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小二黑结婚》原型是一出冤杀惨案
原题
《小二黑结婚》
原型是怎样一起惨案?
作者：杜兴
来源：《国家历史》
导读：
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却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就的乡村爱情悲剧，最终却在作家笔下演变成一出喜剧。想不到吧？
1943年阴历三月十七日，天刚亮，山西左权县横岭村农民岳三喜就起床了。他打算赶牛去种谷子。走到离家不到20步的牛圈，发现圈棚横梁上吊着一个人，冰凉僵硬，翻过来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弟弟岳冬至！
岳冬至出生在冬至日，当年18岁，年初刚当选为民兵队长，中等个，相貌堂堂。认识他的村民都知道他生性活泼开朗，这样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突然在牛圈上吊“自杀”呢？
意外身亡
惊痛之余，人们很快反应过来：岳冬至虽然脖子上套着麻绳，但却跪在牛粪上，因为横梁离地不到五尺，还没有人高。既然腿都伸不直，那么上吊“自杀”显然是个假象。很可能岳冬至是被人杀死后吊在这里的。可是，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怀疑的目光，渐渐聚焦到了横岭村的干部身上。就在岳冬至死的前一天傍晚，他被叫到村公所“开会”，一夜未归。而第二天早上，人就死了。岳家的人立即将尸体抬到村长石献瑛家。可是，石献瑛否认与自己有关。为了查明真相，岳冬至的叔叔去找“官府”报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4个月后，中共冀豫晋省委员会和一二九师师部，根据中共中央开辟太行山为依托的根据地的指示，进驻山西辽县河头村。其后，从县委、区委到党支部，中共的组织逐步建立并完善。作为开辟比较早的太行山根据地十县之一，采用“打进去”和“改造过来”等方式，到1939年底，辽县基层政权全部得到改造，握在共产党手里，辽县成为典型并受到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表彰。1942年，为纪念在反日军围剿中牺牲的八路军将领左权，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接到报案，左权县公安局指派侦查员赵晋鏖带着法医赶到横岭村。检验尸体发现，岳冬至全身出现尸斑，头部无伤，两眼闭合，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没有充血现象，其它部位未见异常。据此分析，排除了岳冬至上吊自杀的可能。
就在赵晋鏖思考岳冬至到底因何而死的时候，村长石献瑛托人说合，想私了此事——由村干部负责买棺木、衣服，并负担一切丧葬费用。
“私了可以，但得说清楚”。为了尽早破案，赵晋鏖假意应允。
50多年后，他在接受山西作家一丁访问时回忆，石献瑛当时是这样讲述岳冬至之死的：三月十六下午，因有敌情，上级通知村干部们去高峪开会，而岳冬至没去。“我们怀疑他乘我们不在时又去了智英贤家，所以在返村的路上，我们就商量要开岳冬至的会。原想斗争他一顿，捆他一绳就算了，可他在会上始终不承认，我们捆他时，他不让捆，就厮打起来。厮打中史虎山在他裤裆踢了两脚，大概踢到蛋上，他就躺下了。原以为他在装假，后来一试，他口中没气了，我们都害怕了。我才让他们把岳冬至的尸体吊到他家的牛圈里，说他是上吊死的。”
智英贤，横岭村妇女主任，时年18岁。在横岭村，模样俊俏的智英贤是众多男青年的追求对象，这其中就包括了岳冬至。即便是岳冬至追求智英贤，石献瑛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斗争”他，以至于将他打死呢？
争风吃醋？
一份当年山西左权县政府刑庭签发的刑事判决书还原了部分事实。这份判决书手写油印，末尾有县长、书记的姓名和印章，盖有左权县政府方形红印。
判决书显示，参与殴打岳冬至的共有四个人：21岁的村长石献瑛，不满18岁的青年部长史虎山，25岁的救联会主席石羊锁以及20岁的救联会副主席王天保。
大致过程也与石献瑛讲述相去不远：先是石献瑛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住岳冬至，送往村公所。岳被捆住后，躺在地下不动。“岳冬至不服从调动，岳冬至也不接受斗争”，于是，王天保拿起木杠殴打其脊背，史虎山又拿木杠殴打脊背屁股等处。“史虎山不防一脚提到其肾囊上，因而致命。”
至于这些村干部为何要殴打岳冬至，判决书上写到，是因为青年部长史虎山，“与岳冬至争风嫖娼，怀恨在心”。判决书上所写的“争风嫖娼”，实际上就是岳冬至与史虎山两人同时喜欢上了智英贤。
经过审理，刑庭认为，“查该史虎山与岳冬至因争风嫖娼结下仇恨，此次踢死岳冬至本应偿命。惟以踢死岳冬至之原因是初而殴打，继而不防一脚踢死。并非立意要致命冬至于死。且该犯年未满18周岁，尚未成年，依法应减轻，故从宽处理免于判处死刑，以冀自新。王天保伤害他人身体应以伤害论罪，石献英、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打岳冬至应以渎职论罪。”
