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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 陈敏：上海实习，和平饭店咖啡5角一杯令人狼狈
陈敏 ，1954年生，江西南昌人。1978年秋入读浙江大学光仪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退休前为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所属技术机构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在上二光的日子
寒假结束，已经是1982年的春天，我的大学生活进入了最后阶段。根据教学安排，最后一个学期就修“毕业设计”这一门课。我的理解，我们工科生的毕业设计就是去一个专业对口的工厂，参加工厂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提交一份设计文件，作为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我们光仪78安排毕业设计的人员分成二大块，大部分的同学在本校的实验工厂，由系里的老师带着搞课题和项目，另外一部分同学到上海的光学仪器工厂，由工厂的工程师带着搞课题和产品。
由于我认定毕业后是要到工厂工作的，所以还是希望利用毕业设计的机会打好一点基础，得到一些实践经验，在征求个人意见时，我就报名去上海工厂做“毕业设计”。
到上海进行毕业设计的同学分在3个单位， “上海光学仪器厂”的人数最多，另外一部分同学在“上海激光研究所”，我们这组人数最少，在“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都是我们小班的总共4人。
“上海第二光学仪器厂”，简称“上二光”，位于上海普陀区的枣阳路，在华东师范大学东面，华师大的正门在中山路上，有一个后门就在枣阳路上。从华师大的后门出来，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一段低矮的平房和菜地，就到上二光了。从我们的住地步行到上二光的厂区，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
华师大的校园还是蛮漂亮的，校园中有一片水面和湿地，亭台楼阁，与浙大校园教学楼对称排布的风格不同，显得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情趣。华师大学生中还有一些非汉族的学生，经常可以在校园中遇到，我们无法区分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同学还是外国留学生。
我们4人住在华师大的学生宿舍，被褥等住宿用品和生活用品都是自己从学校带过来的，只要有房间和床位就可以了。我们住在宿舍楼的一楼，4个人一间，宿舍里面有4张上下铺的床，一人一张床，上面放东西，下面睡觉，比我们在浙大居住得宽敞。
宿舍楼整个一楼几乎都是空的，只有少数几间房间有人住，也许和我们学校一样，这是专门供外地来的学生居住的宿舍楼，类似浙大的同济楼，就是给同济大学来杭州实习的学生居住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
在华师大，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学生证到校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篮球可以用学生证借，吃饭的饭菜票也是凭学生证购买，粮票是根据我们的定量带足了来的。我们早饭和晚饭在华师大学生食堂吃，华师大食堂也卖夜宵，中饭在二光厂的职工食堂吃。上海口味有点偏甜、偏淡，刚去的时候有点不习惯，还到街上买了一袋细盐，在食堂打来的菜里面撒上一点，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记忆中我们学校还给我们每人每天发了一定量的生活补贴，好像是每天5角钱？记不清了，这使得我们的经济比较宽裕。每人还有一张公交月票，包月票的6元钱是学校出的，月票是那种可以整个上海满城跑的，只要是按照数字编号的公交都可以乘坐，有时候我们到上光厂去串串门，去什么地方玩一玩，有这么一张月票，感觉很爽，记忆中还有晚上乘公交去曹家渡买夜宵的场景。
前两年出差去上海，特地到上二光所在的枣阳路去看看，枣阳路还是枣阳路，但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问一问上二光在哪里，路上的人直摇头，茫然不知，问到一个开店的老者，他笑一笑告诉我，原来的上二光就是此地，但已拆迁久矣。好在华师大还在，华师大的后门还开着，进去看看，几栋宿舍楼，依稀还是当年的样子。篮球场还在，当年我们4个人几乎每天下午晚饭前都要打一场篮球，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的球艺大长，回到学校与班上的同学打篮球，别人都惊呼，上海回来的打篮球太拼命了。
上二光厂区面积不大，由于是仪器厂，没有一般重工业工厂那样安装有吊车的大车间，工厂的布局就是一个院落的格局，正对着大门有两栋不高的楼房，就是工厂的主要厂房了，楼房大约3~4层楼。技术科室和办公室在院落侧面的另外一幢楼房里面。
工厂的员工大约有200人，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光学类的计量仪器，例如显微硬度计、工具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等产品。工厂设有技术科、检验科等技术科室。
我的指导老师姓周，我们称他周老师，技术科的工程师。他是我们的师兄，文革前光仪系毕业的，也是我们的带队庄老师的学生。周老师人长得白白净净的，稍有点胖，戴一副眼镜，典型的上海人的形象，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有点周润发的模样，因为我后来在电视剧中看到周润发，就感觉很像上二光的周老师，还都姓周，现在想想还蛮有意思的。
