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宣传部任职。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原题
川大老师给了我
专业知识的第一桶金
离开母校三十六年了，但老师们却总在梦里依稀。他们，给予了我专业知识的第一桶金。他们，奠定了我事业起步的基石。
一、教公共课的老师们
我们这代人，在生命中最需要知识智慧滋养灵魂的阶段，被整整耽误了十年。如今，历经拼搏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人人心中求知欲火爆燃。憋着“立身以力学为先”的劲头，大家入学便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学校派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基本都是当时最得力“讲将”。而总算摆脱“臭老九”污名的老师们，则以“挺起脊梁做事”的姿态，在投身诲人不倦事业的同时，推开了让我们“放开眼光读书”的心窗。
我们这届学生，也可谓“百里挑一”（1978年高考，全国报考人数610万，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为6.6%），由老三届、新三届、应届生、超龄生等不同文化层次构成。即便是老三届，也有从初一（初68级）到高三（高66级）的知识落差。那时国家百废待兴，高校的课程设置尚“在路上”，这让我们的学习内容，与如今的哲学系同中有异。
我们有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也有少量选修课。至于全校公选课、通识课、跨系选修课，则是没影的事。即便是专业必修课，科学哲学、宗教学等也尚在襁褓中。
自诩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总结和概括”的哲学，将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其大厦之基。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自然科学知识欠缺。于是，数学、物理、生物、天文等课程，成了我们的公共必修课，而授课老师，则是来自各系的教学精英。
为让我们稍微弄明白那些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老师们在讲解技巧上可谓用足了工夫。那时没有电脑，不可能做PPT，老师们便用形象语言加绘画图案，在黑板上展现图表和运算公式。其中，生物学老师的讲授给我的印象最深。正是他那些交叉的线条和图示，让我记住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孟德尔遗传学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数学和物理太抽象，虽然我课上课下努力“吞枣”，但仍因消化不良而吸收有限。如今记得的，只剩微分积分、作用力反作用力、牛顿的绝对时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等术语。
有同学忆及，当年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好像是校长柯召（待考）。若果如此，一个理科高才，来给我们这些大多只知数学ABC的文科生讲高数，真是难为圣贤了！天文学的齐敬老师，善于将课堂讲授与课后实践对接。月明星稀之夜，他喜欢在操场架起望远镜，让我们体悟品味天空的神奇奥妙。记得有次上课，他问“计算出海王星位置的人是谁？”，我答“提丢斯”。他一句夸奖，我窃喜了半堂课。
哲学虽不同于与政治，但在我国，意识形态决定了它与政治密不可分。因此，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既是思想品德修养的必要元素，又是我们解读哲学的铺垫，自是我们的必修课。
中共党史是何守义老师讲授的。
何守义老师
何老师一如他的名字，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其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让我难忘且仰止。何老师属于典型的外若静水、心卷波澜的那类人。他高瘦清癯，极富书卷气。但他金丝眼镜框后面的双眸，似总在迸发睿智火星。何老师的讲述对象是我党的革命斗争历史，照理，讲这类早为教科书或宣传舆论“板上钉钉”又让人耳熟能详的东西，很难提起学生的听课兴趣。但他既不照本宣科，更不热衷于用逸闻趣事包装内容，以吸引取悦学生。何老师将一部党史讲得活色生香，但这精彩生动，是以他对世事的洞悉、对史实龙脉的确认为前提的。
让我震惊的是，何老师在理论界尚处“乍暖还寒”的时节，就敢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党史真相。这些真相，后来逐一被重新编写出版的党史教科书所证实。更重要的是，何老师告诉我们：学党史要善于透过历史的迷雾走向深处，不要让思想凝固于既定结论；要打开眼界多看书多思考，关注那些野史杂谈，不要让思想受制于理论权威。后来，受老师启发，我们传阅过《张国焘和<我的回忆>》，还试图在图书馆找杨之华的《回忆秋白》，一睹瞿秋白《多余的话》，惜皆未果。在那个时候，何老师就已经运用反思批判的方法考察党史，而他对史实的尊重态度，他得出的那些颇具颠覆性的结论，无疑推开了我们心智的启蒙之窗。
