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史铁桥，1954年出生于北京，三岁多随父母到成都，曾经在四川山区插队，1978年3月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过产品制造、教书和企业管理，在深圳退休。
作者：史铁桥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是失败的；我们最该读书的年龄被迫离开了课堂，没能接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终生遗憾，青春有悔。
现在要完全客观地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隔着一张无形的网。但，我赞同一种提法：不堪回首，仍要回首，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当过知青的人总忘不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与事。
1974年至1977年，我在四川天全县山区（二郎山附近）当了三年插队知青。三年里，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磨难，是我步入社会体验人生的开始，使我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历。生产和生活的亲身体验让我在心里怀疑当时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了中国的落后，我们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并亲身体验了最底层的生活。我开始学会思考。
我下乡插队的安乐公社最平的地方，当年的公社所在地（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接受“再教育”和呆子杨德志
到生产队第三天，干的活儿是收玉米。背上的背篼口高过人头，把一条条玉米从玉米秆上掰下来回手扔进背篼；有了几十斤重再背到地边，倒给专司背工的人，他们背的高肩背兜的喇叭口更是大大地高过头，他们一人能背两三百斤，再由他们背到生产队的仓库。漫山的玉米地，干着干着，人群就散开了，靠呐喊彼此呼应着。农忙，天黑得快看不见了才收工，队长高文贤又吆喝大家到楼房头（地名，生产队仓库在此）开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楼房头。这是个大四合院，住着八九户人家。新收的玉米就堆在石板铺就的院子里。山区石头多，盖房子、起猪圈、砌坟墓、铺晒坝、铺路……但百来平方米的四合院院子都用石板铺就，在上下几个生产队也就这一份儿。人们围着玉米堆席地而座，男人们抽着烟叶，女人们做着针线，孩子们跑进跑出的打闹。今天开会的内容是批评王仕贵，他偷了集体的玉米。白天背玉米时，他在高肩背篼的底部装了个夹层，夹层以上的玉米倒在生产队的仓库，然后以回家喝水为借口把夹层里的玉米偷回了家，每次六七根、七八根不等。偷到第三次时被人发现。因为王仕贵的成份是贫农，不能批判，只能批评。要是“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所为，就不止是“批判”，而是要“斗争”了。 晃动的煤油灯影下，一位衣衫褴缕、腰上扎着草绳、戴着脱落半截帽沿的蓝灯芯绒帽子、胡子拉渣的矮个子中年人，从家里（他家就在这四合院里）捧出一本厚厚的没有封皮的书，凑在灯下，手舔口水翻到一页，脱口而出“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哇，那居然是列宁选集，好个了得！此人是谁？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知青，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他是杨呆子。”旁人告诉我们，此人姓杨名德志，芦山县（与天全县相邻）人氏，参加过土改工作队，曾官至某公社书记。“反右倾”时的某次会上，讨论“农民一年四百斤毛粮够不够吃”，他站起来说了句“够吃个鸡儿啊！”这后三个字是当地方言的一个词组，说是下流话吧，却是当地男男女女的口头语，是否定的意思。这样，他就被划为“右派”，公职和党籍丢了，跟着他婆娘倒插门来到此地。他是读书人出身，干农活不太行，常和妇女们挣一样的工分，但在生孩子方面和农民一样能干，生了一大堆孩子，日子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由于当地的口音，加之调侃取笑（也算是当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的“文娱活动”吧），人们就将杨德志叫成“杨呆子”。他也算是“插队知青”吧，老知青，已经安家落户的老知青。