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郑忆石：姐姐哥哥的插队生活

郑忆石新三届 2020-08-25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年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宣传部任职。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题

哥姐当知青

作者：郑忆石

“文革”组歌中，知青运动是主曲之一。在这首全国1700多万年轻人参与的“大合唱”中，我的三个哥姐是其中一员。

下乡去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除大哥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后面的四个，分别是从初68级到高66级的老三届中学生。

大哥（后中）、大姐（后左）、二姐（前左）、二哥（后右）、作者（前右）

我们就读于母亲任教的重庆市41中学（巴蜀中学）。1968年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铺开后，重庆市市中区（后改称渝中区）几所中学的知青去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简称“酉秀黔彭”，现都划归重庆）。41中的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子女多，而秀山没有高山峡谷，地势相对平缓，于是它成为41中知青插队的定点。秀山，听地名，眼前若现山明水秀，耳中似闻鸟语莺鸣。其实，它是个边远的穷山区，地处四川、湖南吉首、湖北恩施的三省交界处，距离当时的重庆，很远。

高66级的大姐和高68级的二姐是重庆市首批下乡知青。1969年2月25日深夜，两个姐姐将衣服铺盖卷捆得结结实实，睡不着觉的她们，干脆坐等集合号令响起。临离家时，二姐有点沉浸在对广阔天地的美好想象中，一脸轻松；大姐则对未来艰辛似有预感，戚然话别。当大姐将手伸进我的被窝，边流泪边摸着我的脸，连说三遍“忆石，我走了”时，我瞬间泪奔，不停地用被头揩眼角，好长时间都止不住。

第二天凌晨，天如泼墨，寒气逼人。41中的篮球场上，人声鼎沸，鼓锣喧嚣，将行的、送行的，密密麻麻挤满了球场。大姐二姐背上行李，匆匆到球场集合。知青人人手捧一个中碗直径大的牛皮菜馒头，念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圣示，唱起“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去下乡’”的壮歌，浩浩荡荡地步行到朝天门码头。

长长石阶直通码头的趸船，两旁涌动送别的人流。此时此刻，走的人，送的人，心情都开始苦楚起来。尤其是那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内心更是沉重。41中的干部子女集中，许多知青的父母，因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还关在“牛棚”，他们都是临时请了几个钟头的假，赶来为子女送行的。至于“黑五类”或被归入人民对立面家庭出身的知青，不仅没有亲人送行，而且在处理下乡事宜时，还遇到各种刁难。胸闷如我大姐夫，他父亲因在新中国诞生前，当过国民党杭州笕桥航校的教官，母亲因是医院科主任（“文革”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此时已是“反动学术权威”），双双关进了“牛棚”。下乡时，他为取出父母在银行被冻结存款中的50元钱，来来回回地开证明，求签字，被折腾得够呛。

当然，并非人人心如黄连。知青中，也有少数胸怀凌云壮志，决心扎根农村干一番事业的。所以，未开船时，豪情万丈的、强颜欢笑的、满面愁容的、眼含泪水的……各种心绪和表情，应有尽有。汽笛拉响后，船上船下，一片哭声。此刻，纵是铁面钢心，也难免动容。中午，船上开饭了，人人手捧一大碗饭菜，除了部分男生一扫而光，绝大多数女生都没咽下几口。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船行一路，顺风顺水，当天下午三点抵达涪陵。在涪陵睡到半夜三点，登上开往彭水的轮船。这一趟水路，不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行走著名的乌江天险。

乌江（选自网络）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地势高差大、切割强，因而河道狭窄，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以前，船在江上走，急流漩涡常常弄得它原地打转，翻船时有发生。后来，沿岸设立了许多绞滩站，每到险滩，长长钢绳套住船头，爬楼梯般地一点点往上拽。当船行到羊角滩时，急流卷起的漩涡，让绞滩钢绳“力不从心”。船上人多，为减轻重量，一船人留下四五个，其余的全部下船，徒步走过五里长滩，再回到船上继续渡险，擦黑时分，船总算到了彭水。

在彭水住一晚，第三天清晨继续天险之旅，下午四点，船到了龚滩。就此，重庆—涪陵—彭水—龚滩，三天的水路历程，终于划上了句号。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过乌江天险（选自网络）

以为很快将达终点，知青们长长地舒了口气。谁知，更难熬的敞篷大卡车还等着他们。从龚滩到酉阳，从酉阳到目的地，车子喘着粗气，冒着翻车的危险，在七道弯八道梁的山路上，上下颠簸、摇来晃去。车过“九道拐”时，峭壁在头顶，悬崖在身旁，许多知青吓得不敢睁眼。一天多的胃翻肠倒，四天半后，皮塌嘴歪、脸青面黑的知青们，总算瞭见了自己将在未来岁月里，扎根受教育、倾情献红心的广阔天地——秀山。

到秀山的当天下午，根据自由组合原则，知青们以最快的速度到各自生产队报到。大姐与数年后成为姐夫的同班同学及另两位同学，到龙池公社建国大队红旗生产队报到。二姐与两位同班同学，去了与大姐同公社同大队的建华生产队。一周多后，母亲收到姐俩的来信，拆信的一刹那，她眼圈红了。当看到“我们一路平安，已安置妥当，妈妈放心”时，过了好一会，她才说了句：“好远的地方哦”。

大姐所在的红旗生产队

之后不久，又轮到刚满十七岁的二哥下乡。3月29日清晨，我和母亲送他到码头。初春的淡雾笼罩着江面，江边，一条空船像只孤雁，轻晃着身子，任江波啃咬，看得人心寒。这一次，走的人少，送的人也少，冷风扫过江岸，码头更添了几分凄凉感。母亲送二哥到了船上，直到汽笛声起，才缓步下船。船舷栏杆边，二哥望着我们，不舍的眼神装满了无奈。船起锚了，身移动了，开始加速，越走越快。望着渐渐远去的桅杆，母亲边哭边喊着二哥的名字：“小石，小石……”沿着江边追出几十米远，鹅卵碎石，步履踉跄。