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史虎山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岳冬至死后占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入狱后不久，日军进攻根据地，四人被转押到武乡县一座煤窑的矿井里。一年后，又因局势动荡，四人一并被释放。回家没几天，史虎山病故。2005年，最后一位当事人石献瑛去世。
有妇之夫
尽管被法庭认定是一起因争风吃醋而引发的命案，并得到了轻判。但当事人却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斗争”岳冬至并没有什么过错，而是维护革命队伍纯洁和乡村道德的正当举动。
有志撰写村史的横岭村农民曹文生，在石献瑛生前，曾经对他进行过访问。根据当事人和一些当事人后辈的说法，村干部“斗争”的理由是，岳冬至当时已经有了童养媳，而智英贤也定了娃娃亲，“有家的人，你们还混在一起，作风不好，斗！”所以，这个批斗会，是挟带私恨的公斗。
横岭村位于左权县东部，太行山中段西侧，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邢台和武安。薄地深山，封闭而贫穷。《左权县志》记载，当时的左权，和其他地方一样，买卖婚姻盛行，而且女人的婚价随年龄增长，儿子大了娶不起媳妇，女儿则提早出嫁或者当童养媳屡见不鲜。据英国人柯鲁克的调查，同在太行山脚下，离横岭村不远的武安县十里店村的穷人家，多借童养媳的方式娶妻。
尽管从法律上讲，这些行为都不被认可，但在偏远的乡村，“童养媳”和“娃娃亲”还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现实而被广泛承认，并被纳入到乡村的道德系统当中。尤其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控制薄弱的地方，这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大约在17岁的时候，岳冬至的父母也给他买了个不足12岁的童养媳。村里的一些老人早年曾提到，“不知道小媳妇的名字是啥，冬至叫她 ‘好黑的’”。也就是说，岳冬至对这个媳妇并不满意。按照地方习俗，不管岳冬至满意不满意，这是父母之命，再过几年，等小媳妇大一点，就该正式完婚。而智英贤更是年幼时，就被父亲以200块大洋的身价，许给祖籍河北武安县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那家男人大她30多岁，就等着完婚。
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有夫之妇”，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鬼混”在一起，自然引发了不少非议和嫉恨。
自由之果
实际上，这种境况，随着共产党组织在乡村的掌权，已经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诸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新鲜名词，开始慢慢在封闭的村庄流行开来。早在1931年，红军还在江西时，就通过了《暂行婚姻条例决议》，其中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不但对于买卖婚姻，关于结婚和离婚，《条例》也都支持男女平等，一切自由。
“救联会”、“妇联会”、“青年部”、“民兵队”……各类组织纷纷成立。
原来的“社首”、保长改名为村长，党团支部逐渐取代了宗族会的功能，而一拨20岁上下的青年人，成了村庄最有劲头的掌权者。而他们，也往往是“婚姻自由”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岳冬至和智英贤作为横岭村的青年骨干，自然也是这股风潮的领潮人。但“婚姻自由”在现实中实行起来，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除了要对抗乡村中久已形成的道德习惯，更重要的是，“婚姻自由”对乡村家庭稳定的冲击，已经成为它本身得以实现的阻力。
早在《暂行婚姻条例》试行的三年里，根据调查，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口就离婚的“流氓自由”等不正常的婚姻现象。“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金钱、性乱、草率、欺骗仍在影响着现实存在的婚姻，使红色区域的婚姻和性行为几乎处于失控的危险中”。
据学者朱晓东研究分析，更重要的是，翻身作主的男性贫农们忽然发觉，自己身边的老婆正受惠于离婚自由，“革命”的家庭正在走向分崩离析。例如，中共干部张怀万在他撰写的1930年报告中提及，“一般农民（对离婚绝对自由）大生恐惧”，有的是出于传统观念而心生不满，更多的则是担心失去老婆和劳动力，“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因此他们“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有的地方出现成年男子起来反抗的危机苗头。甚至一些原与红军士兵订了婚的女子，“现在多废了约”。在当时的根据地，妇女靠纺织所赚的钱有时超过男人的种地所得，于是妇女凭借经济实力，敢于提出离婚。
