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直白的历史
其他
知青丨蒋少龙：上山下乡那年，我才16岁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少龙，1950年代初出生于成都，“老三届”+“新三届”学人。198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教授级编审、四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已退休。
原题
下乡那年，我才16岁
作者：蒋少龙
我又回到了龙马镇。
2019年4月，成都五中（现成都列五中学）初六八级二班召开纪念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座谈会。会后，大家回到了当时下乡的仁寿县方家区龙马镇。
座谈会现场及作者在会上发言
同学们回各自下乡的生产队去了，我漫步已无几多记忆龙马镇，触景生情，思绪一下子飞回到50年前……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到1978年，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我们下乡的时间是第二年的一月份。
1965年9月“小升初”，成都市天涯石南街小学有8位同学考入成都五中，我是其中之一，荣幸地成为该校初六八级二班学生。可惜初一课程尚未学到一年，1966年“5.16”以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停课闹革命”，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红色恐怖”肆虐全校以至全国。随后是“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校，再后来就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成都五中被安排的上山下乡地方是四川省仁寿县，下乡时间至今记忆犹新：1969年1月22日。
我1952年6月出生于成都，下乡那年，还不到17岁。准确的说，才16岁半。
“复课闹革命”期间，“工宣队”指定由当时对立的两派学生各出一人，分别担任班上的“排长”和“副排长”。我是“八二六”的，被指定为排长，另一位“红成”的女同学是副排长。由于这层“关系”，我班那位“工宣队员”（我还记得当时大家都喊他“曹工宣”）对我小有照顾。说是龙马公社任何一个生产队和班上同学任由我选，无非是哪个生产队的工分值高一点、离场镇近一点等等。
但我没接受他的好意，而是与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下到另一个公社去了。原因是我们班文革初期是学校有名的“费头子”（四川话，调皮捣蛋的意思）班。尽管文革开始时大家不过是14、15岁的小屁孩，但班上某些“红卫兵小将”挥舞起“血统论”的狼牙棒来却丝毫不比高年级红卫兵逊色。
班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经常无故被批斗甚至遭到毒打，连老师也不例外。据说还打死过人，尽管死者不是我们班上的。如果真的打死过人的话，显然就不仅仅是什么“调皮捣蛋”而轻描淡写或一概了之啰。这也是我没与班上同学一起下乡到龙马公社的重要原因。
同学当年下乡合影
下乡的当天，学校操场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送别的大人小孩依依不舍，抱头痛哭。而我却是孤苦伶仃，无人相送。因为我的母亲当时是小学老师，我下乡的时候，她还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记得下乡之前，学校的造反派突然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她是“逃亡地主”，就把她抓走了。
天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都解放时，她不过才20来岁，怎么可能是“逃亡地主”呢？她虽然也出身于一个大家庭，但其父母早逝，从小生活在外婆家，何况那时外婆家也早已衰败了。于是母亲只身一人到成都寻亲，但她要找的人却随国民党成都军校撤到台湾去了。举目无亲，何处是天涯？好在母亲还多少受过一点教育，总算靠自己的能力某得一份工作，从此才在成都定居下来。
母亲一辈子与人无争，相夫教子，教书育人，工作诚诚恳恳、任劳任怨。没想到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弱女子却在文革中恶运临头，被诬陷关入“牛棚”受尽折磨。直到我要下乡离开成都了，学校造反派都死活不让我见母亲一面。没办法，我只好独身一人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与20年前母亲来成都的情境何其相似乃尔！
为什么要上山下乡？当时年少的我是搞不明白的，知识青年是什么概念也不甚了了。本来嘛，才16岁多一点，按照法定的青年概念也才是刚刚迈进青年的门槛。要说知识，那就贻笑大方了。初中一年级都还没有读完，能说有知识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当年号称“知青”，其实本身并没有多少知识，只不过是认得几个字，会做简单的算术题而已，毫无社会经验却被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就此被改变了命运。
下乡的头年知青大多是住在农民家里，从事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要不就是搞搞文艺汇演，教农村青年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稍微久之，下乡以后城乡差别的刺激使大家才发觉，不是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由于看不到前途，一些知青不安心劳动，到处游走串联。有的甚至偷鸡摸狗顺走农民的蔬菜或养殖的小家禽，还美其名曰“跳丰收舞”。无所不为，难免引起农民反感，看见知青来了，大有“鬼子进村”的感觉。甚至当时的“群专”在其公告中也把知青列为“地富反坏右”之外的六类份子，明令“知青不许串联”。这些滑稽或荒诞的事情，至今说起来还有点脸红，但却是荒诞年代的真实写照。
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我不反对青年出于了解社会或丰富自身阅历的目的而主动去农村接触农民底层（我国的大多数农村现在仍然贫穷落后），但这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我们经历的上山下乡运动却绝对是欺骗性的、压迫性的。当时我们青春年华，本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却被赶到农村“修补地球”，以至后来造成人才断裂。
有人说知青下乡受到了锻炼，客观上造就了某些好的东西。笔者不以为然，即使此论成立，这“功劳”不能算在上山下乡的账上。要说锻炼，大家去坐牢岂不更是锻炼？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监狱里悟到了种族和解的道理一样，但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去坐一次牢。
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被这场运动活生生毁掉了。由于没有知识，缺乏生活技能，绝大多数知青后来即使回城，也仍然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劫难。所以，所谓“青春无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座谈会上与老师同学合影
2019年“五四”初稿
延伸阅读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四川知青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