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丨范文发：”上海户口“，让祖母牵肠挂肚

范文发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上海户口“

让祖母牵肠挂肚

作者：范文发

64岁的祖母

祖母牵挂的并不是她自己的户口，牵挂的是她孙子——我的“上海户口”。

四岁的我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从曾祖父算起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家世。从家谱看，我们是范文正公廿九代孙。范家在元末明初自苏州迁移至上海闵行浦江镇。浦东有范氏祠堂。曾祖父范炎大，居虹口王家宅，现近新建路，父亲范富林也出生于此。曾祖父曾在长阳路保定路建造住宅多幢。后曾祖母率家族移居虹镇育才路，该宅在1937年毁于战火，内有道光三年上海县府颁发的贞节牌匾，表彰前辈范龙三生母楊氏二十九岁守寡、培育儿子成才的事迹。曾祖母育三子四女，长子范秉祥，次子范根桃，七子范顺福，均具有很好的技能。

上海开埠以来，西方科技传入，上海乃航道要冲。当时工匠分为“中国铜匠”与“外国铜匠”。中国铜匠系老式修配铜锁、焊接器皿一类的低端行业；外国铜匠则调试电器、修理机械属先进时髦工艺。当时学外国铜匠多为家底厚实见过世面的中产子弟。曾祖父与祖父三兄弟皆操此业。

1905年日俄战争在辽东爆发，旅顺百姓惨遭日军屠杀，战后仅存27人参预葬埋尸首。政府招募具备技术专长的上海“外国铜匠”去旅顺重建，18岁的祖父范根桃也在参加之列。1915年一战时，18岁的范顺福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修理枪械。他们都可以称之为上海第一代具备专长的技术人才。

祖母大名叫宋宝珠，于1888年出生在上海虹口宋家码头。其娘家与亲戚多居住兆丰路（今愚园路）。祖母告诉我，打小就熟悉兆丰花园（即中山公园）、静安寺、南京路外滩。所以祖母称得上是个上海通。我是她最小的孙子，我从小在她的真实故事中长大。

她告诉我：南京路啥辰光造起来的？是我头上还扎着两只羊角辫子的时候，亲眼见外滩围起来、大马路造起来——这话启迪了我，让我很快就懂得了各国列强在上海的发迹史。她告诉年幼的我：喝咖啡怕苦先摆块方糖，也可加牛奶，但不可以单独吃方糖、喝牛奶，被人家晓得就是没有教养。

祖母与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同龄

她说自己弟弟很早拥有一部外国脚踏车，一踏到马路上，都会引来路人驻足观望；但也有许多亲友是平民，都在工厂做工，天刚亮，嘴里塞着大饼油条就要赶路；那时没有钟，有时天阴晚起，迟到了就要扣罚工钿，有时时间判断不准，走到厂门口太早，还可以在厂门外打个盹——这也启迪了我，上海上只角与下只角的生活差距，也很快懂得了上海第一代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

祖母在湖丝站做过事，由于她的聪明勤奋，很快提升到主管，也负责收购蚕茧，每年秋天蚕茧上市，她便在上海周边乡镇穿梭。当地的风土人情接触过不少。我记得儿时唱歌，有一句“(地主)柜里绫罗绸缎、桌上鱼肉荤腥”的唱词，祖母听了纠正我：也不都是这样。我出去收茧时住过不少地主家，穿着很普通，也打补丁，吃得更省，哪能时常见鱼肉？荷包蛋也舍不得煎，打一只鸡蛋炖碗汤，一桌子人喝——这也很真实地让我知道了当时江浙一带的生活水准。

祖母命苦。她十八岁结婚，廿一岁守寡。祖父范根桃与祖母同岁，他婚后三年，得了一场伤寒，高热烧得透不过气来，亲戚们不懂科学不去张罗求医，只是拿尿盆、马桶套在他的头上，用臭气熏。于是误了病症。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是襁褓中四个月大的婴儿。

祖母与七岁的父亲

祖父有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二。他去世后，祖母在家中要面对大家庭中的大伯小叔小姑子，在外面又要忍受年轻守寡招来的闲言碎语，她的日子自然很难过。她要强，具体的细节不曾讲过，她的侄女(我的堂姑妈)说过一件事，倒使我一直记住：祖母曾被小姑子一把头发拖到弄堂口，不许她回家——这多少可以反映祖母当时的处境。她整日在外做事，父亲则拉扯着曾祖母的衣襟，跟前跑后；失去父爱的童年，父亲总忘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骑在他的小爷叔肩膀上，拥挤着去外滩看放烟火，也许这是他儿时最为兴高采烈的一桩事。

