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徐振康，上海南洋模范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年之久，高考恢复后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任教于南开大学生物系。1990年代初赴美获宾州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美国大学里从事生物基因研究。退休前曾任休斯敦大学环境和医学基因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
上海徐家汇孝友里的一条弄堂
作者：徐振康
上海徐家汇，衡山路孝友里，我童年的记忆，我难忘的故里，我梦中的打卡地！虽然它早已支离破碎，不复存在；虽然它已被太平洋商厦的光怪陆离所取代；虽然它那仅有的几张照片早已经被现代化的徐家汇的照片所湮没，但是对于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半辈子，抑或只住过几年的居民来说，这里记录着我们的酸甜苦辣，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沉浮起落，这里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神圣之地！“孝友里”，你不应也不会被冷漠，被遗忘，被淹没。
我从出生到下乡离沪的二十年，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孝友里度过，然后从1968年下乡直到1992年孝友里拆迁的二十四年里，每隔一至二年总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孝友里探望祖父母，外婆和父母。每次从外地回到孝友里，看到那无数张熟悉的面孔，一股亲情就直扑我的心头，一种乡情就把我拥抱。
图中上部由华山路（左侧）和衡山路（中间）交口处的个三角形房屋群即为孝友里在年逾古稀的今天，我要拾起那些一鳞半爪的片段回忆，将它们写出来以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並献给当初在孝友里共同生活过的邻居们和同龄人。本文我将写写孝友里的概况，並且着重写一下我住的那排石库门从孝友里9号到15号的几家邻居。中国当代毕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的父母就住在孝友里15号。王选也是在这同一条弄堂里长大的。孝友里位于徐家汇衡山路与华山路交汇处。这是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弄堂。在清朝光绪末年（1908年）由当时的巨商张士希斥资建造了百余幢砖木结构石库门二层楼房。后来又有程谨轩，顾象新二位于 1925 年向东边扩充建造有一批房子。孝友里这个名字是取于 “事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之意。据我家长辈说，这片房子在解放前归徐家汇天主教堂所有，故教堂还赋予孝友里这个名字以新的寓意，即“忠孝友爱，天下教徒为一家”。整个孝友里有二层楼石库门房子171幢。1908年建的部分叫老弄堂，后来扩建的叫新弄堂。整个弄堂有六个弄堂口，两个开口在衡山路上，四个开口在华山路上。最主要的弄堂口是衡山路964弄。我们当时通信地址用的就是上海市衡山路964弄XX号。这个弄堂口一直通到底。弄堂里有大约8到9排整齐排列的连体石库门房子。在主弄堂的西侧每排为三个连体房组成。东侧每排则从八到十几个连体房组成。原因是所有的房子除了衡山路上的街面房子之外都是坐北朝南的。华山路是正南正北走向的，但衡山路却是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因此弄堂成三角形，越往北宽度越大。在西侧和东侧的房子之间有过街楼，也就是下面是大家行走过车的弄堂，上面是悬空的房间。几个弄堂口除了衡山路上的新弄堂口之外，也都有过街楼。在这些过街楼的底下往往有一些小摊贩。衡山路老弄堂口是最繁忙的弄堂口。这里有一个做生煎i馒头的小摊。这家小摊做的生煎馒头又鲜又香，味道极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以后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吃到过比其味道更好的生煎馒头！这个弄堂口还有个阅报栏。所谓的阅报栏其实就是几个漏空的铁丝夹，将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夹在里面挂在墙上供大家阅读。我的祖父订阅《解放日报》，但我更喜欢到这里来看《光明日报》和《新民晚报》上的文章。在华山路上我们称为“贰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是一个理发铺子。开始只有两到三张理发椅，后来增加到七到八个椅子。开始是弄堂摆摊，后来干脆在过街楼下两边建了墙，就成了一个店面了。很可能他们是得到批准的，但也难免有点儿得寸进尺的意思。于是居民们不买账，依然将这个店当成弄堂口，从店里穿出穿进的络绎不绝。店里可能自知给大伙带来不便，不但不阻止，对穿来穿去的人还笑脸相迎。店里的师傅跟我们都很熟悉，我的头发从小就是他们剃的。