他肚子里有些墨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比起我们这些“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的高中学生，只怕历史知识和古文知识还要强得多。杨呆子的婆娘原来也是党员，现在拖着一大堆孩子，都不能天天出工，说话好像比一般的群众还落后。此时，杨呆子已念完他节选的“列宁教导”，又背了一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接下来他开始剖析王仕贵偷玉米的思想根源，教育他要爱集体，要明白大河和小河的关系，云云。听着听着，我有些纳闷了，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怎么眼下遇到的倒是贫农偷集体的粮食，“右派份子”引经据典的教育贫农呢？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里偷集体辣椒的可是地主婆啊！看来，有很多事不能以阶级成份和阶级斗争论啊！分清敌我和杀猪吃肉
农历十月初一一过，已进初冬，山区温度更低，已开始烤火，家家户户陆续开始杀年猪。围着火塘烤火就顺带熏肉，一条条在盐里滚过的肉就挂在火塘上方。一家人若养得起两头猪，必须以收购价（很低）卖一头给国家，换得一张“准杀证”，杀另一头猪自食才为“合法”。缺粮食只喂得起一头猪的，杀后也必须低价卖半边白条猪给国家换得证明，才能“合法”地吃另一半。所谓年猪，并非过年杀猪之意，而是养了一年，一年只杀得起一次猪，杀了要熏成腊肉吃一年，以解决一年的油水和肉。一大家人一年的油水和肉都靠这半边猪呵，当然希望这半边猪膘厚一点，可要膘厚得多给猪喂玉米等粮食呀，喂不起，缺粮呀。“聪明的”农民兄弟曾这么干过：两个都只喂得起一头猪的家庭合作，将其中一头猪喂到一百三十多斤（活猪一百三十斤是国家收购最低标准，白条猪有个折算数）就杀了，各背半边白条猪去收购站卖给国家换回“准杀证”；将本来分别喂两头猪的玉米集中起来，尽可能把另一头猪喂得肥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收购站后来居然要求卖半边白条猪的，必须是带尾巴的那半边，可以想见城市、农村的“剪刀差”把农民剪得多惨。魔高一丈，道高十丈，聪明的农民兄弟另找了一根猪尾巴，缝在没尾巴的那半边白条猪的屁股上，半夜就背去收购站排队。收购站早晨六点半开始收猪。冬天的早晨六点半，天还没亮，15W的昏暗灯光下，收猪的人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条器官移植的尾巴，卖猪的就拿着那纸“准杀证”和钞票撒丫子了。山民好客，杀猪的当天总要请亲朋好友吃一顿，谓之“吃血汤”。知青是远方客，一般都请。而缺油少肉，干了体力活粮食（下乡头一年，国家供应每个知青每月35斤大米）已不够吃的我们，心里也盼着被请。这天，楼房头的王子兰家杀年猪，她来请我们吃血汤。我们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答应。下乡前，组织上给我们的告诫是：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们到农村去，首要问题也是分清敌我，“五类份子”就是敌人。王子兰的爹王春发是“坏份子”，可不敢去她家吃肉。王子兰的老公——王春发的倒插门女婿高兴勤来请我们：“她爸是‘五类份子’，我不是嘛，我是贫农，还是共青团员嘛，这个面子要给嘛。” 我们心动了一下，吞了一下口水，想给他一个面子。可一想到去了就难免和“坏分子”王春发坐在一张饭桌子上，而且毕竟要进他家的门，就又坚定地婉拒了。接受了一年多“再教育”后的第二年冬天，再遇到哪家杀年猪请我们，我们去与不去的标准就变了——不再以阶级成份论，而是以其好客程度、是否吝啬（真心请，还是假意表示？）论，不要吃得人家心里不爽嘛！看来，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敌不过猪肉的引诱。我们到农村也不是来革命的，而是城里无法就业。伟人逝世
不知各位可曾还记得当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公之于众时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上午下小雨，生产队未出工，午饭后，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农王子明——其实不到五十岁，只是被日晒雨淋和温饱困境催出了老相——在山坡下我们三个知青的住处，摆龙门阵，听半导体(在成为西电5772的一员前，我一直以为半导体就是半导体收音机)。“老农”家庭成份中农，好象还不是下中农，人随和的过头，我们常与他随便开玩笑，有时开得很过份（比如扒他的裤子），以作为单调生活的小娱乐活动。半导体的信号不好（应该说是山区的信号不好），时断时续，听得挺费劲。忽然，哀乐声断断续续响起——那年月，每响起一次哀乐，人们的迷惘和担心就加重一层，祈盼也在悄悄地生长——我们用手势止住“老农”的说笑“听，听，谁又……” 播音员低沉缓慢的声音从半导体徐徐流出，我们都打了个寒颤，不敢“公开”想的事终于发生了。