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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丨明瑞玮：纪念我逝去的几位高中同学
作者简介
高中时代的作者
明瑞玮，1949年出生，四川省内江二中高68级2班学生。1969年下乡，1971年进厂，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原企业工作，仼企业职工教育高级讲师至退休。
歌曲：牵手
原题
永 远 的 怀 念
——纪念我逝去的几位高中同学
作者：明瑞玮
我今年年晋70，步入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也算真正地进入老年了。
三年前，我们高中同学为庆祝入校50周年，搞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筹备出纪念册，我因此写了些关于同学的记忆文字，约十来篇。其中有六篇是对己去世同学的怀念，并刊用在了入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中。
故乡老城
说起来，人生大半辈子了，同学中陆续先走了几个，其实正常(我的初中同学中，竟已走了十一人，这才更不堪呢）。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本不必耿耿于怀。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这帮同学的命运，和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尤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多少有点“文革”牺牲品的悲剧和不幸。
华庄首当其冲，直接死于武斗中的走火误伤，范晓未神精失常，更与“文革”中的种种疯狂暴戾脱不了干系。其余四人，在各自命运的不同悲剧色彩中，也多少折射出“文革”种种荒唐的阴影。这笔帐，真不道该去向谁讨还！
好在，这一页早就翻过去了。因此，今天怀念这些逝去的同学，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本文的几篇回忆文帖均写于2015年初夏前后，此后陆续作过些许修改。
此记。
二○一九年一月
01
钟宗裕
1965年高中入校时
钟宗裕是我最不熟悉的高中同学了。
不熟悉的原因包括：他是从内江县的中学考入二中来的，以前与占班上同学大多数的初一中和二中初中部同学没有什么渊源，也没有任何交往或交集；他读书期间住校，课后回宿舍，在校时也就和我们大多数住在市区的同学没有什么机会往来；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沉默寡言的，也就一直没有融入基本的同学圈层；我们这屇学生上课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革，他又不太活跃，没有什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別之处，而且很快就回乡下去了。
总之，肯定记得有么这个同学，但关于他的一切，甚为模糊。
记忆中的他，中等身材，脸型瘦长，皮肤微黄。平素沉默寡言，总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一旦说话则慢条斯理、字斟句酌的，似乎还带点文言腔，让人觉得有着那么一种执拗劲儿。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总感到他多少有那么一点子味道。
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脑子出了问题，不时说一些没有逻辑，不通道理的话，有时甚至还幻想自己成为了挥斥天下的大人物，就国际政治或国家大事发表奇怪、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据一和他同住一间宿舍的闫林回忆，钟宗裕发病是在文革初期，他可能有喜欢的女生，但属于单相思，又不能正确表达，反而吃了苦头。后来分析，他可能患了青春期精神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得了花痴。也不知这种诊断是否准确，又没有送至专门医院确诊及治疗，或许就耽误了。
他主要问题是晚上睡不着觉，日复一日的肯定对身体及精神状态损伤很大。到后期，就表现为常常口中喃喃自语，或突然冒出一句谁也听不明白的话来，然后嘿嘿干笑几声。这种神经错乱的状况发展很快，后来，他就离校回乡下了。
