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丨沈宁：生不逢时的钢琴家周守正

沈宁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沈宁，浙江嘉兴沈氏言字辈。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美国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

历任美国学校教师和校长，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美国科州雷科伍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州丹佛和博德地方法院专职译员，公司经理等。

业余写作，在两岸三地各华人报刊开设专栏。现任世界华文作协美国科罗拉多州分会会长。著有《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商业眼》《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刀口上的家族》《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百世门风》《唢呐烟尘》《我在美国三十年系列》等。

原题

钢琴家

作者：沈宁

转载微信公号虚构与未来

我初中时候有个好朋友，名叫周守正，他家是天主教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父母的事情，只知道他跟舅舅舅妈住一起。那个时代，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聚在一起，绝对不会讲各自的家庭背景。周守正的舅舅过去是北京西什库教堂的钢琴师，舅妈是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后来他们都失业了，只能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活命。这样家庭的孩子，天生热爱音乐，周守正从小会拉小提琴，会吹法国号，他最拿手的是弹钢琴，弹得好极了，我们都叫他钢琴家。

天主教徒们通常都住在教堂附近，在西安门一带。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好几年住在西四，离他家不远，所以我们上同一间中学。而且我也会拉小提琴，虽然赶不上他弹钢琴的水平，总也算爱好相同，所以有空常到他家去，听他弹琴，跟他聊天，也听他家的各种唱片。有一次，在他家听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他听得太激动了，突然昏倒，喘不上气，我们急忙把他送到府右街的北大医院，才抢救过来。

周守正模样平常，长长面孔，戴个黄框近视眼镜，平常脸色蜡白，有时会发些灰，只有弹琴的时候，或者听交响曲的时候，如醉如痴，脸上才放出光彩来。他的身材也中等，比我矮半头，而且瘦瘦小小，十分单薄，除了弹琴，平时动作缓缓慢慢，因为他天生有心脏病，心尖瓣闭合不全，所以不能激烈运动，也不能过于激动。

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琴艺惊人，成绩突出，立刻考上了。可是学院再三考虑他的身体，最后没有录取他，怕他练琴或者演出，一时激动，伤了性命，学校担不起责任，所以他又回来读一所普通高中。

我问他没上成音乐学院，是不是很难过？

他说：刚一开始，当然挺难过的，后来想想，其实也没什么。莫扎特贝多芬都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照样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不是吗？上音院，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整天练琴，用不着上数学几何课，也用不着做化学物理作业，更用不着背政治历史问答题。现在上不了音院，只要能弹琴，在哪儿还不是一样。

你真的不愤怒？我问他。

在音乐里，只有美丽，只有爱，只有和平，没有丑恶，没有愤怒，没有仇恨，他回答我。

周守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音乐和钢琴，对他来说，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他与世无争，他对生活充满向往和热爱，他是个很纯粹的人。

我说：从今往后，每天作业你就抄我的，用不着你自己做，空出时间来练琴，将来你得了肖邦大赛第一名，也有我对世界音乐事业的这么一点贡献。

他笑了，说：考试怎么办？我都不会，考零蛋。

我说：考试我坐你旁边，你还是抄我的，就得了。

他说：监考老师看见怎么办？

我说：管他呢，到时候再说，现在操那些闲心干什么。

他又笑了，说：也没什么，反正我又没想上大学，考零分就考零分，弹琴比考文化课要紧多了，也有意思多了。

这么着，每天放学，我到他家去，他弹琴，我做作业。做完了给他抄，他就放一张唱片给我听。能够每天听他练琴，真是享受，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他弹得都很好，有时候一边弹，还一边给我讲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

没想到，我们还真是用不着操那份闲心，学校得多少分都没关系了。那年没到期末大考，六月初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妖风骤起，狼烟遍地，魑魅魍魉，横行霸道。学校全都不上课，学生都忙着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批斗校长老师，当然就没有考试一说了。

北京市各个中学的红卫兵都成立起来，两个月后到天安门接受检阅。伟大领袖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做了红卫兵的总司令。于是红卫兵们更加精神抖擞，走上街头，煽风点火闹革命。

天主教不信仰马列主义，当然就是反革命，必须彻底打倒。于是红卫兵们跑到西什库教堂，一边高呼语录，一边打砸抢。他们爬到屋顶上，把高耸的十字架拉倒，又拿砖头把教堂窗上镶的彩色玻璃一块块打碎，还把立在教堂里的各种圣像都打翻捣毁，用红漆涂满了所有的墙壁。如果他们有大炮，恐怕就把教堂轰塌了。

突然从一个角落里，传出一阵琴声，红卫兵们愣了，纷纷围拢过去。

原来那个角落里，藏着一架三角钢琴，上面蒙着琴布。红卫兵们原本不知道天主教堂里都设有唱诗班，还有钢琴伴奏，没想到要找一找，现在发现已经太晚，钢琴上演奏的乐曲是《东方红》，没人敢上前去阻止，更不敢去砸钢琴。

