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胡道轨:父亲为世界冠军贴胶皮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父亲为世界冠军贴胶皮
作者:胡道轨
父亲是上海乒乓球拍厂(后改名为红双 喜乒乓球拍厂)的员工。在厂里,就从事单一的工作:胶皮及海锦的粘贴工作。在世的时候,常和家人聊起他和世界乒乓球冠军见面,为他们服务的事情。一谈起这个话题,总会滔滔不绝,还总是带着几分自豪,几分兴奋。
作者和父母在一起
父亲与乒乓球拍结缘,还得从一九四九年底说起。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从老家到上海谋生。
在上海,父亲有舅舅,还有姑妈。本想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混出个人样,再去见他们。无奈,由于父亲个子矮小,文绉绉的,看上去手无搏鸡之力。几个月的时间,没找到工作。眼看自己带来的盘缠快要用完了。他决定到姑妈家走走。姑妈住在威海路的石库门里,当地叫张家花园。房子有整整一幢,十分气派。
姑妈见侄子来了,自然是十分开心。二人刚在客堂间坐定,姑妈急急地说:“阿力(父亲小名力新,昵称阿力)早就听说你来上海了,也不过来坐坐?”父亲忙回答:“姑妈,对不起!来上海后,就赶着找工作,没有及时过来。”姑妈关切地问:“找到工作了吗?”父亲不好意思地回答:“想不到这么难找,还没有找到工作。”
毕竟是自己唯一的侄子,姑妈似乎起了恻隐之心。她想了想说:“要不,来乒乓板厂,给三哥帮帮忙。你同意了,我和你姑父去说说。”三哥,是姑妈的三儿子,比父亲大几岁,乒乓板厂是他负责。当时,厂的规模,在上海排第二位,不算小。父亲听了喜出望外,想:“这工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赶紧谢过姑妈。
第二天,姑妈就通知父亲去上班了。
父亲上班,工作十分勤快。打扫卫生、木工、油漆工、贴胶皮、外出送货,哪里缺人,就顶上去,样样都干。在做好三哥帮手的同时,学会了做乒乓板的所有工序。这为他今后的创业,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三年后的一天,姑妈把父亲叫到房里,对他说:“阿力,俗话说:学徒三年成师傅。你到乒乓板厂,已不止三年了。我看市面上乒乓板生意不错,上海乒乓板厂也开了好几家,你不如自立门户,也去开一个乒乓板厂。这是你开厂的资金。”说着把一叠钱塞到了父亲手里。
父亲不明白姑妈的真实用意,还以为是试探自己。他把姑妈的手轻轻推开,赶忙说:“姑妈,我做错了什么,您尽管教训,不要赶我走。”姑妈若有所思,深情地说:“你想错了,你聪明勤快,无可挑剔。我说的这些话,是弟弟(我的祖父)在临终前托咐我的。叫我在你有困难的时候,给你安顿一个工作。姐弟情深,我答应了他。也因为你是我们河东村,胡姓后三房的独苗。我理所当然要帮你一把。”停了稍许,她又说:“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做开厂用的资金吧!”说着,她把钱塞到了父亲的口袋里。
父亲知道:自己父亲生前,长期在上海毛全泰木器厂当账房先生。那时的父亲和姑妈都在上海(我父亲和祖母住乡下),走得最近。听到这里,他觉得姑妈说的话有道理。
父亲不再推托,谢过姑妈,收下了钱。并且说:“等我混出个人样,一定好好报答你。”
从此父亲踏上了新的人生路。
我们到上海后,祖母常带我去姑婆(我对父亲姑妈的称呼)家走亲戚。
那时姑丈公已经是半身不遂了。圆圆的头型,光光闪亮。身体有点点胖,说话含糊不清。常年坐在床上。见我们进去,点点头,微笑一下,以示欢迎。
一眼看去,姑婆(我的称谓)长长的头发,在后脑勺打了个发髻,梳理得非常服贴。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五十出头。一身黑色的服装,打扮得十分利索,一看就是个精明人。姑婆见了我们,十分客气。总是在我坐的桌子上,堆了很多零食。吃饭,搛了好多菜在我碗里。晚上每每叫我们留宿,我人小,吵着要回家去睡。当时姑婆劝我的一句话,现在还记忆犹新:“阿三乖,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不要小家子气,今晚就睡这里了。”我只知道她在劝我睡一夜,句中的含义,等大了才明白。那一晚,我和祖母就睡在二楼的亭子间里。
一九五四年,父亲住到了长春路。他在四平路上租了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工场,一个人白手起家,做起了乒乓板。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设计制作了《光荣牌》商标,这个商标是一朵亮丽的大红花,非常漂亮、醒目。