面对革命主力军——农民的不满，1934年，苏区颁布的《婚姻法》对《暂行婚姻条例》做出了一些修改：首先，增加了“凡男女实行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同时，删掉了“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即行离婚” 这句话，从“离婚的绝对自由”退回到“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下列举了离婚条件，在策略上对农民的让步。
1940年，也就是岳冬至的父母给他买小媳妇的时候，《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颁布，在明确不能妨碍婚姻自由的同时，还列了9项离婚条件，规定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才可诉诸离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撇开这些条件，对于已经构成的“事实婚姻”，是否买卖似乎已不是分裂的必然条件。
严肃男女关系
法律转型的同时，作为重要舆论力量的宣传口号也开始转变。著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记述道：“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
1940年至1942年左右，许多文件、资料和法令中都开始大量地谈论爱情和幸福的“慎重”。同一时期，蔡畅、浦安修等妇女干部，也以“家庭和睦”口号换掉了“婚姻自由”。
1941年，也就是岳冬至和智英贤开始相恋的前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在“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一文中，将“严肃的男女关系”作为条例的基本精神。
于是，作为封闭的乡村中主张“婚姻自由”的青年骨干，岳冬至和智英贤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一方面他们是主张推翻旧道德，建立新型婚姻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又是身背着“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恶名的“流氓”。
岳冬至和智英贤不得不将恋情从公开转至地下，他们频频暗中约会，试图躲过舆论的非议，但这样做的结果，则是给了其他身无瑕疵的积极青年们以更多的口实。
殴打岳冬至的石献瑛、王天保、史虎山等人也同样都是横岭村的青年骨干，其中村长石献瑛在16岁时，就秘密的加入了共产党。而他同样也是村里“婚姻自由”和“正当风气”的双重维护者。在这样的逻辑下，未曾婚配，同样还是抗日骨干的史虎山，就明显比已经“结婚”的岳冬至，更加与智英贤般配。
1943年阴历三月十六日下午，岳冬至在出现敌情的状况下，没有去开会，反而“又去了智英贤家”，这让积极青年们更加不满，于是，岳冬至就被理所应当的捆绑到村公所，就这样，一个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青年”，在那里因“乱搞男女关系”，在夜晚被踢死，“吊”在冰冷的牛圈里。
理想的差距
就在侦查员赵晋鏖赶到横岭村的同时，正在中共北方局党校（驻在左权县）调研的作家赵树理，也第一时间赶到，亲自听取审讯，并在村里住了20 多天。他以这个案子为基础，把，写出了《小二黑结婚》。
小说中“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即是岳冬至和智英贤。“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而“小二黑”，“说到他的漂亮”，“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而且在反扫荡时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
他俩都属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好青年”。生动的人物形象，大部分符合原型，但结局却有所改动——“小二黑”没有死，而是最终冲破传统和家庭束缚，和“小芹”幸福的结合了。
一个月后，小说便脱稿，但因为涉及到“干部打死人”，会影响干群关系，出版时间一再拖延。赵树理于是将书稿给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主任浦安修。浦安修又把书稿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完书稿，批示说“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于是，这部小说出现了转机。
当时，新华书店发行文艺书籍一般以2000册为限，而这本书首次就印了两万册，次年3月又加印了两万册。而小说出版一年之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要为广大工农服务的思想。赵树理读后，逢人就说：“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创造观点。我的路走对了。”