祖母用剿丝厂做事的收入将父亲拉扯大，四十五岁上才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六个孙子孙囡断了奶都跟着祖母睡。她对六个孙子孙囡宝贝得有点过分，一旦听见有谁评论六个孙子孙囡哪一个长得好哪一个长得不好时，祖母便愤愤然：不要比不要比，我的六个孙子孙囡都长得开眼开眉个个好，用不着比！大孙子儿时顽皮，当听到孙子与别人在弄堂口打架时，祖母急得来不及拐到门口出去，而是从窗口跳出去！那时祖母已年近七旬了。事后，父亲说笑道：为了保护孙子，咱娘成了飞檐走壁的侠客了！

我们孙辈与祖母感情深厚。

祖母是大人家出身。印象最深的是，她屡屡用远房亲戚倪家孃孃处世不惊、坚毅刚强的例子教导我们：解放前，倪家孃孃的先生开过几家戏院，被告成盘剥戏子的罪魁祸首，被抓进监牢。原本说已经没事了要放人的，不料有一日，倪家孃孃正在机器前摇织毛衣。派出所来人通知她：先生已被枪毙。她惊得眼前发黑，但仍然用颤抖的双手将毛衣袖口缝合好。来人都吃惊于她的镇静，催促她交出子弹费。她在口袋里摸索了许久将钞票掏出来，并签了字。待人走后，她关上门后，才失声痛哭，直到悲伤得昏倒在沙发上……

家孃孃比作江姐、赵一曼一般来敬重。

市井生活

我深深懂得，祖母眼里的大上海，那可是中国城市化最完善的地方，凝聚着中国各地精华与世界先进文明。那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高贵而骄傲；那气宇轩昂的西装、那美人与服饰犹如玉盘植兰相看两不厌的款款旗袍、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连同那乡音乡情、吴侬软语都是香糯甜蜜地飘浮在你的鼻息间……

我是那么喜爱故乡上海。

而命运却屡屡将我与上海生生剥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那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与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简直是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一旦丢失了城市户口，不啻是一场人生灾难。

我7岁那年第一次离开上海，是全家跟随父亲去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家老小六口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将上海户口注销；更令人费解的是：连同自己住过十数载的石库门也拱手交给了房管所。祖母那年是68岁，也跟了全家一起去了西安。那时的小雁塔还像乡村一般。星期天，父亲便带着全家逛城。当时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祖母照样跟着我们一起串巷过街爬城墙。我那时年纪小，见祖母一人走在最后，生怕她会走丢，一边牵着她的手，一边喊着前面众人：不要走得这么快，祖母跟不上了！祖母笑着推我说：放心，我慢慢走好了，小孩子脚头轻好走快一点的。那时西安老房古街多，引起祖母的好奇心，东张西望的，一只石狮、一堵门墙都不放过。但我却紧紧地牵着祖母的手，不敢快走，担心祖母一个人要走丢！

一年后，祖母因水土不服，思乡更切。正好大姐家中无人，便回上海帮助照看三个重外孙。两年后，全家又从西安奔赴福建前线。1962年，海峡两岸战火欲起，我先回到上海。

那时上海的户籍已经严格。为了报进户口，整个暑假，年已古稀的祖母带着我一大早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等负责的民警上班。

1969年3月1日离开上海的乘车证与赴边疆的棉衣费收据

我记得民警对着门柱抽着烟：“上海本来人就多，大家都要来上海，上海怎么挤得下？”祖母指着我说：“迭个小囡本来就是上海人，户口是从上海迁出去的。”民警说：“户口已经迁出了，不是谁要回来就可以回来的。”祖母说：“我们又不是劳改犯人，刑满也得留在原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的，怎么就不可以回来？另外，还不是因为福州前线吃紧？”民警说：“福建是前线，难道上海就是后方？你知道有多少枪炮要打大上海，有多少敌机要来炸大上海？上海人都得往外疏散呢！”说得祖母哑口无言。

我人小，见到祖母说不过民警，心里只有干着急！

但是倔强的祖母还是天天一早就去候上班的民警，弄得民警很烦。于是，今天要你从原居住地打证明，明天要你叫福建单位写战备疏散情况。我们都一一照做。后来另一家逃难回来的薛阿姨户口报进了上海，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再与民警交涉则理直气壮了。不久，我的户口也报进了上海，乐得祖母跟左邻右舍罗嗦了好几遍！