每次课后，饥肠辘辘的他还会不时为同学们解疑，直到大家心满意足才“突出重围”。何老师的考试方法也如他的讲课，尽显开放特色。考试那天，他给大家布置了几道颇具宏观性的题目，要求我们一天时间内完成，而非当堂捉刀弄笔。不用死记硬背的开卷考试，让我乐不可支，运用刚掌握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分析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败，手忙脚乱了一天，稚嫩之作竟然得了个“优”。
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恐怕是何老师采用开卷考试的初衷。何老师深知我们被耽误严重，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那个夏天，他历时一年的讲授结束了。暑假前的最后一课堂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爸爸妈妈固然可敬可爱，但你们目前更需要珍惜的是宝贵的学习时间。不投学生心理所好，仅此，就让我对何老师肃然起敬！遵循师嘱，我每次寒暑假回家，提包的大半空间都被书籍霸占了。
政治经济学由马列教研室的赵文钦老师担纲。赵老师烂熟《资本论》，由他来给我们上这门课，自然错不了。每次讲课，年过半百的他正襟危坐讲台，语速缓慢、语调沉重，花白头发配上严肃表情，让我们仿佛置身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魔窟，眼前浮现黑沉沉之天的“万恶旧社会”和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赵老师讲课的逻辑性强，马克思那繁复的实证分析和抽象论证，经他的口，再灌入我们的脑，基本无需我们再去“理麻”。他一板一眼、一字一顿的讲解，被我几乎一字不拉地收入笔记本。不光是我，女生的课堂笔记，恐怕都数《政治经济学》记得最为工整全面。
一次课后，我向他请教“商品拜物教”，他一番江山指点后，又让我去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46-60页。每次课后，有同学问他相关问题，他总能准确地说出：这段话在《资本论》的某卷某篇某章中，甚至说出在第几页上。当然，那时改革开放才鸣奏序曲，人的思想解放刚踏上旅途，要让赵老师结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对《资本论》中诸如资本、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等，做出重解和评价，显然既不现实也有违常理。但赵老师对《资本论》文本研究的功力之厚，对其理论的烂熟于心，却是不争的事实，也让我诚服。
那时的英语课，远不如今日般恨不升格为国语。自然，我们也不存在考四级六级之忧。新中国成立后至1964年中苏关系破裂前，中学和大学都只学俄语。此后到1966年文革前，大城市的部分学校才开始教英语。因此，我们的英语底子普遍很薄。十年与校门隔绝，又让我们当年揣进兜里的“三瓜两枣”，基本完璧归师。教我们班英语课的余国强老师，手持《许国璋英语》第一册，从辨认字母到大家终于嘴里念念有词，没少花气力。“文革”中，我母亲曾教过我一点英语，每当她看到我将句末的符号“.”写成句号“。”时，会严厉批评我“做事马虎”。入学后，我曾做过班级的英语课代表，每次发作业本，看到余老师一个个字母、一个个标点的纠错，便会感慨他的超级耐烦心。
作文写作于如今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已练得驾轻就熟。我们则不同，没读过高中的不在少数。一些同学虽在“文革”中通过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和思想汇报，练就了“写功”；个别同学虽通过抒发平素所思所想，趟出了写路，但这些，毕竟别于正规写作。为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半拉子”尽快上路，学校为我们开设了语文写作课，由中文系的卞家季老师讲授。
卞老师给我们补基本写作规范，讲写作入门技巧。循着由浅入深的路数，他先用白话文吊我们胃口，再引我们入文言文迷宫。记得他讲如何断句时，喜欢以文言文为例，让几乎没有古汉语根基的我们倍感烧脑。此时，我不由想起“县长助手到农村作支前报告”的流行段子：乡亲们，我是县长，派来的（正确应为：我是县长派来的）；县长说，今年不交公粮，是不可能的（正确应为：今年不交公粮是不可能）……哎！还是大白话痛快些。
卞老师将写作喻为“呼”与“吸”，要我们多阅读，以求细倾吐；要我们从生活之泉引出溪流，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人或事。他注重训练我们的练笔能力，一学期的课，让我们交了不止两次作业。交第一篇习作《校园钟声》时，班里一位“文青”同学，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加以表征，引出卞老师一串赞辞。而卞老师对每份作业的批改，则是但凡见到精彩描述，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红线，就窜上了簿子。
