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今天丨外滩公园"华人不得入内"画上句号
【历史上的今天】
1928年7月1日
上海外滩公园向国人开放
1928年7月1日，上海外滩公园正式向国人开放。上海的租界管理当局迫于压力，上月在纳税西人会上通过了向中国人开放上海外滩公园的提案，从7月1日起开始实行。从1868年外滩公园建成到1928年准许中国人入园，前后共经历了60年。
电视剧里的那块牌子
原题
外滩公园“华人不得入内”
事件始末
作者不详
上海史上最牵动国人感情的，莫如公共花园（外滩公园、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学界已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加以考证，不过仍有一些未尽之处。
1885年租界工部局公共花园规则第一条是“脚踏车与犬不得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不得入内”，也即整套规则中分别含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内容，但没有连写，并无意写华人是狗。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叙述最为准确：“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目前整理出来的许多知名人士回忆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一个完整句子，与档案不符，不少学者认为是事后建构出来的“记忆”。对此事如何解释，学界仍有争论。
有学者认为，1903年的周作人日记“犬与华人不准入”可视为木牌存在的最关键证据，不过这位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周作人日记中说的是从高昌庙到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刘绪源指出：“这一来一去，都是在十六铺往南的线路上走”“怎么也不会绕到十六铺以北的外滩黄浦公园这一带来。”刘绪源这个论证非常有力，也即周作人经过的公园并非公共花园（黄浦公园）。日记只证明当时从高昌庙（上海县城大南门外）到十六铺之间某个公园曾有这样的木牌，但不能证明黄浦外滩公园也有同样的牌示。
周作人1903年日记
这个明言歧视华人的公园，从周作人的行走路线判断，应该位于法租界或其周边，不可能途经外白渡桥边的公共花园，但不是外滩公园。当时在华西人歧视华人，为不争的事实，不必否认，但除极个别汉学家外，他们几乎都不懂中文，就算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洋行职员也同样如此，所以才极度依赖华人买办。他们能否写出“犬与华人不准入”这样的中文牌子尚有疑问。
另一方面，西方人将狗视作伙伴和宠物，西方文化中狗并无汉语中所含的强烈贬义。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有很大可能是法租界里面的越南（安南）人所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原来并无本国文字，读书都是学习汉文，这些越南人若曾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怀恨在心，有意将游园规则简化为“狗与华人不准入”一句话，可满足其报复华人的心理。
据1900年《申报》报道，因发生义和团乱事，法国先后两次调越南士兵800多人到上海法租界，次年事定之后调走。不排除在他们驻扎上海期间曾代法国人书写中文告示牌，到1903年被周作人看到。
早在1881年4月，颜永京、唐廷桂等8名华人已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内。4月27日，《申报》刊出报道称：“前闻有华人具禀于英工部局，请准令华人入外国公家花园游赏。乃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内言敝园地本狭隘，不能容众，且管园之巡捕深知规矩，凡遇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赏而巡捕不为放入，本局亦深以为歉云云。”文中的“熊经园”，估计是颜永京英文名Yung-kiung Yen的回译，“熊”字在上海话中发音与Yung十分相似。
唐廷桂
1885年11月25日，唐廷桂领衔再次致信工部局，除重申4年前的抗议外，也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工部局向华人发放入园证，每周安排两三天允许“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这个折衷方案，目的是消除工部局对一些行为不检的华人的担心，从今人眼光看来，也含有自居“高等华人”的意味，这是当时环境的产物。
在递交抗议信后不久，工部局采纳了发放入园证的建议，华人终于可以游园，结果《申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华人在园内摘花的事件，反过来也证明西人的担心并非无因。工部局为此十分头痛，不久在苏州河南岸新建一个“华人公园”，公共花园仍由外国人专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签名的顺序是：唐茂枝（广东香山）、谭同兴（广东开平）、陈咏南（广东）、李秋坪（广东香山）、吴虹玉（江苏阳湖）、唐景星（广东香山）、颜永京（福建厦门）、陈辉庭（广东新会）。此前研究此案的学者都不清楚陈咏南是何方神圣。经查考《申报》，陈咏南本名陈德薰，广东人，陈善昌茶栈老板、广肇公所发起人，曾任高易筹赈公所负责人，为河南、两广救灾筹募巨款，又兼任仁济善堂董事，是与经元善、谢家福并称的义赈领袖。也就是说，参与抗议的8人中有6个广东人。熊月之说“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唐廷桂约从1873起到1897年去世，一直都是广肇公所首董。1880年代这场抗议运动的灵魂人物，非唐廷桂莫属。
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暧出面交涉，租界工部局终作让步，由租界公共华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可带4人，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游园证183张，全年入园华人7百多人。这段历史证明：在一段时间内，租界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许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的，而能入公园的华人，也是在华人界引以为傲的象征。
1890年情况开始恶化。一是入园的华人比以前大为增多，小小公园人满为患，影响了外国人游园的兴致；二是华人在公园里出现一些不雅的现象，有人随意摘采鲜花，践踏草坪，有人独坐一长凳，不肯与人同坐；三是有人在游园券是弄虚做假，使用过期的游园券再拿来用。于是，租界工部局在苏州河南岸另建一新公园给华人，宜称华人公园，以应付华人，同时严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此后，一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后禁令取消，才再次允许华人入园。
附带指出，禁止华人入内，不止是外滩公园。其他租界公园，包括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场所，在1928年以前都是禁止华人入内的。
日裔学者Kaori Abe研究了唐廷桂在上海充当华人与英美势力“媒介”的大量活动，称之为“条约口岸的媒介精英”。唐廷桂精通英文，早年曾充法庭、海关翻译，对西方法律有一定了解，在美国、香港、天津、上海经商多年，富有与东西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实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东西方媒介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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