接下来,开始采购五夹板,油漆(泡力水)等原材料和工具。
一块乒乓板,一个人从头做到尾:把乒乓板放在五夹板上,画出乒乓板的样子。用线钢缒把乒乓板缒下来。贴上手柄。把四周锉光正。贴上商标,上油漆(泡力水)。整个过程,是标准的小作坊制造。这样,一块光板就做成了。考究一点,再贴上买来的橡胶皮,那算是上等板了。
当时,上海小朋友打乒乓球已经多了起来,随着打乒乓球人数的增加,乒乓板的销路逐渐扩大。能卖乒乓板的商店,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运动器材商店;另一个是街边、弄口的杂货铺。
父亲在姑妈家工作的时候,已经了解了这些销售渠道。
等他完成了第一批产品,背了一只书包,放上十块乒乓板,外出推销。开始,他怕大商店不收,只找杂货铺。
父亲来到一家杂货铺前,正在看橱窗里有没有放乒乓板。心想:“如果有乒乓板,就可以向他们推销了。”一个伙计模样的人过来问:“你想买什么?”我父亲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生产乒乓板的。”伙计毫不思考地说:“不要,有人给我们送货了。”说话间,我父亲看到了放在橱窗里的乒乓板,那比自己做的差太多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块乒乓板,递到伙计面前,说:“你看看我做的板。”伙计不耐烦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要就是不要,还纠缠什么?”
父亲有点失望,但还是想争取一下,说:“相劳叫一声你的老板好吗?或许他会感兴趣。”伙计正想发火,从里屋走出一个人来。看样子是店铺的老板娘。她说:“拿过来我看看。”其实,大的乒乓板厂的产品,质量好。但看不起这些小店,不给他们货。能给他们货的只是个体户。但产品的质量会稍差些。我父亲的乒乓板,完全按大厂的工艺,用的都是上等材料,又经他的精心制作,再加上印在板上的“光荣牌”商标,显得弹眼落睛(非常耀眼,非常棒的意思)。
老板娘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当然不肯失去赚钱的机会。她仔细看了这块乒乓板,心中窃喜。却面不改色地问:“你卖多少线一块?”父亲报了价。老板娘心想:“这么好的板,价格竟然和我原来进的价格一样。”就对父亲说:“你带来几块?我全要了。”父亲大喜过望,结了账,还约定了下次送货的时间。
谢过老板娘,父亲兴冲冲地回厂去。
这就是父亲第一次推销,一次成功。他每每和我提起这件事,总是显得很自傲。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冒着酷暑严寒,背着乒乓板,一家一家地去推销。父亲孜孜不倦的努力,换来了销路一天天好起来。
父亲有时会拿着乒乓板反复琢磨,怎么使乒乓板质量更好,握得更舒服。那时,乒乓板手柄的两边,和其它周边一样,都是有棱的,握在手里,大拇指和食指不太舒服。父亲就在手柄两边锉了手指宽阔的凹弧。这样手握起来舒服多了。
这一改进,使父亲乒乓板的销量猛增。
其它厂家见了,也纷纷效仿。
由于父亲做的乒乓板质量好,价格适中,生意扩展开来。很快,引起了外界的注目。
有一天,厂里来了一位客人。父亲一看,是一家运动器材商店的经理。因为在姑妈家上班时,常给他们送货,所以认识他。父亲赶紧招呼他坐下。经理是个爽快人,寒暄过后直奔主题。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供货?”父亲听了先是一阵开心,马上就犹豫了。说:“你进我三哥的货,我不能抢他的生意。”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倒是讲义气。”经理想了想说:“我们进的乒乓板不只是他们一家,本来就有三个厂。多了你一家,我去掉一家好了,这样对你三哥不影响了。”听这么一说,父亲也就答应了。
生意越做越大,人手太少。父亲叫我的大姐帮忙,又叫来了外公老友周公公家的四儿子。周家四儿子,和父亲同辈,年龄也相仿。我叫他四舅舅,后来,又有一个姓仇的师傅来投靠父亲。仇师傅做乒乓板也不止一两年了。
一时间,光荣牌乒乓板生产能力大增。质量一流,产量挤到了前列。
一九五六年,上海进行了公私合营。乒乓板行业也不例外。有头有脸的乒乓板企业,都合并成一个厂:上海乒乓球拍厂。仇师傅和父亲都进了公私合营的厂,四舅舅因为户口不在上海,我大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人都没有进上海乒乓球拍厂,他们一起支内去了河南省开封市。
生产规模的扩大,政府的扶持,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上海乒乓球拍的生产,成了全国的龙头老大。