“老农”张大着嘴，盯着我们的半导体。半晌，三个知青都没出声。突然，“老农”手指我们的半导体，断然道：“不要相信，不要相信，阶级敌人造谣，阶级敌人造谣……”我清楚地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讣告的第三遍时，变成了周恩来逝世……几句后就停下，又过了一会儿，接着重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36年过去了，我一直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再没听别人议论此事，但我们当时确实听到了，不是我的幻觉。后来，看了朋友转发的纪录片《毛泽东的最后风雨路》第四集“殘陽似血”，才搞明白：一、这事确实发生了；二、发生的原因：预录的哀乐时长６分钟，播放两遍后，“四人帮”中分管宣传的姚文元打来电话：我们是站着听的，哀乐６分钟太长，很多老同志坚持不住，压到３分４５秒。３分４５秒就和周恩来逝世时一样长了。慌乱中，有人去电台总编室取来一盘哀乐３分４５秒的带子（周恩来逝世时的播音录音），没来得及试听和剪辑就用上去了，衔接出了问题，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当年３６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回忆：事故一发生，当时大家全楞了。杨心里压力大得五天五夜没回步行五分钟就可到的家，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蹲监狱。以前，比这轻得多的事故，比如播错人名、职务等，也可能被批斗的。没想到事故汇报到姚文元那里，这次，姚只说了句“你们回去安排好，别再出差错。”老人家挥手间的“玄机”
在农村的几年，我们不怕吃苦，有时甚至是彼此比着吃苦。记得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农忙“双抢”(抢收抢种)前后，我曾连续出工一百一十多天，一天也没歇。收麦子，晒场，守水，裁秧……什么活儿都干。穿一身破衣裳，腰间扎着草绳，草帽也不戴，真有“滚一身泥巴，脱几层皮，练一颗红心”的精神，晚上睡觉背都痛得挨不得床板。忙过了一闲下来，不禁要想前途问题：知青中有门道的当了工农兵学员或是招了工；也有的老知青已在农村呆了五六年或六七年，还不知前路在何方；极个别的老知青在农村安了家。当时有知青调侃：成都万岁展览馆（当年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还是林彪字体，现省科技馆）前毛主席向前挥的手伸出了五根手指，是说知青要在农村呆五年；很多老知青呆满了五年仍未能回城，围着老人家转了一圈才看清，背后那只手比的是“八”。一天晚上，在贫农王子华家围着火塘向火（烤火），摆龙门阵。王子华的弟弟王子兵在县上的喇叭河林场当临时工，正好在家休假。其时，农村在外务工挣工资的人就算是见过世面的，哪怕是临时工，只要能挣来现钱，都令人羡慕。王子兵又比较健谈，和我们几个知青比较谈得来。火塘坑里的火光忽明忽暗，王子华那五岁的女儿从大人嘴上抢过叶子烟就猛抽两口，呛得边咳边笑。龙门阵摆着摆着，就摆到知青扎根农村安家落户的事上来了，王子兵说：“毛主席不是真要让你们在农村安家，农村都这么多人了。是要让你们晓得农村，了解农民，中国人八成都在农村嘛。你们晓得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二天（以后，将来）坐在办公室里决定啥子事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农村和农民。” 王子兵的一席话既让我们当时听着宽心，心里敝亮，又使我至今难忘。王子兵的语言很朴实，他当然不明白让知青下乡是“文革”等造成经济停滞的不得已之举，是历史的倒退；但他从另一个角度对知青下乡意义的看法，不也有着另一番深刻的道理吗？我很佩服这个只读了小学的农民工的眼光。2005年我回到插队的村里，听说王子兵倒插门去了茅坪村。再细打听，说是几年前已病逝。可惜啊，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啊！一天 ，我们正在半山上干活 ，我记得不是种玉米就是薅玉米 。那是一片坡度不小于60度的山坡 ，听社员们（人民公社社员，即农民）说 ，1958年以前这里都是山林 ，“大炼钢铁”时树被砍光了 ，只剩了荒草和些许灌木 。我们当知青时 ，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 ，强调“以粮为纲” ，把荒草 、灌木一把火烧了 ，一锄一锄翻地种玉米（可算是“刀耕火种”？） ，哪怕只能种一、两棵玉米的巴掌大块地 ，也得攀爬过去种上 。其实 ，有的小块地土很薄没肥力 ，种了也未必能结玉米 ，加之山上时有野猪等觅食 ，结了也未必能收获 。但当年是“政治挂帅”啊 ，你若敢说这是做“无用功”，不一定能收回玉米种籽，那就是对“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的态度问题了 。