临走，他还用毛笔在墻上郑重写下"小偷切勿盗我囊中之物"的字样，大概，他是认为自己还可以回学校的。但不久，我们就得知了他的死讯。
现在回想起钟同学来，有两方面仍然理不出头绪，也得不出逻辑上的结论：一是他为什么会神精失常？也许他性格中有某些潜在的诱因，但他在当时并未受到什么冲击和刺激呀，难道仅仅就是青春期冲动引起？！二是他为什么很快就去世了？按说神精疾病绝非致死之症，难道说是出了些什么意外？从未和他的家人有过联系，所以实在是弄不清楚。
不过我以为，把这笔帐多少记在文革头上，大体是不会错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文革，他不会神精失常，或者即使患病也能得到及时的诊治。正是动乱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才会导悲剧的发生。
尘封的一页已翻过去几十年，原本不大会被提起。但是，他曾经是我们的同学，在这欢庆高中同学入校五十周年，大家热议纷纷的时候，沉睡的记忆又被唤醒。人说，十年修得同船渡，但那修得的无非只是瞬间不经意的擦肩而过。而我们，作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这，又得多大的缘分，才能修成？！
钟宗裕同学的身影尽管已经模糊，但他的名字我们会永远铭记于心。既然有缘成为同学，那就是没有血缘的亲人。我们集合在一起，共同成就内江二中高六八级二班这个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群体，于是情缘将一直存在，直到它最终成为历史。
02
华庄
1965年高中入校时
华庄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都来自内江初一中，但那时不在一个班，彼此知道，但不熟悉。
华庄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在当时的市政府机关工作，因此填家庭出生时，他总是自豪地写上"革干"（即革命干部）二字，这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名号，足让人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
好像华庄自己其实也有个响亮的头衔：校学生会副主席。不过这大体是个闲职，他自己也从不夸耀，所以记得的人可能不多。
华庄性格随和，人很精神，也很聪明，学习不错，数学尤佳。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好身板：褐黑的肤色，壮硕的体型，和我们这些豆芽菜比起来简直就是鹤立鸡群。
他最拿手的体育项目是游泳。
那时的游泳池就是沱江河，一般下水的人都只会狗刨式。能哈把凉水即头和胸全在水面上，两手轮番向前划的，就算高手了。可华庄却己经会标准的自由游。看他头埋在水面，在两臂奋力交替强有力划动中，不时侧头換气呼吸， 就像条飞鱼在四溅的浪花中直往前窜，那一招一式的优美劲就简直不摆了。
不过我也有过一次让华庄羡慕的时候。
我当时不知怎么无师自通的学会了简谱，于是就找些歌来唱，並顺理成章的唱会了那首 旋律和节奏尚属高难的《边疆处处赛江南》。记得有次我把这首歌唱了个完整版，引得华庄由衷的赞叹。他说，"你还厉害吔。"我好得意。
后来，文革发生了，再后来，武斗开始了……
其实内江从来沒发生过两派间真枪实弾的战斗，却因走火等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了不少人。华庄不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那天他和一些同学到初一中去看别人摆弄枪支，被一颗走火的子弹误中臀部，凑巧就打断了股动脉，弹头又窜入肚里搅烂了内脏，送到院一院也没有抢救过来，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
据当时 得到消息到医院和他一起的同学回忆，华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死前突然从病床上趁起身来，说"我咋个这当么冷呢！"其实，这是他的血流尽了。
突如其来的噩惊呆了守在手术室外的同学，大家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好多同学都哭了。
华庄死后，同学们和他的父母还有学校领导一起，把他安葬在西林寺当时的墓葬地上，还立了一块碑，上书"华庄同志之墓"。我永远忘不了的，是葬丧后合影的照片中，华庄母亲那哀恸的表情。
再后来，文革结束了，因文革产生的墓地自然也被铲平了。除了家人和同学，没有人会记起这里曾经埋葬着一个无辜的生命。
人们常说，生命无价。可华庄那短暂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他凭什么就被牺牲掉自已无价的生命呢？行文至此，我仍无言。