我读高中时，母亲去福州照顾父亲，家里没人，祖母才来和我们同住。我那时同学朋友交往多，“文革”中大家都闲着，也不出门去闹事，一杯清茶，便山南海北地谈它一个下午。祖母静静地坐在旁边纳着鞋底，见我们笑，她也笑，问她听懂了吗？她摇头道：只是喜欢听年轻人讲话。我在我们居住的楼里算是知识分子了，于是，经常有人来央我写家信写入党申请写告状诉讼以至于调房启示等等，我一一照办，还耐心讲解。邻居们当着祖母的面夸奖我。祖母这时总会说这样的一句话：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其实这不但是赞同邻居的夸奖，她自己也是极婉转地在表扬我呢。

重新进入上海落下户口的经历，让我牢牢记住了：大城市户口是出去容易进来难的这条真理。本想这一回来，就如祖母所说的死活也要在上海了，谁知道事隔七年后，领袖一挥手，又要我离开上海去边疆。而这一去，不单单是取消了上海户口，取消了做城市人资格，而且是插队落户当农民，一辈子。祖母站在窗台前迷惘地自言自语：“难道一定要逼迫上海小囡离开上海去插队落户么？”继而绝望地自叹道：“为什么连自己世代居住的上海都不能留下，怎么就不让一家人好好团聚呢？”

我清晰地记得去控江派出所迁户口的情景。只见民警将户口薄翻到有我名字的这一页，高高举起手中的红印章，带着郑重的神态两眼望着我，在那一瞬间看我是不是还会反悔？随后手中的红印章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名字上。这短短数秒钟，就开除了我的上海籍贯，将故乡的孩子推出了上海的大门。

这一推就是四十年！

户口的迁出，在家里引起过一场震动。祖母抑制着悲伤对我说：“好不容易从外地回到上海，又要到这么远的天边去当农民。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今后靠种地怎么能够养活你自己？”

户口迁出后，街道就上门敲锣打鼓贴喜报欢送我，祖母端坐着一声不响；待人走后，祖母随后将门上的喜报揭下来撕掉了。我们十分敬佩祖母的胆量，当时革命行动再厉害也是奈何不得八十岁老祖母的；有了祖母作榜样，我面对学校工宣队送来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的袖章时，断然拒绝道：“我都要下乡种地了，哪有功夫再当红卫兵？”

祖母原本手脚勤俭、思路清晰，一刻不愿闲着。除了用零碎布头给我们轮番做鞋外，姐姐们经常拿来缠乱的绒线、难拆的毛衣，祖母都极有耐心的一一理清。上下三层的邻居，大人上班走了，叫上学的孩子钥锁全放在祖母处，十几把钥锁祖母能做到紊丝不乱。连我的同学朋友，祖母也能叫出名字来。但由于我吊销了上海户口，让祖母担心我一辈子都回不来了，急火攻心，病倒了很长一段时日。

从前的上海南京路

插队落户第一年国庆。父亲来信说祖母咳嗽厉害，若能回家最好，祖母也是看一年少一年了。但苦于边疆搞战备，大队党支部说要上海出证明，证明祖母有病才能放人。正当上海居委会在出证明时，祖母的病却好了。她怕居委会来调查，没病也躺在床上。国庆节晚上放烟火，大家都跑到晒台上看。父母知道祖母喜欢热闹，就让祖母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看，祖母不愿意：她怕被革命群众发觉，落得个因小失大——使自己的孙子不能回到上海的家。谁知如此良苦用心，大队党支部仍不同意。真正让祖母望眼欲穿！

我便特地上县城去拍了张相片寄给祖母。第二年我参加了工作，我从第一个月廿七元工资中省出三元钱寄给了祖母。待我一年后返家才发现，祖母把这三元钱和我那张相片全包在她的手帕里，随身带着，逢人就拿出来……

两年后的冬天我终于第一次回到上海探亲。屁股还没坐热，居委会来人要求我马上报临时户口，否则成了三无闲杂人员就要遣送出上海；本来一家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被“报临时户口”搅得没了兴致。元宵节还没过，街道又来了调查户口的，说知青要按时返乡搞春耕生产，否则父母都要进学习班进行强制学习。祖母慢条斯理地对来人说：“我孙子是的的刮刮上海人；我们世代也是上海本地人；你们要调查请到社会上去调查，来家里调查我们恕不接待。”恼得来人十分生气：“这个老太太如此嚣张，查查她是什么阶级出身！”

母亲知道我们出身的“卑微”，赶忙赔笑脸说好话。在母亲还没“学习”之前，我就知趣地返回了东北。临走，祖母送我到楼下。祖母说：“户口还是想办法要回来啊。没有户口，被人赶来撵去，上海人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可当时户口想回上海，真正是比登天还难。

