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六十年代发生在
老上海厨房间的那些事
作者：胡道轨
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很多是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厨房把大家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于是，邻里之间，就有了互相的帮助，众多的温馨。当然，避免不了种种的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的兄弟姐妹：后排右起，大姐、作者。其余右起，五弟、八妹、七妹、九弟、六妹
1964年，厂里为父亲争取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地址在裕德路逸村。房子在小区的第二排，是由橡胶厂的倉库改造而成。只有一层楼，屋檐不高，由于屋顶中间有一排凸起的气窗，所以层高很高，可以搭一人多高的阁楼。我们这一门号，方方正正地隔成六间。每间十二个平方米。东面二间是我们家，大家称我们为宁波（籍贯）人家。西面二间是阿牛家。当中的后面一间是启东人（籍贯江苏启东，我们就这样称呼）住，当中的前面一间，就是我们三家合用的厨房了。厨房间朝南（向着弄堂）有一个大窗户，窗边有一扇门，三家都从厨房进出。
01
厨房间里事真多
我们是第一家搬进这个门号的，当时家里是八个人：父母，我和二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姐支内去了河南开封，二姐早逝，四妹被人领养，都不在其中）。第二个搬进来的是西边那一家，二夫妻，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儿子小名牛牛，刚刚会蹒跚走路。长得虎头虎脑，十分讨人喜欢。所以，那一家我们就叫他们牛牛家。牛牛的大姐和我家八妹一般大。最后搬来的是启东人，虽然只有一间房子，也要住五个人：父母、大姐二姐和小弟。
这样，一个门号，要住整整二十个人。即使这样，我们三家，比原来的住房改善了许多。
那个年代，和现在相比，在生活上有两个显著的区别：一个是大家物质不富裕，老百姓吃的东西较差。另一个是强调口味，没有健康食品的概念。我们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尤其喜欢油煎梅童鱼（酷似小黄鱼），面拖蟹等，还喜欢吃油煎肉皮：把新鲜的肉皮切成麻将牌大小，放到油锅里炸，炸得两面黄黄的，胖胖的，咬起来特别有劲。要是谁家油炸梅童鱼，整个厨房“烟雾”缭绕，鱼腥味弥漫。遇到下雨天，没干的衣服都凉在厨房半空，烟雾和气味更难散发出去。有一天，我们家买了一大包鸭脖。六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母亲用一个大号的铝锅来烧煮。加上了酱油、茴香、桂皮等调料，要烧不少时间。揭锅的时候，一股香气扑鼻而来。牛牛的大姐，正在一旁，用铜吊给热水瓶灌开水，脱口而出：“好香呀！”我朝她在的方向看去，看到她的身后躲着一个小孩，探出圆圆的脑袋，瞪着两只大眼睛，朝煮鸭脖的锅里看。原来是牛牛。我看鸭脖已经熟了，拿了一个小碗，用筷装上二根，递给牛牛。他竟然回过头，摇摇晃晃地跑进屋里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搬到一起的时间不长，不够熟悉的原因吧。要说干净，启东人家，是我们三家中最最干净的。你要问：干净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明白了。他们家妈妈，整天在家里忙个不停。连锅盖也擦得干干净净。最最让人服贴的是：擦桌子的抹布，每天用完，都要擦上肥皂，用力搓，再用开水泡。所以一直保持雪白雪白的。他家的湿衣服，从不挂在厨房里，而是挂在自己家的房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不让小孩子到邻居家串门。他家的二女儿（称老二），个子矮小，但长得很白净，头发不多，扎着二根细细的辫子。圆圆的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小酒窝。她和六妹是好朋友，很聊得来，会时不时地“溜”进我家，和六妹聊上几句。我们三家的房门都连着厨房间，而启东人家的门又离我们家的门很近。如果他们家的门开着，老二要想从我们家回去，必定会被她妈妈发现。好几次，老二叫我拿衣服到厨房里用力抖动，让衣服发出抖动的声音。不出几下，他们家的门就会关上，老二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我们家了。这个原因，我不说大家都猜到了。她妈妈听到抖衣服的声音，怕扬起的灰尘进到她家里，急忙把门关上。每家，都在自己的灶头上方装了一个电灯。平时，只要一家开灯，其余二家都“借光”了。小年夜，三个电灯一起打开，厨房间亮亮堂堂的。过年了，我们家最忙的是母亲和六妹。母亲负责烧菜，六妹负责洗漱，八妹会搭手炒花生和瓜子。七妹平时做些缝纫活，过年反而插不上手。
七十年代回乡投亲落户的六妹（右）和参加过上海知青慰问团的四妹我们和牛牛家把备用的炉子拿了出来烧。有炖老母鸡的，有煎肉丸的，有贴蛋饺的，有炒花生和瓜子的。一时间，三户人家五只炉子忙个不停。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聊的都是：今年准备了一些什么菜，怎么烧法，哪个菜好吃。毕竟，鸡和肉丸等美味佳肴，一年只能吃上一回；还聊些准备到七大姑八大姨家拜年的事。厨房里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洋溢着浓浓的邻里情谊。我和五弟厨房的活不用干，干一些粗活：到店里买煤饼，借辆推车，自己运回来；拿铅筒到给水站拎水（厨房里没有自来水），给水站离家有三十多米远，这活也不轻。还有就是到给水站门前去洗衣服或被单。九弟基本不用干活，跟着我来来来回回就行了。大年夜，厨房间稍稍安静一点，都在准备年夜饭。吃完年夜饭，大家又要在厨房里忙上一阵。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习俗，年初一不能动刀，不能扫地。所以，年三十要把初一的事情全部准备好。