父亲进了上海乒乓板厂后,一直重视乒乓板的胶皮和木板的粘合工作。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是十分讲究的。要掌握胶水涂层的厚度;要把握粘合的时间,要考虑温度、湿度、通风等诸多因素。这些,父亲都了如指掌,掌握分寸十分准确。
一九五九年,容国团获得了二十五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一九六一年庄则栋、丘钟惠获得了二十六届世乒赛男女单打冠军。这股强劲的东风,大大促进了全国,特别是上海的打乒乓球的热潮。在空地上,弄堂里,到处见得到各种简陋的乒乓球桌,到处看得到挥拍鏖战的大人小孩。这也是我国乒乓球拍发展和生产的黄金年代。
当时,我们还住在虹口区长春路,父亲的厂在徐汇区的三角东街附近(现上海体育馆2号门对面的小路里),相距甚远。单程需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十分不便。也由于父亲是厂里最好的贴皮师傅,而且是贴皮的检验员。工作一贯踏踏实实。所以,厂里为他在房管所争取到了一套二室户(那时,国营企业需要房子,向房管所申请,公房都是由房管所无偿调拨,住户付房租即可)。房子在裕德路逸村,离厂只有十几分钟路程。我们全家搬到了逸村。逸村的房子比老房子大,而且正气,一家人都高兴,自然不用说。父亲也更努力地工作,以报答企业的关怀。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测祸害。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造反队掌权。像父亲这样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的人,成了迫害的对象。
有一天,造反队召开批斗会,把父亲叫到台上。造反队队长凶神恶煞地对父亲说:“你是历史反革命,好好交代反革命罪行!”我父亲被这架势吓懵了,嘟嘟囔囔地说:“我没有欺压过老百姓,也没有干过反革命的事情。”父亲接着说:“我通风报信,救过两个共产党员,他们是我的同学。”
父亲说的是实话,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一些有经验的政客纷纷躲到了幕后。他们把只有二十六岁的父亲推到前台,让他当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没想到第二年,国民党就从我们家乡溃败。父亲也就下台了。国民党溃败前,丧心病狂地搜捕共产党。父亲得知,在被搜捕的名单中,有两个是父亲的同学,他赶紧暗地派人前去通知。两个同学脱险了,父亲被国民党查获,并关进了当地的特务机关“戡乱建国大队”。还是母亲找了人,用倾囊之财,才把父亲保出来的。
造反队长见父亲不服,更加声嘶力竭地说:“你不但不认罪,还要报功!”当场宣布:“割掉一半工资,关到地下室反省!”当时父亲的工资比较高,是一百二十元,一下子减到了63元。
到了地下室,这些造反派便凶相毕露。其中一个大声叫喊:“你这个反动派,不给你吃点生活(苦头),是不会老实的。”这时,父亲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说:“毛主席说:选举权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我有选票,有选举权,我是人民,不是反动派。”这时,有个造反队员,拿了一根什么东西。一边说“还嘴硬!”一边猛砸在父亲后脑勺。父亲一下子昏死了过去。
母亲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上班,一般情况下,父亲离厂近,下班会先到家。
这一天,母亲回到家里,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家。一想到这二天是非多,心里着急,就到厂里去找父亲。走到漕溪北路边上,刚想过马路,看到父亲正在蹒跚地向这边走来。母亲赶紧走过去扶着父亲,一同回家去。
回到家里,父亲吃力地说:“我被造反队打晕,躺在水泥地上,刚醒来不久。”他把被打的经过向我们诉说了一遍。并且说:“自己后脑壳痛,头晕晕的。”我上去摸了摸,父亲的后脑勺有一个很大的包。全家人对造反队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恨,但又可奈何。
第二天,父亲仍然头晕,请了假,在家休息。
其实,除了在场的造反队员之外,厂里的其他人,对昨天地下室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厂里有一批货等着要外发,需要父亲去检验。生产部门派人来问父亲:能不能去上班?