轮船消失在江水尽头好久，母亲仍然站在江岸，呆呆地看着江面。送两个姐姐时，母亲没有流泪，因为她对两个年龄大些的女儿相对放心。况且，这是在自己所在单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她作为“臭老九”，不能把悲戚写在脸上，免得落人话柄。这一次，码头上认识她的人少，二哥年龄尚小又自幼体弱，着实放心不下的母亲，终于没能止住泪水。

二哥没坐过长途车，一天多的路程，他吐得够呛。到后来，他不得不蹲在敞篷大卡车的车尾巴栏板边，头搭在栏板上，走一路吐一路，顾不得随时有被甩出车厢的危险。好不容易来到二姐所在的生产队，仅仅半个月，他浑身开始冒水泡，大腿上巴掌大的地方，前赴后继冒出30多个。到后来，他对“冒泡”的规律了如指掌：哪里感觉痛，哪里就将有水泡出现。果然，半小时不到，一个又大又亮、直径将近两公分的“水晶蛋”便降生了。水泡不久变成疮，开始流血出脓，将他盖的被单染得花麻麻一片。脓血多了，被单变得僵硬起来，好似刷了浆糊的布壳，盖在身上又让水泡更易溃破，而被单上留下的红黄色印迹，则如同染色花布，根本清洗不掉。

后来，他开始发烧，到县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水土不服，打针吃药只能管一时。不得已，两个多月后，他回重庆治疗。事前，二姐来信告知母亲，二哥离开秀山的日期，却并未说他将乘坐哪种交通工具。母亲估摸他到重庆的大致时间后，第四天开始，每天带着我到朝天门码头，连续三四个小时地等候来自涪陵的客船，望眼欲穿地盼着他的身影出现，却总是在最后一个乘客都下船了，仍然不见他现身。焦急的我们，快速冲上船，从头等舱到底舱，挨个地找，挨个地问船员：看没看见一个白白瘦瘦的小青年？一连三天，我们都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后来两天，母亲不禁开始胡思乱想，那悲哀绝望的神情，让我胆颤。

第七天早上，一夜未眠的母亲，准备一大早再去码头。打开房门不一会儿，满身尘土的二哥，竟然立在门口！原来，他为省那二十几块钱的路费，硬是不顾满身脓疮，搭了六天不要钱的敞篷卡车。又惊又喜的母亲，顿时泪流满面，抓住二哥的手，一迭声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啷个走了恁个多天呢？”

儿行千里娘担忧。那时，但凡家中有知青的父母，想必心情大多如我母亲。至于知青，心绪烦乱、迷茫、悲凉甚至痛苦的，恐怕不在少数。人民群众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毕竟，天天喝“一吹三道浪，一喝九条沟”稀粥的农村，与每日可“拿起钵钵打三两，还有一碗白菜汤”的城市，差别实在太大了。所以，绝大多数知青在内心深处，并不甘愿一辈子“修地球”。

大作为

哥姐下乡所在的龙池公社，位于县城东北，属于丘陵地区，地理条件和种地收入，在当地算中等。

来到广阔天地，三人虽存“大作为”的雄心，也难免“喻于利”的私念。于是，多挣工分多分红，养活自己给母亲减压，成为他们的行动目标。

天府之国盛产稻米。哥姐下乡不久，就遇到插秧。

大姐与生产队的农民在插秧

天不亮，“咕咕”鸟叫像军号，薄雾覆盖田间草。哥姐睡眼朦胧，饿着肚子便跟随农民下田了。插秧在农活中有点技术含量，是经验活，更是体力活。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城里娃，刚开始感觉苦累万分。学着农民的模样，他们一边在手里，快速将秧苗分为四五棵一束，一边腰弯成90度，边插边退，将秧苗直接栽进水田，不一会便腰酸背痛。空着肚子干到中午，回去还得现烧饭，而农民兄弟因为家里有人做饭，此刻早已端上了碗。精疲力竭加饥肠辘辘，他们常常倒头就睡。一觉醒来，肚子更饿了，胃病也落下了。对他们来说，每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干完农活，扯开身子躺床上睡觉。

准姐夫在插秧

春去秋来，谷子熟了，收割谷子的苦累比起插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妇女一般不参加割谷子，但两个姐姐“巾帼不让须眉”，硬是下田与男劳力比拼。天现晨曦便起床，趁凉气残存大地就忙开了，直到中午暑气逼人，才歪歪倒倒地回屋烧早饭。开始时手生，手指难免被割伤，跑回家，扯张草纸一裹，血稍微止住，奔回去接着挥镰。

二姐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割谷子，从月亮刚升起来下田，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才收工，到最后，感觉腰杆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只好找一个坟包，仰面朝天地躺下，用凸起的土堆抵住腰杆，让酸痛稍稍缓解一点。

令人难受的还有谷子上的芒刺，沾上身又痒又痛，但此时早已顾不得了。一排排的谷穗，农民是从左到右，割完一排后，退回去，再从左到右……她们则是从左到右，割完一排后，不退回去，顺手从右往左割过去，再从左到右……由于节省了退回去的时间，结果她们割谷子的速度，反而比许多农民快，让紧随其后打谷子的农民，忙得够呛。

土地要充分利用，除了种稻，还种小麦、高粱、包谷、黄豆……农民善于合理布局，长得高长得低的农作物，有套种也有间种。因此，挖地平土、撒种插秧、挑粪施肥、收割晾晒……两个姐姐一年干下来，农活已能应对自如。生产队评工分，男的最高为10分，女的最高为8分。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力气埋头苦干，她们拿到了每日最高的8分。