二、教专业课的老师们
我们的专业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等。
马哲原理课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门。严守忠、陈麟书、冉昌光、廖晓义、袁亚愚等老师，分别给我们上过该课。
严守忠老师、陈麟书老师
严老师讲课时，表情略显腼腆，目光一般不朝向我们。而他的特定肢体语言是，两只手轮番交换，以便调动内心的才思。陈老师每次课前，会早早来到教室，将拟讲内容齐刷刷写满半块黑板。开讲后，他旁征博引又言简意赅，那语调那身形，大有掀翻我们的架势。如果说，讲课分“浅入浅出没水平、浅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浅出高水平”三等的话，个人认为，陈老师的授课水平当属“深入浅出”级别。
冉昌光老师、廖晓义老师
廖晓义老师是陈老师的助手，刚留校。她年龄与我们差不多，却能将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陈老师的考试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开卷。表面看，他免了阅卷之累，实际上，一个一个学生流水线般的回答问题，比阅卷更花时间更费精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方式，给了受试者即兴发挥的空间，这对训练我们的反应能力和思辨能力，无疑很有帮助。
冉昌光老师讲课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听他的课，后排就座的同学，断不会有耳塞之虞。他这亮嗓就像篦子，帮我梳顺了生涩抽象的哲理麻团。袁老师以原始社会末期的三大社会分工为入口，对社会历史何以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描述，让我实现了从原始人“吭哟吭哟”的劳动号子，到近代工厂“轰隆轰隆”的机器鸣响的穿越。
马哲原著是重中之重，教科老师的阵容也最庞大，印象中不下六位老师，分别给我们讲过此课。
王仲士老师（左）、汤再林老师（右）
与如今特别注重马克思原著的还原和哲学史的梳理不同，那时全国对这门课程的讲解，都尚未完全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束缚，因而讲授的范围，基本囿于恩格斯和列宁各自的两本书。老师们给我们开这门课，自然也得“从善如流”，四本原著，一个学期一本，外加毛泽东思想，也归原著课范围。这门课程，老师们先后讲了两年。老师们的讲授十分投入，逐条逐段，环环相扣，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也对其来龙去脉有所了解。讲《哲学笔记》时，王仲士老师对黑格尔用“圆圈”界说认识论、列宁用“水滴”形容普遍联系等理论的讲解，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毛泽东哲学也是原著课的重要内容，汤再林老师的昂扬声调，大有让“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穿越时空，“照得咱心里亮”的气势。
汤再林老师（左）、冉昌光老师（右）参加78级毕业30周年同学会聚餐
然而，由于长期受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全国高校哲学系的马哲原著课，基本没有对于这一学说创始人的任何一本原典的讲解。即便有，也基本限于马克思思想问世期的《共产党宣言》和成熟期的《资本论》，而没有早期和晚年。即便讲马克思的这两本书，也多半是政治需要高于学理辨析，只言片语压倒理论整体。这种对马克思哲学原著“掐头去尾，只剩中间”的解读模式，以及有意回避或人为遮掩其某些理论的作法，使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另一些东西，如异化、人权、自由、民主、历史主体、社会本体、世界历史、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等理论的阐释，以及他在晚年，对私有制起源、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发展道路……等等问题的反思，对其中某些已与时代脱节的观点的补充、修正和扬弃，或完全无知或基本陌生。
四年级时，系里请来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做讲座，其中包括马哲史。讲座老师对马克思哲学原著的简明讲解，为我打开了辨识原著的另一扇窗，成为我日后报考人大哲学系马哲史专业的诱因。
中国哲学也是重头戏。由贾顺先、余光贵、刘蕴梅、邱明洲等几位老师担纲。教材是任继愈先生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
贾顺先老师（左） 余光贵老师（右）