从1920年后期开始创作、但一直籍籍无名的赵树理，因《小二黑结婚》迎来了人生的拐点。1946年，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为赵树理“定了调”，称他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次年7月，晋察鲁豫边区文联举行了赵树理作品座谈会，会末，时任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做了《像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发言，3个月后，该发言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自此，“赵树理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代名词。
“小二黑”也随着“赵树理方向”的走红成了“名人”。60多年之后，学者王晓明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已经冲破传统、顺利结婚，“成为新人的‘小二黑’，他如何继续成长？小说家赵树理，又如何接着讲‘小二黑’在1950年代的故事呢？”。事实上，赵树理“却不容易续写小二黑的形象了”。
自1966年起，赵树理屡被批判。新华社记者田培植、贾福的文章记述了他的最后时刻，1970年9月17日，“他又一次被揪到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这时，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坐在椅子上，连坐也坐不住了，又从椅子上滑倒在地下……”23日凌晨，离64岁生日仅差一天之时，饱受4年折磨的赵树理彻底闭上了眼睛。
尽管“小二黑”闻名全国，但岳冬至很快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在横岭村，除了这两年一直想搞“文化旅游开发”的村干部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小他3岁的村民康金全虽然健在，嘴里也只能吐出几个字：“冬至？不赖。”
岳冬至死后，智英贤并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情，迫不得已跟“娃娃亲”丈夫完婚，其后远走东北，再无音讯。她用过的一个漂亮的红花漆木镜匣，至今被村里的邻居收藏，擦去灰尘，鲜亮如故。
延伸阅读
《小二黑结婚》的幕后故事
作者：袁成亮
“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每当听到这熟悉的音调，相信看过评剧《小二黑结婚》的人眼前一定会浮现出小二黑与小芹这对有情人那富有青春朝气的身影。《小二黑结婚》是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从问世到被搬上银幕，其间的经历颇费周折，本文试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赵树理与《小二黑结婚》的创作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时任中共北方局调研室调研员的赵树理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农村，决心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年4月，他来到左权县调研，住在县政府所在村。
赵树理是个有心人，平时很注重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赵树理见他满脸愁容，少言寡语，料定他心里一定有什么抹不开的事，便上前主动和他攀谈起来。原来，房东这个亲戚是来县上告状的,说他的侄儿、民兵队长岳冬至被两个村干部以“乱搞男女关系”为名带去批斗，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吊死在牛棚里。村长和村秘书都说他是上吊自杀的，可是让人觉得蹊跷的是，死者的遗体虽然被吊在牛棚上，可腿还半跪在一堆牛粪上。很显然，岳冬至是被人害死的。
至于村长和村秘书为何要置他于死地，据这个亲戚说，侄儿与村里姑娘智英祥要好，而村长和村秘书都垂涎于智英祥的美色，常到她这儿来纠缠，但每次都被智英祥给顶了回去，他俩可能是迁怒于侄儿与智祥英谈恋爱才将侄儿害死的。听完此人的叙说，赵树理也感到岳冬至的死很可疑，尤其是当他听说19岁的岳冬至曾被抗日政府授予“特等射手”的称号，还在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击毙过两名日军，是当地有名的“抗日英雄”时，更是下决心非要将此案搞个水落石出不可。赵树理立即带着这位老乡到县司法、公安部门报案，还协助公安部门到村里进行调查，终使案情真相大白，原来，杀害岳冬至的凶手正是那两个村干部。
案子查清了，杀害岳冬至的凶手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赵树理决定将这个案件写成调查报告以供教育之用，并为此专门到村里了解群众对这件事的看法。
可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几乎村里每个人都认为村长和村秘书打死岳冬至犯了法固然不对，但岳冬至有了童养媳还与智英祥好，败坏了村里的风气，教训教训他也还是应该的。每每听到村民们的这些议论，赵树理心情总是十分沉重。