此后，我的户口一直是祖母的一块心病。当时上海的食品、服装等轻纺产品全国一流。探亲回来，东北朝鲜族老乡央你买条“前门”、“飞马”香烟或扯身的确良卡其，都得由家里人省下票券。因为是凭户口计划供应的。东北人不知道，以为你是上海人，就托你带这带那，可你没上海户口，什么也得不到上海的供应。祖母带头将她那份票证支援我，她知道孙子在异乡客地的不易。她无奈地对我说：“你现在不是上海人，又不是朝鲜人，算是哪个地方人？”

尽管如此，我们对着东北老乡还是自称“阿拉上海人”。

自称“阿拉上海人”的户口，随着天南地北的飘泊，度过了整整四十载：从上海到山村，从公社到珲春，从延吉到长春，从南昌到珠海，从杭州到上海……这四十年梦回魂绕般地挂念着故土，一直没能忘却心中的上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住过的家

记得在农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睡在炕上做过一个梦：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和一群上海知青站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黑幽幽的峡谷，连结峡谷两头的是悬挂在半空中的一根独木桥。冥冥中我们似乎已经心领神会：谁要是有胆量走过这根独木桥，到达对面的悬崖峭壁，谁就能够携户口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人人胆颤心惊，却又蠢蠢欲动。心中只有一个情结：拼死拼活，也要回到上海去！于是，有人先上了独木桥，接着一声惨叫跌入峡谷；众人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轮到我上独木桥了，我仿佛是在走钢丝，手脚麻木得不听使唤，在左右摇晃天旋地转中，也是一声惨叫将我惊醒，吓出一身的冷汗！

如此清晰的恶梦，因为带有死里逃生凤凰涅槃般的一丝希望，故经久不忘也难以忘记。

知青中最先能够回上海的是病退或者是伤残。我们大队有个上海知青小郎，一下农村就得了红斑狼疮，经批准允许她携户口一起转回上海；金塘一知青发了神经病、九沙坪二知青被枪弹误伤致残，均被批准回上海。我常常换位思考：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上海的户口，值或不值？当时还真难下判断。

不久我参加了工作，户口也迁到了城镇。有几次，在我要回东北的时候，祖母将新做的一双鞋同着孙辈给她的糖果省下来塞进了我的旅行袋中，我到了珲春才发现。祖母默默地关心着我这个远离亲人的孙儿。

1973年秋天。在我探亲结束要回去的那个傍晚，祖母破天荒地送我出了大门口。她望着我许久，说:“记得伐？那年你从福州回来，为了一只上海户口，我领着你在派出所门口不知道等了多少回。”

我点着头，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怎么会忘记掉？

祖母感慨道：“可是你的上海户口却又没有了。现在，我想帮忙都帮不动了。”她喃喃自语道：“下次你回来大概要见不到我了。”

我却轻松地回答:“怎么会呢？眼睛一眨我又回来了。”

祖母怔怔然：“你没有上海户口，就是回来也是临时的。” 她摇着头重复道：“下次你再回来，是要看不见我了……”

又谁知道，这一次倒是给祖母言中了。在她病重之际，大家张罗着要送她去医院，她说：我没劳保，还是省下钱能让阿发回来一趟……1974年8月11日清晨，祖母突然言清目亮。众人告诉祖母：去打电报叫阿发回来了！祖母十分清晰地回答说：不要叫阿发来了，路途这么遥远，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呢？他没有了上海户口啊！那年我咳嗽生病想让他回来一趟祖孙见见面，乡下领导都不批准，还批评他呢。不要叫他来了，来一趟还要花很多钞票，不要来了……

这是祖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留给我的。致使我与祖母的心灵一直存在着某种感应。

1974年，县委宣传部顾群益由于是独子，按政策可以办回上海。临行前，小顾将他穿戴了五、六年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送给了我。我心里却闪过一丝悲凉：什么时候也能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像接力赛似的传给他人？

这一等等到大学毕业回南方，在大连工作的知青丁宝康帮我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登船的那一刻，我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都脱下来留给了小丁。虽然我没有进上海，但是，我回到了南方，上海可就在南方啊！

随着上海的开放，浦东大批招人，很多我认识的上海知青纷纷联系调往上海。当时我也拿到了商调函（因为不安排住房便放弃了）。我的大学同学温玉杰都搞不明白：“你们上海人都咋的了？珠海这地方多好，怎么老是说要回上海回上海，难道上海有金银财宝等着你去装啊？”