周守正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弹奏，弹了一遍又一遍，一口气不歇，不给红卫兵们留一点施展暴力的空间，弹了将近一个钟头。《东方红》本来非常枯燥和单调，听得多了，人免不了要打瞌睡，红卫兵们终于熬不住了，只好出了门，上了锁，贴了封条，禁止人们进教堂，然后离开了。周守正手不停，继续弹琴，直到晚饭时间，确定红卫兵们彻底走干净，都跑得无影无踪，他才打开一扇窗，爬出来，笨手笨脚的，摔下窗台，伤了腿脚。

我听说他受了伤，急忙跑去他家，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爬窗户摔了一跤，破了点皮，崴了脚。

没事你爬窗户干什么？我问他。

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教堂事件的前前后后，自豪地说：总而言之，我把钢琴保护下来了，他们没砸成。

我说：那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东方红》，打败他们红卫兵。

周守正说：教堂的门被他们封死了，谁也进不去。可是我知道哪个窗户能打开，我可以爬进去。

我赶紧劝告他：你可不敢随便进去弹琴，要是被红卫兵发现，非把你打死不可。就算让邻居们听见，一报告，你也得完蛋，还得把钢琴砸了。现在最好就是悄悄的，让大家把教堂和钢琴都忘了，过几年也许这事就过去了。

他听了，低头想想，觉得有理，便答应下来，表示绝不惦记着那架钢琴。

周守正保卫了教堂里的钢琴，却没有能够保护住自己家里的钢琴。那天他没在家，红卫兵们突然跑到他家，捉走了他的舅舅舅妈，关进私牢。对红卫兵们来说，天主教徒都是反革命，没有好人。红卫兵们还砸烂了他家的所有东西，钢琴，提琴，圆号，乐谱，一件不留，全部毁成废墟。周守正回到家，抱着那些乐器残片，痛哭了一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悲伤，真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

我安慰说，他可以每天到我家去。我爸被关了牛棚，我妈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可是附近的中学生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还没有到我家来抄家，我的提琴还在，他可以到我家来拉琴。我不敢把琴拿到他家去，小提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手里拿个小提琴，走在大街上，被红卫兵揪住，人挨一顿打事小，把琴摔碎了事大。所以只能他到我家来拉琴，而且还得把窗户都蒙起来，琴上安弱音器，不能让邻居们听见。

这么一说，他就当真了，每天磨在我家里拉琴。好在学校不上课，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一块练琴呗。

我们有时候也到处跑着去找乐谱，找来了就赶紧手抄，保存下来。他家的乐谱都被红卫兵烧毁了，我家里本来没有很多乐谱，也没有钢琴谱子，不够他看。有一阵子，我们时不时到缸瓦市的破烂收购店去，跟店里的人求爷爷告奶奶，把别人当废纸卖破烂的乐谱赏给我们，或者换给我们。周守正看见乐谱，不肯撒手，就拿家里东西跟他们换，衣服鞋子，吃饭家伙，随便什么，对他来说，什么都没乐谱重要。

有两次我们看见店里有旧唱片，收破烂的不稀罕，收到了就往墙角里一扔，摔得粉碎，那些唱片反正也是要回炉的。周守正蹲在那里，一片一片的拼起来看，嘴里数着：威尔第《茶花女》，普契尼《蝴蝶夫人》，比才《卡门》，罗西尼《塞尔维亚理发师》，一边说着，眼里冒出泪来，滴落在唱片的碎片上。即使那些唱片都还完好无缺，他也不能拿回家去，他家的唱机早被红卫兵砸坏了，而且就算他想拿回家去，我也绝对不准他听，要是被人知道他还保存西洋古典音乐唱片，那他绝对没有活路了。

那些年里，整个中国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文化荒原，男女老少除了背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音乐。可是完全没有音乐，周守正活不了，他只好想方设法，在令人窒息的沙漠里，寻找点滴音乐的清泉。

也别说，功夫不亏有心人，还真被他找到了。那时候中国电影院别的电影不能放，只可以放一部苏联革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周守正发现，那部电影里有一组镜头，是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天鹅湖》。所以每次放这个电影，他就去看。后来算出来，电影开演之后第十八分钟，就到《天鹅湖》的镜头。于是他每次都是电影开演十五分钟之后，到电影院去，也不找座位，站在后面，看五分钟，那组镜头一完，他就走了。他不愿意看见列宁，也不想看见苏联红军，他只想听《天鹅湖》的音乐。

他跟我说：他最痛恨的，就是苏联红军军官上台，打断演出，宣布列宁下令，杀死沙皇。他说：你说你什么时候宣布不行，非得在《天鹅湖》演出上宣布。那么美丽的音乐和芭蕾做背景，你去说杀人的事，整个的灭绝人性。

