙。

我相信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虽然需要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绝不是自吹自擂的伪英雄），更缺少不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平民百姓，他们将个人的智力、劬劳与心血，默默地投入到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清贫的物质生活中，不屈不挠地实现着人生的价值，为社会的点滴进步实实在在地添砖加瓦。虽然他们的名字和贡献不久即被时间所覆盖，却搭成了人梯，桃李天下、前赴后继。个体生命之壮美与永恒意义，就在于对自我实现之自由的永恒追求中。嬢嬢，我为您点赞，为您自豪！

一路走好啊，亲爱的嬢嬢！看天堂已聚集了那么多的亲人在迎候您。有已经等待了您62年的丈夫、有您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您终于可以摆脱缠绕了您一生的孤苦，去享受更多的温暖亲情了。安息吧！亲爱的嬢嬢， 晚辈们永远敬您、爱您、学习您，纪念您。

作者和女儿与93岁的嬢嬢摄于2016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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