尽管边区政府不久前刚刚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妨害婚姻治罪法》，对婚姻自由做了明确规定，但要在婚姻问题上破除已沿袭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封建陈规，看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为了更好地宣传婚姻自由，破除农村中的陈规陋习，赵树理决定以这一案件为素材，创作一部反对封建礼教的小说，题目就叫《小二黑结婚》。
为了宣传婚姻自由的幸福美好，原本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一真实惨案在赵树理这里打个了弯，由悲剧变成了喜剧，有了个圆满的结局。小说描写的是：1942年，山西某抗日根据地的小山村里，民兵队长小二黑与同村姑娘于小芹相爱，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二黑的父亲二诸葛还私下里给二黑收了个童养媳；小芹的母亲三仙姑由于贪财，逼小芹嫁给吃喝嫖赌的吴广荣。一天夜里，二黑和小芹正在商量终身大事时，却被早已垂涎小芹的地痞金旺等捆住，借机陷害。幸得区长及时赶来，逮捕了一向欺压百姓的金旺，当众教育了二诸葛和三仙姑，并批准了小二黑和于小芹结婚，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赵树理用鲜活纯净、幽默风趣的语言，环环设扣的故事，将包办儿女婚姻的旧派人物和冲破牢笼的新生人物“写活”了。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与赵树理创作理念密不可分。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固然是很好，但“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他主张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来创作通俗化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正是他这种创作理念开出的美丽之花。
彭德怀与《小二黑结婚》的出版
《小二黑结婚》完稿后，赵树理将书稿交给了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杨献珍看了《小二黑结婚》后激动不已，他没想到赵树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么一部好作品。他立即将这部小说稿交到了时任北方局妇委会书记的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手里。
浦安修当时正在考虑要编一些宣传婚姻自主的材料，看了《小二黑结婚》后喜出望外，她对杨献珍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许多作家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作过很多生动的描写。但在他们笔下，主人公的命运是悲惨的，作品的情调也总是阴郁的。而《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却是全新的，看了作品，谁都会为小二黑、小芹的幸福结合而高兴，并对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产生强烈的向往之情。我认为《小二黑结婚》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许多作品中，是别开生面的一个杰作，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
随后，浦安修将这部小说推荐给彭德怀。平时不大看小说的彭德怀对《小二黑结婚》爱不释手，他还直接将稿子交给刚刚从新华日报社分离出来的新华书店，希望能尽快出版（当时新华书店主要任务就是出书）。可是，3个月过去了，却迟迟不见这部小说出版。赵树理到书店问了几次都不得要领。原来，新华书店负责人认为小说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干部写成新恶霸，担心出版后会给抗日根据地抹黑，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因而久久下不了出版的决心。赵树理一气之下便将稿子要了回去。
这么好的稿子为什么不能出？杨献珍这下坐不住了，他当即找到彭德怀“救急”。彭德怀得知杨献珍的来意，没多说什么，拿起笔在一张纸上为《小二黑结婚》题了字并落了款：“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彭德怀”题完后，他又对杨献珍和浦安修说：“我这个着眼于‘调查研究’的题词或许能起点作用。我不懂文艺，头一次这样‘班门弄斧’，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随后，他又让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将这幅题字送达新华书店。新华书店负责人见了彭德怀的条子，这才赶忙将书印了出来。或许是书店负责人心里仍然不踏实的缘故，在新出版的《小二黑结婚》的扉页上还特地印上了彭德怀为作品写的那句题词。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书刚上市，批评的文章就尾随而来，尤其是当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刊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称《小二黑结婚》只是简单地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小说内容过于庸俗化，不登大雅之堂，并指责小说作者不去宣传抗日大事情，尽写些儿女情长、没有什么意义的爱情婚姻琐事。