华庄有个妹妹，现在是退休教授，据说妹妹的女儿现在也已经是成都华西医院的科主仼级专家。这，或许是对仍然健在的华庄父母最大的慰藉了。
03
胡豆儿
1965年高中入校时
胡豆儿名叫胡豫郑，是我高中同学和好朋友。因为姓胡，大家就叫他胡豆儿（川语的儿化音），因为出生在河南郑州，父母为他取名豫郑。
胡豆儿初中就和我一个学校，但那时不起眼，到高中和我同班时，却吹气泡似的一下子长成个高大帅气的阳光男孩：
白晰的皮肤，方正的脸盘，剑眉下明亮的双眸，和挺直的鼻梁、线条清晰的薄嘴唇一起，构成俊朗的五官，加上挺拔匀称的身材，说是班上第一帅哥实不为过。
胡豆儿性一格开朗，步履轻快，总是哼着曲子走路。他喜欢打篮球并且是校队队员，而那时浑身上下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鼻梁上还架副眼镜的我，就因为个头高点，也被阴差阳错的拉入校队中当了个板凳，成为胡豆儿的队友，共同度过了一段快活而难免年少轻狂的时光。
那是在1968年，下乡前最后的逍遥岁月。
我们一起住进了学生宿舍，白天练球，晩上吹牛，有时下午出去比赛，顺便混顿好伙食。
我的启蒙教练是队中绰号"洋马儿"的上届同学，他也戴眼镜打球，是校队的主力前锋，球玩得很熟。他性格急躁，却对我特别耐心，不厌其烦敎我运球，上篮，尤其是在篮下以一支脚为轴心，身体左右转动侧身背身篮下进攻技术。应了那句猪教三遍也会爬门坎的老话，渐渐的，我也会了一些基本动作，虽仍然不堪大用，毕竟成为一种爱好，可以在后来的坝坝篮球中赤膊上阵了。
有一次市体委为了推广宣传毛主席语录操，相中我们篮球队出去表演，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每到一地几分钟表演完语录操后，就和当地学校球队比赛一场篮球。我们风光了十来天，几乎打遍内江八县一市无敌手，谁知却在最后一场对资阳工读中学的比赛中被打得落花流水，铩羽而归。大家最后自嘲的总结：睡了一晚上的安逸觉，没想到天都亮了却来（撒）泡尿在床上！
晚上闲得无聊，不知是谁出了个偷狗吃肉的馊主意，于是准备好绳索，在一头打个活结，就啸聚出门找狗去。找到狗趁其冲人跳窜咆哮之际把绳结往狗头上一套，拉翻就跑，狗被勒死后就拖到"洋马儿"家（他住得离学校近，家中又沒大人）剝皮切肉，加上生姜和橘子皮燉一大锅。当时吃着真是香得流口水，现在想来，才知道当年的不懂事和残忍。
还有次我们下午练球口渴了，就一起到市郊一条小河边的甘蔗地里偷甘蔗吃，正吃得高兴，忽听河对面有人高喊：逮倒偷甘蔗的啊……循着喊声，蔗田边的村落蹿出一帮人也呐喊着向我们奔来，吓得我们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追我们的人锲而不舍，大约直追了七、八里路才撒手。我们一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仗着当时年轻又训练有素，总算逃过一劫。
后来，下乡开始了。
我是和班上戴金水一起在69年2月初第二批下到简阳去的。胡豆儿那时还没有下，但把他妹妹从山区的生产队转到了我们生产队来，他妹妹又带了个闺蜜（这闺蜜后来就成为金水夫人），加上另外两个，我们队里就有了热闹的6个知青。
知青们刚下乡时很不习惯，心情也不好，加上文革遗风犹存，一些男生就牵浪打群到处乱窜，也干了些打砸抢的扰民活动，激发了和农民的矛盾。胡豆经常来玩，知青大多又相互认识，于是也玩闹着参与了一些。不久政府开始清算、整治闹事知靑，胡豆儿也因此牵连受到些磨难。
后来，因为在当时确实是不下乡就不可能有工作，在我们都被招工进厂后，胡豆儿也终于不得不下乡到乐至当了知青。
1971年中到1972年㡳，我被厂里派遣到江苏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培训一年半，那段时间是我和同学们通信最多的日子，见天都有来往信件，连车间的老师傅都开玩笑说我的信比外交部还多。这其中，就包括我和胡豆儿的通信。
胡豆儿的字很漂亮，我现在都还保存了他几封。他有封信里的一句话，给我尤深的印象：在托我春节回川时替他带一双上海产的白网鞋（这在当时可是男知青的时髦紧俏标配）之后，他接着写道，"我想，有肖莽和江大 （两人也是我同学中的挚友）的，就有我的"。语气是那样的自信和不容置疑。但那不正是深挚同学情谊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吗！
我们在信件往来中互相倾述，互相鼓励，谈现实，谈人生、谈未来、也谈爱情一一是的，胡豆儿下乡前在学校就谈过一场基本是公开的爱情，这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
那时的恋爱很单纯，他们可能连手都不会牵多少回，但我仍然相信，那个恋爱季节，应该是胡豆儿短暂生命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