二哥下乡时，1.70的个头，体重只有90来斤，农民都叫他“秧鸡”。瘦弱的身子骨，挑个粪桶晃晃悠悠，插个秧苗落人之后。因此，即便他使出吃奶力气，最终还是只评了6分。后来，他的体力和农技逐年提高，由最初挑四、五十斤都直不起腰，到后来与农民一起，两人抬五百多斤重的抽水用柴油机，可以走上百米的距离。尽管体力大大增强，工分逐年增加。但直到三年多后他离开农村，还是只评了9分。

第一年秋收后，哥姐等来了年底分红。玩命流汗的报酬，刨除所分口粮，三人进账如下：大姐所在的生产队，全公社第二穷，每个劳动日只值一毛到两毛钱，她分到了8元多钱；二姐所在的生产队，除了种粮，还有茶树出茶油，全公社第二富，每个劳动日值六毛多钱，她分到了27元。二哥因为回家治病，耽误了出工，倒贴了12元。两个姐姐拿到汗水换来的平生第一笔收入，虽然开心，却不激动。因为这笔钱，还不够回一趟家的路费。至于二哥，郁闷之余，只好怪自己不中用。

下乡第一年的大姐（右）和二姐（左）

后来几年，哥姐农活干得越发顺手，加上舍得卖力气，每年结算，基本都能分到30多元钱。但这些钱，仅够买油盐酱醋、煤油肥皂草纸等基本生活用品。其它如添衣购鞋、买糖果糕点，以及嘴馋了打顿牙祭，基本属于做梦。好在母亲本就不指望他们能完全靠自己谋生，所以每月给三人寄20元钱补贴生活。

1970年，大哥分配到四川自贡市红旗运输机械厂守库房，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每月从42.50元的工资（按国家规定，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工资为42.50元，第二年转正后51.50元。像大哥这批“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文革”中分配后，拖了两年才转正，三年以后才拿到51.50元。此事当时无人追问，当然，问也白问）中拿出20元寄给他们。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精打细算，衣服补丁摞补丁，布鞋“前卖生姜后卖鸭蛋”。习惯了赤脚走窄窄的田埂路后，他们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有时候赶场，也会打光脚板。

二姐（右一）打赤脚赶场

铁脚板练出来了，大哥心也疼起来了。他看到二姐那张赤脚照，马上寄了十元钱，定要三人各去买双鞋子。由于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因此，哥姐春节回重庆，母亲都要精打细算，为三人筹措路费。

的确，比起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村知青，哥姐多少还有家庭接济。事实上，城市知青中，除了家中一贫如洗的，基本都要靠父母帮衬。就此看，城市下乡知青的生活，好于农村的回乡知青。然而，由于城市知青非“土生土长”，无法像回乡知青那样，拥有环境熟悉、乡土人情、体力农技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广阔天地”中打拼的城市知青，生活似乎更难。

再教育

插队前，哥姐脑海中的农村，一派“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个个心欢畅”的景象。下乡后，他们才明白，那多少是艺术性的美化。

农业生产工具依然落后。哥姐下乡之地，非平原但也不是山区，有
条件实行简单的机械化操作。然而，除了打井、抽水需用的最简单机械设备，其它诸如犁地松土、播种插秧、浇水施肥、收割打谷等一应农活，全靠人拉肩扛。“大锅饭”体制又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队长派活，农民出工，年底分粮分红，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由于农民没有干活的积极性，即便农忙，也不乏磨洋工的，至于农闲时节，偷懒者更是不在少数。

农民的住房不仅寒酸破烂，而且墙壁只有大半截，上面小半截是空的，仅靠几根木头支撑。秀山冬天常下大雪，这样的房子如何抵挡寒冷？哥姐实在想不明白，问农民为何不让房子的墙壁接到房顶。农民回答：那样要多花料啊！再说泥巴在墙的上半截，也粘不稳，大半截墙，夏天通风凉快。问他们冬天不冷吗？农民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习惯了。哥姐去后，由于国家有少量拨款用于知青盖房，生产队也出于安全考虑，破例将给他们盖的房子，上半截接到了屋檐，还特意安上了窗户。农民的房子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哥姐的房子简直就是奔了小康。由此，更反衬出农民生活之苦。

大姐住的知青屋

农民的温饱依然成问题。哥姐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不算最低，一亩田约有400斤，好的约有500～600斤。但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可能让农民敞开肚皮吃。因此，秀山农民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根本原因，就是粮食不够吃。二哥常与一拨农民，被分派到马路边的地里干活。不吃早饭连续干它几个钟头，农民也开始打蔫。于是，大伙齐刷刷地头拄锄头扁担，面朝马路尽头，伸长脖子张望象征吃饭信号的长途汽车。车终于冒头了，大伙顿时眉开眼笑。此时，队长或领头老农“收工了”刚出口，跑得快的农民，已开溜几米远。

在吃饭问题上，知青比农民“享福”。因为上面害怕知青闹事，关照下面尽量不让知青饿肚子。知青粮食吃完了，可以向生产队借，生产队明知借出去的粮食归还无期，也基本不会拒绝。所以，哥姐在乡下几年，没有断过粮。但贫困的农民没有这份待遇，尽管他们平时善于粗粮细粮合理搭配，地窖里存有红苕，但到了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也会半饥半饱。

二姐生产队有几个农民的小孩，喜欢来她们点看稀奇。傍晚，孩子们来到门口，把被稀饭灌得如西瓜样的小肚儿，在门槛上整整齐齐地排一溜，津津有味地看她们做饭。有时，小孩只有两三个，二姐又正好做好了饭，便会盛上两碗米饭递过去，小孩子三下五除二，将碗里的饭粒划拉得一颗不剩。

农民没钱买肉买油，只能在过年杀猪（猪肉一半由国家低价收购，一半自己留下）时，将肥膘用盐腌好，放进泡菜坛里存起来。平时炒菜，夹一小块肥膘，锅底抹一抹，就算见油荤了。这块小肥膘还不能当菜吃了，得专门放在灶头上方吊起来，用烟火熏着，下次炒菜时再用。只有遇到有“人户”（亲朋好友）来，农民才舍得割一小块腌肉或腊肉，炒个菜款待。