两角钱就可以理个发，好像很长一个阶段，理发的价钱都没有变过。肆弄堂口有一个大饼油条摊。每天早上路过的人买一套大饼油条一路走一路吃就上班去了。只有叁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最干净。因此叁弄堂口是我们去华山路的主要通道。这条弄堂的南侧是孝友里17号到19号。而北侧则是在徐家汇一带赫赫有名的二层楼的汇泉浴室。一到冬天，热气腾腾的浴室真是诱人啊。我在黑龙江下乡的十年中，每次回家探亲，进门放下旅行袋，第一件事就是去汇泉浴室报到，以免给家里带来东北的大虱子。除了弄堂口的过街楼之外，弄堂里的过街楼下也有一些小铺。在与孝友里6号相连接的过街楼下，有一个老酒摊。老酒摊是个夫妻店，两口子都是绍兴人，为人客气。临时家中做饭需要油盐酱醋什么的，拿个瓶子就去“拷”回来了。在孝友里8号与9号之间的过街楼下摆的是一个小书摊，即连环画书摊。书架上摆满了从《封神榜》到《红楼梦》，从聊斋故事到包青天等各种连环画小书。书架下摆了很多的矮凳子, 供人们坐在弄堂里看小人书。父母不赞成我们去书摊看小人书，说会学坏。不过我爷爷常会去把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小人书借到家里来。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就会趁机看一本小人书。后来文化大革命前后开始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书摊在破四旧中就不来摆了。我们孝友里的石库门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单开间的，不带有厢房。我家住在孝友里12号。我们这条弄堂从华山路那边开始有两个7号（不知为什么）和一个8号，这三家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是那条贯通整个里弄的南北向的通道弄堂。通道的东侧是从9号到15号一共8幢连体的石库门房子。8幢房子却只有7个门牌号，其原因是15号是两上两下，即是由两栋石库门合成一家的。这孝友里15号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选的父母的家。孝友里的石库门房子都有一个挺高的砖墙，足有三人高。大门是由两扇木质的黑门组成。门上有两个铜环。在五十年代末大炼钢铁的时候，铜环都给拆了下来去炼钢铁了。没有了铜环的大黑门顿失威严之感。门框是由石头“箍”成（箍即围起来之意）。故称石箍门。当时住石箍门房子的宁波人很多，宁波方言中“箍”字的发音与“库”相当，因此后来就被称为石库门。大门打开后是一个有十六七平方米大的天井，地上由水门汀铺成。由于围墙挺高的，称之为“天井”实在很贴切。然后就是客堂间。客堂间的门是由六扇带有玻璃窗的落地门组成，记得当时各家的客堂间的家具都是迎面墙上挂一巨幅国画。我家挂的是一幅松鹤延年的图。两边有长长的对联，可惜已记不得对联的内容了。画前是一个长台，放有烛台，花瓶等摆件。长台前有一个红木方桌，两侧有两把椅子。然后两面侧墙各有两把椅子和一个高高的茶几。从客堂再进去有一个后客堂和灶披间（厨房）。在后客堂与㕑房之间有楼梯向上通往亭子间，前楼，后楼和三层搁楼四个睡房。亭子间上面是晒台。每一家的灶披间最早都有一个很大的灶头，我家的灶头上有两口大铁锅。灶头上贴着灶王爷的像。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还帮着大人往灶洞里添加过豆箕柴。后来不知什么年代大家都把灶头拆了，改成用煤球炉子了，一下子厨房间就变大了，可以放下一张方桌了，从此我们家吃饭就从客堂间搬到了厨房间。厨房间有后门通到后弄堂。一般说来，各家都很少启用前门即那个石库门的大黑门，进出主要都是后门。邻里之间的来往也都是通过后弄堂。我们的后弄堂是孝友里20号到27号的前弄堂。他们也很少开前门，虽然也都认识，但走动远不如同一排的邻居频繁。我家后门的这条弄堂是我们这几家的孩子在一起玩的主要地盘；也是几家邻居在一起交谈聊天的地方。要是有磨刀的，爆米花的，卖黄金瓜的小贩一吆喝，几家邻居一起出动，又聊天又买东西，煞是热闹。上海的夏天晚上又闷又热，家家的后门都是敞开的，奇怪的是却很少有人开前面的石库门。于是后弄堂里我们这几家几乎是倾巢而出，有躺在藤椅上睡觉的，有几个人围坐一起打扑克的，有摇着蒲扇聊天的，小孩子们不怕热还是追来追去。我喜欢听我妈妈讲故事，乘凉时她身边常常会围着爱听故事的孩子。《鲁滨逊漂流记》《一千零一夜》等故事都是在后弄堂里听的。孝友里9号是叶家，广东人。记得叶家伯伯和叶家姆妈都是身材很好的细高个儿。叶家伯伯的名字记不清了，在广东一家公司里工作，不常在上海。叶家姆妈叫罗树华，是个有文化的人。她带着四个孩子在上海生活。他们家信基督教。她与我母亲很谈得来，用现在的话说两人是“闺蜜”。叶家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子叫叶姗，比我大好几岁。下面三个都是男孩，分别叫叶杰、叶纲和叶平。记得当我还是个抱在手里的孩子时，有一个下雨天，叶家姆妈抱着比我大一岁的老二叶杰，来约我妈一起抱着孩子，打着伞到弄堂里来个雨中游。我们俩个孩子看到两个妈妈在雨中淌水，十分开心。大人们也跟着欢喜。儿时的记忆都是很短暂的，不知为什么这一个场景却会在我脑海中留存七十多年。后来在大概刚上小学时，一次在弄堂里与几个小男孩一起玩的时候，不知怎么说到了叶杰家信耶稣的事。