02
大雨之中邻里情
我们逸村，弄堂的地面要比厨房和房间高出十厘米左右。厨房的门槛只有五厘米高。遇到大雨，弄堂积水非常容易流到厨房里面。1967年，初秋的一场大雨，积水没过门槛，进到了厨房。我们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都不在家。牛牛的父母正巧休息在家。他们一看，厨房里的水要是再升高，就会泡到我们二家叠着的煤饼。下面的煤饼要是泡烂了，上面的就会全部倒在水里。他们赶紧进行分工：牛牛的父亲和小姐姐转移自己的煤饼；牛牛母亲负责把我们家的煤饼搬到小桌子上。回到家里，看到滿头大汗的牛牛家人，再看看小桌子上一大堆煤饼，我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心里是滿滿的感激之情。渐渐的雨停了，外面的水慢慢退去。我赶紧用脸盆向门外刮水。等九弟回家了，我和他轮流刮。水刮得差不多了，就用拖把把水吸干，再把地拖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才发现九弟的裤脚管湿透了，额头上挂着汗珠。我关心地问他：“吃力不吃力？”他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或许，这就是战胜困难的喜悦吧！星期天，天放晴了。我和九弟一起砌高了厨房的门槛，足足比原来高了十五公分。这样，走路不大方便，但是，外面的水，再也没有淹过门槛。
03
一个厨房走出五个知青
搬到逸村的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7月，我们家发生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但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有一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由远及近，向我们家的方向过来。我当时猜想：“不知谁家有了大喜事。”一点没有与自己家联系起来。锣鼓队来到我们家窗门外，敲得更加响亮了，大人小孩聚了一大帮。居委会的一个女干事，拿了大红喜报。另一个男干事，拿了一朵大红花，叫着五弟的名字走进厨房间。邻居和我们一样，都惊讶地聚到了厨房间。看了喜报才明白：五弟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批准了。五弟神态坚毅地接过了大红喜报，让那位干事戴上大红花。居委会干部讲了表扬和鼓励五弟的话，并带着大家一通鼓掌。然后，跟着锣鼓队回去了。我们回到屋里，母亲铁青着脸，叫五弟坐下，要问个究竟。过去，家里大小事情都是父母商量，母亲最后拿主意。这件事，是五弟瞒着父母，拿了户口本，到居委会报了名。父母自然十分生气。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五弟一顿。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十六岁的小孩，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要远离上海，独自去几千里之外的新疆，父母当然会心疼和焦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和坚强的人，唠叨过后，开始为五弟准备行装。五弟出发前一天，母亲烧了几个菜，有一个是我们最爱吃的红烧肉。平时，为了省钱，我们家多是吃槽头肉或猪头肉。这一次，沾五弟的光，吃上了正正规规的红烧肉。我和五弟是睡一个床的，出发前一天晚上，令我终身难忘：他不停地翻身，动作小心翼翼，极其缓慢。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轻轻的问他：“你睡不着？”“我心里有点烦。”他压低声音回答。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但对于新疆的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难免会有忐忑。我们俩平时的话就不多，此时也无从劝他。黙默地陪伴着他。到了下半夜，五弟疲倦了，才睡着。居委会送大红花的三天后，五弟就出发了，父母因为伤感，没有去车站送行。车站送行的场景，和电影里拍的十分像样。五弟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但是聪明，有思想，有能力，是我们三兄弟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我得以进了上海工厂。那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六妹成了厨房里“买、汏、烧”的主力军。六妹勤劳和善，老少无欺，喜欢聊天。牛牛家的大人小孩以及启东人家的老二，都喜欢和她聊。只要听到六妹爽朗的笑声，总会有小姑娘聚拢到厨房间来。她们一边干活，一边嘻嘻哈哈地谈山海经。曾是厨房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姐老早支内，五弟去了新疆，1968年六妹中学毕业，照理也可留在上海。偏偏来了1968年“一片红”。父母反复商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让六妹回老家，投亲落户。