至于穿衣，农民从未见过棉毛衫毛衣之类，一年四季，春秋穿单衣，夏天打赤膊，冬天裹棉衣。有几家劳动力少的农民特别穷，天寒地冻时，一家人捂在破被子里，唯一的一条好裤子，谁出门谁穿。

农民基本没有文化生活。秀山地处偏远，哥姐落户的生产队不通广播。听知青唱歌、盼知青教歌，成为农民娱乐的唯一渠道。农村夜晚安静，二姐她们的即兴放歌，附近住的农民听得很清楚。第二天，年青姑娘或年轻媳妇看见她们，会模仿着调子哼哼。如果哪天生产队长向农民说“今晚知青教你们唱歌”，农民会热烈响应，忙不迭地“要得，要得”。

吃完饭，大伙来到队部，端坐长条凳，学《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毛主席，公社的红旗您竖立，集体化的道路您开辟……”这类词简单、调子易上口的歌，二姐她们唱一句，农民扯起喉咙跟一句，土味十足的发音，逗得二姐她们笑弯了腰。农民学得认真，记性也好，半个多小时，基本能拿下一首。意犹未尽的“学生”，会要求“老师”再教一首。

知青下乡不仅是去“滚一身泥巴”，更要通过贫下中农启发阶级觉悟的“再教育”，而“练一颗红心”。

“忆苦思甜”是再教育的主题，但农民对此显然不感兴趣。难得开一次忆苦会，队长动员的话音未落，农民便直奔三年自然灾害的主题：哪家饿死了几个，哪几家又绝户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有更邪门的：两人发生了矛盾，甲躲在乙一家人外出逃荒的必经路上，趁其不备，将全家人推下了山崖。这类故事，哥姐是第一次听到，错愕之余，便私下打听，农民异口同声地说：都是真的，骗你们干啥子！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再教育的另一主题，内容无非是控诉地主在万恶的旧社会，如何压迫剥削贫下中农。哥姐自上学起，就对“刘文学勇斗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黑水牢”……耳熟能详。然而，农民在忆苦会上控诉的凶狠恶毒的地主，却常常有另一副面孔：待人和气，懂得提升服务质量。比如，地主平时会主动与贫下中农打招呼，有事找到他也会帮忙；地主农忙时请雇工，先说好工钱，然后杀口猪烧成红烧肉，天不亮放在雇工的家门口，雇工干完农活，立马结账付款。

这些与教科书迥异的说法，又让哥姐所受的“再教育”效果，进一步打了折扣。二姐生产队有个小伙子，知青们公认“城里头没见过长得这么‘称抖’（帅气之意）的，完全是当演员的料”。但因为他爷爷是地主，他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地主帽。“小地主”懂礼貌、肯干活、爱帮忙，对人挺实在，但二十好几了，都没有讨到老婆。

几千年来，贫穷落后就像钢印，深深地敲在农民脸上。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期，秀山一直闹土匪，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二十年后，哥姐插队到秀山，又亲历和见证了这种状况，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了解了真正的农业，知道了真实的农村，看到了农民的生存状况。这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收获。

农民虽然生活贫困，却不失真诚善良。他们手把手地教哥姐干农活；一年一次杀猪，总要请哥姐去吃“刨汤”（用刚宰杀的猪肉猪内脏做的美食）；送自家地里出产的花生黄豆，让哥姐带回重庆；难得做点豆腐乳，一定要给哥姐端半碗……农民关照哥姐的细节，哥姐回到重庆多年以后，还会不时提起。

大姐（后排左三）与生产队的女同胞

知青下乡之初，农民也会表示欢迎。这种欢迎，一方面源自他们对远离家乡的城里娃的友善，一方面出于他们惯于服从的心理，对来自上面的安排，他们会遵命而为。两个姐姐下乡的第一年，大年是在农村过的。当时知青住房还没盖好，二姐她们暂住在生产队队部。大年当天，二姐一早开门，惊讶地发现门外大水缸里，装满了糍粑（糍粑晾干后，浸在水里不会开裂，可存放较长时间），房子四周，被一捆捆柴火包围。

原来，这是生产队长安排三十多家农民连夜送来的。每年过端午节，妇女队长会吩咐她们：把糯米泡好就可以了，其它的事情你们都不用管。结果，七八个农民跑来，包好粽子放进大锅，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几个老树疙瘩的微火余碳，煨上一晚。第二天，热气腾腾的粽子便静待她们狼吞虎咽。

大姐生产队的农民吴应好，个头不高模样一般，娶的媳妇却挺漂亮。老吴农活很在行，特能吃苦又十分勤劳心细，经常教大姐他们种菜。他家有三棵李子树，梅李、血李、玉皇李，色彩各异，味道不同。李子熟了，他叫大姐随便去摘，如果大姐没时间，他会摘一大筐最大最甜的血李、玉皇李，给他们送去。生产队地主的儿子，以枇杷树为料，给大姐做了一根扁担。枇杷树的木质韧性好，这根轻巧而结实的扁担，挑起东西闪悠悠，大姐非常喜欢，后来将它带回了重庆。秀云的妈性格豪爽，只要知道有人为难知青，定会打抱不平。她格外关照大姐，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给她送去。

二姐生产队的老保管，特别心善，自己难得煮一碗荷包蛋，却总要盛四个，打发老婆给她们端来。王再阳家有五个女儿，每两个之间相差一岁多点，生活尤其困难。六岁的老四很会煮红苕，将火烧旺，红苕煮熟，等水基本干了，再添几根柴，用小火慢慢烤，不多会，只只红苕便烤出了锅巴，又香又甜又糯。看见二姐路过，她就喊“孃孃，快点来吃，好吃得很哦”。