贾老师名“顺先”，我们私下不恭地称他“假神仙”。神仙虽假，但老师的讲课水平却货真价实。这种真，让我对中国古代哲学中那些玄虚又奇妙的术语，那些饱含哲理的无类别概念，由最初的木然，渐入兴趣盎然。为让我们获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真谛，贾老师还开设了古代汉语和中国哲学文献选读。余老师名“光贵”，调皮的同学背地叫他“光棍”，据说这雅号有两次被他听见，叫者的额头都开始冒汗了，他呢，一笑而过，像是颇为受用这师生间不生分的融洽感。刘老师名蕴梅，端庄容颜、温柔秉性，一如暗香浮动的梅花。
在那个身心焕然的年代，几位老师除了让我们欣赏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藏，还将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艰，尽致向我们展现；将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人振聋发聩的名言和思想，掰碎了“喂”我们。于是，我们体悟到了旧民主革命的早期，理性与蒙昧、自由与保守、进化与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嬗变。老师对孙中山的颠覆古代传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而提出的“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辨析，则让我们对理解继承前人知识成果于获取新知、于批判“文革”知识无用论所具有的价值，有了学理层面的认知。
西方哲学虽不似今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但那个时候，向西之门已经打开，一些近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开始介绍翻译出版，中西哲学的“对话”，也初现端倪。这种大背景，让我们对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兴致浓厚。西哲的教学，同样是几位老师轮番上阵，且各显精彩。
张儒义老师和章自承老师给我们讲德国古典哲学。
张儒义老师（左）、章自承老师（右）
记得张老师讲康德哲学时，那口浓郁乡音的湖南普通话，让我们几个女生将“善恶的彼岸”听成了“嫦娥的饼干”，猜想着嫦娥吃的饼干是什么味道。幸好那是上午第一节课，否则该激起我们的午饭欲望了。课后，懵逼的我们弄明白了话语的实意，差点没笑抽。
章老师讲黑格尔哲学时，将敏言拙行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和评价，让我感到他挺善于运用唯物史观于理论的讲解。两位老师建议我们读些西方哲学原著，我从图书馆先后借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借书难，但我相信“好脑子不如烂笔头”，以致有段时间，我终日抄书不辍，还对感兴趣的内容写读后感。当时感觉《法哲学原理》艰深晦涩，只对“道德是自由意志的内心实现”有所感悟，其它的，大多一脑门浆糊。受《历史哲学》的启发，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了“论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影响”，结果还得了个“优”。
除了抄书外，我还热衷于买书。一旦得知有《汉译世界名著》出售，我几乎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往书店，并让在重庆上学的二哥帮我买了不少。书买来后，多半囤积于纸箱中。至于是否有时间看？能否看懂？则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当时的心理是，只要自己拥有了，就会有学问了。于是乎，心里也就踏实了。殊不知，“拥有”和“学问”之间，还有万水千山之遥啊！
任厚魁老师和李毓荃老师，分别主讲近代法国哲学和近代英国哲学。
任老师那厚重雄浑的嗓音，激越轩昂的倾吐，仅那气场，就让我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恨不能脱帽致敬。记忆犹新的是任老师的考试。发卷前，他说“不要像写教科书一样地答题”。听从“圣示”，我让思想家们的观点，散漫随意地蹓跶于浅草洼地，最后来个“一言以蔽之”。成绩出来了，74分。我很伤心，恨自己没抓住重点，更恨自己没能准确领会老师的旨意。
失败乃成功的妈。后来考研答西方哲学的题时，我吸取教训，不敢再有越池之举，而是严格按照惯有套路“捋毛”，结果该科成绩是我各科成绩中最好的。2005年我回母校看望任老师，向他说起这段往事，谢他当年“手下无情”。他哈哈大笑，开心不已。
任老师在78级毕业30周年同学会上
李老师廋廋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给人以中气稍欠之感。但老师讲起贝克莱、休谟时的侃侃而谈，又让人感觉满腹经纶了然于胸。他讲休谟的怀疑论，对休谟“感觉是由我们所不知的原因开始产生于心中”的辨析，让刚刚接受了唯物反映论熏陶的我，感觉休谟这个洋先贤真是多事。而老师对休谟“事实命题能否推出价值命题”的解说，又让我隐隐感到这个洋先贤了不起。于是，我的学年论文选择了写休谟的认识论思想。借得《人类理解研究》边看边抄，踏破铁蹄寻来《人性论》定睛细阅，半通不通中，对休谟的认识论思想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开始刮目相看了。