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信不信由你，将来我会上天堂，还会在云里看到你们在地上受苦的情况。前两年，通过我的高中同学季振伦知道了叶杰的微信地址。联系上了之后，除了聊家常之外，我有一次跟他提起他幼年时说的这段话，他说完全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再说他们家也只是在解放初期信耶稣教，后来都成无神论者了。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这句话却对我真有影响。后来我们都上了中学后也就不大在一起玩了，只知道他爱拉小提琴。只要听到9号亭子间里有小提琴琴声，那就知道叶杰在家了。他的姐姐叶姗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后来进入了部队文工团，在天津成了家，住在天津五大道那一带。很多年后，叶家姆妈到天津来看望外孙女时，我已在南开大学任教。在他乡遇见孝友里的邻居特别亲切。孝友里10号里的住户变动较大，而且较少到弄堂里与邻居们互动。因此我对他们基本上没有印象。孝友里11号在我幼年时住的是刘家。主人叫刘璋根。是一家肉店的老板。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后来在上海别处买下了一栋花园洋房，举家搬走了。记得我在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他们那很大的房子做过客。他们搬走后，搬来的是朱家。男主人叫朱得贵，女主人叫沈冰莲。朱得贵与刘璋根可能是师徒关系。刘家和朱家都是上海本地人。刚搬来时，朱和沈似乎是新婚不久。朱在菜市场工作，是一个小干部。他们在我们这一排房子中是最年轻的一对。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叫朱皓洁，比我小六岁，与我家小妹同岁。二女儿叫皓娟，小儿子叫皓鸣。皓洁的爸爸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非常珍爱他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子永远被擦得铮亮，一尘不染。每个星期天早上他准会在家门口弄堂里擦车子。在那个年代，自行车是三大件之一，被钟爱是理所当然的。他还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唱沪剧唱得非常好。皓洁的妈妈人称新嫂嫂，她快人快语，为人热情。为我们弄堂带来不少生气。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时试点大家都吃食堂时，她就十分热心地出谋划策。朱皓洁是个文静的女孩，后来去了日本。孝友里12号是我的家。我在本文不拟多谈我们家。只想交代一下我们家会住到孝友里的原因。我家祖籍宁波人。祖父徐善根来上海后一直受雇于百代唱片公司，是重要的管理层人员之一。人称“徐大老爷”。孝友里离衡山路上的百代公司仅五分钟步行的距离，上下班非常方便。百代唱片最早为法商公司，故位于法租界内。上世纪三十年代后为英商接管。上海解放以后，华东工业部租用了百代公司原有的厂房和设备，成立了上海唱片厂。我祖父也成了唱片厂的元老。于1956年他成了最早从唱片厂退休的人员之一。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一直住在孝友里，在祖父母去世后，我父母，外婆与我弟妹一直住到孝友里拆迁。孝友里13号是胡家。记得他们家是苏州人。胡家伯伯叫胡思义，胡家姆妈叫方丽娟。两口子待人和气，与邻居相处融洽。胡家伯伯开一爿绒线店。他每天梳洗得很挺刮地出门去照料店家。胡家姆妈主要打理家务，即使是在家，她也总是穿戴很入时。1956年公私合营时，店里职工打着红旗放着鞭炮来到13号祝贺公私合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们家在我们那一排石库门中还是比较阔气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家里就装有电话。我们常常去他们家借用电话。他们家有七个孩子。四个男孩三个女孩。其中老大胡珂方，老二胡慧心比我大不少，在幼年的我来说他们俩是挺有威望的。胡珂镇，胡珂澄分别比我仅大一至三岁，胡冰心与我同年龄，胡雪心和胡珂民则略小一些。因为他家孩子多，因此我就经常去他们家玩，每次都玩得很开心。能跟比自己大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也是很有成就感的。珂方哥是我们的“孩子王”，怎么玩法都听他的调遣。慧心姐则非常会照顾人。记得有一次大家模仿一个故事，将珂方哥用绳子绑起来，他装着英勇就义的样子，显得很悲壮。整个过程井井有条。珂方哥又当“导演”又当到“主角”，还真有两下子。孝友里14号是陶家。上海本地人。记不清陶家伯伯和陶家姆妈是做什么职业的，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外地工作。陶家伯伯人很老实，不怎么说话。他们两口人住一幢石库门房子够宽敞的，也有点儿寂寞。后来从上海乡下搬来了一位亲戚，名字叫陶龙英。大家都叫她龙英娘娘。应该是陶家伯伯的妹妹。龙英娘娘比较活跃，很勤快。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手里准时在做着针线活。他们家还有一条大狗，小名叫“阿花”。