二哥清楚地记得，那天生产队长带领大家到六十里外的盖上，挑石灰回来作肥料。上百斤的担子压在他身上，本就晃晃悠悠，为了不落后，他还是咬牙跟上队伍。骄阳似火，一路上大家又累又饥又渴。好容易来到路边的“一碗水”（“一碗水”，顾名思义，水坑里的水，不多不少只有一个碗的容量，水舀完后，会自动地往外冒，直到重新达到一碗水的容量后停止，循环往复，永不干涸），大伙蜂拥而上。突然，队长一声“让瘦娃儿先喝”，农民马上闪开，让他俯身喝了个痛快。那天，不是“酸梅汤”胜似“酸梅汤”的泉水，让二哥对大自然的馈赠和农民的善良，满怀感激。

另一次，他赶场回来，路上觉得口渴，便到养蜂的农民家讨水喝。热情的蜂农不仅让他喝水，还请他喝酒。为改善酒的口感，蜂农将蜂蜜调入酒中。蜜酒香甜诱人，二哥喝得畅快，不多会儿便一海碗下肚了。酣畅淋漓的后果很严重，二哥烂醉如泥，没法自己走回去。贴了蜜酒的蜂农，还得贴上时间气力，又是背，又是扶，走了好几里路，将他送到家。

切实感受了边远乡村农民的淳朴与善良，这也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收获。

小插曲

插队前，哥姐从“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中，去体会改天换地的神圣。当自己如秧苗般插进农业大田后，方知生活的苦辣酸甜。于是，在“大作为”的变调中，他们演绎出了一串小插曲。

农村生活清苦，荤腥很少。

哥姐能吃饱饭，但很少能吃上肉，加上干体力活消耗大，更是经常感觉痨肠寡肚。他们盼着农民杀猪，因为到时农民会请他们“打牙祭”，排骨炖汤、爆炒猪肝、回锅大肉，想着就流哈喇子。但这种机会，一年就一次，所以，得熬着。

吃不上猪肉，大姐他们会另想办法。听说秀山的羊便宜，又听说供销社2.5元一张收购羊皮。于是，他们花5.5元钱买了只羊，吃完羊肉后，再将羊皮卖给供销社。三元钱满足了几天的口福，几个人乐坏了。只是，羊难以买到，兜里的钞票又极其有限，所以，这种美味与开心，几年来仅此一次。秀山的团鱼（甲鱼）也很便宜，只有0.34元一斤。那天，大姐一下子买了三只，炖了一锅，叫二姐二哥去吃。刚开始，几个人下筷如下雨，没多久，便不约而同地停下了筷子。原来，因为没放任何调料，团鱼那强烈的腥味，实实在在让他们倒了胃口。

下乡第一年，大姐他们自留地的四季豆熟了，便买来肉剁碎，与切碎的四季豆搅拌，包饺子招待公社的一帮子知青。饱餐一顿后，好几个人吐的吐，拉的拉，半天不得消停。后来，他们总在琢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四季豆没有完全烧熟，残余的皂素发威？不知名的木料做的菜板，木渣中内含毒素？两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样，毒素混进胃里兴妖作怪，却是铁板钉钉的事。

二哥正长身体，特别馋肉。插队第一年，他因为回重庆治病回过家，第二年春节就独自留在乡下过年（来回路费要40多元。每年春节，哥姐从未同时回来过）。期间，农民请他到家里吃饭，好面子的他谢绝了。他实在太想吃肉了！正好生产队杀了一头病猪，他分到了两斤肉，于是拎回去放锅里加上水，煮得半生不熟后，就开始守在灶台边，边煮边吃。肉完全煮熟了，也被他吃光了，又用剩下的肉汤，煮了一斤米，一气吃得精光，总算过了把瘾。

也是那年春节，生产队冻死了一头老牛，二哥花钱买了两斤牛皮，拿到生产队队部农民冬天围着烤火的火塘，放进架在上面的鼎罐里，炖了一整夜。这一次，他的胃被牛皮彻底腻到了，以致后来只要看见牛肉，他就会干呕。

农村不缺新鲜蔬菜，只要舍得花力气。

下乡后，哥姐都分得自留地，可以自己解决吃菜问题。但三人中，只有大姐自留地上的蔬菜，长出了姿态容貌。

大姐性格像男孩，打小就不睬祸事。四岁时，看见五岁的大哥被大孩子追打，她抓起一根竹竿横扫过去，嘴里还喊着“你们敢打我哥哥？！”鼠窜的“皮蛋”们，此后只要看见她，都躲得远远的。

大哥（中）、大姐（右一）、二姐（左一）

大姐很有些倔强，有时会与母亲对着干。比如母亲要她像大哥那样，将全部心思用于学习，她却常常在操场上蹦跶，投篮一投一个准，还趁母亲不注意，钻到床底下，趴着偷看小说，一看大半个钟头。比如“文革”初期，母亲叫她不要去“大串联”，她却爬上火车行李架，躺着摇到北京，成为我们后面四个子女中，唯一在天安门广场上，晃到一眼伟大领袖尊容的人。

1966年大姐大串联到北京

回来后，大姐响应领袖号召投身“革命”，专事刻钢板、印简报、散传单、搞宣传。一次，她们几个人在“窝点”加班加点地印传单，被赶来的反对派逮个正着，抓去暴打了一顿，随后被蒙上眼睛，扔进了防空洞。

大姐又非常善良厚道，对人巴心巴肠。在乡下，她成了老大，于是，摆出小慈母的架势，几年里铆足了劲，给二姐的知青点当“菜背篼”。到后来，她硬是把定时给二姐的知青点送蔬菜，由义务“背”成了责任。大姐和准姐夫都是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利用脑瓜里的生物学底子，他们忙完农活，便倾情于自留地。挖坑松土撒种子，浇水施肥拔野草，天天汗流浃背地忙碌且怡然。天道酬勤，他们的自留地，萝卜像瘦身冬瓜，青菜似微型冬青，南瓜如中等磨盘，韭菜若袖珍竹丛。此外，辣椒、高粱、包谷、黄豆……，间种套种轮番上阵，让自留地在公社博出了名气。大队书记听说后，专门跑来观看；农民路过，羡慕的目光落在长长的豇豆、红红的番茄上，几分钟都不偏移。瓜菜杂粮成熟了，大姐抱起南瓜、背上萝卜白菜包谷青菜头，颠颠地奔上两里多路，送到二姐那里。