胡豆儿的女友和他年龄相仿，个头不高，短发齐耳，容貌端正，文静温和。她对胡豆儿很好，两人也处得很开心。我们男生经常拿这开胡豆儿的玩笑，其实心里都盼着他们好。
胡豆儿刚下乡时努力表现，加上又有体育特长，和大队、公社的关系都还不错。后来简阳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他下乡那里了，这让胡豆儿一下子感到了前途黯淡的灰心。我不清楚他这一时期具体是怎样和他女友交流的，但我知道是心情沉重的他先向女友提出了分手。在他，是为了不耽误女生，但当时那女生也还沒下乡，也是前途渺茫，心情压抑而敏感，往来间二人就产生了误会，僵住了。同学们都很替他们着急，都想努力去做化解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并自认为了解其中的大体过程。
在我当时看来，他们就像鲁迅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尽管真心相爱，却无力越过横亘在他们面前那座前程未卜的大山。我相信如果环境向好之后，他们是会继续走下去的。
可是，老天沒有给他们机会一一胡豆儿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而我们，也正是从他得病后，才第一次知道有白血病这个可怕的存在。
据内江同学说，当时，已招到中国医科院简阳血研所上班的胡豆儿妹妹，一看到哥哥的化验单就哭了，她懂。
我们资阳的几个同学，利用周未跑通勤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去看在东兴镇的专二院住院的胡豆儿。他坐在病床上，我们就围坐一圈和他聊天。除了脸色似乎更白一些，看不出他和过去有多大区别，还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其实，对他而言，和同学们一起或许可以暂时忘记病魔；而我们，则是强忍心酸陪他度过这生命的最后时光。大家都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三排左一 胡豫郑
不久，胡豆儿就走了。
胡豆儿去世时我在厂里上班，没能送他最后一程。后来听他妈妈说到，他在弥留之际还呼喚着我们几个要好同学的名字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真的是放不下同学之情，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
胡豆儿生前告诉他妈妈他不愿意火化。父母遵从他最后的心愿，將他安葬在乡下的一块农田边上。我们后来去那里看过他，就在遍是庄稼的一条田埂边上，真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现在，随着城市规模的急速膨胀，那地方早就片迹无存，只充满水泥堆积的建筑了。
也许，他家里已把他迀葬另处了吧。
胡豆儿有个弟弟，在他去世时还是个小屁孩，多年后我在内江见到他，不禁一惊：那眉眼，那身形，不就又是个活脱脱胡豆儿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但马上就清醒了：那只是外在形似的影子。
我的好朋友胡豆儿，今生已是再也见不到的了。
04
陈再一
1965年高中入校时
陈再一是我高中同学中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女之一，父母应该至少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好像我们同学时，他父亲在地区文敎局，母亲在地区妇都是领导。
在校读书时，我们交集不多，对她的了解也很少。记忆中的她好像年龄比我们稍大些，中等个头，皮肤白晰，性格倔强，话语不多，成绩不算特别出众。还知道她是家中的独女，尽管上有哥下有弟，仍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文革和上山下乡她好像都没大和我们往来，但应该经历都差不多。她肯定也在同学中有她的好朋友甚或闺蜜，但我不清楚。不过我在课余，和她也有过几次小小的接触。
记得一次是我们在西林寺为被枪支走火误伤致死的华庄同学墓地立碑时，她来参加了，我们还一起合了影。
一次是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地区二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胡豫郑同学时，她也在场，和同学们一起关心着胡豆儿的情况。
还有一次是她忽然来我家串门（记不起是她一个人来的还是和同学一起来的了），我还有点诧异，因为我们平时交往不算多。记得正好碰上我在笨拙地缝被子，她倒爽快，接过针线三下五除二就帮我缝好了。