那时候养狗的人家不多。有一次弄堂里有一块新补的水泥地，用绳子拦住了不让进。阿花可不管，进去踩了很多狗爪印，一直留到拆迁时还在！孝友里15号是王家。祖藉无锡人。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述，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二院院士王选父母的家。其实王选的二哥王迅也是科学院院士。一家出二个院士，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王家公公王守其出身无锡名门，他的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进士。他年轻时从无锡到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叫南洋公学）求学，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新通工程贸易公司，为该公司的总会计师。解放后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无纰漏。王家好婆周邈青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举手投足，很有大家之气，待人和蔼可亲。她主要在家相夫教子。后来曾经当过里弄干部。夫妻俩育有三儿二女，个个出类拔萃。大女儿王俭与我母亲年龄相仿。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当医生。大儿子王遹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在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任教。二儿子王迅和二女儿王儁考上了复旦大学物理系。王儁一直从事与核物理有关的工作。王迅则成为中国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的重要门生，毕业后留校，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是最小的弟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重视新兴学科，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是个“有市场眼光的学者”，成为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在九十年代初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虽然他们家没有我的同年龄小孩，但在我小的时候，也经常会去15号玩。前已述及，15号是我们孝友里唯一的有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从厨房进去后左侧右侧各有一楼梯通往两侧的二楼。我们外人去他们家通常被引入到西侧的客厅。他家的天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鸽棚，鸽棚上有一个个小鸽房，养了几十只鸽子。那时候王家家道殷实富足，不仅住的房子是孝友里最大，而且记得好像也是我们邻居中唯一有电冰箱的家庭。每次去他们家玩，王家公公就会从冰箱里拿出好吃的东西来招待我们。每年一到暑假，王家好婆就会给我们送来她自己制作的红小豆冰块。上海的夏天那么热，吃着他们家的红小豆冰块，真是太消暑了。除了王家公公和王家好婆之外，他们家与我家三兄妹比较熟的要算王迅、王选和王儁。虽然他们比我要大十几岁，属于叔叔阿姨辈的人物，但是我们却从不这么称呼。我们叫王迅“中老虎”，叫王选“小老虎”。王儁的小名叫“妹妹”，而我们也跟着叫“妹妹”。“中老虎”是细高个子，戴副眼镜，温文尔雅，说话风趣。“小老虎”身体结实，充满生气。“妺妹”则性格开朗，笑声不断。有趣的是，王迅和王选的耳朵都有点儿招风，而我也长着一对招风耳。有一次他们俩来我家，说要带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一起去肇嘉浜路的林荫大道游玩。那时候这条林荫大道刚修好不久。他们带着照相机，拍了不少风景照，也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后来他们找了一个路人为我们四个人合影。为了避免过于一本正经，他们开玩笑说我的招风耳招得还不够厉害，我弟弟的更不合格，应该向他们看齐，于是中老虎拉着我的耳朵，小老虎拉着我弟弟的耳朵，大家乐呵呵地照了一张相。可惜的是年代久远，找不到这张有趣的照片了。其实从懂事起，他们兄弟姐妹就一直是我人生的楷模。他们五个都是在离孝友里十五分钟路程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因此我从小就也想要考到这所有悠久历史的重点中学去。1960年，该上初中了。我如愿地被南洋模范中学录取。而那一年他门早已离开南模去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了。这一年的寒假他们都回家来过年。那个冬天很冷，很少下雪的上海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后第二天，我在家里写寒假作业。