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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丨胡道轨：一个上海人的五处住宅和四次搬家
胡道轨，1946年出生，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长级领导工作。
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好像是三四岁，住在二楼一间很小的房子里，房间只能放下一张不大的床，床前是一张不大的桌子，二只叠在一起的木箱放在角落里，还有就是两根长凳了。放下这些家当，空余的地方就不大了。四面的墙壁都是黑呼呼的，显得很陈旧。虽然有窗户，可能是朝向的关系，终年见不到阳光。
厨房在底楼，倒是不小，沿墙放着四五个煤球炉。中间还空不少。发生在这里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大人说是房东的少爷）在厨房里对他妈妈大发脾气 ，不但口里不干不净，还向地上用力扔了几个煤球，散得满地是煤屑。
最让我记得牢的，是房子门口的路叫小娘浜弄（音），因为这个名字好奇特。后来听人说，是上海南市老城厢的一条小路。
那时我们家有五口人，一到晚上，奶奶、姐姐（比我大四岁）和我睡在床上，爸爸妈妈只能睡地上了。
不过，对于我们老家的人来说，能在上海立足，有这么一个栖身之地，实属不易了。
人生的第一次搬家，我现在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搬家是大人的事，我太小，用不到参与。不过，对第二个家，我的印象很清晰，因为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一都是那里度过的。
虹口长春路一八二弄是一个陈旧的里弄，全是两层楼瓦房。我们的家朝着大弄堂，墙是砖头砌成的，外面糊了一层白石灰，石灰已全是灰色，而且还有几处脱落。
弄堂口有一个老虎灶（烧开水的大灶头），用稻子的壳烧火，整天没有停的时候。周围的人家，不大自己烧开水。因为一分钱可以灌滿两个热水瓶，既便宜又方便。
我们家的房子朝东，楼上一整间，估计有十一二个平方，朝东的两扇窗户也算不小。南面贴着墙放了两张四尺宽的床，一个床头只能紧挨着另一个床尾。楼上还有一张桌子和叠在一起的一个皮箱、两个木箱。
楼下朝大弄堂的半间是别人家的，我们是后半间，中间用两厘米厚的木板隔开。房间里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很小的木柜和两条板凳。因为窗户的高和宽都只有一尺半，而且朝北，朝着小弄堂，因此房间里很暗。
房子的后面搭有一个三平方的小屋。其中两平方是厨房间，一个平方放马桶。
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个妹妹一个小弟住楼上，我和大弟住楼下。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情：念五年级时，奶奶去世，打乱了我们家的生活节奏。我每天早上，不得不在小弄堂生煤球炉子，常被烟熏得泪水直流；不久，姐姐支内去了河南开封。
让我记忆最深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是星期天或下课后和大一点的学生们去捉蟋蟀。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三个初中的同学常带我去捉蟋蟀。地点是广中路海军司令部附近一个废弃的打靶场。到了那里，他们在路边把书包和其他东西放成一堆。因为我年龄小，给我的任务是看管他们的东西。
打靶场野草长得很高，草丛中是一片蟋蟀的鸣叫声。刹那，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都是瞒着父母出来的，不敢逗留太长时间。大约半个多小时，带头的伙伴在草丛中高声叫喊：“收工了！”于是他们一个个露出头，向我走来。三个人从来没有空手过，多的捉到五六只，少的三四只不等。
我们四个人围成一圈。他们都把大姆指粗，十几厘米长，一头有竹节，另一头塞紧了纸团，里面装有蟋蟀的竹筒拿出来，堆放在一起。
按照规矩，每次都是由捉到多的人先挑一个竹筒，依次进行，我虽然最后一个挑，心里也是十分滿足。这一轮挑过了，还有多，就再挑一轮，直到挑完。然后收拾好东西回家去。