当时我心想，这个娇娇女倒还不娇气，蛮能干的嘛。后来才听说，她还真不娇气，在家中洗衣做饭，料理家务都是一把手，心地也很善良，很会照顾家人和同学。
我们都先后参加工作后，我回內江时偶尔也到她工作单位去看过她，老同学见面，得到她很热情的招呼和接待。
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她的死——她是执意要结束自已生命的。
那应当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
我知道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回城参加工作后她在教育系统上班，还当过我们母校内江一初中的团委书记。后来谈了恋爱，男方好像也是教育系统的一名老师。
按照陈再一的性格，她肯定是执着、真诚的对待这场恋情，谁知道那小子却动机不纯，想利用这场恋爱沾点什么好处。因为那时陈再一的父亲又官复原职，成为地区教育系统的领导人。据说，后来那人得到了一纸工农兵学员的门票，上了大学。再后来，他就冷冷地结束了和陈再一的那段恋情。
我们的同学陈再一从沒经历过这样的挫折，也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几经折腾，选择了结束自已的生命。
我想，她之所以如此决绝，有性格的因素，但绝不可能仅仅是性格使然。更深的原因，应是她在真诚遭受亵渎之后，对这个本以为简单、清白而实际复杂、混浊的世界感到了绝望。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陈再一第一次自杀没有死成，同学们都去看她。我从资阳回内江时，也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望。不大的病房里，她白发蒼蒼的老父亲坐在病床边的一根小凳上，神情慈爱又哀伤的不断摩挲着她的手，同学们围绕在她身旁关切的问候着。而她，亳无反应的躺在那里不看仼何人，目光凝滞，神情漠然，仿佛周围的一切根本与她无关。看到这，我的心一沉，我知道她的心死了。
哀莫大于心死。
后来，当我得知她终于再次自杀身亡时，有惋惜、有悲哀，但是没有惊讶，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
但我还是无法理解她何以有这般的勇气，能以如此决绝残忍的方式结束自已的生命：两次自杀，一次是跳楼，一次是卧轨。
我也真不知道是该佩服还是该责怪她的勇敢。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绝不是一时的冲动。
这正是事情真正的可怕之处。
但我不得不说：陈再一同学，你真诚，但太简单，你刚烈，但不坚韧，你的心灵纯净得像一张白纸，但你却不懂得这个社会不可能像你所想象般的单纯。你死得不值！你怎么就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爱你的人能够慢慢愈合你心灵的创伤，想不到你轻易的弃世会给你亲爱的家人、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带去多大的伤害？！
一念之差，千古遗恨哪！
但谁又还忍心责怪她呢？
我只有诅咒那个以虚伪玩弄真诚的人。他可能有种种理由为自已辩解，但负罪感注定会伴随他一生！
如果世上真有能够脱离躯壳的灵魂，陈再一同学，我愿你的灵魂再没有痛苦和绝望，只有永远的快乐！
05
范晓未
1965年高中入校时
我的高中同学中，范晓未应该是最有家氏文化底蕴的了：父母亲都是部队转业的文艺兵，父亲是地区文工团的编导。伯父范长江，更是曾经担任过开国初期的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的、大名鼎鼎的新中国新闻第一人。
印象中的范晓未，身材和脸型都略胖，肤色偏深，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她性格敏感，有激情的同时也有些急躁，爱和同学争论问题，一激动说话还会稍显不利索。其实她生性善良，也很聪明，乐于助人，受家庭环境影响，相较而言很有艺术气质。
据说她从小生活在北京，读小学后才回到内江，因此说得一口令同学羡慕的、流利的普通话。
同学一年，我和她接触不多，但有些事，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清晰的印像。
记得一次学校搞文艺汇演，我们班准备的节目，是仿照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演唱的那首英雄赞歌的形式，朗诵加领唱和齐唱，讴歌当时的解放军烈士王杰。 歌词和朗诵词是我写的，领唱应该是班上的头号女高音傅承兰，而朗诵者就是范晓未。