大姐种自留地

当然，二姐二哥也有自留地，也种黄豆、红苕、包谷。然而，他们总是没有耐烦心，总是在包谷刚灌浆，黄豆才出粒时，就将这些半成品，统统扫进了肚皮。难得一次等到黄豆成熟，他们便邀上农民，把黄豆秆堆起来，在下面点把火，不多会，豆子便噼里啪啦蹦出壳。农民吃豆吃出了水平，手与嘴一尺多的距离，往嘴里扔豆，又快又准，嘴巴还始终清清爽爽。他们就不行，常常吃出一脸黑花。

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哥姐会自寻乐趣。

春天来了，捧几把桃红李白，插在搪瓷缸中；夏夜晚上，端个矮凳坐在院坝，望“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想远在重庆的老母亲；冬日早晨，打开鸡笼，看一只只不知深浅的公鸡母鸡，在结冰的地上摔得狂眉狂眼。哥姐最爽心的事是赶场，能在镇上小饭馆，拈几片“闪闪”（四川话，吃肥肉叫“拈闪闪”，“闪闪”一般指烧白或回锅肉），幸福感便暴增。要是再在场上碰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同学，一两个小时的胡侃海聊，嘴巴脑壳过足了干瘾。此刻，心情那个好，只能用“醉”字来形容。

那时，照相还是一件较为稀罕的事，准姐夫家有一部旧相机，下乡时，因家中无人，他只得将相机带到乡下。由于怕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很少拿出相机。难得的几次拍照，姐俩和农民都挺开心，珍贵的年月影像，由此便保留下来了。

二姐机敏风趣，学业拔尖。中学三年，她一直是学习委员，还喜欢与成绩跟她不相上下的男生暗中较劲。二姐勤快能干，做事干脆利落，还特爱整洁干净。大哥赴京读书后，家里衣服床单的洗涤，基本由她包圆了。二哥到她们生产队后落户后，她又承担了为二哥洗衣缝被，照料他日常生活琐事的担子。二姐还喜欢唱歌跳舞，“文革”中，她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革命文艺远送到成都、乐山和宜宾。

下乡后，二姐的这一爱好，由舞台转换到了土屋。每到夜晚，吃饱了白米饭或红苕，三个女生躺在床上，可着劲“嚎”《井冈山的道路》《水兵的光荣》等红色组歌。然而，想到第二天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三人心空被“八角楼的灯光”驱散的乌云，被“人逢佳节倍思亲，阿金我想念毛主席”赶跑的郁闷，顿时又卷土重来。

“八菜一汤”（八个革命样板戏、钢琴协奏曲《黄河》）中，三人最拿手的是李铁梅、阿庆嫂的唱段。唱到兴头上，各自充当一个角色，在土屋上演革命折子戏。随着时光的推移，她们的歌曲喜好发生了变化。借“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诉说浪漫意，用“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倾吐思乡情，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波浪里把花开”表现柔软心，拿“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抒发残存的激情……

“革命浪漫主义”倒腾完了，又搜刮枯肠，挨个扫荡“战斗民族”的歌曲，《喀秋莎》《三套车》《山楂树》《红莓花儿开》《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各来一遍，过足了心瘾。不满足于单调复制，她们还“二度创作”，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改成“低头看见油灯芯，心中想念文化宫”；将“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唱成“人说秀山鬼地方，土瘦人穷五谷荒”；将“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姑娘呀。你像鱼儿，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宫殿，姑娘呀”，变为“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丑怪，蒜头鼻子大碴口，耗子眼睛鸡脚杆。你像天上飞行的老鸦，地上爬行的癞蛤蟆”。唱完后，三人一阵“哈哈哈哈……”身体疲乏和心情不快，全都抖落了。

大姐（蹲者）和二姐在坡上

住在隔壁的二哥，一般不参与二姐她们的娱乐，而是独自凑近煤油灯，看几眼知青间相互传阅的小说：《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看《三国演义》时，他两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口气看完了。但是，当他听到《三套车》之类的忧伤歌曲，会跟着唱，唱完了，再喊上一嗓“龙禁鱼池头，伸腰不自由”。

农村虽然贫穷，但副食供应却比城市好。

那时，城市供应全凭票证，哥姐便想方设法，托人给家里捎好吃的。春节回家前，他们会动足脑筋多买猪肉，做成盐肉酱肉腊肉。每年分红后，他们将所得的30多元钱，全部用来买城里买不到的副食品。

二哥淘气又聪明，遇事善于动脑筋。“文革”中，大哥困在北京，大姐二姐在外“干革命”，14岁的他，目睹“文革”之初家中被“抄”的全过程，打心眼里排斥“革命”，却对爬树掏鸟窝、满坡挖蚯蚓、砌砖修鸭池、石缝拔树根……等顽童营生，兴趣盎然且乐此不疲。后来，他又将顽童营生的范围，拓展到有“技术含金量”的补锅补碗、修锁配钥匙上。

下乡后，二哥将“淘气”转为给家里“淘稀缺品”。那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有一年春节前，二哥准备买些猪肉带回家，便约上好友何蜀昌，到猪肉便宜的山里集市去买。到了集市，两人听说买生猪回去自己杀，比买猪肉划算。但在当时，买卖生猪属于违法行为，被捉住了，轻者安个“投机倒把”罪名，重者要“蹲鸡圈”（判刑坐牢）。个别脑子活络的农民，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用半大的生猪冒充“病猪”，在集市上出售。