上山干活路远，回去吃午饭来不及，我们带着干粮玉米面的“烙锅子”馍。这“烙锅子”是用热水搅和玉米面，手揉成田径运动中抛掷的铁饼状，贴于锅边，锅底有沸水，连蒸带烙，至定形半熟时，再取出，埋于灶膛柴草灰中，逐渐烤熟 。我们那里种的是五彩的花玉米，所以，这“烙锅子”象一个土红色的“铁饼”，大的有约一斤玉米面一个的。这“烙锅子”趁热干吃 ，皮脆瓤软，头几口挺香 ，但要不就着点儿稀的汤、粥或水，吃速会越来越慢。我们带上山的，吃时肯定是凉的，那可就是皮硬瓤散了，不就着水，非噎着不可。所以，我们用军用水壶背着水，这水壶还是凭知青上山下乡通知书一人一个买的。农民们比我们耐渴，也没有军用水壶，但他们会在山上找水，或是找野果子 。中午时分，在一块较缓的坡地歇工，有人扛着锄头去找水，有人去寻野果。我们坐下来，打开水壶喝了两口，刚啃了一口“烙锅子”嚼着，就听山下远远的有人喊叫，也听不清喊的什么。往山下望去，羊肠般的山路上，一个人影向上蠕动，喊叫声慌慌张张，断断续续。还是山民们耳尖，他们听出他喊的是“出事了”。我们放下水和“烙锅子”，站起身来，往山下迎去。距离越来越近，来者是大队贫协主席高文杰，是位老者，断断续续地喊声已听明白：“专业队”出事了，垮方了，国斌压在下面了。“专业队”就是由生产大队组织 、各生产队分别出几个人组成的修引水渠的一支队伍，全名“爱国大队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我们大队五个生产队，这支“专业队”十多个人，由当过兵的高泽贵统领。引水渠的选线和高差，还是高泽贵土法上马，用条櫈、饭盒加筷子代替水平仪勘测出来的。因为是按人头算，所以各生产队都不肯出壮劳力，十多个人，除去高泽贵精明强壮，其他不是年纪大的，就是身子骨稍显单薄的。国斌十六、七岁，个头不高挺瘦，白白净净，是我们生产队会计封益才同母异父的小弟。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或曰一个工）才合两毛多钱，国斌一天也就是挣个七、八个工分，不到两毛钱 ，比我们知青还略微少点。引水渠是要将远山上的水引到毛岗子上，各生产队在那儿都有多少不等的几块靠天吃饭的水田。水渠工程已完成十之七、八，已接近毛岗子了。我们跟着来人往事发地跑，一路上断断续续听明白事发经过。那时 ，修渠的工具就是锄、镐、钢钎、锤和炸药。当天，放了个小炮后，正在清理炸下的石头 ，忽有异响。年纪大的人有经验，叫了声“要垮了，跑！”撒腿就跑；国斌没经验，回头多看了一眼才跑，就没来得及，腿被压在下面了。压住他的那块石头很大，众人无法可施，有人回村叫人 ，有人往山上来叫人。我们那儿是山区，所谓的村并不是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集中居住地，这儿两户，那儿三户，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依地势分散在七、八处，我们三个知青的住房就孤零零的在一处坡脚下 。那时又没有电话，山民们的听力和呐喊本领既有遗传又有自小的练习 ，同一生产队的人家相距最远的，即使呼唤听见了，走拢却得要二、三十分钟 ，中间还得趟过一条沟。“村”只是一个行政组织的概念。跑得我们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一路上停下来喘了几次，二、三十分钟才赶到。算起来，事发已有一、两个小时了。压住国斌腿的那块石头比八仙桌还大得多，很难撬动，而且撬动这块石头有可能使坡上面的其它石头垮下来。再看国斌，一条腿从腿肚子处被砸断，断处的骨头茬儿就象撅断的木柴般犬牙交错状，血肉模糊 ，但还有一根筋没断。这真是活生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国斌仰面朝上，上半身悬在斜坡外 ，也不可能欠身看见自己腿的惨状，大概痛得已麻木而不觉得太痛，没看见自己的腿也就还怀着希望，竟然还没完全晕过去，呼其名还能应声。身体的别处没见明显伤，原本白净的脸此时呈青灰毫无血色，断腿的上方已用绳子扎住。现场寂静，谁都明白后果的严重性，但谁都不愿说出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儿和紧张。大队书记陈诗林和大队赤脚医生王子清赶到了。王子清带来一针强心针，注射后，国斌的精神好了些。那年头，每个大队挑一个政治上可靠（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文化水平高点儿（顶多是初中）、脑子好用点儿的人，到区里或县上培训几个月，领个带红十字的药箱和一些最基本的常用药，回来就是大队的赤脚医生。赤脚者，即不脱离农业劳动 。平常我见社员们从王子清那里最常拿的药也就是麻黄素、胃舒平了 ，大概因为农民们平常极少吃药，所以一吃药就有效。咳嗽吃麻黄素 ；哮喘吃麻黄素；哪儿痛也吃麻黄素。象当年延川的知青神医孙立哲那样的赤脚医生，恐怕全国也就立哲哥一个，要不，他怎么成了毛老人家“钦点”的全国五个知青典型之一呢。还是说回眼前，这强心针大概是赤脚医生王子清的药箱里此刻最王牌的药了。