是的，我也没明白。在东北时回上海主要是想念父母家人，想吃大米饭；现如今，祖母过世，父母过世，吃大米饭也已不成问题；论环境，难道不喜欢珠海的蓝天绿草却留恋当时浑浊的黄浦江腥臭的苏州河？这户籍制度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完全不能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旦废除了户籍制度，人们的创造性和活力将会进一步迸发，进而创造出比现在多得多的社会财富……然而我却仍然死抱着旧制度要上海户口不放。

那为的是什么？

冥冥之中确实有一股亲情在呼唤着我、骨子里有一股文脉在寻找着我，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让我一直在等待。后来我到了杭州，杭州就在上海旁边，且风俗人情相仿。我为公司的管理层中的外地人都办好了杭州户口。老板宋卫平问我：你自己怎么不办？我没回答，心里却是在说，这里还不是我的故乡。

当我决定将户口迁回上海时，珠海朋友劝我：港珠澳大桥马上贯通，据说珠海将和香港澳门连成一体，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你如今老都老了，还迁什么户口啊？为的是小孩读书啊还是自己的发展啊？现如今人们均以拿北美绿卡、留澳洲居住为上策，你还一心一意要上海户口，土不土啊？

难道我仅仅是为了那高贵而骄傲的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为了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还是留恋那香糯甜蜜地飘浮在鼻息间的乡音乡情、吴侬软语？

我的思绪真正是说不清、理还乱。

为报上海户口，我去寻找四十年前的控江派出所，取当时的原籍证明。谁知原来二层楼的小矮房已被拆掉全部建了大楼，几经询问无着落；跑到杨浦公安分局，方知控江派出所已经搬迁过4次。我赶到水丰路松花江路口的派出所，当我从民警手中接过四十年前的那张户籍登记表查看，虽然发黄的纸上的蓝墨水字迹已经淡化，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我家的老住址、我的祖母名字宋宝珠、1888年11月13日、籍贯上海……

祖母的户籍登记表

我的思绪突然飞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我的祖母在念念不忘孙儿的户口是否会回到故乡上海？今天，我可以告慰祖母了：是你远在天边的孙儿，在阅尽人间的苍桑变化、满头青丝成了斑斑白发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您的身边。

初回上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跑遍了我童年少年时期在上海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地方：将一部25路电车从头乘到尾，期间可以见到我的出生地石库门、从小喜欢的外白渡桥外滩；一条浸润着墨浓书香的福州路来回地走了两遍；我还特地到倪家孃孃的老房子前驻足良久；急急地拜访母校控江中学、同济附中及上海少年宫；特地赶到南翔品尝小笼馒头、提前预订“红房子”正宗的法式西餐；从黄牛手中得到了上海音乐厅的紧俏票以一睹曹鹏指挥、俞丽拿演奏的风采；我还没忘记重温儿时听惯了的评弹琵琶声、申曲紫竹调。

最重要的是拜访了我出生地的房子。经得住户同意（房间不便于进入），便登上了儿时的活动天地——晒台：在那里与小伙伴捉迷藏、打玻璃球，在水泥地上画上格子玩“造房子”。老祖母喜欢花草，总是将晒台四周摆得花团锦簇，印象最深的是满墙的牵牛花，一直爬到头顶的铁架上。

忘不了那些个清晨，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只留下我与祖母一人一只小板凳坐在牵牛花下。祖母炒了一碗葱油饭，碗底藏着一只荷包蛋。祖孙二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早餐。那时我也就三、四岁的样子，老是用小手指着碗口问：“荷包蛋还不出来？荷包蛋还不出来？”祖母哄我说：“大口大口的吃饭，荷包蛋就出来了。”于是，有了荷包蛋的期待，我的早餐总是吃得又多又快。

也忘不了每个午后，祖母总要让我睡觉。有时熟睡中被吵闹声惊醒，我皱着小脸浑身的不舒坦。这时，祖母总是抱我坐在牵牛花下，对着楼下的弄堂口唱着自编的歌：“小耳朵，竖起来，听一听：赤豆糖粥来没来？看一看：桂花糖粥挑进来；买一碗，孙儿尝，喷香喷香好吃来。”

祖母那一声高一声低的旋律唱得我小脸渐渐地舒展开来……

于是，我不能不再一次来到祖母墓碑前向她表白：我有上海户口了，祖母，这下您该放一百个心了：从此，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年累月地呆在上海，再也不会有人来赶我再也不会有人来撵我了；我终于可以迈着熟悉的步子心安理得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了。

重归故里，我已是年愈花甲。然而，记忆中儿时您亲手种下的满墙的牵牛花，还依稀在我的脑海中淡淡地绽放；您自编自唱的那首解馋的糖粥歌，还能在我的心里浅浅的吟唱……

祖父母在苏州东山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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