后来我们发现科里的其他工程师也称他为周老师，包括一些老工程师也这样叫，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合适，那个时候与现在不一样，现在见人就是张老师、李老师的，那个时候流行称“师傅”。
检验科有个工程师告诉我们，你们称周为老师，是不是以为我们也称他老师，没这回事！我们称周为“周老四”，因为他在家排行第四，大家一乐，周老师真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慢慢地我们熟悉了工厂的环境，也与技术科室的老师熟悉起来，除了技术上的一些请教以外，更多的是日常事情的交流，原来我对上海人有一些非正面的看法，比如小气啦，穿着喜欢甩派啦，通过与这些老师的接触，慢慢地改变了原有的一些看法，小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上海人的朴实。斤斤计较是为了过生活，那个时候有多艰苦呀，不省着花行吗？出门穿着比较讲究，是出于尊重别人，穿一身破烂衣裳见人，那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通过在上海将近半年的生活，也渐渐地了解了和接受了上海人的生活习俗，我记得学者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文章中叙述的一件事，文中说上海人比较节俭和算计，他们不仅仅自己在节俭和算计收益，还会把这种节俭和算计与他人分享。
为此余秋雨举了个例子，说是如果你问上海人到某地乘哪一路公交，他不仅会告诉你乘那一路公交，还会非常友善地告诉你，你去的地方在哪两个公交站点中间，如果你在前面一站下车，可以省下5分钱的车费。
我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了与余秋雨叙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在看到余秋雨文章的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余秋雨在用我的经历写作。
上海人还比较较真，比较讲究规矩，在工作上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后，到华师大校园外面散步。不经意就走到了附近长风公园门口，公园是不要门票的，我们说是进去走一走，没想到看门的老师傅不让我们进去，指着门口的告示牌：“赤膊和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我们说，我们没有赤膊和衣冠不整呀，他指着我们脚下，说是穿拖鞋属于衣冠不整，把我们气乐了。跟老师傅练了半天的嘴皮子，最后还是在我这个乡下人气息颇重的老知青的提议下，我们脱掉拖鞋，拎在手上，赤脚进入公园，这一下把看门的老师傅也逗乐了。
比较上海人，北京人就通融得多。
前些年，我带上高中的儿子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回家那天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抽出一点时间到天安门走一圈，看到很多人排队进毛主席纪念堂，儿子提议也要看一看。于是就排队吧，等快进门的时候，门岗要我们出示身份证，我跟他们说明情况，说身份证随行李寄存了，希望进去看看，门岗很通融的，就说了一句，下回记得带身份证啊。儿子没听懂门岗的潜台词，很失望地准备离开，我告诉儿子，门岗是让我们进去了，儿子听了，感觉非常诧异。这就是上海人和北京人的差异。
我们中午都是在工厂食堂吃饭，排队打饭，都是要用工厂饭菜票的，没有现在饭菜可以随便吃的自助餐。工厂的作息时间规定，中午连吃饭带休息半个小时，食堂场地不大，卖饭菜的食堂工作人员也较少，如果大家同时下班吃饭，势必造成拥挤，上海人聪明地把全厂的人员分成4拨，从11钟开始，每间隔10分钟有一拨人到食堂打饭、吃饭，把可能出现的拥挤通过巧妙的方法化解了。
想想我们在学校的三食堂打饭，同学经常因为拥挤和加塞发生班与班之间的“武斗”，还真的很好玩。
技术科配有一台机床，一位协助工程师工作的老师傅，老师傅很注意与工程师之间的关系，周老师要加工什么零件，工人师傅二话不说，严格照办，周老师说加工的零件有问题，师傅就会马上重来，没有一点抱怨。而这位老师傅对小徒工的管教却是非常严格的，经常告诫小徒工：要认真工作，“这是做生活呀”，意思我们这是赚饭吃呀，不可以马虎的。
可能由于上海是中国开埠最早的现代工业城市，那里的人较早地接受了认真干活，赚钱吃饭的理念。
我毕业设计的项目是参与周老师的设计项目。当时周老师正在做一个新产品，名称叫做“橡胶硬度计”。这个项目大概也是一个仿制的产品，仪器有一个探头，用探针对下面的橡胶试块施压，压力来自探针上面的砝码，根据施压给橡胶的力度和橡胶在施压时的变形，得到橡胶的硬度值。
这个项目包括了两个内容，1.设计和制造一个能够完成这一套动作和显示数据的仪器样机。2.整理一份文件资料，获得橡胶硬度与在探针的压力下的弹性变形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是准备编制橡胶硬度标准。
由于硬度计是上二光的成熟产品。他们原来就生产各种参数的硬度计，比如维氏硬度计，显微硬度计，所以设计一个产品，画一套图纸还是轻车熟路的，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就是根据实物样品来画出工程制图，包括装配图和零件图。
在实习期间，我花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希望获得橡胶硬度与在探针的压力下的弹性变形之间的关系。编制橡胶硬度标准，首先根据老师的建议和参考文献目录，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希望获得有用技术资料，在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学生证是可以查阅技术文献的，那个时候没有百度，要找一点资料真的好难。