有一天，捉完蟋蟀回家，老远瞧见一个瘦小的身子，站在家门口，一看就是我的父亲。渐渐走近，慢慢看清了父亲拉长着脸，看着我。肯定是他知道我又去捉蟋蟀了。我思量着他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我想着想着，自然慢下了脚步。“阿三（我的小名），去哪里了？”父亲虽然压低了声音，语调显示了他的威严和愤怒。
“去……去……捉蟋蟀了。”我知道自己鞋子沾上了泥，手里抓了三根装了蟋蟀的竹管筒。狡辩也没用（不过，我从来没有与父亲狡辩过）。“回家不好好做作业，就想着捉蟋蟀？”父亲责问我。“作业在学校里就做好了。”我喃喃地说。“既然你这么说，跟我一起到学校问问老师，下课回家应不应该去捉蟋蟀。”
父亲边说，边用手势指示我赶紧走。这一招是我最害怕的。我下课去捉蟋蟀，老师知道了 会有什么反应？
九月初的傍晚，天暗得晚。但是学校里已是很少有人。教师办公室里，只坐着一个人，我一眼看出来是我们的算术老师。老师见我们进去，站起来说“胡道轨他是你爸爸吧？有什么事吗？”爸爸与老师寒暄过后，把我捉蟋蟀的事情说了一遍，期望着老师能狠狠批评我一顿。
算术老师却反应得平静。对我说：“胡道轨你去捉蟋蟀，先要把功课做完，还千万要注意安全。”然后对我爸爸说：“胡道轨功课不错，今天数学测验得了100分。”
父亲见状，也没什么好说了，就对我说：“老师的话你记住了吗？”我赶紧点点头说“记住了。”于是我们和老师打了招呼，回家去。路上父亲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下课后去捉蟋蟀，而是改为星期天再去。
在长春路一直住到1963年，也就是我高一年级那年。
父亲在上海乒乓球拍厂（后改名为红双喜乒乓球拍厂）工作。厂址在徐家汇南面的土山湾，离家很远。厂里后勤部门通过房管所，在厂的附近为我父亲争取到了一套房子。1960年代，没有房屋中介，公房的分配、换房是通过房管所（政府下属的房屋管理部门）无偿进行的。
那个时候，没有搬场公司，也没有私家汽车。要搬家，东西少的，路近的，就会找上几个亲戚朋友，借一辆黄鱼车（人力三轮车），运上几次。我们家虽然东西不算多，但是路非常远（从虹口区的长春路，搬到徐汇区的裕德路）。父亲只能向厂里借了一辆运货的卡车，邀上几个同事来帮忙。
搬家那天天气不错。父亲坐在驾驶室，我和大弟弟站在駕驶室后面的沒有顶蓬的车厢里，迎着扑面而来的风，尽情享受着乘车的乐趣。要知道，能乘上一回卡车，也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车子一路经过了许多狹窄的马路，从衡山路拐弯，来到了漕溪北路，马路突然开阔了许多，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地界。
我们的新家是裕德路的逸村。逸村总共只有四排一层楼的房子。29号在第二排。原来是上海某著名橡胶厂的仓库。虽然只有一层，但是房顶中间有一排凸起的气窗，所以差不多有二层楼高。
父亲分得的是前后二间，前间朝南，扣掉一个进门的凹口，有十一个平方；后面一间是十二个平方。没有卫生间，有一个三家合用，十二个平方的厨房间。房间经过了改造：窗子很大，用红油漆漆过，墙壁粉刷得雪雪白，整个房间显得整整齐齐，亮亮堂堂。我们家当时还有八个人：父亲、母亲、二个弟弟、三个妹妹和我，虽然人均只有四个平方，我已经是非常滿意，非常滿足了。
搬了新家，不久，家在农村的外婆来探望，正巧是星期天，我们都在家。她进门就兴冲冲地对我父亲说：“这是不是洋房啊？”可见一家人有多高兴了。
当时居民住房整体来说都很拥挤，房管所鼓励居民“搭搭放放”，用以改善居住条件。后来，我们搭了一个大阁楼，开了老虎窗。还倚着对面房子的墙，搭了一米宽，一米半长的小房间，作厕所和洗澡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的普通市民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住逸村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炉子烧煤饼，因为你付点钱，煤球店可以把煤饼送到家。而是用水，要到三十米外的给水站去，用铅筒把水拎回来。方法是用钱先购买竹做的筹码，一分钱两桶，无论铅桶大小，一根筹码换一桶水。那时年轻，到也不觉得怎么累。只是下雨刮风既不方便，也不卫生。
不到一年，自来水接到了弄堂口。一到星期天上午，水龙头四周聚滿了洗衣服洗被单的邻居，虽然人多，但也井然有序，从没有发生争先恐后的事情。又过了两年，水接进了每间厨房，接到了每户人家。我代表弄堂里的居民，给房管所写了感谢信，感谢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做的实事。