我写了些什么，现在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因她声情并茂的朗诵，使我那些平常简单的句子，仿佛有了生命激情般的让人感动不已的情景，却使我知道了，原来朗诵也可以有如此震撼的生命力量。
后来，文革开始了。
她的伯父范长江，在被打倒并遭受种种非人折磨和屈辱后，于1970年投井自尽。数千里之外的范晓未一家，也受株连而未能幸免。加上当时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更会受到难以言喻的种种冲击。而她那敏感、急躁的性格，又或多或少会对她个人后来的悲剧命运，产生严重的影响。
不清楚从何时开始，她神经失常了。
关于她神经失常的起因，我曾听见过同学中的一种说法。只是时过境迁，巳经记不起讲述人是谁，也无从确认这说法的真实性，只能留以待考了。
据说是在1966年底的伟大领袖检阅红卫兵活动末期，中央已开始要求学生们不再串联、进京了。范晓末却在这时才有机会外出串联。她在乘车进京途中被拦下，并在推搡中摔倒在地。她从地上缓缓爬起来，突然做了个抬头望见北斗星的造型，深情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红卫兵战士想念您………从此，她精神就开始不正常起来。
患上了间歇性神经失常的她。在那人性泯灭、荒唐暴戾的岁月，遭遇可想而知，不忍细述。
记得我下乡后，在一次回家期间，范晓未不知怎么找到了我家，找到了我。她目光中充满着神圣和庄严，说要和我一起解共产主义音乐方程式。我正愕然，她忽然又放声大哭，其声之响，其情之悲，大概整栋楼房的人都全听到了。
我一时不知所措，呆在那里，既不知道该怎样去劝慰，也不知道听到哭声的邻居们会怎样想。
哭了不多久，她又兀然地止住哭声，一言不发的走了。
左一 范晓未
现在想来，那显得毫无逻辑关系的方程式求解，和毫无征兆的爆发痛哭，不是正是当时她那敏感脆弱而又严重受伤的内心中，积郁已久的虔诚、委屈和不解的一次混乱交织的爆发吗？
此后，越来越难得回内江一趟的我，没有再见到过她，只是断断续续从一些同学的口中，知道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多少有些艰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高中班上开始有了几次同学聚会，记得她好像来过一次，甚寡言。但既能正常地和大家交往，说明她基本恢复了正常，我和大家都为她高兴。
今年是高中入学50周年，同学们都准备要好好聚会一下，四处串连，打听相互消息，却竟然得知范晓未已于几年前就逝世了。
不过她的女儿还争气，高中时考上了重点班。又正好孙彩凤同学在那个班当班主仼，尽可能地给予了她相应的关爱。她自己也努力，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据说，毕业后去了南方工作，也已经成家立业，为人之母了。
我不认识范晓未的丈夫，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但我宁愿相信他们是过得好的，宁愿她在生命的后半程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相濡以沬、遮风挡雨的丈夫和家庭的港湾。
这次同学会期间， 大家一起去了东兴区田家场范氏旧宅遗址，参观近几年才复建和新建的、宏大庄重的范长江故居纪念馆。
在庆幸范晓未同学的伯父终于得到他应有的全部哀荣之余，不出意料的，在全部展览中没有看到关于我那卑微同学的一点点痕迹。
我的同学范晓未，就这样和千万个悄无声息的文革受难者一样湮没了，除了家人和同学们，不会有谁会记得她。
欣慰的是，范晓未有个争气的女儿，女儿是她生命的延续。
二排右一 范晓未
我想，她女儿也一定会永远怀念和感恩于自已的母亲：一个曾经遭受那么多的磨难，但仍然给了她生命、给了她无私母爱和健全心智的至亲亲人。
06
陈云兰
1965年高中入校时
陈云兰是从内江三中考入二中来的，班上三中来的同学不多。
对她的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脸色很白，但白得似乎缺点血色；二是学习成绩很好，但平时不大开腔，好像也不太和同学往来。总之是个性格内敛又倔强的人。
读书时我们交往比较少，只知道她大概出身城市贫民，父亲是制笔（毛笔）师傅，家住在在老东兴镇紧邻镇囗牌坊后的街上，临街是铺面兼作坊，里面应该就是住屋了。
文革兴起，她的观点好像比较激进，于是参加了全校性的造反组织红旗战斗团。而班上大多持造反派观点的同学们（包括我在内），则自己单成立了一个名叫工农红卫兵春雷战斗团的组织，悠哉游哉的也造反、也串联、也消遥，过着相对温和的文革生涯。