其实,父亲任伪职期间,正是国民党崩溃前夕。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客欺压百姓,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又看到了解放后政府廉洁奉公。还看到自己的工资比厂领导还高,生活安定有保障。因此,父亲坚定地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
他十分感谢厂领导帮他解决了房子问题,总觉得应该知恩图报。
父亲相信,打他的是几个坏人,一时得逞,一定会遭报应。
当厂里要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勉强打起精神,坚持着到厂里去。一到车间,他就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海绵、胶皮等材料的性能不断提高,生产高性能的乒乓球拍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当然少不了上海乒乓球拍厂的参与,少不了厂里生产的每一道工序。
这期间,乒乓球的世界冠军们,国家队的其他相关成员,经常到厂里来交流、参观。
有一天,家里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父亲显得非常兴奋,他见我们几个坐下了,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今天,来了好多国家队的人员。其中有李富荣、徐寅生和庄则栋。这几个人我在报纸上见过,认得。李富荣、庄则栋长得十分帅气、精神。徐寅生圆圆的脸,闪亮的眼睛,看上去特别聪明,特别有灵气。他对我的贴皮操作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会。没想到他快走的时候,还主动和我握手,说:‘老师傅辛苦了。'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辛苦,不辛苦。世界冠军这么平易近人,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
那个时候,中国能有几个世界冠军?在我们大家眼里,世界冠军是大英雄。別说是握手,就是能亲眼目睹一下,也是天大的幸事。
我对父亲说:“哪一天他们再来,告诉我一声,让我也开开眼界。”父亲摇摇手说:“不行,不行,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一个当工人的,怎么会事先知道?”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说这话,只是凑个趣而已。
后来,又听父亲说:“这三个世界冠军不止来过一次。其他的世界冠军也陆陆续续来过。就是名字叫不出来。”
他们会挑选一些称心的乒乓板带走。当然,他们挑选的,都是经父亲精心粘贴的乒乓板。由于全厂的共同努力,由于父亲二十几年的辛勤磨练,才迎来了为世界冠军服务的机会。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兴志勃勃地对我们说:“上海那个女的世界冠军今天也来了。她不但球打得好,而且人也特别漂亮。”看来,父亲没有记住她的名字。
不久,我国的乒乓球队都用上了本国生产的球拍。而且成绩越来越好,这为乒乓球拍的出口,做了最好的“广告”。很快,我国的乒乓球拍销往了世界各地。
工业水平的发展,使产品和材料不断更新。后来,开发出一种新的胶水,这种胶水在刚粘合的一段时间内,乒乓球拍的性能相当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性能会下降。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乒乓球队的高手们,就会在比赛前的某个时间内,自己动手粘贴海绵或胶皮,以求达到乒乓球拍的最佳性能。
一九八二年,父亲光荣退休了。退休后,他在家里感觉浑身不舒服,不习惯。还时不时到厂里去转转。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父亲带过的师傅们,担起了贴皮重任,把我国的乒乓球拍生产,不断推向前进。
父亲和他的孙儿孙女
“文革”结束后,父亲落实了政策,不但恢复了工资,厂里还把父亲被扣去的工资全数归还。对于父亲来说,人生的第二春到来了。
那两个肆意妄为的造反队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
后来,逸村动迁了,离开厂远了,父亲也年纪大了,和厂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但是,父亲的乒乓板情缘,是永远不会淡化的。他一直惦记着厂里,惦记着乒乓球拍。经常和我们唠叨,唠叨给世界冠军们贴胶皮的那些事,唠叨和乒乓板结缘的那些事。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一百周年生日。
父亲和他的外孙(左)、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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