还算运气，大海捞针似的在上海图书馆的技术文献堆里找到了一份资料。文件只有一页纸，是英语的，花了老大的功夫抄下来，回到厂里再翻译出来。这是一份描述压痕大小与弹性材料硬度之间的关系，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显微硬度计的测量方法。文件是拿回来了，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毕业好多年了，有时还会关注一下有关测量橡胶硬度的仪器。
为了获取橡胶压痕深度与所需力值之间的数据关联，希望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插值细分，当时上二光没有计算机，打探一下上光厂有，上光厂的计算机是通过纸带穿孔来输入程序和数据的。跑到上光厂，找到我们班上在厂里搞毕业设计的同学，在我们班老大的帮助下，编写程序，纸带打孔，运算，输出数据，一天搞定，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为了购买仪器上配套使用的伺服电机，我还和周老师去过一趟浦东，那个时候还没有过江的大桥，我们是坐轮渡过去的，去到浦东，感觉一片荒凉，由此理解了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
等了很久才等到一辆公交，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我们要去的工厂，那个工厂是一个乡镇企业，周老师不满意他们的产品，生意没有谈成，连饭也没得招待，厂方只是派了一辆运货的汽车送我们回到轮渡码头。看看现在的浦东， 40年不到，已是沧海桑田。
开始的时候，每天跟着老师看文件，画图纸，没有事的时候就看看自己教科书，学学外语，后来发现指导老师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指导我们，好像也不希望我们整天待在办公室，我们向老师提出，把图纸带回宿舍去画，老师非常乐意。我们提出要到上光厂同学处去走一走，也是很痛快答应。由此，我们就有了经常性的快乐之旅。
由于有公交月票，我们可以乘坐上海市内全部的带数字的公交车。要走一走的地方当然首选是上光厂和激光所，那里有好多同学，在学校时可能几个月都没有来往，当远离学校了，我们就成亲戚了，隔三差五地要走动走动。
我们去位于斜土路的激光所串门的时候，激光所还安排我们看了一场“激光”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大白鲨》，激光所的老师拿出一张老大的光盘（比原来黑色的老唱片还要大），告诉我们，这就是光盘，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信息，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图像和配音都可以保存在上面，当时市面上已经有录像带了，光盘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光盘将来是要和录像带争夺天下的。现在差不多40年过去了，影视图像的存储和传输技术已经天翻地覆，把过去的事情说给现在的小孩听，可能他们都无法想象。
在激光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微机，老师告诉我们，这台微机正在运行一个消像差的程序，正在进行“像差平衡”的运算，由于这个微机比较小，运算速度不够快，要运行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按照现在微机运行的速度来比较，还真是“不够快”。
江湾五角场去转一转，那里有好多个上海的大学，看看是不是有我们的校园气派。当时宝钢还在建设之中，乘公交到宝钢看看，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隔着长江瞭望了一下长江北岸，也许是崇明岛，只见对岸一片灰蒙蒙，脚下是一片停止施工的建筑工地。
上海万体馆也去了，1980年代初，万体馆算是上海一个比较气派的建筑，在那里留下了我们的合影，那个时候的我们青春韶华。
反正市内能够想得到的地方，都可以去看看。
上海最有名的风景线据说是黄浦江的外滩，说是没到黄浦江外滩看夜景，就等于没有到过上海。
我约上我们班级的南昌老乡，在一个初夏的傍晚去到外滩游玩，那时候外滩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江边上一排混凝土的护栏，有点像是防洪的堤坝，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从上海各处汹涌而来的人潮瞬间就把外滩临江的护栏占领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恋爱中男女，搞得我们无处立足，只得放弃能够观江景的位置，到旁边的街上瞎逛。
在街上，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可以喝饮料的营业场所，进去看到大家都在喝饮料品点心，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各要了一杯咖啡，等咖啡端上来要我们掏钱的时候，把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5角钱一杯！
别处的冷饮都是毛把钱一杯，哪里见过5角钱一杯的咖啡，我们两个人搜遍了口袋，把最后一分钱都用来付账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太危险了，差一点点就狼狈了！
尝一下咖啡，也没有吃出值5角钱特别的味道，等我们走出门来，才看见门口老大的四个大字“和平饭店”，这是和平饭店利用沿街小门开设的一个饮料门市。和平饭店是有钱人来消费的地方，哪里是我们穷学生出入的地方？我们两人对视一下，互道一声“惭愧”，哈哈大笑而归。
时间一天天过去，离我们完成毕业设计的日子不远了，在周老师的指导下，我提交了一套“橡胶硬度计”的装配图，一份与橡胶硬度计配套使用的“橡胶硬度标准说明”作为毕业论文，论文当然是顺利通过，收拾好行李，与老师道一声谢谢，老师再见了！上二光再见了！上海再见了！
已经是归心似箭，因为有一个巨大的未知“毕业分配”在等待着我们。