两人合计后，选了头80多斤的“病猪”，将它四脚朝天地绑好，小何在前，二哥在后，抬起就走。山路陡，路又远，两人费了老力，临近深夜，总算上了马路。马路周边开阔，冷风吹得正欢。浑身湿透的二哥，猛地被风突袭，顿时打起了寒战。忽然，一股暖流伴着一阵“哗哗”声从天而降，浇得他舒坦非凡。旋即，他便感觉这“热水沐浴”有点不对劲。借着月光定睛细看，原来这是头母猪，尿道口开在屁股上，正在朝他“飙尿”。

被农民唤作“秧鸡”的二哥

“文革”初，中学里旧社会过来的“臭老九”是首当其冲的揪斗对象，母亲被大字报炮轰火烧，她对那些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涂污，极其愤怒却无处话憋屈，不久便患了急性肝炎。后来她虽已治愈，却担心复发。糖能保肝，但城里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定量。农村没有限量，但农民很穷，购买力极弱，即便一斤白糖仅0.74元也买不起，所以供销社有存货。二哥打听到四川与湖南交界处的卞朋，白糖敞开供应。他立即又约上何蜀昌，翻山越岭走了50多里山路，一口气买了50斤。

当他把50斤白糖背回重庆时，乐不可支的母亲，又是搬出大罐子贮存，又是分包送给朋友。有了这罐白糖，母亲可以时不时喝杯糖水，家里过年做汤圆心子，端午节粽子滚白糖，平时煮醪糟丸子……一堆难题都解决了。六年里，我们没再为“缺糖”犯过愁。

除了猪肉白糖，还有自养的鸡、下的蛋。秀山的鸡欠缺驯化，野性十足，走路基本不用腿，而是飞，惹了它，还会跳起脚脚啄人。“飞鸡”个头小，下的蛋鸽蛋般大小，而且下蛋不上心不卖力，常常在外面下野蛋。大姐养的一群母鸡，鸡窝里总是见不到几个蛋，最后农民在马路对面生产队牛棚的干草堆里，一下子翻出十多个。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大姐只好关“飞鸡”们的禁闭，它们终于老实了，乖乖把蛋下在窝里。二姐不善种菜，却爱养鸡，赶场时，提笼鸡娃回去，白天放敞，晚上关圈，花钱不多费事不大。“飞鸡”们特别鬼精，谷子快成熟时，蹿进田里偷嘴，吃成一群小肥肥。春节返家，二姐直接就将十多只活鸡、两百多个鸡蛋背回来。

除了肉类，自己种的花生，上山捡的板栗，树上打的桂花，田里采摘的黄花菜，自制的干豇豆……家中副食基本由哥姐从千里（道路弯来绕去，路程被加倍拉长）之外背回来。

大姐在自留地收菜

秀山的背篼上大下小，特能装东西。但哥姐还嫌不够大，在顶部边缘再加一尺高的“围墙”。每次回来，总得背近百斤。一次，二姐因为背得太重，上船时跪在跳板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两个船工只好各架起她的一条胳膊，将她“拖”上了船。

农村地广人稀，可尽情“放敞”，但危险也无处不在。

大姐到山上割牛草，发现高处有一窝又嫩又茂盛的草，便不管不顾地爬上去。最后，草割到了，她却“上山容易下山难”，差点困在崖顶。

生产队要给大姐他们修知青房，大姐便随农民，到数十里外的川河盖上背石灰。出门时，天还未亮，走在浓雾弥漫的山路上，她只能隐约看见前面人的脚和后背。爬上山顶，云开雾散，她发现自己就站在峭壁上，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回来的路上，由于没经验，她没在背篼内壁铺垫东西隔离，结果石灰顺着背篼篾条间的缝隙漏到了背上。石灰与背上的汗水汇合后，立马发生化学反应，这足以煮熟鸡蛋的温度，把大姐从背到腰骶尾部的皮肤，都烧伤了。溃烂的肌肤，钻心的疼痛，折磨了她好长时间，给她留下了至今仍在的疤痕。

修大姐他们的知青房，农民很上心，特地将房屋的位置，选在背靠山坡的地方，为房子打了厚厚的土墙不说，还特意在房屋周围挖了排水沟。住上了新房，大姐他们乐滋滋的。不料一天夜里下大雨，雨水顺着山势直接涌入了各个房间，酣睡的几人却毫无觉察。第二天醒来，鞋在水面漂，土墙浸透一尺多高，泥巴地面成了秧田。见此情景，几人惊出一身冷汗，直感叹“幸好房子没半夜垮了”。

二姐曾遭遇过“鬼打墙”。那天她赶场回来晚了，月黑风高，为了抄近路，她穿进了坟地。四周死一般静寂，偶尔传来的“哇喔”声，偶然闪现的磷火团，让她心惊肉跳。然而，就像被亡魂抓住了身躯，她在荒冢中转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又回到了原地。二哥见她夜半未归，告诉了生产队长，几个农民打着火把，总算在坟地中把她找到。

二姐还上演过更惊心的一幕。她上山砍柴，看到一根小碗口粗的枯树立在山顶，想也没想便一口气爬上去，一手按树干，一手挥柴刀，“嘭、嘭、嘭”，砍得正来劲，“啪”一声，树断了！由于她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在树干上，人一下子就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滚。刚开始，她恐惧得紧闭双眼，心想“今天完蛋了”。一转念，“不能就这么死了”，睁开眼的一刹那，瞅见半山腰一根枯藤，手一伸紧紧抓住，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二哥也曾在上山砍柴中遭遇意外，只是不够二姐那种差点丢命的级别。他不识漆树，砍了一大捆背回去，结果皮肤过敏了，浑身长满了水泡，脸肿得面目全非。又是一番又疼又痒，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恢复。

一次他挑粪上山，坡陡路滑，前面的一只粪桶突然翘了起来，扑面而来的粪水，对准他张大出气的嘴巴，就灌来满满一口。直到这时，“尝鲜”的二哥方才知晓，原来粪水除了臭气味，不咸不淡，无滋无味。