大概是因为在造反过程中和内江的公安系统打交道比较多，陈云兰的人生之路后来就和公安联系在了一起：她爱人是公安系统的老干部，她本人的工作也从未离开过公安系统，她的两个女儿包括后来的女婿，好像也在公安系统工作，真可谓为我国的人民公安事业"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典范了。当然，如果准确的说，按现在的规制，他们应属于司法行政警察系列，不过统谓之公安也无大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同学会后，我和她有了些接触后，才感到过去的印象并不尽然，在她看似曾经冷漠的外表下，其实也跳动着一颗诚挚、热忱的同学友爱之心。
当时她在内江白马园艺场（劳教农场）工作，是负责人之一。我到她园艺场的家去过，不大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布置得恰到好处，收拾得井井有条，还感觉得出一种女性特质的雅致温和清新。而她，可能也是除了四三一厂几人外，唯一到我家里来看过一眼的同学。因为给一个同学帮忙的事，我和她还有过几次通信，信一直保存着。现在读来，还能感到她的一颗火热的心。
曾经我有一个亲戚想从威远调回资阳，我问陈云兰能否调到大堰劳教农场，她很认真的帮我分析说：大堰农场离城区比较远，调到那里等于到了乡下，其实不一定方便，还是考虑找其他单位好些。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向朋友转告並釆纳了她的意见。
后来，陈云兰调回了资阳大堰劳教农场，在内江的窦晋南、龙桂平也因资阳建市而调来，加上原在431厂的四个同学，一时间资阳同学竟达鼎盛的七人之多，几可与内江大本营分庭抗礼了。
大约十多年前，黄启明同学回川，来到资阳，我们当时在资阳的同学：我、金水、桂平、云兰（不记得是否还有治平、闫林），一起难得高兴的聚了一次。陈云兰那时己搬到农场在城里马巷子街的宿舍，她还指给我们看了，欢迎我们去玩。
还记得有次我们几个朋友周末游玩，在南门的一个农家乐碰到她，她正在在那里打麻將，神情专注，大家就没多聊。
谁知几年前的一天，龙桂平忽然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噩耗，说陈云兰同学患了肺癌，已是晚期，住在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我和金水赶紧找到医院住院部去看她。陈云兰绻缩在一张病床上，或许正在昏睡，或许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没有搭理我们。但看得出来，人是已经被癌魔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身体和精力，活着纯粹只在受罪了。
又一次直视生命如此脆弱，任何宽慰的话都已显得虚伪和多余。当活着只剩下痛苦，存在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伫立在她病床前，脑海不由闪现出陈云兰同学一生的轨迹：少年困顿，中年艰辛，工作和生活都曾经历过那么多曲折。及至晚年，眼见得家人团聚，儿孙绕膝，正是轻松闲暇安度之际，病魔却又打上门来，老天爷对她实在也太残酷了。
我们没再打扰，把花篮和水果放在桌上，向值守的护工大嫂询问了情况，就只有在心里默默祈祷她少受痛苦，早归宁静了。
1990年代同学聚会，一排右三陈云兰
这次的探视，其实也就成为了诀别。
后来，在殡仪馆里，我惊讶的看到，原二中红旗战斗团陈云兰的战友中，竟有不少人专程来到资阳为她送行。他们认真细致地讨论着追悼会的仪程安排，比她单位组织还上心。我真心感动：我们作为同学，为她送最后一程是理应的情分。而她的这些校友，仅仅因为曾经有过文革中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也有友谊保持得这么久、这么深，实殊不易。
反过来，这不也正表明陈云兰同学自身的作为，曾经表现出了值得让他们视其为挚友的为人之处吗？！我想，陈云兰的在天之灵，也会为这诊贵的情谊而欣慰的。
陈云兰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看到她的警衔己是三级警督。我想，在她退休那会，警衔应该是一级警督了吧，那也通常是未担任高级职务的警员的最高衔级了。她一家都在公安系统，也许还会包括后来的孙辈。我想，祖国和人们不会忘记她和她的家人对祖国公安事业曾经有过的平凡而又珍贵的的贡献的。
让我们活着的人，把对生命的珍爱，当做对她的怀念吧。我想这一定也是她，希望于同学们的。
1992年同学聚会合影
2015年同学合影
2015年进校50周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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