由于我和六妹是做家务的老搭档，平时联系较多，她要走了，心里总想为她做点什么。突然，想到过去在亲戚家吃饭，有一个糖醋鱼片特别好吃。于是决定烧一次糖醋鱼片给六妺吃。我从来没有烧过菜，就凭自己的想法去试试。那一天，我买了一块青鱼，洗干净，切成片。正在用淀粉、醤油、糖、醋做浇头。这时候，牛牛的大姐贞贞来到厨房，看到我在烧菜，大声喊叫：“快来看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哥上灶头啦！”这一叫，他们家的四朵金花，齐刷刷地都来看我烧鱼。我把鱼放在油里炒，她们七嘴八舌地在一旁指导。一个说：“油锅要热一点。”另一个说：“时间要掌握分寸。”还有的说……不一会儿，鱼炒熟了，浇上浇头。热气腾腾的鱼片端上了饭桌。我让六妹先用筷尝尝。然后，其他弟妹七手八脚的吃了起来。虽然烧得有点老，但弟妹们都说味道还不错。六妹回乡插队，我们心里并没有多大焦虑。这是因为去外公外婆身边，有人照应，路又近，所以并没有像五弟走时那种担心。1969年七妹毕业时，也是一片红。她去江西插队，有一天，我看到母亲一边为七妹整理衣物，一边用手绢默默地擦着眼泪，父母又担心了好一阵。同一年，启东人家的二女儿也去农村插队了。过了一年，牛牛的大姐去了安徽插队。没几年时间，前前后后，我们厨房间有五个青年去了农村务农。厨房间比过去安静不少。有时，站在厨房里回忆过去：人们齐聚一堂，热热闹闹的场景，好怀念，好留恋。下乡的知青，起先，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调回上海，什么时候能调回上海，于是，回家探亲就成了最向往的日子，最开心的日子。记得五弟有一次回来，我的儿子已经四岁了，二人见面一点不陌生。只要五弟有点空，儿子就叫他讲故事。开始，五弟讲新疆碰到的奇闻异事，比如：在他们那里，五元钱就能买一头大毛驴；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喜欢切磋摔跤的技艺；翻过巍峨的雪山就到了苏联……儿子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会坐着一起听。几天后，新疆的趣事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儿子拉着五弟的衣角，缠着不放。五弟只能编“红玫瑰黑玫瑰”这样的故事，儿子还是听得非常入神。后来一次回家，五弟带回了年轻、亮丽、聪慧的弟媳妇，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最主要的是父母稍稍放心了。因为，五弟在新疆有一个相互照应的人了。
七妹每年都回来，为了照看我的儿子，在上海住了好一阵子。启东人的二女儿，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她回来，和我在厨房间碰到，非常友好地笑笑，我也以礼相待。只是都没有开口说话。可能是离开太久的原因吧，女孩子总是害羞的。牛牛的大姐就不一样了，没进厨房门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见到我，大声叫：“大哥，我回来了！”接着，她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厨房里。我赶紧说：“阿贞回来了。一年了，真快啊！”说着，无意识地朝地上的东西看去：她带回来一堆东西，其中有一只黑色的鸡，大红鸡冠，黄黄的嘴巴，灰色的脚爪，正在啯啯啯啯地叫着挣扎，看上去很瘦，身上没有三两肉。阿贞见我盯着鸡看，笑着对我说：“别看它瘦，吃起来全是精肉，香得不得了。”说着，她去把捆绑的二只脚松开一只。一不小心，把二只脚一齐松掉了。没想到鸡一边叫，一边从窗户里飞了出去。还一个劲的飞上了厨房的屋顶。我从来没见到这阵势，一下子楞住了。阿贞并不吃惊，对我说：“大哥，你帮帮忙，拿根竹子，把它赶下来。”我拿了竹竿，小心翼翼地从阁楼的老虎窗上爬出去。用竹竿猛的拍到鸡身上。就这一下，把鸡揍得不轻。它惨叫着，飞到地面上。地上等着的阿贞，候个正着。后来，阿贞告诉我：“这种鸡都是散养的，碰到惊吓，它会飞得老高，甚至飞到树上。”她还说：“很少有人会养这种鸡，我是用粮食从社员那里换来的。”为了怕再麻烦，阿贞当场杀了鸡。烧起来，那真的是香啊！这些最有朝气的人去了农村，厨房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直到1972年，我结婚生子；再后来，八妹九弟也结婚生小孩，我们才又人丁兴旺起来。那时，八妹专管采购，我夫人和弟媳慢慢就成了厨房的有生力量。1994年，逸村动迁了。临近搬迁，住在这个门号的人聚在厨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分离的不舍，充满着整个房间。虽然大家都要去住新楼房了，但是，回首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久久无法忘掉。
04
五个知青的归宿
从我们厨房走出来的五个知青的归宿：五弟到了新疆，成了一名屯垦戍边战士，他服从领导分配，先后下大田，赶马车，养猪放牛羊，当兽医，直到当连队的文书和子弟学校的教师。一干就是二十二年。改革开放后，五弟调到宁波的一所中学任教。在宁波任教的二十三年里，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先后担任了班主任，工会主席和副校长。他们的女儿按政策回上海工作。2010年，五弟退休了，二口子过上了富裕舒适的退休生活。五弟仍在为社会发挥着余热。牛牛大姐姐阿贞：八十年代按政策返回了上海。回来后，干得风风火火，让人肃然起敬。
胡道轨专列
胡道轨：我与孙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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