杨献珍看了这篇文章，气不打一处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浦安修也表示支持。但彭德怀却以不紧不慢的语调对他俩说：“你们不必为此事急于去打笔仗，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总会有人站出来讲公道话的。”彭德怀既有此话，杨献珍也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当他听到有人说《小二黑结婚》是“海派货色”时，还是禁不住拍案而起：“抗日英雄小二黑和妇救会积极分子小芹竟被污蔑成十里洋场的蝴蝶鸳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即上书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请求主持公道。邓小平为此在好几次会议上针对《小二黑结婚》的遭遇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错误的文艺观点，但这并没有消弭一些人对《小二黑结婚》的批评和攻击。倒是彭德怀对此显出一副颇有信心的样子，依然要杨献珍耐着性子等待“公论”。
电影《小二黑结婚》精彩片段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预见是很正确的。《小二黑结婚》出版不久，太行山的山庄窝铺、沟沟岔岔里都掀起了争读争念《小二黑结婚》的热潮。第一版连印2万册，仍供不应求，后又陆续印到4万册，其他根据地如山东、淮北、晋绥、冀中也纷纷翻印。蒲剧、中路梆子、秧歌剧等多种地方剧种也争相将《小二黑结婚》搬上了舞台，并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43年年底，彭德怀又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他的另一部小说《李有才板话》送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赵树理的小说以通俗见长，面向工农兵大众，自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特意向延安文艺界推荐了赵树理，并说：“太行山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与此同时，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也纷纷著文盛赞这两部小说的成功。著名作家孙犁也写专文评价赵树理，称赞“他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而在当时众多评论中，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的文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称《小二黑结婚》是“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在另一篇重量级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在谈到《小二黑结婚》时这样写道：“作者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的、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称赞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尤其是周扬的相关评论文章使一直为《小二黑结婚》奔走呼号的杨献珍兴奋异常，他拿着载有周扬文章的《长城》杂志，逢人便说：“这就是彭老总要我耐心等待的公论！”
《小二黑结婚》使赵树理一举成名，许多国际友人也慕名前来采访他。1947年，在河北武安县一个小山村，美国记者贝尔登采访了赵树理，还风趣地问道：“你拿了多少版税？”赵树理笑笑说：“我不收版税，我们是供给制，我写小说是为人民服务。”贝尔登在采访赵树理时，解放区人民对《小二黑结婚》的热情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
香港筹拍《小二黑结婚》之波折
《小二黑结婚》不仅在内地引起阅读热潮，而且在香港也很受欢迎。当年由香港华夏书店出版的《小二黑结婚》一经出版便购者如云，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推出了由作家毕来改编的快板书《小二黑结婚》。香港南方学院南方剧社还在港孔圣堂、红孩儿剧场公演了话剧《小二黑结婚》，一时间观众如云、座无虚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妇、章乃器夫妇、邓初民夫妇都前往观看。香港民众正是从《小二黑结婚》等相关作品中了解了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了争取自由的小二黑、小芹等新青年的全新生活。不过，若论起《小二黑结婚》在香港的境遇，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香港电影界顾而已和顾也鲁筹拍电影《小二黑结婚》所经历的曲折了。