小老虎王选来邀我去他家。进了他家的客堂，只见天井里堆了一个几尺高的胖胖的大雪人。中老虎王迅问我，你看这个雪人像谁?我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猜不出来。他们俩哈哈大笑，说这是南洋模范中学的老校长沈同一。经他们一说，还真有点儿神似。看来他俩对我考上南洋模范中学非常高兴，并以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祝贺。那一天，我们聊了一些他们认识的老教师，我还不失时机地问了他们一些关于复旦和北大的情况，並暗暗地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去北大或者复旦读大学！五年多以后，正当我铆足了劲想要像中老虎和小老虎那样报考北大，复旦之时，一场浩劫横扫了了中国大地。为人耿直的王家公公被打进了“牛棚”，每天在弄堂里扫地。一贯奉公守法的胡家伯伯大字报被贴到家门口，並有红卫兵来抄家並且批斗。我们家因为我父亲有过的“历史问题”也被抄过一次家。我则在1968年离开上海去了黑龙江下乡务农。儿时的一些小伙伴们也都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支边的支边，纷纷飞鸟各投林。好像除了9号的叶纲，13号的胡珂澄，我家我弟弟留在上海工厂上班之外，全部去了农村和外地。我与小伙伴们基本上都失去了联系。至今与大部分小伙伴们均无联系。我想每个人都一定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若干年前与9号的叶杰有了联系。他比我大一岁，文革开始时，他已经进了大学。毕业后被分在安徽教书。后来费了相当大的周折，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调回上海的中学里教书，並当上了中学校长。干得非常出色。“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这条弄堂又恢复了以前的和谐与亲密。我每次从外地回家，左邻右舍都会过来问好。王家公公也早就不在“牛棚”了，但他还是天天拿了大扫把扫弄堂。记得1978年我上大学后，我们不到一岁的女儿被送到孝友里12号跟着爷爷奶奶住了一年。她认识的第一个邻居就是王老太公，因为他天天在弄堂里扫地啊！我有一次跟他说，你不用扫弄堂啦！他笑着说，习惯了！就这样我们这条弄堂总是孝友里最干净的。在那十年浩劫期间，这位为国家培养了两个国家院士，五个栋樑之材的耿直老人没有少受委屈，但是他依然乐观。扫地时，见我父母在厨房时，他会将扫把在门口一放就进来与他们聊天。几十年的老邻居了，互相信任，可以无话不说啊！其实除了自己的五个儿女之外，他们的孙女同样优秀。“大老虎”王遹在北京工作，有了孩子以后忙不过来，就将大女儿王衎送到爷爷奶奶身边抚养。当年活泼可爱的小“衎衎”不仅是她祖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是我们弄堂里大家喜欢的小女孩。而现在这个由祖父母一手培养大的孩子成了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的知名教授，在用生物技术改良农作物上有着极高的造诣。1992年，孝友里成了最早被拆迁的地段。我从父母的信件中得知，这段时间对于在孝友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老邻居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各家的户籍人口，居住面积等各户会分到面积不同的居民房。我家被分到了漕河泾地段的公寓房。叶家等几家邻居分到长桥那边的房子，王家是我们那条弄堂搬得比较晚的。我们家搬走后，王家的大女儿王俭当时正在上海养病，还曾经打电话来约我母亲和她一起代她父母（当时王家公公夫妇年事已高）去看他们家将要搬的新居。搬走以后，老邻居们虽然还互相打打电话，但是联系少多了。自从我在1968年将户口迁出孝友里12号之后，我的上海户籍就永久地失去了。但是不管是在第几故乡生活，徐家汇孝友里永远是我的第一故乡。拆迁后我再次回到上海探望父母和年迈的外婆，当我走进位于漕河泾在五层楼上的单元房，亲情浓浓，温情脉脉，但是却找不到乡情！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所有周围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是“相见不相识”。我在这里找不到熟悉的过街楼，见不到小时候打弹子的地方，看不到那一扇扇威严的大铁门，碰不到不期而遇的老熟人。于是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却不是我的“乡”。几天后怀着思念孝友里的心情我独自坐车去了徐家汇。这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深深地为上海徐家汇的巨变而高兴。遗憾的是，当我来到那座取代了孝友里的珠光宝气的太平洋商厦时，却有一种失落感。我在这里完全找不到我们儿时的蛛丝马跡，闻不到当年的邻里和睦的气息，更看不到那能培养出两个国家院士的文化环境。徐振康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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