有一天，他割完谷子，跳进附近的梅江河洗澡，附带显摆“狗刨”水平。自由自在中，他不觉“刨”到水流急处，一下子就被卷进了漩涡。幸好同伴许正明瞥见，“许恩人”不顾自己的生死，以最快的速度游过去，拼命将他拽了出来。当众人夸赞小许“舍己救人高风尚”时，他模仿阿庆嫂的唱腔，来了句“好老乡，休要谬夸奖，救人一命理应当”。

知青下到农村，就像草原放马。“放敞”环境下，因为缺乏学校教育和父母监管，因为生病、劳动强度大、生活困难、苦闷无聊等等原因，不时有出事的。仅哥姐认识的知青中，有死于非命的，也有落下伤残的。

邻居家的一个知青，下乡一年多得了急性流脑，几天就走了。一个知青赶场时参与打群架，被抓去判了五年刑，送到水银厂劳改，后来汞中毒，不到一年就去世。因为分红的事情，知青与农民发生了矛盾，年轻气盛的知青与农民大打出手。部分农民早就对知青与自己“争食”不满，于是趁机“教训”知青。寡不敌众的知青面对越聚越多的农民，只得逃到深山，躲进当年土匪修的寨子里。

然而，人多势众的农民打起了“人民战争”，把山寨围得水泄不通。农民攻进去后，将十几个知青打得鼻青脸肿，好几个还被打成了重伤，所幸没有闹出人命。还有一个右派出身的知青，比窦娥还冤。别人打架，他站一旁看热闹，被派出所抓去后，用棕绳五花大绑，再往绳子上浇水，绳子发胀后，一条手臂缺血性坏死，生生地被截肢。事后，爹妈还不敢吱声。

《孽债》也有现实版，只是结局不同于电视剧罢了。哥姐所在的学校，知青中没有女知青嫁给农民，连谈恋爱都绝无。仅有的是，一位纯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高中男知青，迷上了当地的“村花”，敢于下河摸石头的他，走上了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娶妻生子后，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两口子卖过凉粉、摆过地摊、开过麻将馆。为把老婆的户口迁到城市，他没少淘神费力，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男知青尽管最终没有当“陈世美”，但因为俩人在生活习惯、情趣爱好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打打闹闹成家常便饭，日子一直过得别别扭扭。

于今回想，哥姐最后都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地回来，真是万幸！

回家了

三年多后，哥姐离开了秀山。大姐被重庆市市中区教育局招去，培训后当了老师。二姐被重庆市手工业管理局招去，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小厂当了工人。二哥顶替母亲，培训后也当了老师。只有准姐夫，多次出席知青先进分子表彰会，却因所谓“家庭出身”，屡次被推荐又屡次被刷下，直到近五年以后，才告别众乡亲，后经学校培养当了医生。

我呢，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时年龄不够。刚满十六岁，街道革委会组织一群新三届红卫兵，连续三天敲锣打鼓上门，将大标语大字报刷满走廊和屋内，还召开现场动员批判会，厉声责问我“躲在城里吃闲饭，可不可耻？！”

然而，由于母亲患风湿性瘫痪住院，大哥在自贡，三个哥姐在农村，我必须留下来照顾她（四川当时规定：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新三届下乡时，政策有所调整：一家人中已有两个下乡，第三个可以留城），最终成了漏网之鱼。

三年多的插队生涯，磨练了哥姐的坚韧性、责任心和吃苦精神。后来的人生中，他们也曾有所作为，也曾遭遇下岗再就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他们始终保存着乐观心态，始终自强不息。这，多少得益于这段难忘的知青经历。

秀山留下了哥姐的青春足迹，哥姐与秀山农民建立了感情。离开秀山后，他们从未淡忘那个偏远的山区。生活安定后，他们都曾数次回去，凝目那里的山水，探望朴实的农民。

36年后大姐重握镰刀

当年哥姐去秀山，舟车劳顿整整四天半。如今，秀山属于重庆的一个区，开车走高速公路不到5小时，乘火车2小时，坐高铁1.15小时，即便乘船，也只需11个小时。天险通途，不再是梦。

当年哥姐在乡下，目睹农民生活相当贫困。如今，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吃上了鸡鸭鱼肉，穿着打扮不输城里人，出行有摩托车小汽车。

当年哥姐回城探亲，关系好的农民会让他们带些好吃的回去。如今，农民依然给他们捎自家做的豆腐乳、红苕粉，但捎带更多的是营养更为丰富的松树菌、黑木耳、竹笋衣。

2014年，大姐与吴应好夫人（左一）、妇女队长（左三）、生产队长儿媳（右）。当时三个人在另一大队办喜事帮厨。大姐姐夫在看望了生产队农民后，驱车十几里去看望她们

当年哥姐从重庆回秀山，母亲会将我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棉鞋、常用药品，塞满他们的背篼。如今，他们仍会给农民送东西，只是它们由旧衣物变成了小家电，由常用药变成了化妆品。大姐还会将自己精心缝制的挎包背包帽子，寄给农民；大姐夫会耐心解答农民在寻医问药中，遇到的难题，会帮着联系看病住院开刀，甚至直接带回重庆诊治。

当然，哥姐也看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原因，如今的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的教育，农民的养老、医疗等，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农村面貌的彻底改变，仍然前路漫漫。但每次哥姐与农民聊起今昔，农民最后总是那句话：还是改革开放好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50年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今日人们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青作为这场运动的主体，在离乡背井中，接受“再教育”，自谋生路。农民作为这场运动的客体，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还处于贫困时，听从安排，接纳知青。因此，无论知青还是农民，都是相当地不易。他们的生存经历，他们留下的历史足迹，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知青的经历和遭遇，尽管让人感叹唏嘘，但他们在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中，磨练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勇敢坚韧品质，却值得肯定。回忆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在还原真相中，明晰兴替得失。

201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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