在自来水接到弄堂口的时候，我曾问房管所的管理员：“为什么不能接到每间厨房里呢？”他的回答是：“预算只有这一点，等预算下来了，会装的。”看来是计划经济，财政又吃紧，只能一步一步来。
从1963年到1992年，我们在逸村整整住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家庭的变化好大呀！1965年，大弟弟在念初二的时候，瞒着父母报名去了新疆，那时他仅仅十六岁。1967、1968年“一片红” ，两个妹妹插队落户去了农村：一个去了老家宁波亚浦，一个去了江西宜春。
1972年我结婚，住到了阁楼上。1975年找到了失散多年，比我小二岁的大妹妹（已结婚）。1979年小妹妹出嫁；1981年小弟结婚住在前间。
那时悲欢离合，五味杂全。现在我家兄弟姐妹都生活安逸，过得不错。
要说住在逸村最难忘的事，非夏天晚上纳凉不可。由于逸村地处工业区，前有大新化工厂，后有色织九厂；弄堂又窄，仅四五米宽，所以一到夏天，房间里温度高。每天晚上，在大弄堂露天纳凉，成了谁也躲不过的事。慢慢地，也成了大家嘎山胡聚会的开心事。
傍晚，大家都会拎着洗过衣服的水，把大弄堂浇湿一大片，用以降温和防止扬尘。等到太阳落下，家家户户把凳子、椅子，甚至活动的小床搬出来放好。每家的位置基本上是固定了的，不用争先恐后。
吃完晚饭，大人们把小孩按排坐在高板凳上，把他们的鞋子脱了拿走，再回屋做家务。由于地上脏，一般的小孩不敢下来走路了，只好坐在板凳上，相互吆喝、戏闹。特别顽皮的，等大人走开，就跳下板凳玩耍。大人发现了，自然是一顿责骂或一顿屁股 。
等到大人们做完家务出来，有的手里用扇子驱赶着蚊子，嘴里给孩子讲故事；有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地讲大道（嘎讪胡）；还有的白天干活吃力了，干脆躺在小床上打起了呼噜……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九点以后。温度降到差不多了，大家才陆续抱着小孩，提着板凳回家去。
盛夏的夜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着。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记忆深刻：具体是1970年代末的何天哪月，已经记不清了，事情经过记得很清楚。那年，我在厂里评上先进，奖励我一张八吋黑白电视机的购买票。电视机在当时刚刚面世，市面上特别稀罕，我们的弄堂里一台都没有。
买回家的当天，放在前间五斗厨上播放。我猛地发现，窗门口趴滿小孩子，都盼望着把电视机转个方向，让他们看看。后面还站了好几层小孩、大人，可能是因为电视机里发出的声音把大家吸引了过来。我母亲见状说：“把电视机搬到窗口的八仙桌上，让大家都能看清楚。“好！……”小孩都开心地拍手叫好。
从那天开始，每逢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为全弄堂邻居放电视，直到大家都有了电视机为止。那时我的儿子还小，怕影响他的视力和学习，除了星期六下午外，全家平时不看电视。
后来，我们家住在逸村的有：父母，我、我夫人和儿子，小弟、小弟媳和姪女，共八口人。1993年，裕德路逸村动迁了。此时，我已经是厂级干部了。按上级公司规定，我可以比工人多分享一间房间。经过我们上级公司、我所在的工厂和动迁组三方的共同运作和交易，我获得了桂林西街寿祥坊一套小三房一厅的房子。
因为小妹户口留在我们这里，她和父母一起分得了原拆原还的两房一厅。小弟三口分得了虹桥镇的两房一厅。
1990年代前期还没有搬场公司。我向厂里借了一辆卡车，请了一帮小兄弟，都是夫人和我的兄弟及妹夫，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搬家。一会儿时间，大家七手八脚，把我结婚时置办的“三十六只脚”，缝纫机，二只樟木箱……装上了卡车。
搬完家，我请他们吃一顿便饭，就算酬谢了。那时搬场，家家户户差不多都这样。
桂林西街的寿祥坊，是可以居住一千几百户人家的大型社区。绿化面积和活动场所占了小区落地面积的60%，是一个美丽新颖的住宅小区。它是上海市经委下属的工业公司的联建小区，房型和建造质量都属上乘。尤其是我分得的那套房，76个多平方，位居条式房型最东头，三楼窗户朝南、朝东、朝北的三间房间都有各自的窗户，不但南北通风，而且”东风浩荡”。