徐开来老师给我们讲古代西方哲学。
徐开来老师
徐老师当属青年才俊，古希腊哲学在他的口中，宛如山涧溪水，缓慢而清澈。我报考人大时，徐老师正好在人大攻博。与我同班同小组的刘继同学，当时也在人大读研。一日，“刘中介”带我去向徐老师求教，徐老师花了大半个小时，为我解答古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中的难点问题，鼓励我要有报考自信。不论学生走到何方，谆谆教诲初心不忘，学习徐老师好榜样，薪火传承继续举棒。
徐老师在78级毕业30周年同学会上讲话
讲逻辑学的陈康杨老师，高鼻子凹眼睛，有几分“洋鬼子”模样 。
陈康杨老师
陈老师来上课，喜欢抱着一大摞“砖头”码在讲台上。这有学问的架势，第一堂课就把我们震住了。陈老师虽然讲形式逻辑，但他海阔天空的漫游式讲授风格，倒是给这门并不生动的课程，平添了乐趣。他夫人高兴华老师上的《自然辩证法》，讲授风格与他大相径庭，她喜欢对照原著“顺”原理，恩格斯那洋洋洒洒的客观辩证法，被她顺得如同云贵高原集市上卖的大蒜，一串一串的。
还有美学，也让我们开了眼界。人皆爱美，但这种天性在“文革”无处不在的单一色调、无所不闻的“八菜一汤”（八个革命样板戏外加“钢琴协奏曲黄河”）盖压下，几近泯灭。渴望回归人之本性的我们，渴求美，更渴望理解美的本质，所以对该课颇抱热情。这门课，由吴泽惠、刘应民两位老师开讲。
吴泽惠老师（左）、刘应民老师（右）
为上好这堂课，两位老师没少下功夫，从美感经验出发，俩人带我们到审美的意识、范畴、本质、创造、规律的王国溜了一大圈后，怕我们的美识还停留于皮相，又专门请来四川音乐学院的高为杰老师助阵。高老师融通东西方乐理，来到课堂，他按下黑色“大砖头”（那时对日本三洋收录机的叫法）的放音键，让我们欣赏他与同事共同创作的《蜀宫夜宴》。他还让我们听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名曲，让我们了解其作品如何巧妙地将优美与炫技合二为一。他用比较方法分析不同民族、不同时空下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知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各自的特点。一次，他给我们讲民歌的演唱风格，哼罢舒缓深情的“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又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节奏套唱此歌，然后问我们：感觉怎样？看他手舞足蹈，听他高亢放歌，我们捧腹不已。
还得说说我们的辅导员周乐群老师。
周乐群老师
不像现在的学生，才出校门又进校门，又多在“舞象之年”，需要辅导员帮助度过心理适应期。也不像如今的高校辅导员，除了专职的还有业余的，后者主要由青年教师“分包”，一人承揽3-5个。那时的我们，多数老大不小，有的还拖家带口。社会阅历虽然使我们的心智相对成熟，但管理老师也不能缺位，周老师就承担着这项任务。周老师个头小巧，皮肤白皙，嗓子音区高。虽然也给我们上过两次“毛思”课，但她的主责是专司中央文件、领导精神的上传下达，时事政治、国法校规的宣传讲解。周老师比我年长不了几岁，甚至比一些同学年纪还小，我们读了四年，她陪了我们四年。周老师忠于职守，但凡有新文件下发，她总会及时召见大伙，用她那特有的表达风格，明确训示，直言告诫。时至今日，想起她那些饱蕴地气的“言子儿”，我仍不禁喷饭。
教书看似容易。但“台上一碗水、台下一桶水”。当年，老师们为让我们成才，用足了心力。当我自己也登上讲台后，才真正体会到在知识与趣味、学理与现实之间，寻求契合度的不易。当我的学生们毕业时，每次听到他们那些动情的话语，我会想起我的川大老师们，想起他们和蔼可亲的面容，默默耕耘的身影，他们的循循善诱，他们给予的“真金白银”。这些，成为我事业起步的基石，也是我今生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毕业30年后与老师们重聚
我们入学时，年龄大多20来岁，老师们多为40-50岁。40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多数，已入“花甲”或“古稀”之年，老师们则入“耄耋”或“鲐背”之年了。2012年，我回母校参加78级毕业3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凡是行动还算方便的老师，都来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师生聚首，除了回忆，就是满满的感动、感谢和感慨。如今，一晃又是六年，有的老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就在我写这篇小忆时，得知贾老师也在今年春节走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在此，惟愿我健在的大学老师们，安好如昨，愉快度过每一天！
后记：文中部分资料的补正，得到了王建军、赵建伟等几位同学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20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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