1951年初，剧作家顾尔镡去香港探望哥哥、香港大光明影片公司老板、著名导演顾而已时，得知大光明影片公司正想拍一部反映现实题材具有现实意义的影片，便向他推荐《小二黑结婚》。顾而已看完小说后很是喜欢，便决定将其搬上银幕，自任导演。此前，顾而已曾导演了《水上人家》《野火春风》而受到好评，他相信《小二黑结婚》拍出来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顾而已是个说干就干的实干家，他当即委托已经回北京的演员欧阳予倩去找赵树理征求意见。有人要改编自己的小说，赵树理自然很是高兴，一口答应下来。剧本的改编任务则落到了刚刚完成《水上人家》的编剧、大光明影业公司编剧瞿白音身上。主要演员也确定了，由顾也鲁饰小二黑，陈娟娟饰小芹，孙景璐饰三仙姑，郑敏饰二诸葛。
编剧演员阵容确定，但接下来却出现了资金问题。正当大家被一个“钱”字弄得愁眉苦脸时，香港长城影片公司“雪中送炭”来了。原来，长城公司也看上了《小二黑结婚》，得知大光明公司有项目却没资金，便表示愿意与大光明合作拍摄这部影片，并达成初步协议：电影为“大光明”出品，国外归“长城”发行，国内归“大光明”发行。尽管如此，大光明公司当时却连50%的资金也出不起。情急之中，顾也鲁想到了自己的好友、香港“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董建华之父）。
董浩云平时就喜欢艺术，曾资助过许多艺术家，当他看了《小二黑结婚》小说后，十分欣赏，当即对顾也鲁表示：“你们的责任是拍好电影，资金由我解决！”
资金问题解决了，人们松了口气。然而，正当大家准备投拍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香港柯达公司却不愿将胶片卖给大光明公司。原来，港英当局规定，“不论哪家电影公司，如果拍解放区的故事，一律不准出售胶片”。不仅如此，香港的片场（摄影棚）也不能租给拍解放区故事的影片公司。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使大家一下子傻了眼。没有胶片、没有片场还拍什么电影呢？正当大家为此一筹莫展时，“长城”公司老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顾也鲁说：“我们可以去租拍粤语片的摄影场，他们管得没有那么严。”
顾也鲁于是依计而行，来到专拍粤语片的“大观片场”找到场主李化，并对他解释说：“《小二黑结婚》是个恋爱故事，我们拍的是国语片。”李化倒是很爽快，当即把片场租给“大光明”。柯达公司见顾也鲁将片场这样的大问题也解决了，便也放下心来，破例表示愿将胶片提供给大光明公司。
胶片问题解决了，片场也有了，剧组便投入了紧张的拍摄。李化偶尔也到片场看一看。一天，当他来到拍摄现场时，正逢剧组在拍小二黑和小芹被押到区政府的一场戏。当李化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像时，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说：“这儿拍电影不能挂毛主席像的，你们赶快拿下来！”在一旁的顾而已回答说：“不挂毛主席像，怎么能说明是解放区的区政府呢？”
“原来你们拍的是解放区的故事啊！”李化这才恍然大悟。但此时已是生米做成熟饭，由不得他了。李化只得要剧组多加小心，毕竟当时香港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要是此事被特务侦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的确，李化的担心并非多余。影片拍成后，就有特务来到“大光明”找顾也鲁，恶狠狠地说：“你们拍小二黑，当心脑袋搬家！”在屡屡受到特务的威胁后，为了安全起见，顾也鲁一行将“大光明”整个儿从香港搬到了上海。1951年10月27日，由香港“大光明”拍摄的影片《小二黑结婚》在北京公映，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小二黑结婚》在北京公映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小二黑结婚”热，各类表现“小二黑结婚”的文艺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尤以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小二黑结婚》影响最大。1962年，毛泽东调看了评剧《小二黑结婚》的影片后，称赞它“讲明理，通神韵”，对剧中三仙姑的饰演者赵丽蓉的表演更是赞赏有加。
他在接见新凤霞时还问：“一直跟在你身边的三仙姑怎么没来？”新凤霞说：“赵丽蓉觉得自己功底浅、文化水平不高，见了您也说不出个道道来，还须多多磨炼，让我代向您问个好。”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没想到，这个三仙姑还是一个谦虚的人呐，好，好！谦虚使人进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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