我说：那是苏联拍电影的人专门制作的，明摆着就是贯彻列宁的文艺理论，用政治消灭艺术。

不过，每次看过一遍这电影，周守正就会高兴一整天，不停的说：我听了柴可夫斯基，我听了柴可夫斯基。

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他要去连夜排队，第二天早上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票。当时中国，好几亿人民，每年三百多天，总共只有江青主持的八个样板戏可以看。周守正说：六个京戏他听不懂，芭蕾舞《白毛女》惨不忍睹，只有《红色娘子军》还可以听听，就当参加一场小学生文艺会演。坐在场子里，闭住眼睛，别看那些红军男男女女瞎蹦达，就能凑合，总比什么都没有稍微强那么一点。那天晚上，我舍命陪君子，跟他一块去排队，让他回家睡一会觉。他那身子，万一累坏了，世界上失去一个伟大钢琴家，可不得了。

没几天，好日子就到头了，我家也没保住，被红卫兵抄了，我的小提琴被摔碎，乐谱也都被烧光，连手抄的也没幸存，于是我和周守正都无琴可拉，没谱可读了，十分丧气。然后就再次到处跑废品站，去找人家卖破烂的乐谱，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功夫不废苦心人，慢慢的我们也还是收集到了一些古典音乐大师的谱子。

又过了些时，有一天周守正神神秘秘地邀请我到他家去，听他弹琴。到了他家，他拿出一把琴来。他说前两天他在一个旧货店的后门边，捡到一个吉他琴的琴把，就拿回家，用个书桌的木抽屉，上面蒙了块板，挖了两个琴孔，把那个捡来的琴把装上，安个码子，绷六根弦，做成了一把吉他。他笑瞇瞇地弹起来，虽然声音不是很好，但总算是有了音乐，他便重新有了生命和灵魂。

既然他会弹钢琴，当然对和声了如指掌，所以他可以拿出从废品站求到的任何一种乐器的乐谱，稍一琢磨，便能够在自制的吉他琴上弹奏出来，而且相当动听。于是那之后的很多日子，我们就在他家里，弹琴唱歌，自得其乐。我让他再做一把琴，我可以跟他学弹吉他。抽屉好弄，吉他琴把却怎么也捡不到，所以到底他没有能够为我做一把吉他琴，我也没有能够跟他学会弹吉他。

但是光能弹弹吉他，实在满足不了他对音乐的痴迷，他需要弹钢琴，他是钢琴家。我到他家，常见他安安静静地坐着，一行一行地读钢琴谱，手指头在桌边弹奏，嘴里哼唱着曲调。后来他把几张白纸连接起来，贴在一块硬纸板上，在上面照着尺寸，仔仔细细画了五十二个琴键，还有半音黑键，规规矩矩的。他会在那个琴键纸上认认真真地弹奏，嘴里唱着旋律与和声。

他对我说：贝多芬写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越来越聋，听不见音响了。他弹琴的感觉，大概跟我现在一样，听不见，只能用心去感受。贝多芬指挥第九交响曲首场演出，因为听不见，他的手势跟乐队差了几拍，可那不影响贝九的伟大成功。演奏结束，全场起立鼓掌，经久不息，贝多芬听不见，直到他转过身，才看见观众的热烈场面。那情景真是太感人，太伟大了。

我知道他讲这些，是给他自己鼓劲，否则他怎么活下去呢。周守正那样的人，是不能没有音乐的。有的时候，他在纸上弹琴，弹得高兴，会得意忘形，如醉如痴。有的时候，弹着弹着，他会突然停止下来，垂着头，默默流泪。纸上弹琴，到底无法满足他对音乐的伟大梦想，他失落，他悲伤。

我真想念我的钢琴，他说。

看见他那个神情，我也忍不住鼻头发紧，眼睛发酸。这个世道，为什么非要如此残酷地迫害这么一个纯真的音乐人呢。

周守正越来越瘦弱，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独。离开音乐的滋润，他枯萎了。我很担心，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鲜血说不定哪天就要喷发出来。

一连几天没有看到他，我去他家两次，也没有找到他。然后一天，听说西什库教堂里发现了一具死尸，紧紧地抱着钢琴的脚，坐在地板上。我一听就知道，那是钢琴家周守正，只有他知道从哪个窗爬进教堂去。

我跑到教堂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搬走了，泪水迷蒙的眼前，只有冥冥之中他的恍惚身影，他在钢琴前面那跳荡的心，澎湃的激情，神往的面容，和洒满琴键的无数辛酸泪。

住在附近的邻居们说，那个晚上，教堂里忽然传出钢琴声，一曲一曲，终夜未停，就像天上飘落下来的美妙神音，好听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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