新工房让我们：烧饭，丢掉了煤球炉，用上了煤气灶；洗澡：丢掉了木盆，用上了莲蓬头、浴缸；厕所：丢掉了木马桶，换成了抽水马桶。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住这样房子的感觉，只能用“舒坦”两个字来形容。
住进去好几天以后，还在不断地问自己：“我们三个人能住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我感觉自己在梦里一样。
有一天，我小弟带了一个朋友来探望。那个朋友在“啧啧”赞叹之后说：”这个房型，三十年都不会落后。” 但是谁都沒有想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住房建设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2000年，儿子自己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婚房。这样，只有我们夫妻俩人住在寿样坊了。
有一天，儿子和儿媳妇找我们商量：他们俩个人都在黄浦区上班，想把寿祥坊和他们的婚房卖了，合在一起，去黄浦区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大家一起住。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就答应了。
2005年，我们在丽园路68弄（当时叫黄浦国际，后来改名为海洲丽园）订了一套四楼三房两厅的房子，付了定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两套房子卖了，用这些钱付了新房的首付。按预先约定，余下的少量欠款由儿子按揭偿还。
海洲丽园是十二幢十几层楼的小高层和两幢二十四层的楼房组成。房子由上海同济大学设计，绿化带由加拿大设计师设计。因此，无论是房子还是绿化，给人的感觉都很不错。
在卖房子的时候，儿媳妇对我们说：爸爸妈妈，搬新房，老家俱老家电就全都不要了，买新的吧！我们虽然对结婚时购买的用了33年的老家俱深怀感情，但是想想这与新颖的高楼和时尚的房型不太搭配，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即使这样，搬家的时候，搬场公司的大卡车，还是装得满满的。
海洲丽园的房子有一百三十六多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主卧和厅都朝南，宽敞明亮，两个辅卧朝北；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阳台；上下楼都有电梯。虽然四个人住，但人均也有三十多平方米。
小区中央有一条长长的小河，贯穿了大半个社区。它的西头是假山和人造瀑布群，小河的东端有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很大的观鱼台。河水清澈，鱼翔浅底。河水随着瀑布的开启，轻轻地，缓缓地由西向东流淌，滋润着两岸，让周围的的绿化枝繁叶茂，花红叶绿。
过了两年，我们有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孙女。儿子在马当路的马当小区买了一套两房一厅近九十平方米的房子。由于我们没有分家，所以有时他们过去住，有时我们老夫妻俩过去住，还有时大家都住在海洲丽园。总之，我们享受着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一晃，住在海洲丽园已经十五年了，我也早已成了古稀老人。空闲时间，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化板出神。心想：一般说来，住房是人生的一个轨迹，也是生活水准的集中反映。从小娘滨弄五个人在七八平方米的亭子间窝居，到如今五个人住两套共计二百三十平米的高楼大厦，一套套房子，一次次搬家，就像一幕幕的电影，呈现在我的面前。
人间沧桑，来去匆匆，变化太大了。看看周围，像我这样生活上翻天覆地变化的人，像我这样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人，是绝对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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