现在的关键和难点是怎么把国斌从那块大石头下弄出来 ，实话说是怎么把那只还连着一根筋的一截小腿和脚弄出来 。那块石头撬又不敢撬，抬又抬不动。再拖下去，失血终会要了国斌的命。所以，说穿了，关键是怎么处理那根筋，家属没在场，怎么办 ？陈书记略一征求王子清的意见，果断地一挥手：“救命要紧，马上把筋弄断抬走 ! ” 王子清赶来得急，没带剪刀，怎么办 ？只见他略一犹豫，拿过旁边一位农民腰间别着的砍柴砍竹子用的弯刀，刀刃向上抵着那根筋 ，往上一挑，只听得国斌一声凄惨的尖叫，那叫声令我毛骨悚然！陈诗林招呼几个年轻人，用两根锄头把儿和两条裤子做成一付简易担架，抬上国斌，向山下急奔。十多里山路才能到公路边呢，目送他们远去，我们感觉是凶多吉少 。他们几个人换着抬，山民们走惯了山路，不象我们跑起来跌跌撞撞还不时滑倒，一个多小时到了公路边。那时，公路上跑的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又是一个多小时，到了雅安人民医院（我们下乡插队的地方虽属天全县，但离雅安市更近些）。从急诊室直接进了手术室，锯齐了骨头茬，缝合了伤口。我以为，国斌的截肢手术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是那块不期而至的可恶的大石头造的孽；第二步是在现场王子清用弯刀一挑，这也是关键的一步。这是我亲眼所见过的最惨烈的一幕，至今栩栩如生在我的记忆里，出现在梦境里时仍令我毛骨悚然，冷汗，惊醒；最后一步是雅安医院完成的。我也很惊奇国斌的生命力和意志，从事发到雅安医院的手术台，至少是六、七个小时，换成我，恐怕只剩料理后事了。没多久，国斌就出院了；又没多久，他就拄着拐到处走了。不能干农活了，他去公社街上跟我们生产队也是一条腿的高裁缝学了裁缝手艺 。我回城后，国斌到成都想装假肢，住在我家，我还陪他去过假肢厂 。恢复高考
（此节是在“西电5772纪念恢复高考暨入学西电30周年”聚会上的发言）恢复高考，这一发生于三十五年前的历史事件，带来了七七级、七八级每一位成员个体的命运改变、人生转折，但此历史事件的意义更在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是中国从不尊重知识，打击知识分子的荒唐年代回归正常社会的一道深深的刻痕；是行将与国民经济一起崩溃的教育事业、科技事业的起死回生。回想当年，我想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当时对真能凭考试进大学将信将疑。是啊，在扭曲的坐标系中，无以衡量曲直、是非、虚实、真伪。以七七年高考考题的难度来度量，现今的高考题难度可能已达博士水平，但那是在不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读书无用论”泛滥了十年，高考停了十一年的历史背景下啊。七七级、七八级无疑是在那痛苦的年代坚持读书学习的那一批年青人的代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可贵之处，主要不在于幸运地考入了大学，而在于入学后的刻苦学习，拼搏奋进。记得那时西电的生活条件很差，学校的图书馆也还没有恢复，但教室和实验室的灯光通常亮至深夜。同学们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唯恐在学习上落后。教高数的陈允光老师（后调往暨大）对授课内容几经试讲、调整，得出结论：这批学生确实可以按大一的内容授课，不必专门补讲高中甚至初中的内容。这两届学生的刻苦和钻研精神给我们的老师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激励着老师们使出看家的本事，授我们以“鱼”和“渔”。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我们的母校西电。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走入社会后所体现的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和实际工作能力，这是社会所公认的。我们是在国家科技人才青黄不接之季参加工作的，但我们不以为自己是“时代娇子”或“社会宠儿”，我们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踏入社会的。三十多年来，不论是坚守在本专业，还是跨专业，甚至完全转行，我们都努力地学习，踏实地工作，认真地生活，尽着对家庭、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老师对母校说：我们没有辜负您。至今，我忘不了农村，忘不了农民，忘不了知青生涯，那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多彩，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二零一二年十月
四川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